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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奏凯歌
1927年，周恩来肩负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我党首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何在南昌打响第一枪？除具备有利于起义的军事条件——我党直接掌握着几支武装外，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是我们党的革命策源地之一，南昌是一座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当时，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发展迅猛，工会会员就有20万人，农会组织遍及54个县。有会员30多万人。担任起义前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组织起义时，一方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发动社会各界紧急行动，积极配合支援起义。
在社会贤达的支持下，位于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成了起义的总指挥部：松柏巷附近的一所学校也被腾了出来，成了周恩来部署起义工作、接见社会各界人士的场所。在这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地会见各界革命团体的代表。商讨人民群众支援起义的各项工作。按照他和前委的部署，南昌市迅速组织起工人纠察队、郊区农民自卫队，并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联络队、宣传队。各地工人、农民和热血青年，冲破白色恐怖，纷纷赶来南昌，投身革命。
在起义的严峻时刻，周恩来站在一幅南昌市敌我态势的地图前，沉着坚毅地掌控着起义的进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名起义军，像潮水般冲向敌人，冲锋号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胜利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军被编为3个军，共3万余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后来，起义军挥师南下，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他们沿途贴布告、写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播撒革命火种。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老表端茶送水、热情迎送，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团结的赞歌。
红色摇篮鱼水情
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辗转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后，他与老表们的接触更加频繁。
一天，红都瑞金红军大学的学员们肩扛扁担、斧头上山砍柴。前面的学员到远处砍柴去了，落在队伍后面的新学员见近处的杂树长得茂密，就抡起斧头砍了起来。这事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立即到现场察看，并拜访了那里的群众。老表们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这里虽是村民自己的山，但也不至于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周恩来感谢乡亲们谅解的同时，又把那几个学员找来，严肃地对他们说：“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要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如果损害了群众利益，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一事无成……”后来，那几个学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又把砍来的柴送还给了老表。
周恩来对部队严格要求，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周恩来住在瑞金乌石坑时，邻居杨老太见他每天忙个不停，身体日渐消瘦，几次送鸡蛋给他补养身子，都被婉言谢绝。一天，杨老太和当妇女代表的女儿，硬是把一篮子鸡蛋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推辞不了，只好收下。之后，他让警卫员把鸡蛋送给伙房和几位领导，又交给警卫员一项特殊任务：把鸡蛋折合的钱交给杨老太。周恩来郑重其事地说：“你可不能让我违反群众纪律啊！”
这种党群之间、军民之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平时生活中如此，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更是得到了升华。
1933年2月，国民党调集30个师，分左中右3路气势汹汹地向中央苏区扑来。光是敌人的中路军就达16万之众，而红军总共才7万人。怎样以寡敌众，克敌制胜，打赢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司令朱德沉着应战，实施声东击西的方针，指挥部队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以少部分兵力伪装主力迷惑吸引敌人。周恩来还紧急召集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负责同志，要求各地迅速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使战区以至整个中央苏区呈现出一派热烈支前的火热景象。
苏区的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苏区的老表们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地处战区的宜黄县。有位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组织几千名民工参加支前活动，给红军送粮食，帮助挖战壕、抬担架，慰问部队和伤病员。为了封锁消息，战区的每乡每村都设立哨卡，连儿童团员都手持梭标，站岗放哨。国民党军队在南丰和广昌地区两次企图寻歼红军主力均成泡影。至今，那里还流传着老表们不顾生命危险援助红军的故事。
周恩来未必知道中央苏区那许许多多出生入死的无名英雄，但周恩来知道他们统称为老表。正是由于得到了广大老表的支援，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才出奇制胜，打赢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由此，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万里长征开拔时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周恩来又一次见证了中央苏区老表热忱帮助红军脱离险境、走上漫漫征途的情景。
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赣南省，首府就设在于都县城。此时，赣南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支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减员较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扩红成为首要任务，赣南省再次掀起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热潮。
短短几个月，赣南省就扩红1.4万多人，将近占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兵力的六分之一。于都县扩充的7000名新兵，被编成8个补充团，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补充到各军团。红军队伍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的同时，广大老表还挑着一担担粮食、布匹、军鞋送进军营，这一切周恩来看在眼里，铭记心中。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必须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为保障胜利渡河，周恩来亲自部署架设河上的浮桥。赣南省职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带领船工拿着工具来现场支援。沿岸所有的渡船也都被集中起来用于架桥。架桥需要什么，河两岸的群众就支援什么。老表们把从山上砍下的毛竹编成竹排，抛到河中，再在上面铺上木板。为使桥面结实，老表们纷纷把城里各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卸下来，垫铺在浮桥上。一位姓曾的老大爷听说红军架桥急需木料，毫不犹豫地把积存多年的准备做寿材的木料搬来架桥。
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防止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架设浮桥必须在黄昏后进行。一到傍晚。老表们就在架桥现场点燃火把，照亮河面。他们还烧好开水、做好饭菜，慰劳架桥工兵。仅仅用4天时间。在于都河蜿蜒30公里的河段上，红军和老表们就架起了5座浮桥。目睹老表们的慷慨支援、架桥现场的火热景象，周恩来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如今，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的正是周恩来这句发自肺腑的话语。
责编/玉坤
1927年，周恩来肩负着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我党首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何在南昌打响第一枪？除具备有利于起义的军事条件——我党直接掌握着几支武装外，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是我们党的革命策源地之一，南昌是一座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当时，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发展迅猛，工会会员就有20万人，农会组织遍及54个县。有会员30多万人。担任起义前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组织起义时，一方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发动社会各界紧急行动，积极配合支援起义。
在社会贤达的支持下，位于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成了起义的总指挥部：松柏巷附近的一所学校也被腾了出来，成了周恩来部署起义工作、接见社会各界人士的场所。在这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地会见各界革命团体的代表。商讨人民群众支援起义的各项工作。按照他和前委的部署，南昌市迅速组织起工人纠察队、郊区农民自卫队，并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联络队、宣传队。各地工人、农民和热血青年，冲破白色恐怖，纷纷赶来南昌，投身革命。
在起义的严峻时刻，周恩来站在一幅南昌市敌我态势的地图前，沉着坚毅地掌控着起义的进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名起义军，像潮水般冲向敌人，冲锋号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胜利了！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军被编为3个军，共3万余人。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后来，起义军挥师南下，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他们沿途贴布告、写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播撒革命火种。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老表端茶送水、热情迎送，谱写了一曲曲军民团结的赞歌。
红色摇篮鱼水情
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辗转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后，他与老表们的接触更加频繁。
一天，红都瑞金红军大学的学员们肩扛扁担、斧头上山砍柴。前面的学员到远处砍柴去了，落在队伍后面的新学员见近处的杂树长得茂密，就抡起斧头砍了起来。这事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他立即到现场察看，并拜访了那里的群众。老表们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这里虽是村民自己的山，但也不至于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周恩来感谢乡亲们谅解的同时，又把那几个学员找来，严肃地对他们说：“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要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如果损害了群众利益，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一事无成……”后来，那几个学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又把砍来的柴送还给了老表。
周恩来对部队严格要求，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周恩来住在瑞金乌石坑时，邻居杨老太见他每天忙个不停，身体日渐消瘦，几次送鸡蛋给他补养身子，都被婉言谢绝。一天，杨老太和当妇女代表的女儿，硬是把一篮子鸡蛋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推辞不了，只好收下。之后，他让警卫员把鸡蛋送给伙房和几位领导，又交给警卫员一项特殊任务：把鸡蛋折合的钱交给杨老太。周恩来郑重其事地说：“你可不能让我违反群众纪律啊！”
这种党群之间、军民之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平时生活中如此，在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更是得到了升华。
1933年2月，国民党调集30个师，分左中右3路气势汹汹地向中央苏区扑来。光是敌人的中路军就达16万之众，而红军总共才7万人。怎样以寡敌众，克敌制胜，打赢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司令朱德沉着应战，实施声东击西的方针，指挥部队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以少部分兵力伪装主力迷惑吸引敌人。周恩来还紧急召集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负责同志，要求各地迅速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使战区以至整个中央苏区呈现出一派热烈支前的火热景象。
苏区的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苏区的老表们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地处战区的宜黄县。有位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组织几千名民工参加支前活动，给红军送粮食，帮助挖战壕、抬担架，慰问部队和伤病员。为了封锁消息，战区的每乡每村都设立哨卡，连儿童团员都手持梭标，站岗放哨。国民党军队在南丰和广昌地区两次企图寻歼红军主力均成泡影。至今，那里还流传着老表们不顾生命危险援助红军的故事。
周恩来未必知道中央苏区那许许多多出生入死的无名英雄，但周恩来知道他们统称为老表。正是由于得到了广大老表的支援，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才出奇制胜，打赢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由此，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万里长征开拔时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周恩来又一次见证了中央苏区老表热忱帮助红军脱离险境、走上漫漫征途的情景。
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赣南省，首府就设在于都县城。此时，赣南省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支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减员较多，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扩红成为首要任务，赣南省再次掀起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热潮。
短短几个月，赣南省就扩红1.4万多人，将近占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兵力的六分之一。于都县扩充的7000名新兵，被编成8个补充团，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补充到各军团。红军队伍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的同时，广大老表还挑着一担担粮食、布匹、军鞋送进军营，这一切周恩来看在眼里，铭记心中。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必须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为保障胜利渡河，周恩来亲自部署架设河上的浮桥。赣南省职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带领船工拿着工具来现场支援。沿岸所有的渡船也都被集中起来用于架桥。架桥需要什么，河两岸的群众就支援什么。老表们把从山上砍下的毛竹编成竹排，抛到河中，再在上面铺上木板。为使桥面结实，老表们纷纷把城里各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卸下来，垫铺在浮桥上。一位姓曾的老大爷听说红军架桥急需木料，毫不犹豫地把积存多年的准备做寿材的木料搬来架桥。
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防止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架设浮桥必须在黄昏后进行。一到傍晚。老表们就在架桥现场点燃火把，照亮河面。他们还烧好开水、做好饭菜，慰劳架桥工兵。仅仅用4天时间。在于都河蜿蜒30公里的河段上，红军和老表们就架起了5座浮桥。目睹老表们的慷慨支援、架桥现场的火热景象，周恩来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如今，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的正是周恩来这句发自肺腑的话语。
责编/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