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时间拨回到千年以前，古老的商队马帮满载着蜀锦象牙、铜器黄金、生茶瓷器，筚路蓝缕地往来于中国大西南的横断山区之间，连通了川、滇、藏等地区与东南亚、西亚各国间，经济往来的陆路大道“南方丝绸之路”。
　　如今，在摩肩接踵的横断七脉间，寻迹南丝路留下的古道残景、名城旧貌，仍可窥见那个黄金时代遗存的深厚人文底蕴。如旷世名画般流光溢彩的蜀锦、与中原文化“莫同书轨”的三星堆文明、流通时间长达近700年的“长寿币”五铢钱……它们都印证了南丝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又是承载着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明飞渡的文化通道。

锦江濯出缎织珍品蜀锦连起浩荡商道

　　位列中国四大名锦之一的蜀锦，特产于蜀地尤其是成都地区，讲究纹样对称、色调明艳，是一种极具汉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丝制提花织锦。这种以桑蚕丝为原料的织品，从诞生起就被视作贵重物件，“锦衣玉食”一词也由此而来。东汉经学家刘熙在《释名》一书中就曾解释道：锦，是“织彩为文”的彩色提花丝织品，是丝织品中最精致绚丽的珍品。
　　蜀锦兴于春秋战国而盛于汉唐，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传统丝织业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秦汉时期，蜀地丝织业水平已相当发达，成都凭借蜀锦织造和交易，成为西南最大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心，跻身当时的中国“五都”，是秦岭、淮河以南唯一的工商业大都会，亦是当时中国三大经济带交汇点。
　　三国时期，诸葛亮注重农桑，遂设“锦官”一职，以集中织锦工匠，管理蜀锦生产。同时他还特别修建了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家工厂，具体位置在今成都百花潭公园一带，名曰“锦官城”。随着丝织业的规范化，这一时期的蜀锦不仅是单纯的贸易商品，更成为蜀汉政权军费开支、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
　　后至唐宋两代，成都丝织业步入黄金期，城内店铺鳞次栉比，丝织品产量之大、品种之多，仅在唐玄宗时期，成都一次性送往京城的丝绸织品就达10万匹，远销至日本的“蜀江锦”，则被视为珍宝，至今仍有部分被收藏于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宋代蜀锦则以“冰纨绮绣”之特点冠绝天下，不仅继承前朝风格，在品种和花样上也有诸多创新和发展，八达晕锦、灯笼锦、曲水锦等精细品类均出自这一时期。

　　明清时期，蜀地的织锦业发展虽几经起伏，但整体向好。据清文献学家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清光绪年间，成都有机房两千处，织机万余架，织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川总额的70%。晩清时期，成都的蜀锦染织技艺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诞生了并称“晚清三绝”的名锦：月华、雨丝、方方。进入当代，蜀锦织造技艺作为传承千年的中华瑰宝，于2006年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2009年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纵观古今，蜀锦色彩之鲜丽，亘古不变，天下驰名，这都要归功于成都“母亲河”锦江的好水质。古代成都的蜀锦生产，主要集中在锦江万里桥上游南岸，锦工将上色后的丝线及其他丝织品，放在锦江中洗濯，再就地挂晒、晾干。锦江由此成为成都的濯锦中心，是名副其实的濯锦之江。对此，西晋文学家左思则在《蜀都赋》一文中盛赞道：“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唐代诗人刘禹锡则在名作《浪淘沙》中，以“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之句，生动描绘锦江沿岸的生活图景。
　　不过，锦江之于蜀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濯净晾干的蜀锦，不仅从万里橋码头经锦江水路运往下游各地，更通过万里桥向西南的通外大道运至中国南方及西方诸国。锦江连同成都一起，成为了南丝路的主要丝织品货源地。而同时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西北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的成都，则通过一匹又一匹的蜀锦，将南、北两大丝路沟连在一起——蜀锦北去，盐铁南走，金玉东来，茶叶西行，沙漠驼峰间曾闪烁着成都光彩，深山马背上曾浸透着成都滋味，大海帆影下曾昭示着成都信仰，成都由此与世界连成一体，千年丝路就是那条高蹈云天的迤逦纽带。

20世纪最伟大考古发现南丝之路带来的文明飞渡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的鸭子河南岸。1986年，考古界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大量精美铜器和来自缅甸、印度温暖海域的齿贝。据此，专家分析很可能在遥远的鱼凫时代，也就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已有外国人来蜀地经商。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涵盖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出土的远古文物，造型奇特，用四川方言来说，就是有点“怪头怪脑”，形制上不仅在四川属首次发现，放眼全国也极为罕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以及青铜人物的全身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与巴蜀本土文化迥异。换句话说，在巴蜀地区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即使回溯到殷商时代，亦难觅其踪。基于这个背景，段渝进一步认为，三星堆文明很有可能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文明建立起了联系，才会拥有如此多元而奇特的特征。
　　广汉的天空带着神龙的飞舞、山川的灵气、玉陶的光彩、黄金的贵重，还有花香般的幸福，抚慰着后人追溯古文明的悠远梦想。最先激发这一梦想的，无疑是三星堆出土的金杖。这根著名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500克，是将金条捶打成金皮，再包卷于木杖之上，其表刻有鱼、人等图案，是一根象征权力的王杖。在中原地区，权力的象征当属鼎，而非杖。作为政治、经济、宗教权力象征物的权杖，最先源于古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主要流行于西亚、近东地区，以及埃及、古希臘、罗马等地。再看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其杖身通体金色，杖首由青铜铸成，与西亚和埃及善用黄金和青铜铸造权杖的特点完全相符，故极有可能是从西亚或埃及经南丝之路辗转传播而来。

　　换个角度来看，作为汉武帝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产物，五铢钱的横空出世，结束了秦朝灭亡后民间私铸货币、官民铸钱争利的混乱局面，有稳定市场金融、缓解通货膨胀之功。随着钱币的规范，全国物价走向平稳，各地商贸逐渐兴起，这其中就包括了南丝路沿线的大小集市。
　　以灵关道重镇雅安为例，西汉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前后，沈黎郡（今雅安汉源、芦山一带）官署主持修缮了南去西昌的驿道，工期内的所有支出均统一使用五铢钱，采购流程十分顺畅。同一时期，全国经济步入兴盛，雅安古城也随之成为名闻遐迩的商贸中心：城中商贾往来、人声鼎沸，生丝、布匹、骡马、草料交易量十分巨大；城东辟有大型集市，其间既能吃喝玩乐，又可算命占卦，可谓应有尽有；从雅安出发的通商马队或南下滇缅、北赴长安，或东去成都、西走康藏，同时又将各地的古玩、玉器、琥珀等商品带回巴蜀。2009年12月初，考古人员在雅安汉源县大渡河畔的桃坪墓地中，发掘出百余件汉代青铜器，以及10余公斤五铢钱，其中还包括只在王莽时代（公元前45～公元后23年）铸造过的“大泉五十”铜币。这一发现，印证了西汉时期雅安集市贸易繁盛，五铢钱币大行其道。
　　与雅安同处灵关道的西昌，位于享有“千年铜谷”之誉的攀西大裂谷北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人们先后在西昌一带发掘出东汉五株钱的铜范、铜制叠铸件，以及总重近2000斤的铜铸钱窖藏。当然，最让人驚讶的还是考古专家于1988年春，在西昌黃联关镇东坪村发掘出的冶铜铸币遗址，其规模之庞大，总占地面积达18万平方米，共有遗址50多处、废弃采铜洞46个，残存炼铜炉11座。遗址中还出土了铜锭、五铢钱等众多文物，堆存着数十万吨铜矿渣，经推算这里曾经可能炼出过2～3万吨铜。据考古专家分析，东坪冶铜遗址，是汉王朝的大型官营铸币厂，也极可能是汉代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座造币厂和五铢钱供应基地。
　　这一切，都印证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地理志》中对西昌“南山出铜”的记载，基本可以肯定古时候的西昌一带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铜仓。可以想象，在过去的集市上，人们拿着一枚枚从东坪铸币厂出炉的五铢钱，翘首等待灵关道南来北往的客商马队，购买自己所需物资的情景。同时，西昌地区的考古发掘，也再现了五铢钱和南丝路的紧密关系，表明在很久以前，攀西大裂谷的铜器、铜币就跟着客商走上了通达南北的贸易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堪称中国货币文化的流动走廊。那一枚枚五铢钱，挣脱泥土，再现于世人眼前，在斑斑锈迹中散发出潮湿的岁月气息，宛若一把打开时光隧道的钥匙，带着人们穿越千年驿道，去触摸那些古老的奇珍异宝和传奇故事。而五铢铜币上的小方孔，更如一方探视历史外景的小天窗，让人们窥见到千百年前，南丝路名城重镇的繁茂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