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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表现为其显著的顺周期性、与它国之间的显著差距以及储蓄内部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经济发展阶段、持续的贸易顺差以及转型时期的不确定性和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共同构成了导致中国储蓄高企的传导机制，而上述因素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中国储蓄在长期范围内出现拐点，在短期内难以形成稳定的拐点即储蓄倾向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储蓄倾向 转型 收入分配
一、我国当前储蓄高企的现状及特点
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时期，GDP連续6年达到1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失衡程度加深，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迅速上升，达到GDP的一半以上。无论从国民储蓄自身发展的纵向趋势，还是基于国际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都呈现较高的特征。
(一)从国民储蓄自身发展的纵向历史看(图1)。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消费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储蓄率基本沿着上升的轨迹发展，并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性，其周期性特征从该轮新的经济扩张开始而越加显著。
(二)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横向角度看，中国的储蓄率无论是相对于欧美和日韩国家还是相对于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平均储蓄水平而言，都表现出非常高的储蓄倾向，并且与上述经济或国家之间的储蓄率差距从2000年以来逐渐拉大。(图2、图3)。
(三)从国内储蓄结构来看，国民储蓄高倾向的背后体现的是家庭储蓄相对企业储蓄、国家储蓄比例的下降。从储蓄占GDP的比例来看(表1)，贡献储蓄的主体变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头的企业和政府。1996-2007年，企业储蓄占GDP比重和政府储蓄占GDP比重均几乎上涨1倍，企业储蓄占比从13％激增为22.9％，政府储蓄占比从5％增长为8.1％，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针对中国当前储蓄高企的现状。存在着包括收入差距论、文化传统论、人均储蓄论以及人口结构论等分析方法，但上述分析方法因缺乏系统、发展的视角，不能充分解释国民储蓄高企的形成机制。
二、中国高储蓄倾向的形成机理
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但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失衡导致的部门储蓄比例失调和收入差距扩大。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与资本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映射下的正的储蓄投资缺口，以及体制转型时期形成的不确定性，共同蕴含着促进当前高储蓄、低消费格局形成的动因。
(一)经济起飞与财富积累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茨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高储蓄率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其所支撑的高国民收入投资比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正是依托手经济赶超时期高达30％-40％的储蓄率。发达国家的美国虽然现阶段储蓄率很低，低至零储蓄甚至负储蓄，但这主要源于美国已经度过起飞阶段，完成了财富积累。目前70％美国家庭拥有住房，50％的家庭拥有股票，1952-1994年。美国家庭从股票和房地产得到的收益平均高于家庭储蓄的1.7倍。而1995—2003年，这一比率达到4.4倍。
相对于美国和日韩而言。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然处于较低收入国家，中国现有的高储蓄率支撑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大规模资本投资，并缓和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助于中国完成起飞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二)贸易顺差与国民储蓄高企
现有的经济理论在分析储蓄缺口与贸易顺差两者关联时，更多地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忽略后者对前者的反推作用。在中国。贸易顺差不仅具有遵循着双缺口模型中的一般规律，即贸易缺口(X-M)与储蓄投资缺口(S-I)之间的对偶关系使得贸易顺差在国内映射为储蓄相对于投资的增加，而且还因中国特定的发展目标和产业演进机制而额外地形成促进储蓄倾向增加的特殊性规律。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不断加深，成熟的制造业替代了开放初期的原料加工业。外贸就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转化为工资收入的不平衡，进而对储蓄倾向产生影响。
其次，中国出口产业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汇率升值，中国面临出口受损与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的两难选择，因此。限制工资增长以抵消出口成本的上涨成为内部消融成本的第三种选择。
再次，贸易与资本双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的资源错配，表现为大部分储备流向低收益的美国债券市场和银行储蓄而非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如扩大内需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利于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双缺口模型的对偶规律、产业升级调整、内部转移成本、储备资源错配构成了中国贸易顺差向储蓄转化的传统机制，并体现为贸易顺差增长下的国民储蓄的持续增加。图5显示，从1990年开始，国内储蓄开始超过投资，同期的净出口也相应地由1989年的-185.6亿增加到1990年的510.3亿人民币。
(三)效率改进、利润侵蚀工资、储蓄结构失衡
家庭储蓄与企业储蓄此消彼长的趋势。应归因于就业滞后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劳资关系偏重于资本、压缩劳动成本的内部成本转移的三重影响：政府储蓄的增加则源于政府借助于显性和隐性的双重渠道扩大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对投入。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通过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股权结构的质性提高和企业改制、下岗分流、破产倒闭的量化调整，完成了制度的重构和效率的提升。私营企业借助国家经济自由化和产权改革的深入，依托灵活、高效的经营方式弥补了没有政府针对国企实施的诸如利润保留、贷款扶持的劣势，完成了对国有企业经济总量的赶超。在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劳动市场供给竞争加剧，工资分配权向企业偏重，劳动法律保障缺位，扭曲了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从而导致劳动报酬相对于资本报酬不断下降的趋势。
转型时期，通过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不断演进，地方政府逐渐拥有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明显的激励。此外，政府在此轮经济扩张之前的低谷时期实施了积极扩张政策，政府在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力度的同时，政府消费(教育、医疗和社保领域)支出占总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这就导致了政府储蓄占比的上升。
(四)金融体制发展滞后、不确定习惯与预防性储蓄
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储蓄难以借助于现有的融资渠道转化为高效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制约了企业和家庭的有效投资，使得企业大量的未分配利润和家庭的部分收入向银行集中：另一方面制约了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而储蓄倾向不仅受到当前收入高低的影响，还取决于家庭对收入和支出的未来预期。伴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居民收入补偿的“完全化”改革，从传统的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福利领域退出：而在社保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居民代替国家承担上述领域支出，必然导致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计划经济下源于低工资高福利的低储蓄倾向逐渐逆转，部分居民收入退出消费，转化为应对住房、养老和教育支出的自适应性和预防性储蓄。
三、中国储蓄倾向的未来趋势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看，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递进、居民财富累积的完成，中国国民储蓄的拐点将随之出现。从中短期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完善，将改变当前劳资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转向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协调发展和市场间均衡、合理价格机制的形成，从而最终形成有利于家庭收入相对增加的帕累托改进。此外，人民币升值、社保体系重构、公共财政完善等潜在因素也影响了储蓄倾向。
但驱动储蓄倾向递减的传导机制将因公共性服务政府的缺位、脆弱的银行体系、较低的人均收入、支撑社保体系资本的缺乏、不完善的国民收人体系等外在约束，难以将潜在储蓄递减转化为现实递减。这就决定了解决储蓄高企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必须立足于传导机制的完善。因此，政府应该立足政府职能的转换，在保障和强化经济增长和初次分配中的效率原则的同时，致力于提供保障二次分配的制度建设：在实践中秉着从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加强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协调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财富的分配和累积。同时还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储蓄向投资和消费的有效转化。通过财政性的转移支出规避货币政策的脆弱性，通过加大对住房、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公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虽然政府职能逐渐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但是仍然面临着资金筹措的挑战，资金需求与积累之间的巨大缺口难以逆转居民对未来不确定预期，难以很快扭转居民低消费现状，因此国内高储蓄状态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改变。
关键词：储蓄倾向 转型 收入分配
一、我国当前储蓄高企的现状及特点
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时期，GDP連续6年达到1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失衡程度加深，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迅速上升，达到GDP的一半以上。无论从国民储蓄自身发展的纵向趋势，还是基于国际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都呈现较高的特征。
(一)从国民储蓄自身发展的纵向历史看(图1)。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消费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储蓄率基本沿着上升的轨迹发展，并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性，其周期性特征从该轮新的经济扩张开始而越加显著。
(二)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横向角度看，中国的储蓄率无论是相对于欧美和日韩国家还是相对于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平均储蓄水平而言，都表现出非常高的储蓄倾向，并且与上述经济或国家之间的储蓄率差距从2000年以来逐渐拉大。(图2、图3)。
(三)从国内储蓄结构来看，国民储蓄高倾向的背后体现的是家庭储蓄相对企业储蓄、国家储蓄比例的下降。从储蓄占GDP的比例来看(表1)，贡献储蓄的主体变成了在收入分配中占大头的企业和政府。1996-2007年，企业储蓄占GDP比重和政府储蓄占GDP比重均几乎上涨1倍，企业储蓄占比从13％激增为22.9％，政府储蓄占比从5％增长为8.1％，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针对中国当前储蓄高企的现状。存在着包括收入差距论、文化传统论、人均储蓄论以及人口结构论等分析方法，但上述分析方法因缺乏系统、发展的视角，不能充分解释国民储蓄高企的形成机制。
二、中国高储蓄倾向的形成机理
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但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失衡导致的部门储蓄比例失调和收入差距扩大。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与资本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映射下的正的储蓄投资缺口，以及体制转型时期形成的不确定性，共同蕴含着促进当前高储蓄、低消费格局形成的动因。
(一)经济起飞与财富积累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茨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高储蓄率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其所支撑的高国民收入投资比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正是依托手经济赶超时期高达30％-40％的储蓄率。发达国家的美国虽然现阶段储蓄率很低，低至零储蓄甚至负储蓄，但这主要源于美国已经度过起飞阶段，完成了财富积累。目前70％美国家庭拥有住房，50％的家庭拥有股票，1952-1994年。美国家庭从股票和房地产得到的收益平均高于家庭储蓄的1.7倍。而1995—2003年，这一比率达到4.4倍。
相对于美国和日韩而言。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然处于较低收入国家，中国现有的高储蓄率支撑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大规模资本投资，并缓和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助于中国完成起飞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二)贸易顺差与国民储蓄高企
现有的经济理论在分析储蓄缺口与贸易顺差两者关联时，更多地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忽略后者对前者的反推作用。在中国。贸易顺差不仅具有遵循着双缺口模型中的一般规律，即贸易缺口(X-M)与储蓄投资缺口(S-I)之间的对偶关系使得贸易顺差在国内映射为储蓄相对于投资的增加，而且还因中国特定的发展目标和产业演进机制而额外地形成促进储蓄倾向增加的特殊性规律。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不断加深，成熟的制造业替代了开放初期的原料加工业。外贸就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转化为工资收入的不平衡，进而对储蓄倾向产生影响。
其次，中国出口产业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汇率升值，中国面临出口受损与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的两难选择，因此。限制工资增长以抵消出口成本的上涨成为内部消融成本的第三种选择。
再次，贸易与资本双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的资源错配，表现为大部分储备流向低收益的美国债券市场和银行储蓄而非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如扩大内需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利于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双缺口模型的对偶规律、产业升级调整、内部转移成本、储备资源错配构成了中国贸易顺差向储蓄转化的传统机制，并体现为贸易顺差增长下的国民储蓄的持续增加。图5显示，从1990年开始，国内储蓄开始超过投资，同期的净出口也相应地由1989年的-185.6亿增加到1990年的510.3亿人民币。
(三)效率改进、利润侵蚀工资、储蓄结构失衡
家庭储蓄与企业储蓄此消彼长的趋势。应归因于就业滞后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劳资关系偏重于资本、压缩劳动成本的内部成本转移的三重影响：政府储蓄的增加则源于政府借助于显性和隐性的双重渠道扩大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对投入。
改革初期，国有企业通过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股权结构的质性提高和企业改制、下岗分流、破产倒闭的量化调整，完成了制度的重构和效率的提升。私营企业借助国家经济自由化和产权改革的深入，依托灵活、高效的经营方式弥补了没有政府针对国企实施的诸如利润保留、贷款扶持的劣势，完成了对国有企业经济总量的赶超。在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劳动市场供给竞争加剧，工资分配权向企业偏重，劳动法律保障缺位，扭曲了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从而导致劳动报酬相对于资本报酬不断下降的趋势。
转型时期，通过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不断演进，地方政府逐渐拥有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明显的激励。此外，政府在此轮经济扩张之前的低谷时期实施了积极扩张政策，政府在加大基本建设投资力度的同时，政府消费(教育、医疗和社保领域)支出占总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这就导致了政府储蓄占比的上升。
(四)金融体制发展滞后、不确定习惯与预防性储蓄
中国金融体制发展滞后，储蓄难以借助于现有的融资渠道转化为高效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制约了企业和家庭的有效投资，使得企业大量的未分配利润和家庭的部分收入向银行集中：另一方面制约了家庭消费的快速增长。而储蓄倾向不仅受到当前收入高低的影响，还取决于家庭对收入和支出的未来预期。伴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居民收入补偿的“完全化”改革，从传统的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福利领域退出：而在社保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居民代替国家承担上述领域支出，必然导致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计划经济下源于低工资高福利的低储蓄倾向逐渐逆转，部分居民收入退出消费，转化为应对住房、养老和教育支出的自适应性和预防性储蓄。
三、中国储蓄倾向的未来趋势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看，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递进、居民财富累积的完成，中国国民储蓄的拐点将随之出现。从中短期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完善，将改变当前劳资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转向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协调发展和市场间均衡、合理价格机制的形成，从而最终形成有利于家庭收入相对增加的帕累托改进。此外，人民币升值、社保体系重构、公共财政完善等潜在因素也影响了储蓄倾向。
但驱动储蓄倾向递减的传导机制将因公共性服务政府的缺位、脆弱的银行体系、较低的人均收入、支撑社保体系资本的缺乏、不完善的国民收人体系等外在约束，难以将潜在储蓄递减转化为现实递减。这就决定了解决储蓄高企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必须立足于传导机制的完善。因此，政府应该立足政府职能的转换，在保障和强化经济增长和初次分配中的效率原则的同时，致力于提供保障二次分配的制度建设：在实践中秉着从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加强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协调政府、企业和家庭三者财富的分配和累积。同时还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储蓄向投资和消费的有效转化。通过财政性的转移支出规避货币政策的脆弱性，通过加大对住房、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公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虽然政府职能逐渐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但是仍然面临着资金筹措的挑战，资金需求与积累之间的巨大缺口难以逆转居民对未来不确定预期，难以很快扭转居民低消费现状，因此国内高储蓄状态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