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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结核病防治事业，有效打破了因病积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让人民群众不再谈“痨”色变，一改之前“十痨九死”的悲惨状况，变成“十痨九愈”的可控制、可治愈的现实。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结核病控制的成功典范。
自19世纪末，结核病即在我国广泛流行，危及无数劳苦大众的生命。当时结核病的患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大城市肺结核的死亡率达到300/10万，一度居各种疾病死因的首位。国内虽然修建了12所结核病疗养院，床位有600余张，但多数用来服务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基本上形同虚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百姓疾苦，十分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坚持把结核病防治作为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来推进。
1956年，卫生部发布《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指示》，对防痨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机构设置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1957年12月，卫生部编印《结核病防治工作参考资料》，确定了“先城市、后农村，先团体、后散居”分两步走的工作方针，为这一时期的防痨工作指明了方向。
1997-2019年全国肺结核发病率动态图（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依托爱国卫生运动，我国防痨宣教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不随地吐痰宣传月活动，进行防痨讲座，拍摄相关主题电影等。团体防痨和地段管理、卡介苗广泛接种、化学治疗（异烟肼三联）和不住院药物治疗等措施稳步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较大发展。直到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受到冲击，防痨人员配备和防痨机构发展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一个特征便是重视和加强承诺。
1978年5月，全国第一次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在广西柳州召开，对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同年10月，国务院发布210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由国务院发布的有关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文件。1984年，第二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总结了防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快机构建设，落实结核病防治经费，开展防痨宣传等工作。
进入新世纪，国家更为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不断将结核病防治纳入政府工作和领导议程中，初步形成了“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结核病控制模式。
2000年3月22 24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结核病控制与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会议由构成80%全球结核病总负担的22个高负担国家的部长级代表参加，中国便是其中之一。大会通过了《阿姆斯特丹遏制肺结核病宣言》。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结核病控制的承诺，并迅速召开国务院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话会议。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召开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话会议，表现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2004年、2006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两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与此同时，结核病防治更加频繁、更大篇幅地出现在政府的规划纲要和发展计划中。这一时期，由卫生部、财政部等制定实施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强调增加专项投入、重点扶持西部和贫困地区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对没有支付能力的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做出了明确说明，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看病的负担。
到2005年年底，中国以县（区）为单位的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达到100%，新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发现率和治愈率分别达到79%（70%）和91%（85%），如期实现了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全国第一次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起草了《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1978—1985年）》，由于缺乏可靠的全国结核病疫情基线资料等，该规划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指标与目标，但作为从政府层面提出的首个全国性规划，它对结核病防治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何获取可靠、科学和完整的全国结核病疫情基线资料，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防痨代表的建议下，卫生部决定组织开展1979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更贴合我国实际国情的《1981—1990年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与此同时，政府不仅通过流调数据制定规划，同时也利用流调数据评估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成效。
1990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0年全国肺结核的患病率为523/10万（患病率指在一段时间内，新发生的病例和老病例占同期平均人口数的比值），涂阳患病率为134/10万。全国结核病的死亡率为21/10万，肺结核的死亡率为19/10万。
此后，卫生部先后组织了第四次、第五次全国结核病流调，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
系统地开展全國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获得可靠的结核病疫情基线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评估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促进了结核病防治工作从“被动、松散”向“主动、强有力”转变，在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核病防治策略。
“先城市、后农村，先团体、后散居”
自19世纪末，结核病即在我国广泛流行，危及无数劳苦大众的生命。当时结核病的患病率、死亡率居高不下，大城市肺结核的死亡率达到300/10万，一度居各种疾病死因的首位。国内虽然修建了12所结核病疗养院，床位有600余张，但多数用来服务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基本上形同虚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百姓疾苦，十分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坚持把结核病防治作为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来推进。
1956年，卫生部发布《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指示》，对防痨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机构设置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1957年12月，卫生部编印《结核病防治工作参考资料》，确定了“先城市、后农村，先团体、后散居”分两步走的工作方针，为这一时期的防痨工作指明了方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依托爱国卫生运动，我国防痨宣教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不随地吐痰宣传月活动，进行防痨讲座，拍摄相关主题电影等。团体防痨和地段管理、卡介苗广泛接种、化学治疗（异烟肼三联）和不住院药物治疗等措施稳步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较大发展。直到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受到冲击，防痨人员配备和防痨机构发展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一个特征便是重视和加强承诺。
1978年5月，全国第一次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在广西柳州召开，对结核病防治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同年10月，国务院发布210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由国务院发布的有关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文件。1984年，第二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总结了防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快机构建设，落实结核病防治经费，开展防痨宣传等工作。
进入新世纪，国家更为重视结核病防治工作，不断将结核病防治纳入政府工作和领导议程中，初步形成了“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结核病防治工作机制，初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结核病控制模式。
2000年3月22 24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结核病控制与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会议由构成80%全球结核病总负担的22个高负担国家的部长级代表参加，中国便是其中之一。大会通过了《阿姆斯特丹遏制肺结核病宣言》。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结核病控制的承诺，并迅速召开国务院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话会议。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召开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话会议，表现出对结核病防治工作前所未有的重视。2004年、2006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两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与此同时，结核病防治更加频繁、更大篇幅地出现在政府的规划纲要和发展计划中。这一时期，由卫生部、财政部等制定实施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强调增加专项投入、重点扶持西部和贫困地区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对没有支付能力的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做出了明确说明，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看病的负担。
到2005年年底，中国以县（区）为单位的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覆盖率达到100%，新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发现率和治愈率分别达到79%（70%）和91%（85%），如期实现了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从“被动、松散”向“主动、强有力”转变
全国第一次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起草了《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1978—1985年）》，由于缺乏可靠的全国结核病疫情基线资料等，该规划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指标与目标，但作为从政府层面提出的首个全国性规划，它对结核病防治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何获取可靠、科学和完整的全国结核病疫情基线资料，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防痨代表的建议下，卫生部决定组织开展1979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更贴合我国实际国情的《1981—1990年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规划》。与此同时，政府不仅通过流调数据制定规划，同时也利用流调数据评估规划的执行情况和实际成效。
1990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0年全国肺结核的患病率为523/10万（患病率指在一段时间内，新发生的病例和老病例占同期平均人口数的比值），涂阳患病率为134/10万。全国结核病的死亡率为21/10万，肺结核的死亡率为19/10万。
此后，卫生部先后组织了第四次、第五次全国结核病流调，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11-2015年）》。
系统地开展全國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获得可靠的结核病疫情基线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评估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促进了结核病防治工作从“被动、松散”向“主动、强有力”转变，在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核病防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