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宜生诗》有“朱注”本，即一九八五年的增订再版本。朱正好读散宜生诗，遂乐为诗中的典故出处逐条作注。加上必要的注解以帮助青年读者读这本诗集，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虽远非青春年少，但也感谢出版社的从善如流。可是作者当时却在这个再版本的后记中写道：“它只是指出了典故，并没有解诗。”何谓解？再版本的前序后记，文末都有写作日期，偏巧全部诗篇一概没有，这是一，诗篇的题目中，累累见人名，举例说，《赠木工李四》，纵有好几种人名字典在手边，也不知该从何处查找，这是二。总之，诗作的因由，或曰“本事”，才是解结的尖锥。所以有了“朱注”，又盼“郑笺”。这也是向来读诗者的积习，元遗山就曾经为此发过“恨”声。
　　此所以《聂绀弩还活着》这本新书，能够大满人意了。它虽不是解诗之作，但读诗者得此，乃得一大助焉。譬如上面作为例子提到的“李四”，这本新书里便收有一篇文章，署名李世强，出来自承。文中说，一九七○年四月二十日，十二个“犯人”从临汾监狱被押解到稷山看守所，同系一处。聂最长，六十九，李最少，二十三。聂在囚室，把《资本论》读了四遍，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李的学习兴趣，这一来也给唤醒了。由于这么一段因缘，于是有了那篇赠诗。“原题是《赠李四》，后收入《散宜生诗》中，却在‘李四’前加‘木工’二字，乃是因为我出狱后一度在木材公司工作，老聂因此戏称(我)为木工。”
　　同系中的这十二个人，都是待判的“未决犯”。到一九七四年四月底边，一天晚饭以后，聂被提了出去，接着就另号收禁。李在文中写道：“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一夜坐卧不安。”什么事？原来聂的终身已定，他的判决书下来了，无期徒刑！
　　
　　“天一亮，我一看是小高班长值岗，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士兵，……时常给予关照和方便。”李因此找到去看一看聂的机会。聂一见到李，便摸出判决书来给李看，然后说：“这没什么，不要管它了，我正有事要找你。《资本论》第四卷，我又看了一遍，昨晚我又想到几个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夹在书里了，你先拿去看看……”
　　
　　李四为之不眠之夜，聂就这般度过！这让我想起夏侯胜和黄霸。《汉书·夏侯胜传》说，夏侯胜精熟《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后因议论宣帝的诏书获罪，牵连黄霸，一起下狱。《汉书》写到他们的狱中生活，有一节云：
　　
　　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
　　
　　读书人能背《论语》，这不算一回事。但是在天威莫测的囚室之中，这句话可就是“烨烨震电”了。读了李世强的文章之后，回头再来看《赠木工李四》的诗篇，自然也就同样的会感到情味大异。
　　李世强的文章提到的十二个人中，还有一个名曰鲍玉轨，年岁与聂差似，也是一个老者了。李文介绍说：“此人博学多识，有问必答，言必有据，老聂称他是活字典，常向他请教。”又说：“鲍玉轨初到稷山时已不能行走，他半开玩笑地引一句唐诗说：此番恐怕真要‘此身行坐稷山土’了！未料他最终应了此言，一九七一年夏，病死在这监房的窑洞中。”
　　鲍玉轨“半开玩笑地”引的那句诗，准确的写法，据我想当是“此身行作稽山土”。稽、稷二字谐音，引来乃益见巧妙。那是陆放翁令人低回不尽的《沈园》二绝中的句子，不是唐诗。此老风貌，或可从这一兰言雅谑中仿佛得之，惜乎此时此地闻此语，人们很难强颜一笑了。他被聂看做“活字典”，而与读者就只有这样匆匆一面，倏忽之间，已化做秦火坑灰，只是能借《散宜生诗》，留下一个姓名。按诗集中“鲍玉轨”写作“包于轨”，诗共两首，一赠一挽，在李文中引录的其实为挽诗。但李说，此诗作于一九七一年春间，时鲍犹存世。如李的记忆不误，则应是散宜生在编集时改定了诗题。
　　此书收文七十余篇，近六十万字，作者中有很多名家。上面信口说到不出于名家之手的一篇，而且在说到这一篇时，也只是断章取义，引其一枝一节，以为足供读《散宜生诗》之一助，真是“不贤者识其小”！但是聂绀弩其人其事，“伏于渊泉，辉景烛耀”，则记其生平出处言行的情辞理章，又何待我琐琐称说。书内有插页，印手迹、书影和多幅照片，书前目录中漏列。其中聂与夫人对弈的一幅，和“劫后生还三家人——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及其子，萧军及其女儿、女婿(一九八○年秋)”一幅，我以为读者展卷乍睹，说不定揭书页的指尖会突觉触处生寒，一时间竟然使唤不灵。
　　
　　(《聂绀弩还活着》，姚锡佩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十二月第一版，8.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