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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列宁晚年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写了大量书信，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领导人的休养等日常琐事进行指导，这一方面说明列宁的工作强度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除了缺乏经验、政权建设很不完善外，还缺少一个分工明确、责权清晰的干部制度。
[关键词]列宁 晚年 书信 工作状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044－04
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列宁的晚年思想主要是指，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思考。而列宁晚年则指1922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加重至1924年1月逝世这段时间。由于在1923年3月列宁第三次中风后，他就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所以本文所说的列宁晚年书信实际仅仅截止到1923年3月。研读列宁的晚年书信，既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其晚年的工作状况，也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新认识。
一、书信是列宁晚年工作的最主要方式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除了已收入《列宁全集》第52卷的250封书信外，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所收录的书信就多达82篇(包括电话、电报)。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列宁晚年的所有工作。如关于党的建设，列宁写了《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租让问题，列宁写了《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等书信；关于热那亚会议，列宁写了《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致莫洛托夫同志》、《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列宁写了《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建立苏联，列宁写了《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给列·波·加米涅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关于裁减军队，列宁写了《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给约·维·斯大林的信》等。甚至就连最能体现其晚年思想的论著，如《关于对外贸易垄断》、《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列宁也主要是以书信和札记的形式写作的。更不用说那些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大量信函，如《致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巴库市工人》、《致纺织工人代表大会》等。
毫无疑问，在列宁晚年，书信之所以成为其工作的最主要方式，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由于超长紧张、超高强度的工作，加之遇刺造成的创伤，列宁晚年的身体每况愈下。从1922年上半年起，他两次中风。这不能不使他每每暂时或部分地离开工作岗位，既不能主持和参加许多重要会议和活动，也不能亲自视察工作。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列宁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又不能不使他力所能及地工作。所以在工作强度和工作量较小且身体也能够允许的情况下，用书信来沟通和指导工作就成为列宁晚年工作的最主要方式，尤其是在疗养期间。这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地发挥列宁的聪明才智，行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得到更多的休息和治疗。据《年表》记载，1922年5月，随着病情逐渐加重，列宁“致函各中央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告知自己将外出休假几个月，在此期间请各单位汇报有关最重要的事务，以及最重要的决议和计划的执行情况”。同年10月6日，列宁也曾致函加米涅夫：“今天我牙龈肿了并且发烧。上午不打算去中央委员会，晚上也不去劳动国防委员会了。我们用书信联系吧。”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始终对自己函电的畅通和便捷问题高度重视，甚至对草率处理其文件的工作人员严厉批评。强调如果再发现“这种典型的拖拉作风和贻误工作的现象”，他“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撤换工作人员”。
列宁晚年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书信，对我们重新认识列宁晚年思想中的局限不无启迪。以往认为，列宁晚年思想的局限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策略和他特殊的语言习惯，但现在看来显然也与其工作方式有关。因为书信往往是就事论事，有些时候还可能是随机问答和发挥，所以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列宁与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22年5月5日，针对托洛茨基要求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并批评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在《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一信中公开评论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仅根本不对，而且对自己所批评的事毫不了解，简直令人吃惊。”这显然是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比较轻率的断语。就从此信开头“我因取子弹手术回信迟了，请原谅”(列宁于4月23日手术)的说明也不难明白列宁所作批评的仓促。所以无怪乎到12月下旬，在经过仔细研究后，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中就特别强调自己的看法有些偏颇。例如：“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要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二、列宁晚年的工作仍极为繁重
通观列宁晚年书信，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由于身体原因，列宁晚年已不可能全职工作，但他的工作仍极为繁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列宁晚年的工作范围仍然很广。从上述330多封书信来看，列宁所涉及的工作内容涵盖了各项事务。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最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及政治体制问题，如《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还是关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如关于战胜私营商业的《给弗·亚·吉霍米罗夫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关于粮食税征收的《致谢·叶·丘茨卡耶夫》、关于粮食保管的《致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整顿国营托拉斯的《致德·伊·库尔斯基》等，抑或苏俄的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问题，如《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4月5日)》、《关于对外贸易垄断——致斯大林同志并转中央全会》等，甚至像安排人员疗养、治病、住宿、取暖、出国签证、到高干食堂就餐、克里姆林宫警卫人员的职责、为有关人员写证明材料、介绍有关专家出版著作等细小的问题，如《致莫洛托夫 同志》、《致哥尔布诺夫同志》、《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书记处》、《致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致瓦·弗·古比雪夫》等，列宁都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显然，病中的列宁工作量实际仍然很大。
其次，列宁晚年的工作强度仍然很高，甚至经常是忍着病痛在坚持工作。这在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例如，列宁在《致弗·维·阿多拉茨基》一信中提到：“我因病不能工作，而且还要相当长时间不能工作。”在《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一信中，列宁也自述：“我还是神经痛，而且头痛不止。为了试一试认真的治疗，必须真正休息。”但实际上，列宁并没有真正休息。就在他头痛的同时，还是致信李可夫和瞿鲁巴，请他们“关注一下美国人哈默的承租项目”，并重视库尔斯克省的铁矿勘探工作，还要求阿多拉茨基“谈一谈编选马克思书信集的事”，要求瞿鲁巴“尽力弄清”克里姆林官军校学员是否挨饿的问题，要求奥尔忠尼启则“别忘了更仔细地检查一下同中央和同斯大林联系的密码”。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仅仅是在1922年4月5日，病中的列宁就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连写了三封书信。一封是关于严格检查经政治局特别批准的向美国工人提供的特殊租让项目的进展情况；一封是因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按照同哈默签订的合同发往美国的货物质量低劣”而要求应“一丝不苟地履行这个租让合同中规定的我方义务，而且对整个事情都要更仔细地进行监督”；还有一封是关于库尔斯克省的铁矿勘探和开发问题。而在5月11日，病情刚刚缓解的列宁更写了九封函电。可见其工作强度之高。
第三，列宁晚年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从1922年3月开始，随着列宁的病情逐渐加重(在4月下旬即不得不做了取子弹手术)，列宁的工作时间已明显缩短。但在医生“允许”的范围内，列宁还是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且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时间。根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23日手术以后到5月11日列宁致信哈默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现在觉得好多了”这短短17天之中，他就写了29封函电和两篇文章。其中，《(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序言》、《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都可以说是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和书信。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就在手术的第2天(4月24日)下午，列宁刚刚出院，即口授了对于一个病人来说算是很长的《给约·维·斯大林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并附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稿》，而且还要求“今晚7时同您(斯大林)，如有可能，也同加米涅夫面谈一刻钟”。即使是病情更加恶化、甚至瘫痪之后，列宁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工作。根据《年表》记载，由于列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22年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但实际上，除了当天晚上列宁遵守了这一规定，仅仅口授了10分钟，此后的口授都远远超过了规定的10分钟(在列宁病情缓解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可以口授30－40分钟)。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在病中，列宁的工作时间也仍然超过了许多正常人。
列宁晚年的工作仍极为繁重，也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一是列宁为什么高度重视高级干部的休假和疗养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列宁对于工作与休息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所以，当听说哥尔克的疗养院被关闭后，他立即致信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捷尔任斯基的秘书格尔松说：“有人报告我说，莫斯科委员会关闭了哥尔克的疗养院。我坚决反对。”并认为保留那里的疗养院“很重要，这样需要休养的人可以随时到那里去休养”。甚至强调，“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恰恰是列宁自己最终没有完全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他的英年早逝主要与其过度操劳有关。二是如何理解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态度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后者记录了对斯大林不利的列宁口授所致，但这却很可能是误解了斯大林。从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来看，其内容确实是反对斯大林等人主张放松对外贸易的垄断制，而且斯大林的做法也确实粗暴，但就斯大林的职责来说，在当时却不无苦衷。随着列宁的病情更加恶化，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即决定由斯大林亲自负责监督执行医生给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而且除了列宁，任何人当时都能看出：如果再继续工作，哪怕是对治疗的稍微分心，都必将加剧列宁的病情。事实也正是如此。根据《年表》记载，就在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的第二天(12月22日)晚上，他的病情就进一步恶化——“右臂和右腿瘫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才“辱骂”了克鲁普斯卡娅，指责她不该让列宁工作。显而易见，他的做法更多的应该还是对列宁病情的忧虑和着急。
三、列宁晚年工作的效率及相关问题
毫无疑问，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晚年工作的效率极高。如前所述，从1922年3月开始，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列宁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但即便如此，列宁也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处理了大量事务。而且，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举措，还是一般事务，在列宁的书信(包括电报、电话)指导、督促、建议和询问下，通常都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仅就《列宁全集》第52卷所附录《注释》来说，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凡列宁指示和交办的事情都很快得到了处理。例如在3月6日，列宁致信莫洛托夫，提议政治局委员表决，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主席鲁祖塔克“立即去疗养院疗养”，并“住进好一些的疗养院，加强营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就通过了他的提议。再如4月27日，列宁致信斯大林，希望能帮助把在柏林工作的什克洛夫斯基调回国内，在第二天，“由斯大林签署的信已寄给什克洛夫斯基，信中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央将随时满足他这方面的要求”。
然而，列宁晚年的工作效率极高却又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当时苏俄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列宁的职责本该是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但他却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用在一般事务的处理上，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的时候，列宁倒是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和书信，“把他认为‘最重要的’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决定显然有些晚了，很多该说该做的事情都只能永远停留在他的脑海之中。这不仅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损失，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
从列宁晚年的工作状况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仅仅是列宁，当时苏俄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部门领导人)都工作繁重，身体虚弱。仅见于列宁书信中的事例，除了前述鲁祖塔克，还有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阿瓦涅索夫(病情严重， 需出国治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身体不好，必须休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燃料总管理局局长斯米尔加(因病在柏林治疗)、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需离开莫斯科治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去德国治病)、副劳动人民委员阿尼克斯特(需要到国外治疗)、总书记斯大林(气色不好，需要休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在德国治病)、肃反委员会主席兼交通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浑身无力，需要立即休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尔马柯夫(吐血，需出国治疗)和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别姆(身体虚弱而患病)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列宁为什么高度重视高级干部的休假和疗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如此之多的领导干部身体虚弱，则显然不是工作繁重所能解释的，其中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上的原因。列宁和苏俄许多领导人之所以工作非常繁重，甚至把大量精力和时间消磨在许多日常事务之中，除了缺乏经验、政权建设还很不完善外，没有一个分工明确、责权清晰的干部制度应是一个主要原因。别的不说，像主管全国政务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责，一直到1922年4月11日才由列宁亲自制订，而且由于意见分歧，到5月5日列宁还不得不又写了《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既然连列宁都仅仅靠几个秘书来辅助工作，那么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列宁和许多苏俄领导人的工作繁忙，也启迪我们重新认识列宁所批判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一般来说，改善国家机关工作是列宁晚年最操心的问题之一。从许多书信都可以看出：“列宁对上自中央领导机关、下至基层单位都存在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深恶痛绝，主张严肃处理。”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对列宁所说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具体分析。现在看来，列宁所说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实际上很多是制度缺失问题，而并非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说，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滋生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更何况还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反复教诲和批评。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否定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存在，而且应当高度重视它的危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确有一些并非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还有一点也必须注意，列宁和一些苏俄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处理都过于心急，往往期望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但实际上，不少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专门的办事机构来做。例如，关于成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问题，因方案研究时间稍长，列宁即严厉批评说：“问题至今未研究好，这种情况是纯粹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有害的官僚主义作风。应立即尽一切可能在几个委员会中着手准备。”但此前却显然并未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尽管从事后来看，在列宁的催促下，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2年5月3日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国内商业专门委员会；到5月5日又决定：“为了调整国内商业的各种问题，建立一个直属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三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而且人民委员会也于5月9日迅速批准了这一决定，但这却是以牺牲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其他工作为代价的。就提高效率而言，其实是得失参半。
注释：
①④⑤⑧⑩(13)《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57页，第182页，第344页，第696页，第696页，第556页。
②⑥(11)(12)(15)(16)《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00页，第382－389页，第380页，第336、651页，第667－668页，第422页，第669页。
③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329－320页。
⑦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61－183页，《列宁全集》第52卷第412－427页。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前言》第Ⅶ页。
[责任鳊辑：文 义]
[关键词]列宁 晚年 书信 工作状况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044－04
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列宁的晚年思想主要是指，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思考。而列宁晚年则指1922年3月他的病情开始加重至1924年1月逝世这段时间。由于在1923年3月列宁第三次中风后，他就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所以本文所说的列宁晚年书信实际仅仅截止到1923年3月。研读列宁的晚年书信，既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其晚年的工作状况，也可以得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新认识。
一、书信是列宁晚年工作的最主要方式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除了已收入《列宁全集》第52卷的250封书信外，在《列宁全集》第43卷中所收录的书信就多达82篇(包括电话、电报)。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列宁晚年的所有工作。如关于党的建设，列宁写了《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租让问题，列宁写了《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等书信；关于热那亚会议，列宁写了《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致莫洛托夫同志》、《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列宁写了《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建立苏联，列宁写了《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给列·波·加米涅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关于裁减军队，列宁写了《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给约·维·斯大林的信》等。甚至就连最能体现其晚年思想的论著，如《关于对外贸易垄断》、《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列宁也主要是以书信和札记的形式写作的。更不用说那些看起来比较普通的大量信函，如《致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巴库市工人》、《致纺织工人代表大会》等。
毫无疑问，在列宁晚年，书信之所以成为其工作的最主要方式，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由于超长紧张、超高强度的工作，加之遇刺造成的创伤，列宁晚年的身体每况愈下。从1922年上半年起，他两次中风。这不能不使他每每暂时或部分地离开工作岗位，既不能主持和参加许多重要会议和活动，也不能亲自视察工作。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列宁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又不能不使他力所能及地工作。所以在工作强度和工作量较小且身体也能够允许的情况下，用书信来沟通和指导工作就成为列宁晚年工作的最主要方式，尤其是在疗养期间。这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地发挥列宁的聪明才智，行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得到更多的休息和治疗。据《年表》记载，1922年5月，随着病情逐渐加重，列宁“致函各中央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告知自己将外出休假几个月，在此期间请各单位汇报有关最重要的事务，以及最重要的决议和计划的执行情况”。同年10月6日，列宁也曾致函加米涅夫：“今天我牙龈肿了并且发烧。上午不打算去中央委员会，晚上也不去劳动国防委员会了。我们用书信联系吧。”正因为如此，列宁才始终对自己函电的畅通和便捷问题高度重视，甚至对草率处理其文件的工作人员严厉批评。强调如果再发现“这种典型的拖拉作风和贻误工作的现象”，他“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撤换工作人员”。
列宁晚年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书信，对我们重新认识列宁晚年思想中的局限不无启迪。以往认为，列宁晚年思想的局限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策略和他特殊的语言习惯，但现在看来显然也与其工作方式有关。因为书信往往是就事论事，有些时候还可能是随机问答和发挥，所以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列宁与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22年5月5日，针对托洛茨基要求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并批评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在《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一信中公开评论说：“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仅根本不对，而且对自己所批评的事毫不了解，简直令人吃惊。”这显然是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比较轻率的断语。就从此信开头“我因取子弹手术回信迟了，请原谅”(列宁于4月23日手术)的说明也不难明白列宁所作批评的仓促。所以无怪乎到12月下旬，在经过仔细研究后，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中就特别强调自己的看法有些偏颇。例如：“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要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二、列宁晚年的工作仍极为繁重
通观列宁晚年书信，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由于身体原因，列宁晚年已不可能全职工作，但他的工作仍极为繁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列宁晚年的工作范围仍然很广。从上述330多封书信来看，列宁所涉及的工作内容涵盖了各项事务。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最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排及政治体制问题，如《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等，还是关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如关于战胜私营商业的《给弗·亚·吉霍米罗夫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关于粮食税征收的《致谢·叶·丘茨卡耶夫》、关于粮食保管的《致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整顿国营托拉斯的《致德·伊·库尔斯基》等，抑或苏俄的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问题，如《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致阿·伊·李可夫(1922年4月5日)》、《关于对外贸易垄断——致斯大林同志并转中央全会》等，甚至像安排人员疗养、治病、住宿、取暖、出国签证、到高干食堂就餐、克里姆林宫警卫人员的职责、为有关人员写证明材料、介绍有关专家出版著作等细小的问题，如《致莫洛托夫 同志》、《致哥尔布诺夫同志》、《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致中央书记处》、《致社会主义科学院主席团》、《致瓦·弗·古比雪夫》等，列宁都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显然，病中的列宁工作量实际仍然很大。
其次，列宁晚年的工作强度仍然很高，甚至经常是忍着病痛在坚持工作。这在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例如，列宁在《致弗·维·阿多拉茨基》一信中提到：“我因病不能工作，而且还要相当长时间不能工作。”在《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一信中，列宁也自述：“我还是神经痛，而且头痛不止。为了试一试认真的治疗，必须真正休息。”但实际上，列宁并没有真正休息。就在他头痛的同时，还是致信李可夫和瞿鲁巴，请他们“关注一下美国人哈默的承租项目”，并重视库尔斯克省的铁矿勘探工作，还要求阿多拉茨基“谈一谈编选马克思书信集的事”，要求瞿鲁巴“尽力弄清”克里姆林官军校学员是否挨饿的问题，要求奥尔忠尼启则“别忘了更仔细地检查一下同中央和同斯大林联系的密码”。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仅仅是在1922年4月5日，病中的列宁就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连写了三封书信。一封是关于严格检查经政治局特别批准的向美国工人提供的特殊租让项目的进展情况；一封是因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按照同哈默签订的合同发往美国的货物质量低劣”而要求应“一丝不苟地履行这个租让合同中规定的我方义务，而且对整个事情都要更仔细地进行监督”；还有一封是关于库尔斯克省的铁矿勘探和开发问题。而在5月11日，病情刚刚缓解的列宁更写了九封函电。可见其工作强度之高。
第三，列宁晚年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从1922年3月开始，随着列宁的病情逐渐加重(在4月下旬即不得不做了取子弹手术)，列宁的工作时间已明显缩短。但在医生“允许”的范围内，列宁还是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且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时间。根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23日手术以后到5月11日列宁致信哈默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现在觉得好多了”这短短17天之中，他就写了29封函电和两篇文章。其中，《(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序言》、《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都可以说是有一定篇幅的文章和书信。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就在手术的第2天(4月24日)下午，列宁刚刚出院，即口授了对于一个病人来说算是很长的《给约·维·斯大林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并附给格·瓦·契切林的电报稿》，而且还要求“今晚7时同您(斯大林)，如有可能，也同加米涅夫面谈一刻钟”。即使是病情更加恶化、甚至瘫痪之后，列宁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工作。根据《年表》记载，由于列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22年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但实际上，除了当天晚上列宁遵守了这一规定，仅仅口授了10分钟，此后的口授都远远超过了规定的10分钟(在列宁病情缓解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可以口授30－40分钟)。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在病中，列宁的工作时间也仍然超过了许多正常人。
列宁晚年的工作仍极为繁重，也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一是列宁为什么高度重视高级干部的休假和疗养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列宁对于工作与休息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所以，当听说哥尔克的疗养院被关闭后，他立即致信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捷尔任斯基的秘书格尔松说：“有人报告我说，莫斯科委员会关闭了哥尔克的疗养院。我坚决反对。”并认为保留那里的疗养院“很重要，这样需要休养的人可以随时到那里去休养”。甚至强调，“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恰恰是列宁自己最终没有完全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他的英年早逝主要与其过度操劳有关。二是如何理解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态度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后者记录了对斯大林不利的列宁口授所致，但这却很可能是误解了斯大林。从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来看，其内容确实是反对斯大林等人主张放松对外贸易的垄断制，而且斯大林的做法也确实粗暴，但就斯大林的职责来说，在当时却不无苦衷。随着列宁的病情更加恶化，1922年12月18日中央全会即决定由斯大林亲自负责监督执行医生给列宁规定的作息制度。而且除了列宁，任何人当时都能看出：如果再继续工作，哪怕是对治疗的稍微分心，都必将加剧列宁的病情。事实也正是如此。根据《年表》记载，就在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的第二天(12月22日)晚上，他的病情就进一步恶化——“右臂和右腿瘫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才“辱骂”了克鲁普斯卡娅，指责她不该让列宁工作。显而易见，他的做法更多的应该还是对列宁病情的忧虑和着急。
三、列宁晚年工作的效率及相关问题
毫无疑问，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晚年工作的效率极高。如前所述，从1922年3月开始，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列宁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但即便如此，列宁也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处理了大量事务。而且，无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举措，还是一般事务，在列宁的书信(包括电报、电话)指导、督促、建议和询问下，通常都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仅就《列宁全集》第52卷所附录《注释》来说，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凡列宁指示和交办的事情都很快得到了处理。例如在3月6日，列宁致信莫洛托夫，提议政治局委员表决，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主席鲁祖塔克“立即去疗养院疗养”，并“住进好一些的疗养院，加强营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就通过了他的提议。再如4月27日，列宁致信斯大林，希望能帮助把在柏林工作的什克洛夫斯基调回国内，在第二天，“由斯大林签署的信已寄给什克洛夫斯基，信中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央将随时满足他这方面的要求”。
然而，列宁晚年的工作效率极高却又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当时苏俄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列宁的职责本该是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但他却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用在一般事务的处理上，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的时候，列宁倒是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和书信，“把他认为‘最重要的’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决定显然有些晚了，很多该说该做的事情都只能永远停留在他的脑海之中。这不仅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损失，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
从列宁晚年的工作状况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仅仅是列宁，当时苏俄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部门领导人)都工作繁重，身体虚弱。仅见于列宁书信中的事例，除了前述鲁祖塔克，还有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阿瓦涅索夫(病情严重， 需出国治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身体不好，必须休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燃料总管理局局长斯米尔加(因病在柏林治疗)、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基谢廖夫(需离开莫斯科治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去德国治病)、副劳动人民委员阿尼克斯特(需要到国外治疗)、总书记斯大林(气色不好，需要休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在德国治病)、肃反委员会主席兼交通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浑身无力，需要立即休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叶尔马柯夫(吐血，需出国治疗)和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别姆(身体虚弱而患病)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列宁为什么高度重视高级干部的休假和疗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如此之多的领导干部身体虚弱，则显然不是工作繁重所能解释的，其中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上的原因。列宁和苏俄许多领导人之所以工作非常繁重，甚至把大量精力和时间消磨在许多日常事务之中，除了缺乏经验、政权建设还很不完善外，没有一个分工明确、责权清晰的干部制度应是一个主要原因。别的不说，像主管全国政务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责，一直到1922年4月11日才由列宁亲自制订，而且由于意见分歧，到5月5日列宁还不得不又写了《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既然连列宁都仅仅靠几个秘书来辅助工作，那么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列宁和许多苏俄领导人的工作繁忙，也启迪我们重新认识列宁所批判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一般来说，改善国家机关工作是列宁晚年最操心的问题之一。从许多书信都可以看出：“列宁对上自中央领导机关、下至基层单位都存在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深恶痛绝，主张严肃处理。”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对列宁所说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具体分析。现在看来，列宁所说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实际上很多是制度缺失问题，而并非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说，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滋生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更何况还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反复教诲和批评。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否定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存在，而且应当高度重视它的危害，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确有一些并非是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还有一点也必须注意，列宁和一些苏俄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处理都过于心急，往往期望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但实际上，不少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专门的办事机构来做。例如，关于成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问题，因方案研究时间稍长，列宁即严厉批评说：“问题至今未研究好，这种情况是纯粹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有害的官僚主义作风。应立即尽一切可能在几个委员会中着手准备。”但此前却显然并未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尽管从事后来看，在列宁的催促下，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2年5月3日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国内商业专门委员会；到5月5日又决定：“为了调整国内商业的各种问题，建立一个直属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三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而且人民委员会也于5月9日迅速批准了这一决定，但这却是以牺牲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其他工作为代价的。就提高效率而言，其实是得失参半。
注释：
①④⑤⑧⑩(13)《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57页，第182页，第344页，第696页，第696页，第556页。
②⑥(11)(12)(15)(16)《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00页，第382－389页，第380页，第336、651页，第667－668页，第422页，第669页。
③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329－320页。
⑦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61－183页，《列宁全集》第52卷第412－427页。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前言》第Ⅶ页。
[责任鳊辑：文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