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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最早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从印钞厂工人，到报社临时工，再到新华社下属《瞭望东方周刊》的总编助理，他奋斗了整整12年，并获得了“中国十大法制人物”“中国阳光记者”等多项荣誉。正当事业达到顶峰之时，因为一次意外的采访，他毅然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决意投身于公益事业，去帮助一群早年流落在异国他乡的中国远征军的老英雄们。
“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2005年，孙春龙到缅甸进行了一次采访。
在缅甸仰光，他看到一片比高尔夫球场还要美丽的英军墓地，埋葬着二战时牺牲在缅甸战场的英军战士。在缅甸。还有日本军人墓地以及日本人修建的无数个纪念碑，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每一个阵亡在缅甸的日本官兵的名字。相比之下，在缅甸，却有逾10万名中国抗日将士的遗骸无人安置。
这一切让这个充满良知的中国记者辗转反侧。在仰光的日本军人墓地，他常常看到背着双肩包的日本青年，一脸虔诚。而几乎每一个缅甸的宾馆老板都会告诉他，来人住的外国人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最多——“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而活着的老兵更加凄惨。战后60多年里，他们再也无法踏上祖国的土地。与国内的亲人们也失去了联系。在缅甸，他们过着最底层的生活，靠卖点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维持生计，得不到尊重。
看到这些曾挽救民族危亡的老英雄们即将一个个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去。孙春龙决定开始他的“救赎”之路，他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老英雄们回家。
“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
从2008年起，孙春龙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找家，并寻找资助帮他们回家。几年的时间，有30多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回乡探访，结束长达约70年的远征。
第一位回家的老兵是李锡全。李锡全是孙春龙在缅甸一处贫瘠的山区里找到的，老人以卖火柴为生。在采访中，老人对家人的思念深深地打动了孙春龙。回国后，孙春龙开始通过微博等渠道四处寻找李锡全的家，并艰难地筹措资金。2008年5月汶川地震，正在灾区采访的孙春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他：“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孙春龙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知道，以李锡全贫困的状况，打一个国际长途是一笔多么昂贵的费用，而任何局势的变化都让老人如此担忧，可见老人回家的愿望有多么的急切。2008年10月，在孙春龙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李锡全终于踏上了阔别近70年的故土。在湖南常德火车站，数百名志愿者自发举着横幅、带着鲜花来迎接老英雄的回归。这一切让李锡全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天，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佝偻着站在父母的坟前，虽然听不见老人的任何言语，但孙春龙看到，老人微张的嘴似乎在轻轻地喊着“妈妈”“妈妈”……
李锡全老人的归来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2008年年底，李锡全和孙春龙被评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此后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问孙春龙：“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的远征军老兵?”孙春龙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觉得自己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他回忆说，“难道帮助了李锡全，就能抹平我内心的愧疚?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还是仅仅为了求得一时的慰藉，甚至是在沽名钓誉?”2009年，孙春龙再次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孙春龙最明白，老兵们要求的并不多，他们最需要的只是国人的认可。而孙春龙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在国人的欢呼声中有尊严地回家。
广东籍老兵杨剑达一直寄居在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几十年来他从未与家人有过联系。杨剑达坚持让女儿玲玲学会了一点中文，还教会女儿唱《松花江上》，他说，这是他能留给女儿的唯一的东西。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给留缅的抗战老兵颁发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名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杨剑达把它藏在箱底。见到孙春龙的第一天，老人就喊女儿把纪念章拿出来，亲自一层一层地打开包装，把那枚亮闪闪的金色的纪念章展现在大家面前，老人脸上的喜悦像花儿一样绽放。这份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荣誉给杨剑达带来了莫大的满足。在缅甸生活了60多年，杨剑达一直没有加入缅籍。被问起原因时，老人说：“我是一名中国人，有一天，我终究要回到我的家乡。”
在缅甸，杨剑达拿的是一张破旧的外侨证，每年，他需要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以获得居留的权利。当孙春龙接杨剑达回家，在云南省公安厅为他办理前往广东梅县老家探亲的外国人通行证时，杨剑达突然有些凄然地问：“缅甸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把我当成外国人。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接老人回乡的路上，孙春龙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在云南腾冲猴桥口岸人境时，他向武警提出派礼兵迎接老人，部队首长欣然答应；在上飞机前，他向机长讲述了老人的经历，乘务员专门通过广播隆重地向旅客们介绍这位特殊的乘客。大家纷纷为老人鼓掌致敬；在深圳机场，他号召当地的志愿者，在机场拉起红色的横幅，向杨剑达大喊“欢迎杨爷爷回家”；在梅县老家，村民们百米长的鞭炮炸响一地红屑，迎接游子归来。
在接杨剑达回家1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孙春龙接到玲玲的电话。说她爸爸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她说，爸爸清醒的时候让她转告他，在缅甸还有许多牺牲的战友的遗骸也需要回家，他们需要有一个纪念碑。孙春龙让玲玲把电话放在她爸爸的耳边，坚定地对老人说：“请放心，这些愿望我一定会做到。”令人惊讶的是，杨剑达竟然弱弱地说了一声“好”。
“这个社会不缺少抱怨，缺少行动者”
杨剑达离去了。抗日老兵的心愿却还没有完成，无数的英烈们还被遗忘在异国他乡。“这只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我们对老兵这个群体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孙春龙的语气中我们感受不到一丝的得意与骄傲，更多的，仿佛是愧疚与焦虑，“如果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等这些所剩无几的英雄，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我们的忏悔。我们的良知，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
2010年孙春龙出版报告文学《异域1945》。书中，他记述了自己采访众多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的艰辛活动。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
2011年6月30日，孙春龙正式辞去了《瞭望东方周刊》总编助理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志愿者。2011年12月初，孙春龙申请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获批。他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宗旨，是让每一个为国出征的英雄凯旋。活动项目，一是帮助幸存老兵回家；二是寻找二战时在缅印战场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运送回国安葬，包括在当地修建纪念碑以及开展墓地的重建、保护等；三是帮助国内研究二战史的民间学者，以便于他们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活动发起以来，已得到众多热心人士的支持。“这个社会不缺少抱怨，缺少行动者：也不缺少爱心，缺少对爱心的尊重和唤醒。抱怨再多，改变不了现实。”孙春龙说。
孙春龙帮助的是幸存老兵，但温暖的，却是一个民族。
责编／晓辉
“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2005年，孙春龙到缅甸进行了一次采访。
在缅甸仰光，他看到一片比高尔夫球场还要美丽的英军墓地，埋葬着二战时牺牲在缅甸战场的英军战士。在缅甸。还有日本军人墓地以及日本人修建的无数个纪念碑，纪念碑的底座上，刻着每一个阵亡在缅甸的日本官兵的名字。相比之下，在缅甸，却有逾10万名中国抗日将士的遗骸无人安置。
这一切让这个充满良知的中国记者辗转反侧。在仰光的日本军人墓地，他常常看到背着双肩包的日本青年，一脸虔诚。而几乎每一个缅甸的宾馆老板都会告诉他，来人住的外国人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最多——“日本人是来祭祀老兵的，中国人是来做生意的。”
而活着的老兵更加凄惨。战后60多年里，他们再也无法踏上祖国的土地。与国内的亲人们也失去了联系。在缅甸，他们过着最底层的生活，靠卖点火柴之类的小玩意儿维持生计，得不到尊重。
看到这些曾挽救民族危亡的老英雄们即将一个个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去。孙春龙决定开始他的“救赎”之路，他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些老英雄们回家。
“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
从2008年起，孙春龙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找家，并寻找资助帮他们回家。几年的时间，有30多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回乡探访，结束长达约70年的远征。
第一位回家的老兵是李锡全。李锡全是孙春龙在缅甸一处贫瘠的山区里找到的，老人以卖火柴为生。在采访中，老人对家人的思念深深地打动了孙春龙。回国后，孙春龙开始通过微博等渠道四处寻找李锡全的家，并艰难地筹措资金。2008年5月汶川地震，正在灾区采访的孙春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小心翼翼地问他：“祖国地震了，我还能回家吗?”孙春龙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知道，以李锡全贫困的状况，打一个国际长途是一笔多么昂贵的费用，而任何局势的变化都让老人如此担忧，可见老人回家的愿望有多么的急切。2008年10月，在孙春龙以及众多志愿者的帮助下。李锡全终于踏上了阔别近70年的故土。在湖南常德火车站，数百名志愿者自发举着横幅、带着鲜花来迎接老英雄的回归。这一切让李锡全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天，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佝偻着站在父母的坟前，虽然听不见老人的任何言语，但孙春龙看到，老人微张的嘴似乎在轻轻地喊着“妈妈”“妈妈”……
李锡全老人的归来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2008年年底，李锡全和孙春龙被评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此后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问孙春龙：“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的远征军老兵?”孙春龙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觉得自己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他回忆说，“难道帮助了李锡全，就能抹平我内心的愧疚?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还是仅仅为了求得一时的慰藉，甚至是在沽名钓誉?”2009年，孙春龙再次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孙春龙最明白，老兵们要求的并不多，他们最需要的只是国人的认可。而孙春龙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在国人的欢呼声中有尊严地回家。
广东籍老兵杨剑达一直寄居在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几十年来他从未与家人有过联系。杨剑达坚持让女儿玲玲学会了一点中文，还教会女儿唱《松花江上》，他说，这是他能留给女儿的唯一的东西。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给留缅的抗战老兵颁发了由胡锦涛主席签名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杨剑达把它藏在箱底。见到孙春龙的第一天，老人就喊女儿把纪念章拿出来，亲自一层一层地打开包装，把那枚亮闪闪的金色的纪念章展现在大家面前，老人脸上的喜悦像花儿一样绽放。这份迟到半个多世纪的国家荣誉给杨剑达带来了莫大的满足。在缅甸生活了60多年，杨剑达一直没有加入缅籍。被问起原因时，老人说：“我是一名中国人，有一天，我终究要回到我的家乡。”
在缅甸，杨剑达拿的是一张破旧的外侨证，每年，他需要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的费用。以获得居留的权利。当孙春龙接杨剑达回家，在云南省公安厅为他办理前往广东梅县老家探亲的外国人通行证时，杨剑达突然有些凄然地问：“缅甸认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把我当成外国人。你说，我究竟是哪国人?”
接老人回乡的路上，孙春龙精心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在云南腾冲猴桥口岸人境时，他向武警提出派礼兵迎接老人，部队首长欣然答应；在上飞机前，他向机长讲述了老人的经历，乘务员专门通过广播隆重地向旅客们介绍这位特殊的乘客。大家纷纷为老人鼓掌致敬；在深圳机场，他号召当地的志愿者，在机场拉起红色的横幅，向杨剑达大喊“欢迎杨爷爷回家”；在梅县老家，村民们百米长的鞭炮炸响一地红屑，迎接游子归来。
在接杨剑达回家1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孙春龙接到玲玲的电话。说她爸爸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她说，爸爸清醒的时候让她转告他，在缅甸还有许多牺牲的战友的遗骸也需要回家，他们需要有一个纪念碑。孙春龙让玲玲把电话放在她爸爸的耳边，坚定地对老人说：“请放心，这些愿望我一定会做到。”令人惊讶的是，杨剑达竟然弱弱地说了一声“好”。
“这个社会不缺少抱怨，缺少行动者”
杨剑达离去了。抗日老兵的心愿却还没有完成，无数的英烈们还被遗忘在异国他乡。“这只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我们对老兵这个群体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孙春龙的语气中我们感受不到一丝的得意与骄傲，更多的，仿佛是愧疚与焦虑，“如果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等这些所剩无几的英雄，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我们的忏悔。我们的良知，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
2010年孙春龙出版报告文学《异域1945》。书中，他记述了自己采访众多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的艰辛活动。对于这一举动，孙春龙称之为“救赎”。
2011年6月30日，孙春龙正式辞去了《瞭望东方周刊》总编助理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志愿者。2011年12月初，孙春龙申请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获批。他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宗旨，是让每一个为国出征的英雄凯旋。活动项目，一是帮助幸存老兵回家；二是寻找二战时在缅印战场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们运送回国安葬，包括在当地修建纪念碑以及开展墓地的重建、保护等；三是帮助国内研究二战史的民间学者，以便于他们能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活动发起以来，已得到众多热心人士的支持。“这个社会不缺少抱怨，缺少行动者：也不缺少爱心，缺少对爱心的尊重和唤醒。抱怨再多，改变不了现实。”孙春龙说。
孙春龙帮助的是幸存老兵，但温暖的，却是一个民族。
责编／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