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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盛的朝代，对海外影响巨大。历宋、元至明，外国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皆称之为“唐”，且称中国人为“唐人”。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族群却一直都自称“汉人”而非“唐人”。
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族群都认同自己是汉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融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还一直称自己为汉人？
这个缘故在于，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在这个定义上，汉人和欧洲族群的概念是相当不一样的，例如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可是汉朝却是以文化来定义，才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
我们知道汉朝从刘邦打败项羽后，一时并起的群雄也都一一低下头，但当时的汉朝还不能称之为汉朝，从刘邦到吕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还动荡不安，尚未融铸成一个具体的朝代。
直到汉武帝，约公元前一个半世纪的时候，才显现汉朝之所以为汉朝的特点。贾谊在他的文章中常常问道：汉之为汉已经很久了，为何不能改掉秦朝的毛病？为什么不能避免外族的侵略？为什么百姓的日子仍过得不好？自贾谊提出这些疑点直到解决这些问题，总共花了一個半世纪之久的时间，才将汉界定为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政权的整合
从一个武装集团共有逐渐转变成各地的人才都可以加入统治集团。在汉初时，丞相只有功臣可担任，因此汉朝非侯不能担任丞相，非军功不能封侯，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来逐渐转变成公孙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可以封侯做宰相。
汉朝的察举制度经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国的人才进用到中央，也使全国人才分散到各地担任统治工作。每一个郡都有一定的配额，每一个地区的人皆可加入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用的名称为“孝廉方正”或“贤良方正”，等等，这些名称过去也曾用过，但没有配额，直到察举制度建立，才建立了政治统治集团的基础，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到边缘的省份，人口不到一定的比例，也有保障名額，可使地方的孝廉察举到中央来。
察举制度选出的人才要回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担任地方官，如此可省去地方派系问题。这个制度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使汉朝从封闭的功臣集团统治转变为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同统治的局面。笔者认为这是汉之为汉的首要条件，这使得人民认为这个国家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政权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而不再局限于封配出来的功臣。
经济网络的整合
在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的城市化，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各地有各自的货币，例如北方的刀钱、东方的布钱、南方的元、西方的钱。当时秦国叫做钱，楚国叫做元，齐国叫做布，燕国叫做刀。货币并没有统一，各地有各地的物产、风俗习惯，所以各地的市场并没有真正被整合为一个市场，产品在城市生产。当时第一级的城市约有七八个，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产单位，手工业在街坊里进行，而不在农村。所以全国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基本上只供应各国疆域内所需，自己销，自己运，并没有被整合为共同的市场。
到了汉武帝时代，因连年对外战争，须征收大量的税收，以维持公共工程及防御的需要，为防止人民逃漏税，汉朝采取了最严酷的征收办法，哪一个人密告谁逃税，则密告的人可得到没收的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国到处都有人告密，这样做便破坏了工商业的机制，故生产的事业只好转入农村。
在农村生产须有集散功能，因为农村工业产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机制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从汉武帝开始，组成了全国经济交换网，这使得中国经济被整合为一。至1840年代海运通行以前，中国的经济网络是中国得以统一的重要因素。政治可分裂、内乱、割据、外族侵占建立征服王朝，经济网络可破裂，但时间都不会很长，很快可以修补起来，因区域与区域间的互相依赖，使得经济网络必须重新建立，故经济网络完全整合成功是在汉武帝时代。
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
在宗教方面，汉武帝是非常迷信、重感情的人，李夫人死后，为了找回她的灵魂，武帝召集全国各地的道士、降灵、灵媒等作法，只求一见爱妃。
汉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长安建祠，各种神祇集中在长安，各种巫师、降灵人物都在宫中融合成一体，到王莽时终于生根发芽。东汉晚年道教盛起，全国的民间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种信仰方式、祀奉的对象基本上与那时相差不远，是宗教的大统一。
在文化部分，经过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都汇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学校。在汉成帝时，博士弟子的人数约有三万人，他们学成后回到各地教书，这是文化上儒家的统一。博士弟子对于上层文化有统一的功能。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学说，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董仲舒编《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规模之大，兼包自然与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传播，儒家学者才能大规模地予以整合。司马迁作整体历史的构建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
汉朝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宏大而不自限，是开阔的心胸。汉代对匈奴不喜欢用武力，而更愿以和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南匈奴逐渐由斗争而转变成和平相处；张骞通西域，以经济为主要联络方式而打通了丝绸之路；南越基于经济上的因素，也认为抵抗不如和解。在四川另有“道”，是一条贸易的路线，沿“道”的路线有了贸易后，人口聚集而变成了县，所以今日中国有许多城市仍以“道”命名。由于没有边界，中国人天下国家的意识是在汉朝形成，天下国家的内涵是文化，支撑的是经济的交流，加上另一个支柱是文化上的统一，此为汉之为汉的重要原因。
虽然两千年来汉之为汉的精神一直维持到1840年，然后才由民族国家的意识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列国体制中，民族国家互相对抗，中国民族主义一天强过一天，终于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两千年前，欧洲的肇始是在罗马，耶稣基督出生应当是公元的开始，千禧年的观念在罗马即已形成，罗马也是天下国家的观念，也是兼容、宽大而非民族国家的时代，一直到欧洲列国相争，民族国家的意识才高涨。
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是新兴的。到2000年时，我们看到世界逐渐走到庞大的全球性格局，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天下国家时代，但这一路程是很漫长的，以中国构建天下国家的经验，人类恐需再重新经历一次世界性的天下国家，但此途径非常遥远，中间转折必定很多。
总而言之，中国能够构建此经验，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宽大与包容，而非拒绝与对抗。我们希望中国文化所代表的宽大、包容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许倬云观世变》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族群都认同自己是汉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融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还一直称自己为汉人？
这个缘故在于，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在这个定义上，汉人和欧洲族群的概念是相当不一样的，例如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可是汉朝却是以文化来定义，才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
我们知道汉朝从刘邦打败项羽后，一时并起的群雄也都一一低下头，但当时的汉朝还不能称之为汉朝，从刘邦到吕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还动荡不安，尚未融铸成一个具体的朝代。
直到汉武帝，约公元前一个半世纪的时候，才显现汉朝之所以为汉朝的特点。贾谊在他的文章中常常问道：汉之为汉已经很久了，为何不能改掉秦朝的毛病？为什么不能避免外族的侵略？为什么百姓的日子仍过得不好？自贾谊提出这些疑点直到解决这些问题，总共花了一個半世纪之久的时间，才将汉界定为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政权的整合
从一个武装集团共有逐渐转变成各地的人才都可以加入统治集团。在汉初时，丞相只有功臣可担任，因此汉朝非侯不能担任丞相，非军功不能封侯，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来逐渐转变成公孙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可以封侯做宰相。
汉朝的察举制度经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国的人才进用到中央，也使全国人才分散到各地担任统治工作。每一个郡都有一定的配额，每一个地区的人皆可加入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用的名称为“孝廉方正”或“贤良方正”，等等，这些名称过去也曾用过，但没有配额，直到察举制度建立，才建立了政治统治集团的基础，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到边缘的省份，人口不到一定的比例，也有保障名額，可使地方的孝廉察举到中央来。
察举制度选出的人才要回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担任地方官，如此可省去地方派系问题。这个制度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使汉朝从封闭的功臣集团统治转变为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同统治的局面。笔者认为这是汉之为汉的首要条件，这使得人民认为这个国家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政权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而不再局限于封配出来的功臣。
经济网络的整合
在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的城市化，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各地有各自的货币，例如北方的刀钱、东方的布钱、南方的元、西方的钱。当时秦国叫做钱，楚国叫做元，齐国叫做布，燕国叫做刀。货币并没有统一，各地有各地的物产、风俗习惯，所以各地的市场并没有真正被整合为一个市场，产品在城市生产。当时第一级的城市约有七八个，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产单位，手工业在街坊里进行，而不在农村。所以全国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基本上只供应各国疆域内所需，自己销，自己运，并没有被整合为共同的市场。
到了汉武帝时代，因连年对外战争，须征收大量的税收，以维持公共工程及防御的需要，为防止人民逃漏税，汉朝采取了最严酷的征收办法，哪一个人密告谁逃税，则密告的人可得到没收的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国到处都有人告密，这样做便破坏了工商业的机制，故生产的事业只好转入农村。
在农村生产须有集散功能，因为农村工业产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机制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从汉武帝开始，组成了全国经济交换网，这使得中国经济被整合为一。至1840年代海运通行以前，中国的经济网络是中国得以统一的重要因素。政治可分裂、内乱、割据、外族侵占建立征服王朝，经济网络可破裂，但时间都不会很长，很快可以修补起来，因区域与区域间的互相依赖，使得经济网络必须重新建立，故经济网络完全整合成功是在汉武帝时代。
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
在宗教方面，汉武帝是非常迷信、重感情的人，李夫人死后，为了找回她的灵魂，武帝召集全国各地的道士、降灵、灵媒等作法，只求一见爱妃。
汉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长安建祠，各种神祇集中在长安，各种巫师、降灵人物都在宫中融合成一体，到王莽时终于生根发芽。东汉晚年道教盛起，全国的民间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种信仰方式、祀奉的对象基本上与那时相差不远，是宗教的大统一。
在文化部分，经过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都汇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学校。在汉成帝时，博士弟子的人数约有三万人，他们学成后回到各地教书，这是文化上儒家的统一。博士弟子对于上层文化有统一的功能。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学说，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董仲舒编《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规模之大，兼包自然与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传播，儒家学者才能大规模地予以整合。司马迁作整体历史的构建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
汉朝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宏大而不自限，是开阔的心胸。汉代对匈奴不喜欢用武力，而更愿以和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南匈奴逐渐由斗争而转变成和平相处；张骞通西域，以经济为主要联络方式而打通了丝绸之路；南越基于经济上的因素，也认为抵抗不如和解。在四川另有“道”，是一条贸易的路线，沿“道”的路线有了贸易后，人口聚集而变成了县，所以今日中国有许多城市仍以“道”命名。由于没有边界，中国人天下国家的意识是在汉朝形成，天下国家的内涵是文化，支撑的是经济的交流，加上另一个支柱是文化上的统一，此为汉之为汉的重要原因。
虽然两千年来汉之为汉的精神一直维持到1840年，然后才由民族国家的意识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列国体制中，民族国家互相对抗，中国民族主义一天强过一天，终于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两千年前，欧洲的肇始是在罗马，耶稣基督出生应当是公元的开始，千禧年的观念在罗马即已形成，罗马也是天下国家的观念，也是兼容、宽大而非民族国家的时代，一直到欧洲列国相争，民族国家的意识才高涨。
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是新兴的。到2000年时，我们看到世界逐渐走到庞大的全球性格局，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天下国家时代，但这一路程是很漫长的，以中国构建天下国家的经验，人类恐需再重新经历一次世界性的天下国家，但此途径非常遥远，中间转折必定很多。
总而言之，中国能够构建此经验，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宽大与包容，而非拒绝与对抗。我们希望中国文化所代表的宽大、包容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许倬云观世变》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