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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她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继承，也无法发展。
——侯仁之
从首尔故宫说起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作为“海东小国”，其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因此古迹的规模和档次与我国相比差距不小。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却万分珍视。
首尔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个故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半个北京故宫大。 就是这么几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拿昌德宫来说，为了保护宫内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游客只有等到了一定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在入宫后还要严格遵守各种规定，包括不许吃零食、吸烟、乱扔杂物等。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松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努力了好几分钟，这期间居然无人干涉……
在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到此一游”的字迹、随处丢弃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紧贴首尔德寿宫墙的本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首尔人拆了大楼，改了道路，将那里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首尔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不得不大绕其道。在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对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我们看来真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简陋的小庙，都可能被当作重要的“文化财产”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的“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难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对此乐之不疲。20世纪80年代，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个教授偶然在江原道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山上有“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遗迹。这个发现立刻轰动了韩国，经考证，那里是韩国古代一个理学家的隐居之处。当地乡民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对遗址精心保护……慢慢地，这个不起眼的小山谷成为今天韩国北部著名的风景名胜——“谷云九曲”。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到韩国去旅游，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首尔，你会看到众多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 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绣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凡是韩国人（认为自己）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实际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式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相当考究。
韩国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习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另一种是韩国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文化节，它以有意识地保存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程度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记载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温阳文化节”。还有光山战祝祭，珍岛灵登祭，江陵端午祭，安东民俗祭，百济文化祭……
韩国人把这些文化传统称为“无形文化财产”，并确立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产一百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产二百多种。民间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而且通过文化节加以传承，它们不是博物馆中僵死的标本，而是构成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让传统融入生活
韩国人对中秋节的热情会让许多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感到惊讶。中秋节在中国还不是法定节日，而且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淡。但在韩国，中秋要放假三天，举国欢庆。全韩会出现类似我们春运那样的交通紧张局面，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的美好生活。韩国人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远比圣诞之类的外国节日重视。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节日才是“节”，外国节日不过是“找乐”罢了。
一些韩国人在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会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他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地向孔孟行礼。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见到，而韩国至今保存着281所乡校和84所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占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
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新奇见闻。他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隐士一样，他以耕读为业，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有一块写着“小学世家”的门匾，原来其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有金先生自题的“用因堂”一匾，取《孝经》“用天因地”之义。主人用充满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景……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河先生在现代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每年四时俗节，他都要带领子孙举行家祭，利用这个机会为儿孙们讲述祖先的事迹，教育他们敬重祖宗，不辱先人。彭林到河府拜访时，正是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仪式里，河先生始终严肃恭敬地跪着，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这些都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自发的社会现象。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至今仍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到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方面来自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骄傲。
韩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看法在我看来很有自大的嫌疑。当你和韩国人谈论起历史时，他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讲起大韩民族发明了铜活字，发明了最伟大的韩文，发明了抗击倭寇的龟船，讲起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讲起他们的“东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反观中国， “封建”和“落后”曾经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无数挫折，使国人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就要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在新的世界里写出最美的历史。
于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几乎断开。中学课本里选读的一些古文成了我们这几代年青人对传统的全部理解，孔子、孟子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几个陈腐的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更是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四维八德”“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青年一代如果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没有机会领略传统文化的优美，那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感就会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已完全是“别人的文化”。到那个时候，传统文化将彻底死亡，永不再生。
从这点上讲，韩国人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撰写过《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等著作。2006年调入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侯仁之
从首尔故宫说起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作为“海东小国”，其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因此古迹的规模和档次与我国相比差距不小。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却万分珍视。
首尔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个故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半个北京故宫大。 就是这么几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拿昌德宫来说，为了保护宫内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游客只有等到了一定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在入宫后还要严格遵守各种规定，包括不许吃零食、吸烟、乱扔杂物等。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松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努力了好几分钟，这期间居然无人干涉……
在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到此一游”的字迹、随处丢弃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紧贴首尔德寿宫墙的本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首尔人拆了大楼，改了道路，将那里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首尔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不得不大绕其道。在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对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我们看来真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简陋的小庙，都可能被当作重要的“文化财产”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的“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难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对此乐之不疲。20世纪80年代，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个教授偶然在江原道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山上有“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遗迹。这个发现立刻轰动了韩国，经考证，那里是韩国古代一个理学家的隐居之处。当地乡民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对遗址精心保护……慢慢地，这个不起眼的小山谷成为今天韩国北部著名的风景名胜——“谷云九曲”。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到韩国去旅游，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首尔，你会看到众多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 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绣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凡是韩国人（认为自己）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实际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式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相当考究。
韩国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习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另一种是韩国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文化节，它以有意识地保存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程度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记载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温阳文化节”。还有光山战祝祭，珍岛灵登祭，江陵端午祭，安东民俗祭，百济文化祭……
韩国人把这些文化传统称为“无形文化财产”，并确立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产一百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产二百多种。民间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而且通过文化节加以传承，它们不是博物馆中僵死的标本，而是构成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让传统融入生活
韩国人对中秋节的热情会让许多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感到惊讶。中秋节在中国还不是法定节日，而且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淡。但在韩国，中秋要放假三天，举国欢庆。全韩会出现类似我们春运那样的交通紧张局面，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的美好生活。韩国人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远比圣诞之类的外国节日重视。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节日才是“节”，外国节日不过是“找乐”罢了。
一些韩国人在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会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到文庙祭祀孔子。他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地向孔孟行礼。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见到，而韩国至今保存着281所乡校和84所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占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
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新奇见闻。他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桂八”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隐士一样，他以耕读为业，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有一块写着“小学世家”的门匾，原来其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有金先生自题的“用因堂”一匾，取《孝经》“用天因地”之义。主人用充满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景……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河先生在现代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每年四时俗节，他都要带领子孙举行家祭，利用这个机会为儿孙们讲述祖先的事迹，教育他们敬重祖宗，不辱先人。彭林到河府拜访时，正是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仪式里，河先生始终严肃恭敬地跪着，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这些都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自发的社会现象。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至今仍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一定能感觉到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方面来自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骄傲。
韩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看法在我看来很有自大的嫌疑。当你和韩国人谈论起历史时，他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讲起大韩民族发明了铜活字，发明了最伟大的韩文，发明了抗击倭寇的龟船，讲起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讲起他们的“东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反观中国， “封建”和“落后”曾经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无数挫折，使国人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就要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在新的世界里写出最美的历史。
于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几乎断开。中学课本里选读的一些古文成了我们这几代年青人对传统的全部理解，孔子、孟子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几个陈腐的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更是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四维八德”“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青年一代如果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没有机会领略传统文化的优美，那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感就会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已完全是“别人的文化”。到那个时候，传统文化将彻底死亡，永不再生。
从这点上讲，韩国人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撰写过《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等著作。2006年调入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