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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能喝酒，但往往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偶也有心情不佳时的应酬。周恩来饮酒一般很有节制，经历过无数酒宴，喝醉酒的时候很少，且都发生在他高兴愉快、情绪极佳的状态下。
一
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
邓大姐后来曾对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过这件事，她笑着摇摇头感叹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喜结良缘。这对革命情侣摈弃一切陈旧习俗，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几个亲密同志聚在一起喝酒乐一乐而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时的气氛热烈而祥和，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以至喝醉了酒。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也在场，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且又是周恩来的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让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谈天说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他们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
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含笑柔声说道：“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茶给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爱，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
周恩来对有幸能找到邓颖超这么一个知心爱人非常满意，他俩的相爱历程他一辈子都刻骨铭心，想来就春潮澎湃，温馨无比。周恩来是1919年4月由日本同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存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嘛。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关于这件事，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地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1924年，周恩来归国，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往广州，此时他们已经有5年未见面。
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邓颖超从身边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喝大酒比嗜好抽烟还要伤身。毛泽东等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而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者，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患了癌症……所以，她不能不对经常喝酒应酬的周恩来的健康担忧。
周恩来的第二次醉酒，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周恩来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它与会国的成员，都没有任何一人能与周恩来相比。
出发前，邓颖超不无担心地嘱咐周恩来的秘书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周恩来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她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邓颖超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凭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她认为苏联人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吓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咚咕咚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罢休。周恩来虽然酒量大，但毕竟是黄种人，单从生理上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何况周恩来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曾高烧昏迷多天，差点性命都不保。
周恩来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先是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苏联当 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所以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这种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何况那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格，每上一样东西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的。为总理健康着想的秘书无法作假，着急地在旁边一筹莫展。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也都跟着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的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则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周恩来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着上酒，不大留意上菜。周恩来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确实是在劫难逃了。也是在莫斯科，1952年周恩来前往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了。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周恩来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反应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一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像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周恩来总理，站在那里永远是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像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义觉得有点别扭。
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他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彩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这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而是悄悄地转向了苍白。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周恩来虽然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为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谈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愣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但义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有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大家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又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秘书扶总理坐起，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摸着总理的手冰凉，他心里一阵着急难过，不断地自责。不一会儿，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检查之后，医生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地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翌日早晨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双眼，双手搓搓脸，坐起来。与昨天相比已好多了的周恩来下了床，但感觉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周恩来是担心自己酒醉失态下是甭失言。
师哲说：“讲得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
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追问的周恩来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恩来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听说周恩来当天要同国，医生建议：必须好好休息，不能长途跋涉，推迟一天走。
于是，周恩来总理只好留下来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周恩来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周恩来摇摇头，认真地说：“你讲得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周恩来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己。
二
不过，在国内喝酒，周恩来脑子里的那根弦就不会绷得很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于是，周恩来便有了又一次的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秘书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秘书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于是，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茅台。
周恩来这样大喜豪饮自然是有缘由的。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他总揽一切事务。他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同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他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他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他100份，甚至200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恩来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周恩来摇摇头：“不行。你们不要怕我忙，我能忙过来。”原来，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他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周恩来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周恩来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比如后来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他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之后一面打一面谈判。我国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责成专人写好谈判发言稿并由周恩来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由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谈判前后拖了近两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周恩来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周恩来熬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其工作量多大可想而知。
因此，志愿军凯旋而归，周恩来自然情不自禁地会喜极酒醉。
大凡刚从前线下来结束了生死考验的人，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周恩来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周恩来终于接受了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他兴致很高，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曲，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还好，周恩来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即便醉成那样，他对文工团的女兵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她们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朦胧，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地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大家立即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的喝酒，周恩来与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几乎都碰过杯。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
这次醉酒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而这次毛泽东也没再原谅他，而是批评了他。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不过，周恩来这一次的酒醉，反而让人们觉得他更可亲、可爱、可敬，足见他有着深挚情义和充沛感情的真性情。
(责编 卢成)
一
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
邓大姐后来曾对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过这件事，她笑着摇摇头感叹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喜结良缘。这对革命情侣摈弃一切陈旧习俗，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几个亲密同志聚在一起喝酒乐一乐而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时的气氛热烈而祥和，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以至喝醉了酒。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也在场，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且又是周恩来的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让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谈天说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他们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
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含笑柔声说道：“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茶给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爱，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
周恩来对有幸能找到邓颖超这么一个知心爱人非常满意，他俩的相爱历程他一辈子都刻骨铭心，想来就春潮澎湃，温馨无比。周恩来是1919年4月由日本同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存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嘛。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关于这件事，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地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1924年，周恩来归国，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往广州，此时他们已经有5年未见面。
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邓颖超从身边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喝大酒比嗜好抽烟还要伤身。毛泽东等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而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者，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患了癌症……所以，她不能不对经常喝酒应酬的周恩来的健康担忧。
周恩来的第二次醉酒，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周恩来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它与会国的成员，都没有任何一人能与周恩来相比。
出发前，邓颖超不无担心地嘱咐周恩来的秘书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周恩来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她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邓颖超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凭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她认为苏联人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吓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咚咕咚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罢休。周恩来虽然酒量大，但毕竟是黄种人，单从生理上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何况周恩来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曾高烧昏迷多天，差点性命都不保。
周恩来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先是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苏联当 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所以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这种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何况那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格，每上一样东西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的。为总理健康着想的秘书无法作假，着急地在旁边一筹莫展。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也都跟着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的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则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周恩来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着上酒，不大留意上菜。周恩来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确实是在劫难逃了。也是在莫斯科，1952年周恩来前往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了。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周恩来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反应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一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像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周恩来总理，站在那里永远是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像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义觉得有点别扭。
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他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彩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这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而是悄悄地转向了苍白。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周恩来虽然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为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谈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愣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但义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有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大家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又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秘书扶总理坐起，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摸着总理的手冰凉，他心里一阵着急难过，不断地自责。不一会儿，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检查之后，医生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地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翌日早晨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双眼，双手搓搓脸，坐起来。与昨天相比已好多了的周恩来下了床，但感觉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周恩来是担心自己酒醉失态下是甭失言。
师哲说：“讲得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
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追问的周恩来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恩来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听说周恩来当天要同国，医生建议：必须好好休息，不能长途跋涉，推迟一天走。
于是，周恩来总理只好留下来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周恩来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周恩来摇摇头，认真地说：“你讲得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周恩来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己。
二
不过，在国内喝酒，周恩来脑子里的那根弦就不会绷得很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于是，周恩来便有了又一次的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秘书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秘书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于是，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茅台。
周恩来这样大喜豪饮自然是有缘由的。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他总揽一切事务。他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同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他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他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他100份，甚至200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恩来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周恩来摇摇头：“不行。你们不要怕我忙，我能忙过来。”原来，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他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周恩来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周恩来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比如后来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他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之后一面打一面谈判。我国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责成专人写好谈判发言稿并由周恩来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由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谈判前后拖了近两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周恩来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周恩来熬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其工作量多大可想而知。
因此，志愿军凯旋而归，周恩来自然情不自禁地会喜极酒醉。
大凡刚从前线下来结束了生死考验的人，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周恩来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周恩来终于接受了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他兴致很高，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曲，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还好，周恩来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即便醉成那样，他对文工团的女兵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她们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朦胧，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地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大家立即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的喝酒，周恩来与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几乎都碰过杯。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
这次醉酒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而这次毛泽东也没再原谅他，而是批评了他。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不过，周恩来这一次的酒醉，反而让人们觉得他更可亲、可爱、可敬，足见他有着深挚情义和充沛感情的真性情。
(责编 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