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东北人口话题，总能激起舆论场的热点。
　　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该委对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就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表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并在深入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试点方案。
　　舆论迅速升温，两天后，国家卫健委再次做出说明，称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并非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
　　“老龄化”“少子化”“人才外流”“城市收缩”……自2013年东北地区开始出现明显且持续的人口负增长后，讨论东北振兴，严峻的人口形势就成为绕不开的焦点。
　　对东北人口困局的关注以及因此产生的焦虑，已不新鲜。如今，东北人口的持续减少已成不争事实，如何理性认识和科学应对，才是核心问题。

“老家街头全是老人”

　　“回到老家，街头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太少了。”黄洋的老家在黑龙江某县城，2021年春节，黄洋是为数不多回到老家过年的人，黄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今年大家普遍选择就地过年，当往年回乡的年轻人不在时，我才对老家的‘老龄化’和人才外流产生强烈的实感。”

　　经济学家陆铭认为，从源头上分析，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北方不利于发展海洋贸易的自然条件劣势是造成其经济总量增速较慢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于区域间发展差距而言，应更多关注人均指标。

　　按国际通行标准，当一国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7%，则表明该国或地区已进入人口老龄化。截至2019年末，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比为12.6%，东三省的占比更高：辽宁省为16.2%，吉林省为13.93%，黑龙江省为13.8%。
　　与此同时，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0.80‰，黑龙江省为-1.01‰，吉林省为-0.85‰。从出生率来看，近十年来，东三省的出生率经常位于全国出生率末三位。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李凯对本刊记者表示，东北人口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不乐观，二是人口从东三省流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衣保中认为：“东北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主要是历史原因，东北国有企业多，过去计划生育执行严格，导致人口过早老龄化。不过，东北人口逆增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外流。”
　　在东北外流的人口中，又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居多，这一现象被概括为“孔雀东南飞”。
　　黄洋便是“孔雀东南飞”的一员。从哈尔滨一所211高校毕业后，黄洋曾赴海外读研，回国后他先选择在苏州就业，后又来到杭州。在老家一起长大的朋友中，黄洋不是离家最远的人，“近的在沈阳、大连，远的在宁波、海口。”
　　东北林业大学城乡规划实验室主任房德威曾对此做过研究，以黑龙江省某211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比例为观察对象，从2014年到2018年，该校选择在东北就业的毕业生占比从23.93%下降到了14.41%。
　　同一时期，黑龙江省高校到省外创业和工作的生源毕业生数量约为25.17万人，年均流出5.03万人，考入省外高校的仅有14%回省就业。年轻人才的外流不仅发生在黑龙江。据统计，辽宁一所双一流高校从2016年至2019年研究生留辽比例逐年降低，从24.94%降至16%。
　　以上现象共同叠加，使得东北的人口形势相当严峻。《瞭望东方周刊》根据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综合计算，2019年末东三省常住人口为1.079亿，较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095亿减少了160万。

　　目前，东北区域内部发生了劳动力向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聚集的现象，资源枯竭型城市如矿区、林区城市则人口收缩。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形成，对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推动作用，有益于东北产业结构调整。

负面效应引担忧

　　近年来，为应对“孔雀东南飞”，东三省皆发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辽宁从2018年开始启动重大人才工程“兴辽英才计划”，通过“兴辽英才计划”等政策的培育和支持，2019年辽宁新当选“两院”院士5人;新增9名科技工作者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吉林则投入1400万元建立6个人才改革试验区和示范区，省市两级在人才引进、流动、激励、评价等方面出台政策文件77份，推出创新举措100余项。和辽宁一样，吉林也实施了基于本省特色的“长白山人才工程”，计划培养引进支持1000名左右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2019年全省新增“两院”院士2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58人，引进各类高端人才1400余人。
　　黑龙江启动实施了“头雁行动”，为顶尖人才发展提供平台、资金、政策和环境保障;持续实施“龙江学者”支持计划，着力提升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质量、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吸引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开启了一站式组团招录（聘）工作，扩大定向选调生招录规模。
　　王洪章表示：“中高端人才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人才结构长期失衡，就会对东北振兴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有效劳动力短缺和社会抚养负担加重。
　　根据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的数据，2008年后，东三省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和增速在逐年下降，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2015年，东北地区企业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1.55，也就是每1.55个社保的缴费者抚养1个退休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8;东三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的月数分别为8.9个月、7.5个月和1个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7个月。 　　“从人口结构上来说，大量退休人员与较少新生代劳动力决定了东北的养老负担重，人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低。”王洪章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以上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如果没有拿出合理的应对政策，人口形势对东北地区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剧，可能对东北振兴产生深远影响。

从“流动”看“流出”

　　人口形势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担忧，但多位受访对象对本刊表示，忽略东北人口发展与全国区域间人口流动的关系，过度关注人口减少，认为东北振兴再无机遇，也有失偏颇。
　　近百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波动曲线与全国区域间人口迁移的趋势共轭。总体而言，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经历了19世纪末到改革开放前的爆发增长期、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的缓慢增长期，和近二十年的递进减少期。
　　东北人口净迁入主要有两个时期，首先是闯关东移民潮，进而是“一五”“二五”时期，东北吸纳了大量科技人员、管理干部、产业工人及随行家属，北大荒的开发又使得大量复转军人、农民、知识青年来到东北。1965年，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9.07%，达到历史最高，随着“三线”建设拉开序幕，东北不再是人口主要迁入地，此后人口比重逐年降低。
　　改革开放后，东北人口走势逐渐下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北经历了改革阵痛，经济发展变缓，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推力。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张远景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东北人口基于移民而构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轫较早，“安土重迁”的归属感相对较弱，一旦出现资源枯竭、产业不振、就业岗位减少，人会自然选择离开，同时高寒气候使得人们更愿意往相对温暖的地区转移。
　　近年来，我国区域人口格局本就处在发生重大变迁的阶段：东三省人口流出，京沪津流入人口增速放缓，中西部城市人口回流，受益于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广东、浙江等东部南部地区人口吸附力显著。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信息室主任姜鹏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实质性转变正在发生，未来人口格局或将从此改变。这自然也会影响单个城市的人口涨落，牵动城市决策者的神经。我们总希望城市可以不停地扩张与上升，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认为，人口的扩张和流失并不可怕，流动性减弱或更可怕。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生产要素会从相对萧条地区流向繁荣地区，这样既能缓解繁荣地区通货膨胀压力，又解决了萧条地区失业问题，从而避免汇率变动，保障地区稳定。
　　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实际上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优化配置的过程。经济学家陆铭认为，从源头上分析，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北方不利于发展海洋贸易的自然条件劣势是造成其经济总量增速较慢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于区域间发展差距而言，应更多关注人均指标。
　　若“不以经济总量论英雄”，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数据）公布的各省人均GDP，辽宁省与全国整体水平差距并不大，位于全国各省位次的中游（第15位）。再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2.8元，东部地区最高，为39439元，东北地区位居第二，为27371元，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
　　陆铭认为：“人口流出地通常更加适合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伴随着人口流出，其人均资源占有量反而上升。这时，虽然在人口流出地会出现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的现象，但不同地区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整个国家实现了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意义上的地区平衡发展。”

区域发展必答题

　　人口收缩之下，一个区域的市场规模也会减小，因此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人均GDP一定上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东北人口流出问题虽不必夸大到为东北“唱挽歌”的地步，但东北必须拿出符合经济规律的方案，转化当前人口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年轻人才外流现象为例，年轻人离开东北的普遍原因是当地不能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与发展前景。“我的老家是农业县，而我的专业是能源相关，在老家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虽然距离较近的省内城市也有相关企业，但我个人还是会向外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和锻炼机会。”黄洋说。
　　多位受访对象对本刊记者表示，对东北来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扩大就业，为年轻人才提供全面发展的机遇，是缓解人口流出、吸引人才的锁钥。
　　“对东北人口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要理性、辩证地去看待。人口整体减少，并不意味着失去发展机会。”李凯说。
　　如今，我国整体面临人口形势的大变革，提前步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东北首当其冲应对人口困局，因此科学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是东北区域发展的必答题，也是我国未来空间规划与空间治理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新命题。
　　“长期来看，如果经济有所起色，人口会得到适当的增长或回流。但以东北目前的人口趋势，要实现回流或增长，这一周期可能比经济恢复的周期更长。在人口流出和老龄化趋势已形成的情况下，怎么实现东北振兴？”
　　機遇或许就藏在人口流动之中。目前，东北区域内部发生了劳动力向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聚集的现象，资源枯竭型城市如矿区、林区城市则人口收缩。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形成，对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推动作用，有益于东北产业结构调整。
　　李凯认为，东北应当抓住重构区域人口结构的机会，政府可适当鼓励、主动引导：“这一现象符合经济规律，未来，以东北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基础，让利好因素向这些大城市聚集，即使东北人口整体减少，也可通过大城市空间集聚效应形成区域性增长极，形成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人口自然收缩的地区可以发展生态产品、现代农业等。”
　　陆铭提出，依据比较优势，东北地区相当一部分城市的产业发展应逐渐转为农业、旅游、自然资源和相关的配套产业。考虑到这些产业的经济总量受到核心投入品的限制，因此，提高人均水平与降低人口数量是相互呼应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城市出现收缩并不是坏事。
　　“东北振兴不代表东北所有地方都是人口兴旺，我们要客观认识，东北人口分布可能面临大规模调整，区域定位也要有所调整，这是实事求是的资源配置再平衡的过程。”李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