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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39年的我,2019年将步入80岁。这漫漫岁月,让我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见证了自己和身边人奔小康的步伐。今昔对比,真是感慨万千。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我想还是从我家的3个“三换”来见证这来之不易的小康。
1964年,我在沔渡小学工作,经一位女教师介绍,我与沔渡夏馆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在那里安了家。妻子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泥抖房,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最先盖的是杉树皮,后来才换成瓦。厨房在住房后,烧的是杂柴茅草,一日三餐前,屋内屋外,都是乌烟瘴气。泥抖房没有沐浴间,家人就在厨房的一个角落地上铺一层水泥,用来洗澡。厕所是茅草盖的,离住房20多米远。1970年至1980年,我在县教育局工作,走遍了全县200多个村,那时农村的住房都是这样。
1980年,我爱人由夏馆小学调到城关马道小学,全家5口人住在教育局的两间房里。1981年,我调到县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全家搬到了条件更差的马道小学。1984年,在爱人的姐夫帮助下,我们在中团村斗里组买了一块沙地,建了一栋一层的石垒房,两年后又用红砖砌了第二层。随后,斗里组村民的泥抖房也不断换成了石垒房或红砖房。可这些房屋都是千篇一律的四方六间,并且和我家的住房一样,厨房、卫生间都在住房外,生活仍然不便。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开始不满足原有的住房条件。他们渐渐学着城里人,请建筑设计院设计绘图,建起了小洋房。小洋房外墙贴着瓷砖,屋顶盖着彩色陶瓷瓦,美观漂亮;室内地面是水磨石和瓷砖,楼梯上铺着大理石;卫生间里,自来水、电热器、淋浴、水箱、抽水马桶、浴柜、浴霸等设施一概齐全,还有的安上了空气能、太阳能;封闭式厨房内,液化气无烟灶、自来水、厨柜、现代化炊具应有尽有;卧室内,席梦思床、壁柜、床头灯、空调样样不缺;客厅中,电视机、电视柜、沙发、茶桌、净水器和餐厅里的活动餐桌、靠背椅也全都是崭新的。有不少人家的小洋房还附设了车库和小花园。
这小洋房一建,便一发不可收,从县城到沔渡30里地,我经常来往,如今一眼望去,过去的泥抖房和四方六间的红砖房全都换上了现代化的楼房。2016年,我也把住了30多年的老房拆了,建起了小洋房,安度晚年生活。
再看县城霞阳镇,更是突飞猛进,一场巨变。1959年,我踏进炎陵,县城不足1平方公里,房屋不足百栋,商业铺面更是寥寥无几,抽一支烟可以把全城走上两趟。可50多年后的今天,设计精美、环境优雅的商品房、私人别墅鳞次栉比,争奇斗艳。很多农民也搬到县城,住进了舒适的商品房。
1959年7月,我从攸县师范毕业,分配到炎陵工作,坐的是货车,名曰代客车。到达炎陵时,我全身灰土,满头黑发也染成了黄色。旅客个个怨声不迭:“背时的车,倒霉的路。”
那时的炎陵,还叫酃县,只有这一条公路通往外县,县城没有一条通往本县乡村的公路。1965年,县里修建了通往沔渡、水口的两条公路,也就有了两趟客车,可车速好似黄牛拉车,一小时走不出30里。那年,我刚调到地处水口的酃县二中。从水口经县城再到沔渡,整整90里,而水口到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因担心搭不上车,我回家大多数是步行,清早出发,傍晚才能到家。
1970年至1981年,我在县五七师范、县教师辅导站、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除本身业务外,还担负着全县的教学调研和辅导工作。我跑遍了全县各中小学,除极少数搭班车外,绝大多数是步行,跋山涉水,劳累不算,还有危险。有一次,我在策源小学搞完调研后,步行去下村,数十里全是茅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中途突然迷路,不由心慌意乱,唯恐碰上野兽。幸好走上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山下有数栋房屋,才把心定下来。
1981年9月,我调到县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出行条件好了一点,有了自行车,到附近几个乡,可以骑自行车去。这时,好多乡镇也修通了公路,通了班车,步行下乡的时间就减少了很多。有时,我跟随副县长下乡,还可以坐上小吉普。
1995年,摩托车已经代替了自行车, 我也买了一辆嘉陵小摩托,用来上下班。
进入21世纪,公路己经四通八达,修到了每个村庄,衡炎和炎睦高速公路也建成通车,不少人买起了私家小车,宝马、奔驰、奥迪等豪华小车也开进了一些家庭。如今,全县小车已经普及,公路上各种汽车川流不息,城市里找个车位也困难。如果我还年轻,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买上一部小汽车。
2014年7月1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开进了炎陵车站,炎陵又有了梦想不到的铁路,人们远行探亲、旅游,都可以坐上舒适的火车了。
1960年4月初,我剛到茶陵一中举办的湘潭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学习时,便收到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我随即把身上仅有的20元钱寄回家中。等钱到家人手上,父亲已经安葬在山上。当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八九个月,每月工资才29元,除去伙食费和日常开支外,剩余的很少,这20元钱还是好不容易节约下来的。按当今工资水平计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
那个时候,老百姓的联络方式就是书信。信写好后送到邮政局贴上邮票,再由邮递员一站一站地传送,短途的两三天,长距离的要一个星期甚至十来天。家里写给我的那封信,由浏阳永和发出,先送到浏阳,由浏阳送到醴陵,再由醴陵送到酃县,从县城送往沔渡(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在沔渡小学,去茶陵学习时还未写信告诉家里),然后从沔渡返回送到县城,最后送达茶陵,就整整一个多星期,我寄出的汇票又要近一个星期,递交手续麻烦又花时间。要打电话,也得跑到邮局,先交钱,后打电话。那时用的全是黑色摇把子电话机。
这种通信模式几乎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光纤电缆进入炎陵,县城用上了数字电话机,我记得县里还开了庆祝大会,县长在大会上拨通了株洲和长沙的电话。第二年,我作为正科级干部,由政府补贴部分钱,第一批安装了私宅电话。当时,安部电话的价格是1100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通信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先是寻呼机、大哥大和斗式电脑,接着是白屏手机,再后来是彩屏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等。
进入21世纪,电脑、手机逐渐普及,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也全都装上了电脑,通信联络大大改善。我是写作爱好者,每年都有几万字的作品,此前都是手写稿,投送也要通过邮局。2007年,我买回了一部电脑,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学会了打字和邮箱收发,如今是运用自如。
此后,仅仅几年时间,智能手机又替换了彩屏手机。如今,昂贵的苹果手机也算不上稀奇。网上购物、电子商务也逐步普及,人们不要远行,炎陵黄桃等特色产品可以销至全国,全国各地的货物也可源源不断运抵炎陵。
泥抖房换成了宽敞而设施齐全的楼房;步行换成了快捷舒适的小汽车;书信换成了智能手机。接着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美丽了,文化事业繁荣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
住房三换
1964年,我在沔渡小学工作,经一位女教师介绍,我与沔渡夏馆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在那里安了家。妻子的家是一栋两层的泥抖房,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最先盖的是杉树皮,后来才换成瓦。厨房在住房后,烧的是杂柴茅草,一日三餐前,屋内屋外,都是乌烟瘴气。泥抖房没有沐浴间,家人就在厨房的一个角落地上铺一层水泥,用来洗澡。厕所是茅草盖的,离住房20多米远。1970年至1980年,我在县教育局工作,走遍了全县200多个村,那时农村的住房都是这样。
1980年,我爱人由夏馆小学调到城关马道小学,全家5口人住在教育局的两间房里。1981年,我调到县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全家搬到了条件更差的马道小学。1984年,在爱人的姐夫帮助下,我们在中团村斗里组买了一块沙地,建了一栋一层的石垒房,两年后又用红砖砌了第二层。随后,斗里组村民的泥抖房也不断换成了石垒房或红砖房。可这些房屋都是千篇一律的四方六间,并且和我家的住房一样,厨房、卫生间都在住房外,生活仍然不便。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开始不满足原有的住房条件。他们渐渐学着城里人,请建筑设计院设计绘图,建起了小洋房。小洋房外墙贴着瓷砖,屋顶盖着彩色陶瓷瓦,美观漂亮;室内地面是水磨石和瓷砖,楼梯上铺着大理石;卫生间里,自来水、电热器、淋浴、水箱、抽水马桶、浴柜、浴霸等设施一概齐全,还有的安上了空气能、太阳能;封闭式厨房内,液化气无烟灶、自来水、厨柜、现代化炊具应有尽有;卧室内,席梦思床、壁柜、床头灯、空调样样不缺;客厅中,电视机、电视柜、沙发、茶桌、净水器和餐厅里的活动餐桌、靠背椅也全都是崭新的。有不少人家的小洋房还附设了车库和小花园。
这小洋房一建,便一发不可收,从县城到沔渡30里地,我经常来往,如今一眼望去,过去的泥抖房和四方六间的红砖房全都换上了现代化的楼房。2016年,我也把住了30多年的老房拆了,建起了小洋房,安度晚年生活。
再看县城霞阳镇,更是突飞猛进,一场巨变。1959年,我踏进炎陵,县城不足1平方公里,房屋不足百栋,商业铺面更是寥寥无几,抽一支烟可以把全城走上两趟。可50多年后的今天,设计精美、环境优雅的商品房、私人别墅鳞次栉比,争奇斗艳。很多农民也搬到县城,住进了舒适的商品房。
交通工具三换
1959年7月,我从攸县师范毕业,分配到炎陵工作,坐的是货车,名曰代客车。到达炎陵时,我全身灰土,满头黑发也染成了黄色。旅客个个怨声不迭:“背时的车,倒霉的路。”
那时的炎陵,还叫酃县,只有这一条公路通往外县,县城没有一条通往本县乡村的公路。1965年,县里修建了通往沔渡、水口的两条公路,也就有了两趟客车,可车速好似黄牛拉车,一小时走不出30里。那年,我刚调到地处水口的酃县二中。从水口经县城再到沔渡,整整90里,而水口到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因担心搭不上车,我回家大多数是步行,清早出发,傍晚才能到家。
1970年至1981年,我在县五七师范、县教师辅导站、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除本身业务外,还担负着全县的教学调研和辅导工作。我跑遍了全县各中小学,除极少数搭班车外,绝大多数是步行,跋山涉水,劳累不算,还有危险。有一次,我在策源小学搞完调研后,步行去下村,数十里全是茅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中途突然迷路,不由心慌意乱,唯恐碰上野兽。幸好走上一个多小时后,看见山下有数栋房屋,才把心定下来。
1981年9月,我调到县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出行条件好了一点,有了自行车,到附近几个乡,可以骑自行车去。这时,好多乡镇也修通了公路,通了班车,步行下乡的时间就减少了很多。有时,我跟随副县长下乡,还可以坐上小吉普。
1995年,摩托车已经代替了自行车, 我也买了一辆嘉陵小摩托,用来上下班。
进入21世纪,公路己经四通八达,修到了每个村庄,衡炎和炎睦高速公路也建成通车,不少人买起了私家小车,宝马、奔驰、奥迪等豪华小车也开进了一些家庭。如今,全县小车已经普及,公路上各种汽车川流不息,城市里找个车位也困难。如果我还年轻,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买上一部小汽车。
2014年7月1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开进了炎陵车站,炎陵又有了梦想不到的铁路,人们远行探亲、旅游,都可以坐上舒适的火车了。
通信模式三换
1960年4月初,我剛到茶陵一中举办的湘潭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学习时,便收到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我随即把身上仅有的20元钱寄回家中。等钱到家人手上,父亲已经安葬在山上。当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八九个月,每月工资才29元,除去伙食费和日常开支外,剩余的很少,这20元钱还是好不容易节约下来的。按当今工资水平计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
那个时候,老百姓的联络方式就是书信。信写好后送到邮政局贴上邮票,再由邮递员一站一站地传送,短途的两三天,长距离的要一个星期甚至十来天。家里写给我的那封信,由浏阳永和发出,先送到浏阳,由浏阳送到醴陵,再由醴陵送到酃县,从县城送往沔渡(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在沔渡小学,去茶陵学习时还未写信告诉家里),然后从沔渡返回送到县城,最后送达茶陵,就整整一个多星期,我寄出的汇票又要近一个星期,递交手续麻烦又花时间。要打电话,也得跑到邮局,先交钱,后打电话。那时用的全是黑色摇把子电话机。
这种通信模式几乎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光纤电缆进入炎陵,县城用上了数字电话机,我记得县里还开了庆祝大会,县长在大会上拨通了株洲和长沙的电话。第二年,我作为正科级干部,由政府补贴部分钱,第一批安装了私宅电话。当时,安部电话的价格是1100元。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通信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先是寻呼机、大哥大和斗式电脑,接着是白屏手机,再后来是彩屏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等。
进入21世纪,电脑、手机逐渐普及,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也全都装上了电脑,通信联络大大改善。我是写作爱好者,每年都有几万字的作品,此前都是手写稿,投送也要通过邮局。2007年,我买回了一部电脑,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学会了打字和邮箱收发,如今是运用自如。
此后,仅仅几年时间,智能手机又替换了彩屏手机。如今,昂贵的苹果手机也算不上稀奇。网上购物、电子商务也逐步普及,人们不要远行,炎陵黄桃等特色产品可以销至全国,全国各地的货物也可源源不断运抵炎陵。
泥抖房换成了宽敞而设施齐全的楼房;步行换成了快捷舒适的小汽车;书信换成了智能手机。接着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美丽了,文化事业繁荣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