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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人们在休闲消遣的过程中获得了生理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娱乐起源于社会实践，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即娱乐文化。[1]魏晋六朝是一个人和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当时休闲娱乐之风始盛，休闲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自觉。作为魏晋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许多娱乐活动，这些活动是一种任达潇洒的反映，也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境界和人生哲学，这种心灵的闲适与宁静或行为的旷放与风流主导着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世说新语》中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充分表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位。
博戏一词的前身系博弈，始见于《论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2]就博戏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带有竞技性的游戏的总称，博戏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必然的赌性，但在某种条件下，却可以为人所用，进行赌博活动。就功能而言，博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身心娱乐活动之一，在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前，博戏不论从概念上还是从作用上都在一定程度的替代着体育的作用。
从东汉末年开始，随着中央政权的势微，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其后的300多年里，国家陷于了分裂和战乱当中，同室操戈、父子相残的现象不一而足。另一方面，道家哲学的复兴和玄学的兴盛以及传统儒家礼制的失控，使得人们在思想上处于混乱的状态。乱世当中，无论是寒门还是士族集团，都抱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这也给博戏的兴盛提供了土壤。[3]
一、围棋
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类博戏之一，先秦时期，围棋被称作“弈棋”，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类博戏之一。学术界对于围棋的起源，有很多争论，《论语·阳货》中有“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由博弈者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当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虽然对于围棋最早的发明时间难以考证，但学者们依据这两段文字，认为至迟在春秋时期，围棋在社会当中就已经非常流行了。[4]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则进入了新的高峰阶段，当时的士大夫对围棋都非常的精通，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围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是伴随着高雅神秘的围棋活动而进行的。他们对于围棋的贪恋已经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排调》第16则）
因大人与初学围棋的儿童棋艺差距很大，可儿童又往往不甘心认输，所以就以不讲理的办法阻止大人行棋。文中“按指不听”四字，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王导之子王悦的这一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态。而父子二人迷恋围棋之深，就跃然纸上了。
围棋在魏晋六朝时期真正的兴盛了，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围棋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超越；它玄奥精深的棋理；及下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高雅的美，都与魏晋士人相契合。围棋是魏晋士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精神宣泄的工具，也是他们自觉的艺术追求。围棋正是在魏晋时期成为了中国文人身份的标志之一，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樗蒲
樗蒲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逐渐衰落，南宋时己废置不行。据《晋中兴书》载：“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
作为士族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名士以樗蒲活动展示其个性魅力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有关樗蒲活动记载的珍贵史料，而且有助于认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由于樗蒲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输赢的筹码很大，甚至顷刻间可以使人倾家荡产，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寻求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弄潮儿：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任诞》第26则）
尽管屡战屡败，却还要屡败屡战。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儿来自樗蒲活动十分渺茫的胜利的机会，而樗蒲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参与者来调动冒险和竞争意识。由于这种魅力的吸引，有些乐此不疲者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方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对人曰：“汝意识袁彦道不？”（《任诞》第34则）
这篇故事可谓是马融《樗蒲赋》所描绘的“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的激烈刺激场面。文中袁耽能够放下父母的丧礼而去替桓温出气报仇，其动力既不是哥们儿意气，也不是挣钱的欲望，他只是想在樗蒲游戏中一展才华，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西域文化的冒险竞争意识对中原士人的影响，魏晋士人将个人价值置于礼法之上，于此可见一斑。从中亦可见习樗蒲者在性格和人格方面所形成的自信和自尊。
三、弹棋
弹棋之始，其说有三，一为汉武帝时东方朔进献，《太平御览》卷755“工艺部”“弹棋”引《弹棋经序》曰：“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二为汉成帝时刘向所作，据傅玄《弹棋赋序》：“汉成帝好蹴鞠，刘向以为蹴鞠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而作弹棋以解之。今观其道，蹴鞠道也。”。
魏晋士人喜欢弹棋，与它透射出的高雅趣味有关，亦与它所具有的道教的文化内涵有关。《艺经》曰：
弹棋者，雅戏也。非事乎千百枭撅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博腾掷之妙，以自畅耳。
玩弹棋的目的不是为了追名逐利，而是纯粹为了娱乐休闲，玩家需要具有放松的心情，淡泊的心境，同时，它又是一种智力游戏，“乘色行巧，据险用智。”王粲称它可以“清灵体道，稽谟玄神”，具有了形上意味，这使它与清谈活动类似，是一种需要智力的高雅活动，正投合中国文人的喜好，所以称它为“雅戏”。而其动作合于道家导引修炼之术，在道教养生长生思想兴盛的魏晋，也投合了士人们的趣味。
【参考文献】
[1]王开玉.当前中国娱乐文化研究[J].新疆大学，2010（05）：3
[2]李越.中国古代博戏文化与当代百姓休闲精神[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05）：188
[3]刘甫晟.魏晋南北朝时期博戏及博戏赌博现象初探[J].成都体育学院，2012（06）：10
[4]郝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53
博戏一词的前身系博弈，始见于《论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2]就博戏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带有竞技性的游戏的总称，博戏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必然的赌性，但在某种条件下，却可以为人所用，进行赌博活动。就功能而言，博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身心娱乐活动之一，在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前，博戏不论从概念上还是从作用上都在一定程度的替代着体育的作用。
从东汉末年开始，随着中央政权的势微，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其后的300多年里，国家陷于了分裂和战乱当中，同室操戈、父子相残的现象不一而足。另一方面，道家哲学的复兴和玄学的兴盛以及传统儒家礼制的失控，使得人们在思想上处于混乱的状态。乱世当中，无论是寒门还是士族集团，都抱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这也给博戏的兴盛提供了土壤。[3]
一、围棋
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类博戏之一，先秦时期，围棋被称作“弈棋”，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类博戏之一。学术界对于围棋的起源，有很多争论，《论语·阳货》中有“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由博弈者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当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虽然对于围棋最早的发明时间难以考证，但学者们依据这两段文字，认为至迟在春秋时期，围棋在社会当中就已经非常流行了。[4]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则进入了新的高峰阶段，当时的士大夫对围棋都非常的精通，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围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是伴随着高雅神秘的围棋活动而进行的。他们对于围棋的贪恋已经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
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按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排调》第16则）
因大人与初学围棋的儿童棋艺差距很大，可儿童又往往不甘心认输，所以就以不讲理的办法阻止大人行棋。文中“按指不听”四字，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王导之子王悦的这一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态。而父子二人迷恋围棋之深，就跃然纸上了。
围棋在魏晋六朝时期真正的兴盛了，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围棋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超越；它玄奥精深的棋理；及下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高雅的美，都与魏晋士人相契合。围棋是魏晋士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精神宣泄的工具，也是他们自觉的艺术追求。围棋正是在魏晋时期成为了中国文人身份的标志之一，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樗蒲
樗蒲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逐渐衰落，南宋时己废置不行。据《晋中兴书》载：“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
作为士族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名士以樗蒲活动展示其个性魅力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有关樗蒲活动记载的珍贵史料，而且有助于认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由于樗蒲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输赢的筹码很大，甚至顷刻间可以使人倾家荡产，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寻求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弄潮儿：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任诞》第26则）
尽管屡战屡败，却还要屡败屡战。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儿来自樗蒲活动十分渺茫的胜利的机会，而樗蒲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参与者来调动冒险和竞争意识。由于这种魅力的吸引，有些乐此不疲者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方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对人曰：“汝意识袁彦道不？”（《任诞》第34则）
这篇故事可谓是马融《樗蒲赋》所描绘的“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的激烈刺激场面。文中袁耽能够放下父母的丧礼而去替桓温出气报仇，其动力既不是哥们儿意气，也不是挣钱的欲望，他只是想在樗蒲游戏中一展才华，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西域文化的冒险竞争意识对中原士人的影响，魏晋士人将个人价值置于礼法之上，于此可见一斑。从中亦可见习樗蒲者在性格和人格方面所形成的自信和自尊。
三、弹棋
弹棋之始，其说有三，一为汉武帝时东方朔进献，《太平御览》卷755“工艺部”“弹棋”引《弹棋经序》曰：“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二为汉成帝时刘向所作，据傅玄《弹棋赋序》：“汉成帝好蹴鞠，刘向以为蹴鞠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而作弹棋以解之。今观其道，蹴鞠道也。”。
魏晋士人喜欢弹棋，与它透射出的高雅趣味有关，亦与它所具有的道教的文化内涵有关。《艺经》曰：
弹棋者，雅戏也。非事乎千百枭撅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博腾掷之妙，以自畅耳。
玩弹棋的目的不是为了追名逐利，而是纯粹为了娱乐休闲，玩家需要具有放松的心情，淡泊的心境，同时，它又是一种智力游戏，“乘色行巧，据险用智。”王粲称它可以“清灵体道，稽谟玄神”，具有了形上意味，这使它与清谈活动类似，是一种需要智力的高雅活动，正投合中国文人的喜好，所以称它为“雅戏”。而其动作合于道家导引修炼之术，在道教养生长生思想兴盛的魏晋，也投合了士人们的趣味。
【参考文献】
[1]王开玉.当前中国娱乐文化研究[J].新疆大学，2010（05）：3
[2]李越.中国古代博戏文化与当代百姓休闲精神[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05）：188
[3]刘甫晟.魏晋南北朝时期博戏及博戏赌博现象初探[J].成都体育学院，2012（06）：10
[4]郝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