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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夫·高希大概是继鲁西迪之后知名度最高的印度裔英语作家，结合想象与历史，风格独特。二0一六年，他的早期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被译为中文，距离最初问世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不过，此书在中文读者中的知名度似乎远不如他的“鸦片战争三部曲”。中译本拟了一个新的副标题“一次抵达十二世纪的埃及之旅”，有穿越感。当然，原作的副标题也不容易让人一眼看明白——“History in the Guise of a Traveler’sTale”，隐藏在旅行家故事背后的历史，蒙着游记面纱的历史？直到最近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史著作，我才留意到，原来《在古老的土地上》并不是一部小说；它还出现在人类学、历史学专业课程的阅读书单里。人类学家认为，它有助于理解北非社会的现代变迁，而且，书写形式是对传统民族志的颠覆；而全球史學者，把它看作研究十二世纪地中海与印度洋贸易世界的精彩个案。
高希在德里大学待了五年，从圣史蒂芬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转入德里经济学院读人类学硕士，同时在《印度快报》做记者。一九七八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师从彼得，林哈特攻读博士学位。这年冬天，他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偶遇普林斯顿大学S.D.戈伊坦教授用英文编译的一部史料集《中世纪犹太商人书信集》，文献来源于开罗老城一处古老的犹太会堂保存的“格尼扎”文书。身为印度人，高希格外留意其中有关印度洋贸易的人物和材料。戈伊坦简略提到，往来于开罗（埃及都市）、亚丁（红海出口）、芒格洛尔（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商人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亚伯拉罕·本·伊朱的人，开罗格尼扎文书中与他有关的至少有七十件，材料之丰富大概可以据此勾勒出他的小传了。戈伊坦选译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两封信，收信人都是本·伊朱。对高希来说，更重要的信息是，信中两次提到了另一个名叫波玛的人。戈伊坦为他加了两行字的注释，说这个波玛既是本·伊朱的奴隶，也是他的商业代表、可敬的家庭成员，其名字“波玛”可能是印度大神梵天的俗语形式。高希怀疑，奴隶波玛会是印度人吗？
偶遇这部中世纪犹太商人书信集，发现埃及与印度在历史上的联系，让高希决定了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对象——埃及乡村。一九七九年，他在突尼斯学习阿拉伯语。一九八0年，进入他的田野点，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城郊、彼此相距一英里半的两个村子——拉塔伊法和纳沙威（按照人类学的行规，村庄以及他所提到的村民的名字都是化名）。高希的博士论文打印稿有三百页，标题是《一个埃及乡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亲属关系》。从博士入学到毕业，高希只用了两年三个月。有趣的是，在高希成名之后，竟然有人专门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他这篇自己没有兴趣出版的人类学论文。
高希在几次访谈中强调，首先，写作对于他来说，要比搞学术研究自由得多，所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作家为职业；其次，在创作了两部小说（《理性环》《阴影线》）之后，他的第三部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完全是写实，绝非虚构。这部“非虚构”作品问世之初，销量惨淡，也没有几篇评论。评论者不知道该怎么给它归类，看起来整个文本像是各种文体的杂烩，既有人类学者的田野笔记，又有个人的游记、自传，还包括对中世纪商人的历史研究。好在，它经受住了时光的淘洗，二十几年来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而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故事背景中涉及的希伯来、阿拉伯、印度社会都得到了认可。
当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还是德里大学青年教师的时候，开设了一门中国史选修课，高希是为数不多的选课学生之一。多年之后，杜赞奇称赞这个当年经他启蒙的学生，“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引领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流派，将虚构的故事和人物置于厚重的历史、地理幕布之上，透过普通人的生活去展现多种维度的历史力量。他特别表扬高希的学者素养，在其作品背后是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甚至比一般专业研究者做得还要扎实。《在古老的土地上》就是明证，其中使用了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文献，涉及欧洲、亚洲多种语言。
高希为《在古老的土地上》设计了一个“旋转门”式的叙述结构。故事按照现在、过去两条时间脉络同步展开，叙述是交替进行的。“过去”的故事，是犹太商人本，伊朱及其家人、朋友、奴隶的经历，发生在八百年前从北非到印度西南海岸的印度洋贸易世界。“现在”的故事，主角就是作者高希本人，时间分作两段，亦即一九八0至一九八一年的博士生阶段的田野工作，以及一九八八至一九九0年对犹太商人本·伊朱及其奴隶波玛的追踪之旅。过去与现在，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亦即书名所示。发生在同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埃及和印度。此外，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还有另一个维度，也就是本·伊朱等人留下的历史痕迹（书信、账目等），经过八百年的封存、遗忘，在十九世纪末被欧洲学者“发现”，流散世界各地，复经几代学者鉴别、识读，将其唤醒——或许可以说，这是高希所讲述故事的第三重——“开罗格尼扎文书”的故事，它的地理空间更为广阔，重心不在埃及或印度，而是延展到了欧美。
《在古老的土地上》的文本中，高希分配给“现在”故事的笔墨要略多一点。八十年代埃及农村的状况，村民的生活、习俗、生计模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反映，借由若干个性鲜明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闯入农民社会的外来者，一个印度人，高希细致描述自己在埃及的亲身体验，所传达的信息，是一种相对封闭、落后、保守的生活状态。故事结束于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三个星期之后，阴云密布，在中东务工的大量埃及劳工被迫返乡。如果说，十二世纪的世界与当下的世界构成反差，是高希有意制造的对照阅读效果，显然他对欧洲势力侵入之前，那个繁荣、多元、相对和平的印度洋贸易世界，给予了更多的同情。
高希的博士论文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类学民族志写法，概念范畴与内容结构都中规中矩，“导论”之后分为五章，分别是：家庭、婚姻与家系、工作与生产、种种政治、团结与分化。高希自称，当年在埃及做人类学田野工作，同时在写两种笔记，一种是为撰写博士论文准备的田野记录，一种是他的私人日记。《在古老的土地上》使用的是后一种笔记，反映他在博士论文中未能表达的感性世界。 高希为《在古老的土地上》一书所做的另一种准备工作，难度不亚于再做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一九八八年，已经凭借两部小说在文坛创出一定声誉的高希，开始着手彻底追查最初吸引着他进入埃及的那个名叫波玛的奴隶。首先要做的是文献工作，拜访格尼扎文书研究专家，到各地的图书馆查访原始文件。然后是田野调查，重走八百年前犹太商人本·伊朱曾经驻留、生活过的地方——开罗、亚丁、印度，也因此而重新回到了八年前高希自己的田野点，再次记录埃及村民们生活的新变化。一九九0年，高希在加尔各答将其调查结果撰成一篇学术论文，还原奴隶波玛与主人本，伊朱的生活经历，题为《文件MS.H.6中的奴隶》。此文后来发表在《底层研究》第七卷（一九九二年），长达六七十页。
开罗格尼扎文书的发现、流散过程以及此后研究价值的不断提升，與敦煌文献有相似之处。本·埃兹拉犹太会堂是这批文书原始的保存地，位于开罗老城——福斯塔特，距离高希做田野的亚历山大城郊大约有两百公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格尼扎”是中东地区犹太会堂普遍设有的储藏室，专门存放等待销毁的文献，目的是保证写有上帝名字的纸不遭到亵渎。本·埃兹拉犹太会堂的格尼扎，从一0二五年修建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持续使用，而没有像其他格尼扎那样定期销毁，从而留下了一座极为罕见的历史文献宝库。本·伊朱的通信、账目等文书在这里保留了七百多年。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欧洲旅行者踏上了埃及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八六四年，犹太研究学者雅各布·扎菲尔参观本，埃兹拉犹太会堂的格尼扎，并撰文介绍，随后更多的“淘宝者”和文物贩子接踵而至。一八九六年，剑桥大学的副教授所罗门·谢克特带走了最大一宗手写文书，大约装满了三十个麻袋和箱子，几乎把本，埃兹拉犹太会堂的格尼扎扫荡一空，只留下了印刷品残页。四年之后的一九00年，保存敦煌文献的莫高窟的密室才偶然被发现。格尼扎文书目前分散在欧美多个城市，而它的故乡开罗却片纸未留。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格尼扎文书，大概占到存世数量的70%，其中手写文书的残篇有十九万三千页，至今大部分未经辨识。
高希在动手追查波玛之初，首先想到的是借助S.D.戈伊坦教授的研究。这位对开罗格尼扎文书的研究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已在一九八五年逝世，其个人的著述目录多达六百六十六个条目。关于犹太商人本·伊朱及其奴隶波玛，戈伊坦并没有做系统的专门讨论，有关信息分散在他各种主题的论述中。戈伊坦曾经制订了一个文献编译计划，专门整理格尼扎文书中关于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贸易往来的文件，拟名为“印度之书”，其中就包括与本，伊朱相关的书信。戈伊坦筹划了三十年的这部资料集在生前尚未最后完工。一九八八年，当高希造访戈伊坦执教的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系时，“印度之书”待刊书稿还不能开放借阅，可以查看的只是它的文件编年目录。不得已，高希只能自己动手，到收藏格尼扎文书的各处图书馆逐一寻访原件。
格尼扎文书大部分使用的语言是犹太一阿拉伯语（Judeo-Arabic），这是在八至九世纪伊斯兰扩张过程中阿拉伯语与各地语言接触之后所产生的地方语言，拼写用的是犹太人惯用的希伯来字母，而语法来自阿拉伯语。高希最初接触时，畏为天书，在戈伊坦的弟子马克·科恩教授鼓励下，凭借他在埃及田野调查时熟悉的阿拉伯方言，竟然在短时间内攻克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古老的土地上》（中译本）书后有三十几页的注释，其中注明了他所使用的大量文献，包括以往学者著述中与本，伊朱相关的史料翻译或引文抄录。此外，高希列出了由他初次使用的一手文献，在剑桥、牛津、普林斯顿、费城各处查阅、抄录所得，多达三十一种（件）。
关于十二世纪犹太商人的历史故事，《在古老的土地上》并没有照搬学术论文《文件MS.H.6中的奴隶》的叙述逻辑。高希重新设计了故事的讲述方式，主角不再是那个身影模糊的奴隶，而是以商人本，伊朱为核心，描述其家族关系、商业关系网络，背景是活跃的地中海——印度洋贸易世界。格尼扎文书中所见印度洋贸易相关文件集中在十一、十二世纪，亦即“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本·埃兹拉犹太会堂所在的开罗老城福斯塔特正是王朝首府所在。此时福斯塔特的居民大部分是各教派的基督徒，其中科普特人占了大多数。犹太社群至少分成三个主要群体——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圣经派，各自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本·埃兹拉犹太会堂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个犹太社群大部分成员是经营小型家族生意的商人，沟通印度洋与地中海，将东方商品贩运到南欧、东南欧。社群成员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地方，西班牙、马格里布、西西里、伊拉克、黎凡特、也门，其中最有权势的，来自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成员中赫赫有名的一位，是医生、学者摩西·迈蒙尼德，他本人也插手印度贸易；此外，后人了解最多的是几位穿梭于欧洲、埃及、印度的旅行家。
本·伊朱来自现在突尼斯的港口城市马荷蒂亚，有两个兄弟、一个姐妹，家境普通，但受过比较好的教育，通晓学理和宗教事务，偏爱文学，成年之后到了福斯塔特，加入“巴勒斯坦人”犹太社群，闯荡商业江湖。在其商人生涯中，早年结识的亚丁犹太商人领袖马德穆恩是他的引路人，后者是印度洋贸易的关键人物，掌握着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庞大关系网。高希从二人的通信推断，马德穆恩对本，伊朱几乎是带着一种父亲般的感隋。大约在一一三二年之前的某个时刻，本，伊朱离开亚丁，搬到了印度洋另一侧、马拉巴尔海岸的芒格洛尔，将近二十年没有再回来。这一反常之举不符合商人的经营逻辑，高希从一封书信残页找到蛛丝马迹，推测本，伊朱可能是为了逃避一场血仇而躲到了印度。
本·伊朱在印度生活十几年，与亚丁、埃及的商业伙伴联手做各种商品的贸易。他在印度留下的日期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一一三二年十月十七日在班加罗尔签署的释奴文书，一个名叫阿漱的女孩获得了自由。本·伊朱与阿漱成了家，有了阿漱娘家一方、印度奈尔人社群的一帮亲戚。本·伊朱的犹太商业伙伴在给他的通信中，从没有出现阿漱的名字，尽管他们频繁地在信的末尾问候两个孩子还有奴隶波玛。犹太人的文化习俗让他们无法接受阿漱这样的非犹太女子。 欧洲宗教狂热引发的屠杀和战火波及地中海南岸，远在印度的本，伊朱的安定生活被打破了。从一一四三年开始，他在突尼斯的家乡连续遭到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攻击，战乱造成大量人口外逃。本·伊朱的兄弟姊妹搬到了西西里生活。一一四八年，本·伊朱从朋友的来信里得知，他的一个兄弟准备从西西里前往叙利亚。次年，本，伊朱带着子女、财物回到亚丁，期待着以自己的财力援助家人。在亚丁三年，他只见到了两个兄弟中的一个，还不幸遭到这个人的欺骗，损失了一笔钱财。更不幸的是，在亚丁，他的儿子夭折了。几乎同时，他最可靠的朋友和导师、亚丁商人领袖马德穆恩也辞世了。这一连串的剧变让本，伊朱深受打击。远在西西里岛的另一个兄弟终于接到了本，伊朱的信件，其中提到他希望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侄子，以托付家产。两个家庭在埃及团聚。保存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份嫁妆清单源出格尼扎文书，上面记录了一一五六年在开罗老城福斯塔特，阿漱的女儿嫁给了她西西里岛的表哥。
阿漱很可能始终没有离开芒格洛尔。在开罗嫁女之后，本，伊朱没有新的活动记录留下，很可能终老于开罗。在一份可能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账本里，提到了波玛的名字。看起来，这个奴隶一直追随在主人身边。
高希书写本·伊朱一生的每一段经历，几乎都要征引同代人或前后时期的文献，尽可能生动地重构当时的地理、社会背景，将读者带入想象的历史现场。在制度层面，他特别致力刻画的，首先是十二世纪犹太商人在印度洋贸易中如何经营运作的，其次是当时的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状况。后者是为了让有先人之见的现代读者对历史上的奴隶制有更多了解，如此才能更接近阿漱和波玛（这一问题详见于论文，而成书着墨不多）。确定波玛的印度身份，将其锁定为来自图卢纳德地区的土著。是高希最精彩的一笔，展现了他探寻历史隐蔽线索的超人能力。循着S.D.戈伊坦教授所编书信集中的简单提示，高希追踪到芒格洛尔，在当地一位学者的帮助下，弄清了图卢文化中本土的普达崇拜与梵语宗教传统的混杂状态，“波玛”实际上是地方神灵与“梵天”混杂同化之后的新神灵的名字。
《在古老的上地上》关于历史部分的叙事，时间发生在十二世纪，而高希的运笔将其拉长到一五。九年葡萄牙人击败埃及、印度联军的第乌之战。此役象征着印度洋贸易的规则从此被欧洲殖民者彻底改变了。本·伊朱、波玛、阿漱之所以有缘聚合在一起，所依靠的那个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已经不复存在。“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中，他们三个人走的路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产生交集的。”此种历史感俨然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版本。
在格尼扎文书中，与本，伊朱相关的信件大概留存下来七十件，绝大多数是S.D.戈伊坦教授最先鉴别出来的，部分被陆续翻译成英文、阿拉伯文发表。其中，就有阿米塔夫，高希初次释读、翻译的书信。二00八年，《中世纪的印度贸易商人：来自开罗格尼扎的文献（“印度之书”）》终于面世，第三章“本·伊朱及其家人”收录英译文书五十九件。这些文书曾经长期由本·伊朱带在身边，从埃及、亚丁到了印度马拉巴尔，又去了西西里，最后折回开罗，送进了本·埃兹拉会堂的格尼扎，在那里躺了八百年，之后流散世界各地。富有商人本·伊朱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舍得用当时最好的纸，书法也漂亮，他的书信可能曾经被犹太会堂附设的学校从格尼扎中拿出来当书法样本，残破、遗失也在所难免，否则，他和家人的故事还会更加丰富多彩。
（《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十二世纪的埃及之旅》，[印] 阿米塔夫·高希著，盧售婷译，中信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高希在德里大学待了五年，从圣史蒂芬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转入德里经济学院读人类学硕士，同时在《印度快报》做记者。一九七八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师从彼得，林哈特攻读博士学位。这年冬天，他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偶遇普林斯顿大学S.D.戈伊坦教授用英文编译的一部史料集《中世纪犹太商人书信集》，文献来源于开罗老城一处古老的犹太会堂保存的“格尼扎”文书。身为印度人，高希格外留意其中有关印度洋贸易的人物和材料。戈伊坦简略提到，往来于开罗（埃及都市）、亚丁（红海出口）、芒格洛尔（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商人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叫亚伯拉罕·本·伊朱的人，开罗格尼扎文书中与他有关的至少有七十件，材料之丰富大概可以据此勾勒出他的小传了。戈伊坦选译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两封信，收信人都是本·伊朱。对高希来说，更重要的信息是，信中两次提到了另一个名叫波玛的人。戈伊坦为他加了两行字的注释，说这个波玛既是本·伊朱的奴隶，也是他的商业代表、可敬的家庭成员，其名字“波玛”可能是印度大神梵天的俗语形式。高希怀疑，奴隶波玛会是印度人吗？
偶遇这部中世纪犹太商人书信集，发现埃及与印度在历史上的联系，让高希决定了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对象——埃及乡村。一九七九年，他在突尼斯学习阿拉伯语。一九八0年，进入他的田野点，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城郊、彼此相距一英里半的两个村子——拉塔伊法和纳沙威（按照人类学的行规，村庄以及他所提到的村民的名字都是化名）。高希的博士论文打印稿有三百页，标题是《一个埃及乡村社区的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亲属关系》。从博士入学到毕业，高希只用了两年三个月。有趣的是，在高希成名之后，竟然有人专门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他这篇自己没有兴趣出版的人类学论文。
高希在几次访谈中强调，首先，写作对于他来说，要比搞学术研究自由得多，所以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作家为职业；其次，在创作了两部小说（《理性环》《阴影线》）之后，他的第三部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完全是写实，绝非虚构。这部“非虚构”作品问世之初，销量惨淡，也没有几篇评论。评论者不知道该怎么给它归类，看起来整个文本像是各种文体的杂烩，既有人类学者的田野笔记，又有个人的游记、自传，还包括对中世纪商人的历史研究。好在，它经受住了时光的淘洗，二十几年来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而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故事背景中涉及的希伯来、阿拉伯、印度社会都得到了认可。
当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还是德里大学青年教师的时候，开设了一门中国史选修课，高希是为数不多的选课学生之一。多年之后，杜赞奇称赞这个当年经他启蒙的学生，“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引领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流派，将虚构的故事和人物置于厚重的历史、地理幕布之上，透过普通人的生活去展现多种维度的历史力量。他特别表扬高希的学者素养，在其作品背后是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甚至比一般专业研究者做得还要扎实。《在古老的土地上》就是明证，其中使用了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文献，涉及欧洲、亚洲多种语言。
高希为《在古老的土地上》设计了一个“旋转门”式的叙述结构。故事按照现在、过去两条时间脉络同步展开，叙述是交替进行的。“过去”的故事，是犹太商人本，伊朱及其家人、朋友、奴隶的经历，发生在八百年前从北非到印度西南海岸的印度洋贸易世界。“现在”的故事，主角就是作者高希本人，时间分作两段，亦即一九八0至一九八一年的博士生阶段的田野工作，以及一九八八至一九九0年对犹太商人本·伊朱及其奴隶波玛的追踪之旅。过去与现在，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亦即书名所示。发生在同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埃及和印度。此外，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还有另一个维度，也就是本·伊朱等人留下的历史痕迹（书信、账目等），经过八百年的封存、遗忘，在十九世纪末被欧洲学者“发现”，流散世界各地，复经几代学者鉴别、识读，将其唤醒——或许可以说，这是高希所讲述故事的第三重——“开罗格尼扎文书”的故事，它的地理空间更为广阔，重心不在埃及或印度，而是延展到了欧美。
《在古老的土地上》的文本中，高希分配给“现在”故事的笔墨要略多一点。八十年代埃及农村的状况，村民的生活、习俗、生计模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反映，借由若干个性鲜明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闯入农民社会的外来者，一个印度人，高希细致描述自己在埃及的亲身体验，所传达的信息，是一种相对封闭、落后、保守的生活状态。故事结束于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三个星期之后，阴云密布，在中东务工的大量埃及劳工被迫返乡。如果说，十二世纪的世界与当下的世界构成反差，是高希有意制造的对照阅读效果，显然他对欧洲势力侵入之前，那个繁荣、多元、相对和平的印度洋贸易世界，给予了更多的同情。
高希的博士论文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类学民族志写法，概念范畴与内容结构都中规中矩，“导论”之后分为五章，分别是：家庭、婚姻与家系、工作与生产、种种政治、团结与分化。高希自称，当年在埃及做人类学田野工作，同时在写两种笔记，一种是为撰写博士论文准备的田野记录，一种是他的私人日记。《在古老的土地上》使用的是后一种笔记，反映他在博士论文中未能表达的感性世界。 高希为《在古老的土地上》一书所做的另一种准备工作，难度不亚于再做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一九八八年，已经凭借两部小说在文坛创出一定声誉的高希，开始着手彻底追查最初吸引着他进入埃及的那个名叫波玛的奴隶。首先要做的是文献工作，拜访格尼扎文书研究专家，到各地的图书馆查访原始文件。然后是田野调查，重走八百年前犹太商人本·伊朱曾经驻留、生活过的地方——开罗、亚丁、印度，也因此而重新回到了八年前高希自己的田野点，再次记录埃及村民们生活的新变化。一九九0年，高希在加尔各答将其调查结果撰成一篇学术论文，还原奴隶波玛与主人本，伊朱的生活经历，题为《文件MS.H.6中的奴隶》。此文后来发表在《底层研究》第七卷（一九九二年），长达六七十页。
开罗格尼扎文书的发现、流散过程以及此后研究价值的不断提升，與敦煌文献有相似之处。本·埃兹拉犹太会堂是这批文书原始的保存地，位于开罗老城——福斯塔特，距离高希做田野的亚历山大城郊大约有两百公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格尼扎”是中东地区犹太会堂普遍设有的储藏室，专门存放等待销毁的文献，目的是保证写有上帝名字的纸不遭到亵渎。本·埃兹拉犹太会堂的格尼扎，从一0二五年修建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持续使用，而没有像其他格尼扎那样定期销毁，从而留下了一座极为罕见的历史文献宝库。本·伊朱的通信、账目等文书在这里保留了七百多年。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越来越多的欧洲旅行者踏上了埃及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八六四年，犹太研究学者雅各布·扎菲尔参观本，埃兹拉犹太会堂的格尼扎，并撰文介绍，随后更多的“淘宝者”和文物贩子接踵而至。一八九六年，剑桥大学的副教授所罗门·谢克特带走了最大一宗手写文书，大约装满了三十个麻袋和箱子，几乎把本，埃兹拉犹太会堂的格尼扎扫荡一空，只留下了印刷品残页。四年之后的一九00年，保存敦煌文献的莫高窟的密室才偶然被发现。格尼扎文书目前分散在欧美多个城市，而它的故乡开罗却片纸未留。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格尼扎文书，大概占到存世数量的70%，其中手写文书的残篇有十九万三千页，至今大部分未经辨识。
高希在动手追查波玛之初，首先想到的是借助S.D.戈伊坦教授的研究。这位对开罗格尼扎文书的研究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已在一九八五年逝世，其个人的著述目录多达六百六十六个条目。关于犹太商人本·伊朱及其奴隶波玛，戈伊坦并没有做系统的专门讨论，有关信息分散在他各种主题的论述中。戈伊坦曾经制订了一个文献编译计划，专门整理格尼扎文书中关于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贸易往来的文件，拟名为“印度之书”，其中就包括与本，伊朱相关的书信。戈伊坦筹划了三十年的这部资料集在生前尚未最后完工。一九八八年，当高希造访戈伊坦执教的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系时，“印度之书”待刊书稿还不能开放借阅，可以查看的只是它的文件编年目录。不得已，高希只能自己动手，到收藏格尼扎文书的各处图书馆逐一寻访原件。
格尼扎文书大部分使用的语言是犹太一阿拉伯语（Judeo-Arabic），这是在八至九世纪伊斯兰扩张过程中阿拉伯语与各地语言接触之后所产生的地方语言，拼写用的是犹太人惯用的希伯来字母，而语法来自阿拉伯语。高希最初接触时，畏为天书，在戈伊坦的弟子马克·科恩教授鼓励下，凭借他在埃及田野调查时熟悉的阿拉伯方言，竟然在短时间内攻克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古老的土地上》（中译本）书后有三十几页的注释，其中注明了他所使用的大量文献，包括以往学者著述中与本，伊朱相关的史料翻译或引文抄录。此外，高希列出了由他初次使用的一手文献，在剑桥、牛津、普林斯顿、费城各处查阅、抄录所得，多达三十一种（件）。
关于十二世纪犹太商人的历史故事，《在古老的土地上》并没有照搬学术论文《文件MS.H.6中的奴隶》的叙述逻辑。高希重新设计了故事的讲述方式，主角不再是那个身影模糊的奴隶，而是以商人本，伊朱为核心，描述其家族关系、商业关系网络，背景是活跃的地中海——印度洋贸易世界。格尼扎文书中所见印度洋贸易相关文件集中在十一、十二世纪，亦即“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本·埃兹拉犹太会堂所在的开罗老城福斯塔特正是王朝首府所在。此时福斯塔特的居民大部分是各教派的基督徒，其中科普特人占了大多数。犹太社群至少分成三个主要群体——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圣经派，各自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本·埃兹拉犹太会堂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个犹太社群大部分成员是经营小型家族生意的商人，沟通印度洋与地中海，将东方商品贩运到南欧、东南欧。社群成员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地方，西班牙、马格里布、西西里、伊拉克、黎凡特、也门，其中最有权势的，来自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成员中赫赫有名的一位，是医生、学者摩西·迈蒙尼德，他本人也插手印度贸易；此外，后人了解最多的是几位穿梭于欧洲、埃及、印度的旅行家。
本·伊朱来自现在突尼斯的港口城市马荷蒂亚，有两个兄弟、一个姐妹，家境普通，但受过比较好的教育，通晓学理和宗教事务，偏爱文学，成年之后到了福斯塔特，加入“巴勒斯坦人”犹太社群，闯荡商业江湖。在其商人生涯中，早年结识的亚丁犹太商人领袖马德穆恩是他的引路人，后者是印度洋贸易的关键人物，掌握着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庞大关系网。高希从二人的通信推断，马德穆恩对本，伊朱几乎是带着一种父亲般的感隋。大约在一一三二年之前的某个时刻，本，伊朱离开亚丁，搬到了印度洋另一侧、马拉巴尔海岸的芒格洛尔，将近二十年没有再回来。这一反常之举不符合商人的经营逻辑，高希从一封书信残页找到蛛丝马迹，推测本，伊朱可能是为了逃避一场血仇而躲到了印度。
本·伊朱在印度生活十几年，与亚丁、埃及的商业伙伴联手做各种商品的贸易。他在印度留下的日期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一一三二年十月十七日在班加罗尔签署的释奴文书，一个名叫阿漱的女孩获得了自由。本·伊朱与阿漱成了家，有了阿漱娘家一方、印度奈尔人社群的一帮亲戚。本·伊朱的犹太商业伙伴在给他的通信中，从没有出现阿漱的名字，尽管他们频繁地在信的末尾问候两个孩子还有奴隶波玛。犹太人的文化习俗让他们无法接受阿漱这样的非犹太女子。 欧洲宗教狂热引发的屠杀和战火波及地中海南岸，远在印度的本，伊朱的安定生活被打破了。从一一四三年开始，他在突尼斯的家乡连续遭到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攻击，战乱造成大量人口外逃。本·伊朱的兄弟姊妹搬到了西西里生活。一一四八年，本·伊朱从朋友的来信里得知，他的一个兄弟准备从西西里前往叙利亚。次年，本，伊朱带着子女、财物回到亚丁，期待着以自己的财力援助家人。在亚丁三年，他只见到了两个兄弟中的一个，还不幸遭到这个人的欺骗，损失了一笔钱财。更不幸的是，在亚丁，他的儿子夭折了。几乎同时，他最可靠的朋友和导师、亚丁商人领袖马德穆恩也辞世了。这一连串的剧变让本，伊朱深受打击。远在西西里岛的另一个兄弟终于接到了本，伊朱的信件，其中提到他希望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侄子，以托付家产。两个家庭在埃及团聚。保存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份嫁妆清单源出格尼扎文书，上面记录了一一五六年在开罗老城福斯塔特，阿漱的女儿嫁给了她西西里岛的表哥。
阿漱很可能始终没有离开芒格洛尔。在开罗嫁女之后，本，伊朱没有新的活动记录留下，很可能终老于开罗。在一份可能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账本里，提到了波玛的名字。看起来，这个奴隶一直追随在主人身边。
高希书写本·伊朱一生的每一段经历，几乎都要征引同代人或前后时期的文献，尽可能生动地重构当时的地理、社会背景，将读者带入想象的历史现场。在制度层面，他特别致力刻画的，首先是十二世纪犹太商人在印度洋贸易中如何经营运作的，其次是当时的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状况。后者是为了让有先人之见的现代读者对历史上的奴隶制有更多了解，如此才能更接近阿漱和波玛（这一问题详见于论文，而成书着墨不多）。确定波玛的印度身份，将其锁定为来自图卢纳德地区的土著。是高希最精彩的一笔，展现了他探寻历史隐蔽线索的超人能力。循着S.D.戈伊坦教授所编书信集中的简单提示，高希追踪到芒格洛尔，在当地一位学者的帮助下，弄清了图卢文化中本土的普达崇拜与梵语宗教传统的混杂状态，“波玛”实际上是地方神灵与“梵天”混杂同化之后的新神灵的名字。
《在古老的上地上》关于历史部分的叙事，时间发生在十二世纪，而高希的运笔将其拉长到一五。九年葡萄牙人击败埃及、印度联军的第乌之战。此役象征着印度洋贸易的规则从此被欧洲殖民者彻底改变了。本·伊朱、波玛、阿漱之所以有缘聚合在一起，所依靠的那个世界性的交往网络已经不复存在。“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中，他们三个人走的路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产生交集的。”此种历史感俨然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版本。
在格尼扎文书中，与本，伊朱相关的信件大概留存下来七十件，绝大多数是S.D.戈伊坦教授最先鉴别出来的，部分被陆续翻译成英文、阿拉伯文发表。其中，就有阿米塔夫，高希初次释读、翻译的书信。二00八年，《中世纪的印度贸易商人：来自开罗格尼扎的文献（“印度之书”）》终于面世，第三章“本·伊朱及其家人”收录英译文书五十九件。这些文书曾经长期由本·伊朱带在身边，从埃及、亚丁到了印度马拉巴尔，又去了西西里，最后折回开罗，送进了本·埃兹拉会堂的格尼扎，在那里躺了八百年，之后流散世界各地。富有商人本·伊朱是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舍得用当时最好的纸，书法也漂亮，他的书信可能曾经被犹太会堂附设的学校从格尼扎中拿出来当书法样本，残破、遗失也在所难免，否则，他和家人的故事还会更加丰富多彩。
（《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十二世纪的埃及之旅》，[印] 阿米塔夫·高希著，盧售婷译，中信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