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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就坐在机关大楼里面，这些人群不会想跟着我们走。我们在
方式方法上要主动适应年轻人的特点，但价值内核不能变，就是要
做好对青年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你们有些部门的工作节奏安排得太强了，做一些调配的话，会不会更好一点？”
听到这句话，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江山愣住了。
从前的团市委干部，服从意识强，鲜少有人直接提出这样的建议。眼前提出异议的，是来共青团上海市委帮忙的志愿者。建议未必成熟，但董江山想了想，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半年以来，让他偶尔“愣神”的时刻，不止这一次。
过去出入院子，大家都出示同一种工作证。现在，机关有了挂职兼职干部，有了志愿者，证件种类多了起来。
他去食堂吃饭，5月份的时候还只有五六十人就餐，现在有八九十人。年轻人笑笑闹闹，有很多新鲜面孔。
他觉得机关越来越不像机关了，团市委新来的年轻人们，让整个组织的弹性变强了。
2015年9月，共青团上海市委改革实施方案大致敲定。团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昊暗暗松了一口气。过去的两个多月来，他们对实施方案反反复复修改了十二次。
三个月前的2015年7月6日至7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这番讲话被称为“党的群团工作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提出，当下群团工作的问题有“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他说，近年来，有些群团组织的工作作风出现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有些群团组织自闭于高楼大院，‘热’在机关，‘冷’在基层。在工作方法上则沾染衙门习气，用行政命令来下达任务，用简报文章来反映成绩，用台账报表来应对检查。更有一些群团组织工作人员无担当、喜享受，出现‘贵族化’‘娱乐化’倾向。”
当年7月底，上海市接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通知，上海和重庆成为开展地方群团改革的两个试点省份。上海市也很快敲定，工会、共青团、妇联成为群团改革试点的第一批推进单位。
5月3日，位于上海柳营路35号的虹口区群团工作服务站，正式启用，这是上海市首家投入使用的群团工作服务站。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之所以选择这三家群团组织作为第一批推进单位，是因为无论从覆盖面还是政治属性来说，这三家都首当其冲。
根据中央的要求，试点改革方案要在2个月内完成，1年内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随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和相关部门一起，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他们走访了区县、街镇、学校、企业、两新组织，以期了解当下的瓶颈在哪里，改革如何破题。
“学校是搞教学的，群团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刘伟去上海市一家中学调研，校长这样直言。实际上，这所学校在群团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还获得过全国性的荣誉。但刘伟发现，这都取决于学校群团工作负责人的积极性，学校的行政领导对此不关心也不了解。
这是此次走访调研给刘伟留下的一个印象，基层对自己工作职能中的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这一块内容，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认知。
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基层的人手不够。刘伟发现，街镇的团委书记，只有50%左右是专职的，另外50%兼任了其他工作，比如党群办、社区办、宣传工作等。同时，即便是专职的团干部，也常常被抽调去做其他工作。基层团干部开展团的工作的时间、精力难以保障。
“基层的团组织工作，受到了机制化的束缚，机关化、行政化，不是有意识产生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环境下产生的。”刘伟说，这样的问题，无法靠小修小补的调整解决，也无法靠某一级的群团组织改变，必须进行系统化的设计和全方位的改革。
同样在调研中，团市委接触了不同领域的诸多年轻人，他们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外来务工青年考虑的是如何融入上海;刚刚入职的青年，考虑的是对企业的了解和融入;工作了三五年的青年，考虑的是成长规划和未来发展;工作更久一点的青年考虑的是成家立业。“现在是需求细分的阶段，服务需要精细化、差异化。”刘伟这样总结。
两个月的调研中，上海团市委92名干部组成的7个调研组，走访了71家单位，针对25类青年群体开展调研。大家听到了一线的声音，也逐渐形成了对改革的共识。
后来，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晚这样总结上海市的团系统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形态呈“倒金字塔型”，基层基础还很薄弱;共青团的管理模式习惯于自上而下、行政化、科层化的运行方式;团的工作中发挥青年主体作用和基层主动作用还不够;共青团的运行方式同青少年工作的网络化、社会化、专业化趋势不相适应;有的共青团工作和团干部身上也还存在不够融入普通青少年、不够接地气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团市委机关里，七八个人被抽调出来，参与共青团上海市委改革实施方案的起草工作。王昊作为团市委研究室主任，参与了起草。
起初，起草组写了四十三条改革意见，围绕着中央文件，阐述如何落实。徐未晚说，还是要体现问题导向。之后，起草组又将原先意见中论述性的内容都一一删去。
“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蛮纠结的，要否定自己原先写的，慢慢聚焦，最后就只剩干货。”王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历经十余场专题党组会、讨论会、座谈会，三百余条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的收集整理，十二易其稿之后，改革方案初稿敲定，共有十六条内容。
2015年10月前后，上海市向中央上报了群团改革的总方案以及工青妇三家的实施方案。上报过程中，市委领导也带队到了北京，就团市委的改革方案与团中央作了沟通。 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获审议通过。
改革首先革向了机关内部。团市委机关内设机构精简了25%。
在改革前，团市委共有14个机构部室，按照“扁平化”的改革思路，机构建立了9 1 X格局。“9”是指团的工作部门，“1”是指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X”是重点工作项目组。
原有的研究室与办公室合并，原来负责网络的管理信息部与宣传部合并为“宣传与网络工作部”，青工部与地区工作部合并为“基层工作部”，志愿者工作部和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合并为“社会工作部”，权益部与社区办合并为“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统战部改名为“团结联络部（青联秘书处）”，另外新设了“合作交流部”。
目前，改革后的部室分别是办公室、组织部、宣传与网络工作部、基层工作部、学校工作部、社会工作部、团结联络部（青联秘书处）、少先队工作部、合作交流部，以及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据介绍，部门设置是根据改革要求、工作的未来方向而定的。比如，基层工作部要在未来进一步整合基层的团建资源，强化基层基础;宣传部要强化网络功能;合作交流部也是根据上海的海内外青年交流日益增多的需求而设立的。
“X”工作组的组建，则取决于来自基层一线，包括上海市基层青年代表、媒体代表、基层共青团代表的投票，综合得分最高的前三名项目，成为“X”工作组，即“网上共青团”工作组、创新创业工作组和“爱心暑托班”工作组。
内设机构的精简，也带来了人员编制的变动。共青团上海市委机关编制精简了30%，共27个编制。此前规定的原则是“减上补下”“补缺口、强一线”，即这批编制要下沉到基层团组织。
刘伟将这些数字称为“硬杠杠”。他说，先确定未来设立的部门，在此基础上再看怎样的人数是能保持工作的开展的，尽量精简。
据介绍，确定了硬杠杠之后，团市委通过多种宣传动员方式，帮助大家理解，下沉到区县、基层，并非是对他们工作的不认可，而是工作需要，有意义也有必要。
推进“减上补下”工作的时候，团市委结合了基层的需要和每个干部的特点，几乎做到了“一人一策”。有的人从企业来，也熟悉企业工作，团市委就把他推荐到了企业的团组织工作;有的人熟悉区县工作，团市委就把他推荐到区县团委工作。当然，也有一些编制下沉到了基层，而人员转岗去了其他单位，基层就根据新的编制填充新力量。
刘伟说，目前减上补下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下沉的同志把在团市委积累的工作资源带到了基层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层都很欢迎。”
工作量和工作要求变多了，人手又变少了，除了加班之外，团市委选择了从基层遴选专职干部，以及补充挂兼职干部、志愿者。
2016年2月29日，穿着白衬衫黑外套的史逸婵站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一番小轰动。这位白白净净的29岁姑娘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兼职副书记。
这一天，三名兼职副书记于杰、王坤、史逸婵，以及一名挂职副书记丁波悉数亮相。
2016年初他们四位都已经收到任命、上岗报到。他们都不对应行政级别。
这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首次配备了“1挂3兼”副书记。挂职副书记丁波是解放日报主题活动部主任，有着15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兼职副书记于杰是上海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联合创始人，王坤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第二研发部主任，史逸婵是静安区两新组织促进中心（白领驿家）党总支书记、理事长。三位兼职副书记分别是创业青年、科技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的代表。
对于挂职、兼职的副书记，团市委书记徐未晚要求他们保持本色。“如果他们讲的话跟我们一样，思维方式也一样，作用就不会像预想的这样了。”刘伟说。
团市委每周开一次书记办公会，三位兼职副书记都会来参加，参与讨论和决策。如果有一个项目要开展，创业青年代表于杰就会问，这里面对创业青年有什么关注吗？刘伟说，时间久了，团市委的项目也会更加贴近各类年轻群体的实际需求。
除了这四名副书记，团市委也面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招募了六名挂职干部，包括青年社会组织的领袖、创业者等。
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江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照传统渠道，这批人难以进入团系统，只会是工作上偶尔有交集，彼此客客气气的。现在能在一起工作了，这批人会为不同青年的群体代言，指出政策的痛点。“我们对他们充满期待，希望他们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除此之外，团市委又招募了一批志愿者。
因为是第一次探索，志愿者的筛选没有作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而是用社会化招募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当地的青年报和团市委的官方微信微博发布了公告。公告公布了团市委十大重点项目所需的14个志愿者岗位，共吸引99人报名。
项目组按照他们的简历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组织部按照三比一的比例，筛选了42人进入面试。
面试当天，这42位报名者参加了团市委的开放日活动，了解机关工作。面试采取了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
这个面试方式更像外企招聘时所用的方式。董江山说，这也是经过研究得出的。团市委组织部结合人力资源的相关知识，做了整套面试、招录方案。
董江山提到了一个小细节。在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前多长时间把题目给面试者更为合适？太早了，面试者会互相交流，如果讨论事先已经完成，到考官面前就是表演了;太晚了，面试者又会十分仓促，没有准备。他们最终确定要提前十五分钟左右把考题给面试者。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伟带队组织了面试，董江山亦参与其中。志愿者的面试给他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象。他发现这些青年敢于说团市委的“不好”。“公务员面试的时候，一般都是考官审视他们。这次不是，他们会说，你们的某某公众号做得不够贴近青年，某某活动做得不够好。他们敢于提出挑战性的问题，这种互动确实不一样。”
最终，14名志愿者到岗，总体跨度一年，结合项目推进情况考虑他们的服务时间。
比如暑托班项目，在暑期进行，需要全天坐班，项目的两名志愿者都全天候参与。有位志愿者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只要没课就愿意来团市委干活。还有位志愿者在外企工作，他跟公司要求调休，来团市委工作。
志愿者的到来，挑战了团市委的传统思路和工作方式。比如，志愿者通常只有周末和晚上有空，团市委也开始探索错时工作制，更多利用晚间和周末开展工作，发挥志愿者的作用。
对于团市委组织部来说，在专职干部、挂职干部和志愿者之中，找寻那个平衡点，成了他们的新课题。
挂职干部往往一两年就要回原单位，这需要团市委和他的原单位实时沟通，让挂职干部在团市委的表现也会反馈到原单位，有了这一层压力才会有动力。
而对志愿者来说，他们更看重能够在团市委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作用，只有在团市委有获得感、成就感，长了见识，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这套工作机制有鲜明的群团特色，差异性体现了，有效性就体现了。”董江山说。
最近，上海团市委组织部打算开设科级干部培训班，让专职干部、挂职干部共同参与，一起培训，做团队建设，重构团队文化。
过去，这样的团建往往只在团市委专职干部中开展，但随着挂职干部的增多，组织部希望把更多的年轻人纳入进来，消除陌生感，建立团队感情。“大家有了彼此认同，招挂职干部和志愿者的初衷才能达到。”
除了共青团上海市委机关内的这一系列改革之外，团市委还提出，要让基层一线人员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中占80%以上，在全委会委员中应占50%以上，在常委会委员中应占30%以上的比例。刘伟介绍，目前，这些硬指标也全部达到。
“弹幕有什么好看的？画面都盖住了，怎么看？”
不久前，上海团市委去bilibili网站（简称“b站”）参观。去b站之前，这群做青少年工作的人就发出了如上疑问。“弹幕好看吗？23333是什么意思？”
他们听说，b站吸引了几千万的青少年，于是也想借鉴这样的方法，试图理解年轻人的心理，让自己的工作能吸引同样的人群。
互联网，是此次改革的切入点之一。另外三个切入点分别是学校、社区、新兴领域。
入团多发生于学校，这是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阶段。“入团的时候，应该是对团组织产生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关键时期。”刘伟说，学校在团系统工作中占有基础性、战略性、源头性的地位，因此，根据改革的要求，要严把团员入口关，保持适当的团学比例。
按照团中央的要求，2017年的初中毕业班团员比例将控制在30%以内、高中毕业班控制在60%以内，这个目标要分阶段、分步骤达到。
社区则是当下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年轻人都是单位人，团组织覆盖了单位也就覆盖了个人。而现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城市，年轻人就业形式多样，如何对“原子化”的青年进行覆盖，成了团市委亟须解决的问题。
他们认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对社区进行覆盖，“建立纵横交织的组织体系。”有的年轻人在单位已经进行过覆盖，通过这样的二次覆盖，更加强化。有的年轻人没有通过单位进行过覆盖，则可以“补漏”。
这种覆盖方式，经过了一番讨论。
2016年初，团市委的两个部门，对口职业青年的青工部和对口各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的地区部进行合并，成为基层工作部，意在资源整合，推进基层团组织的建设。
此前参与执笔此次改革方案的研究室主任王昊，被任命为基层工作部部长。为了帮助这位新部长熟悉情况，部内人员开了不少会议，探讨基层工作如何发力。
打破行政壁垒，是基层团组织工作的第一步。
王昊以坐落于浦东新区的世博场馆举例，有一些市属的国资企业也在场地内，按理来说，这些企业的团建归口团市委。改革后，浦东新区的街道接替团市委，直管这些企业的团组织建设，共享资源，联建项目。
基层团组织工作的第二步，是做好社区团建。
王昊以上海市静安区举例。每一个街镇都配备了群团社工，该社工往往都掌握着青年资料，即便不足，也可以通过逐一扫楼补足。他们挨家挨户去敲门，告诉居住在此的年轻人，社区要进行团支部直选，欢迎年轻人前来报名参加并参与投票，实现该社区团支部的共治和自治。
出乎王昊的意料，年轻人的参与热情挺高。
一名静安区的民警前来报名，最后被推举为社区团支部的团支书。团支部的活动很时髦，这位团支书组织小区的年轻人每天夜跑，顺带还解决了社区的夜间安保问题。
在静安区的另一个高档社区，社工也把团支部选举的消息告知给了年轻人。小区有许多年轻的全职妈妈，她们纷纷来报名，周末就一起参加烘焙活动。
王昊说，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参与社区团支部活动，或许是因为对社区有归属感。
目前，全市不少街道都选取了一个这样的社区，进行团支部活动。这些社区被命名为“青春社区”。最终，团市委将在全市各区县都推广这一活动。
王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希望上海的年轻人可以在城市里“随时随地遇见共青团”。除了青春社区，他们还在大力推广一个叫“青年中心”的线下实体门店。
这个实体门店，与团市委此次改革的第三个切入点——新兴领域有关。
在写字楼、咖啡馆、书店，上海团市委与之合作，开办青年中心。这些地方依然行使原有的职能，只不过在这些空间里将贴上团徽，打上青年中心的logo，承办一些团支部组织的活动。 午休时，年轻人可以来此休息、聊天，下了班、双休日，他们也可以在这里参加活动，互动放松。
过去，团组织往往只能联系到体制内的年轻人，而在咖啡吧、书店、写字楼里，这些体制外的年轻人也有可能走进共青团的线下实体店。
王昊列举了几类人群：自由职业者、意见领袖、独立撰稿人、流浪歌手，这是他们希望覆盖到的新兴领域。在汉中路，有一个青年中心，每周六上午，由上海市文化机构统一发证的持证街头艺人可以进屋演出、与观众开展互动。
目前，上海团市委已与2000家社会组织合作。一个年轻人到青年中心活动，可以学习单反拍照、跳舞、表演等。每一场活动前，他都会听到这样的开场白：欢迎您来参加共青团××和××街道举办的××活动。
这些活动的内容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王昊说，他们不会完全迎合年轻人的主张，而是会把共青团想表达的东西植入。比如，前来学习拍照的年轻人，会参加红色摄影活动。
通过这种探索，目前已经覆盖了不少人。据介绍，上海市有市级统一命名的青年中心480家，各个区还有各具特色的青年中心，两者加起来共有700多家。
除了青年中心，在两新组织发展团组织，也是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方式。刘伟副书记介绍，经济发展至今，两新组织吸引的就业量已大大增加，而且多数都是年轻人。“团组织也必须进入这些领域，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王昊以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团工委举例，其下属的居民区团组织17个，企事业单位团组织37个，两新单位团组织152个。
除了线下门店，还有线上互动。这是此次改革第四个切入点，也是改革的目标，在互联网找到组织、开展活动、解决问题。
比如青年中心的活动，可在团市委的微信公众号“青春上海”里找到。这个被称为“act ”（活动加）的平台，类似大众点评网，年轻人可开启定位，搜索自己附近的活动，报名后择优参加。
而青年中心的承办方、维护方，也可以在微店里购买活动的“主办权”。团市委和相关单位、社会组织谈妥活动，挂在微店上，售价一角钱。比如团市委和卫计委合作，由年轻医生进入青年中心开办卫生讲座，活动一经微店挂出，立刻被申领一空。
或许是前一阵参观了b站得到了启发，上海团市委开通了几次暑托班的直播。每次观看人数在七千人左右，虽然比不上直播平台上的热门活动，但对团市委来说，与传统的活动方式相比传播度已大大提升。过去一次在礼堂的活动只能坐下一千人。
截至今年五四青年节，上海团市委的微信公众号“青春上海”已有51万粉丝。而在3月份时，其粉丝数尚是17万。两个月的线上线下活动推进，涨粉将近两倍。
“我们就坐在机关大楼里面，这些人群不会想跟着我们走。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要主动去适应年轻人的特点，但价值内核不能变，做好对青年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刘伟说。
在采访中，刘伟不断抛出“用户黏性”“用户导向型”“迭代”“移动互联”这样的词汇，他说自己和团市委的许多人一样，对于互联网，都在“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刘伟说，这不仅仅是简单地把线下活动翻到线上，而是用整套互联网的思维倒逼线下工作，再造管理模式和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次创业。”
方式方法上要主动适应年轻人的特点，但价值内核不能变，就是要
做好对青年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你们有些部门的工作节奏安排得太强了，做一些调配的话，会不会更好一点？”
听到这句话，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江山愣住了。
从前的团市委干部，服从意识强，鲜少有人直接提出这样的建议。眼前提出异议的，是来共青团上海市委帮忙的志愿者。建议未必成熟，但董江山想了想，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半年以来，让他偶尔“愣神”的时刻，不止这一次。
过去出入院子，大家都出示同一种工作证。现在，机关有了挂职兼职干部，有了志愿者，证件种类多了起来。
他去食堂吃饭，5月份的时候还只有五六十人就餐，现在有八九十人。年轻人笑笑闹闹，有很多新鲜面孔。
他觉得机关越来越不像机关了，团市委新来的年轻人们，让整个组织的弹性变强了。
十二易其稿
2015年9月，共青团上海市委改革实施方案大致敲定。团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昊暗暗松了一口气。过去的两个多月来，他们对实施方案反反复复修改了十二次。
三个月前的2015年7月6日至7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这番讲话被称为“党的群团工作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习近平提出，当下群团工作的问题有“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他说，近年来，有些群团组织的工作作风出现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有些群团组织自闭于高楼大院，‘热’在机关，‘冷’在基层。在工作方法上则沾染衙门习气，用行政命令来下达任务，用简报文章来反映成绩，用台账报表来应对检查。更有一些群团组织工作人员无担当、喜享受，出现‘贵族化’‘娱乐化’倾向。”
当年7月底，上海市接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通知，上海和重庆成为开展地方群团改革的两个试点省份。上海市也很快敲定，工会、共青团、妇联成为群团改革试点的第一批推进单位。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之所以选择这三家群团组织作为第一批推进单位，是因为无论从覆盖面还是政治属性来说，这三家都首当其冲。
根据中央的要求，试点改革方案要在2个月内完成，1年内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随后，共青团上海市委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和相关部门一起，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他们走访了区县、街镇、学校、企业、两新组织，以期了解当下的瓶颈在哪里，改革如何破题。
“学校是搞教学的，群团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刘伟去上海市一家中学调研，校长这样直言。实际上，这所学校在群团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还获得过全国性的荣誉。但刘伟发现，这都取决于学校群团工作负责人的积极性，学校的行政领导对此不关心也不了解。
这是此次走访调研给刘伟留下的一个印象，基层对自己工作职能中的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这一块内容，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认知。
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基层的人手不够。刘伟发现，街镇的团委书记，只有50%左右是专职的，另外50%兼任了其他工作，比如党群办、社区办、宣传工作等。同时，即便是专职的团干部，也常常被抽调去做其他工作。基层团干部开展团的工作的时间、精力难以保障。
“基层的团组织工作，受到了机制化的束缚，机关化、行政化，不是有意识产生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环境下产生的。”刘伟说，这样的问题，无法靠小修小补的调整解决，也无法靠某一级的群团组织改变，必须进行系统化的设计和全方位的改革。
同样在调研中，团市委接触了不同领域的诸多年轻人，他们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外来务工青年考虑的是如何融入上海;刚刚入职的青年，考虑的是对企业的了解和融入;工作了三五年的青年，考虑的是成长规划和未来发展;工作更久一点的青年考虑的是成家立业。“现在是需求细分的阶段，服务需要精细化、差异化。”刘伟这样总结。
两个月的调研中，上海团市委92名干部组成的7个调研组，走访了71家单位，针对25类青年群体开展调研。大家听到了一线的声音，也逐渐形成了对改革的共识。
后来，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晚这样总结上海市的团系统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形态呈“倒金字塔型”，基层基础还很薄弱;共青团的管理模式习惯于自上而下、行政化、科层化的运行方式;团的工作中发挥青年主体作用和基层主动作用还不够;共青团的运行方式同青少年工作的网络化、社会化、专业化趋势不相适应;有的共青团工作和团干部身上也还存在不够融入普通青少年、不够接地气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团市委机关里，七八个人被抽调出来，参与共青团上海市委改革实施方案的起草工作。王昊作为团市委研究室主任，参与了起草。
起初，起草组写了四十三条改革意见，围绕着中央文件，阐述如何落实。徐未晚说，还是要体现问题导向。之后，起草组又将原先意见中论述性的内容都一一删去。
“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蛮纠结的，要否定自己原先写的，慢慢聚焦，最后就只剩干货。”王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历经十余场专题党组会、讨论会、座谈会，三百余条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的收集整理，十二易其稿之后，改革方案初稿敲定，共有十六条内容。
2015年10月前后，上海市向中央上报了群团改革的总方案以及工青妇三家的实施方案。上报过程中，市委领导也带队到了北京，就团市委的改革方案与团中央作了沟通。 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获审议通过。
减上补下
改革首先革向了机关内部。团市委机关内设机构精简了25%。
在改革前，团市委共有14个机构部室，按照“扁平化”的改革思路，机构建立了9 1 X格局。“9”是指团的工作部门，“1”是指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X”是重点工作项目组。
原有的研究室与办公室合并，原来负责网络的管理信息部与宣传部合并为“宣传与网络工作部”，青工部与地区工作部合并为“基层工作部”，志愿者工作部和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合并为“社会工作部”，权益部与社区办合并为“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统战部改名为“团结联络部（青联秘书处）”，另外新设了“合作交流部”。
目前，改革后的部室分别是办公室、组织部、宣传与网络工作部、基层工作部、学校工作部、社会工作部、团结联络部（青联秘书处）、少先队工作部、合作交流部，以及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
据介绍，部门设置是根据改革要求、工作的未来方向而定的。比如，基层工作部要在未来进一步整合基层的团建资源，强化基层基础;宣传部要强化网络功能;合作交流部也是根据上海的海内外青年交流日益增多的需求而设立的。
“X”工作组的组建，则取决于来自基层一线，包括上海市基层青年代表、媒体代表、基层共青团代表的投票，综合得分最高的前三名项目，成为“X”工作组，即“网上共青团”工作组、创新创业工作组和“爱心暑托班”工作组。
内设机构的精简，也带来了人员编制的变动。共青团上海市委机关编制精简了30%，共27个编制。此前规定的原则是“减上补下”“补缺口、强一线”，即这批编制要下沉到基层团组织。
刘伟将这些数字称为“硬杠杠”。他说，先确定未来设立的部门，在此基础上再看怎样的人数是能保持工作的开展的，尽量精简。
据介绍，确定了硬杠杠之后，团市委通过多种宣传动员方式，帮助大家理解，下沉到区县、基层，并非是对他们工作的不认可，而是工作需要，有意义也有必要。
推进“减上补下”工作的时候，团市委结合了基层的需要和每个干部的特点，几乎做到了“一人一策”。有的人从企业来，也熟悉企业工作，团市委就把他推荐到了企业的团组织工作;有的人熟悉区县工作，团市委就把他推荐到区县团委工作。当然，也有一些编制下沉到了基层，而人员转岗去了其他单位，基层就根据新的编制填充新力量。
刘伟说，目前减上补下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下沉的同志把在团市委积累的工作资源带到了基层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基层都很欢迎。”
工作量和工作要求变多了，人手又变少了，除了加班之外，团市委选择了从基层遴选专职干部，以及补充挂兼职干部、志愿者。
敢于说“不”的年轻人
2016年2月29日，穿着白衬衫黑外套的史逸婵站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一番小轰动。这位白白净净的29岁姑娘成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兼职副书记。
这一天，三名兼职副书记于杰、王坤、史逸婵，以及一名挂职副书记丁波悉数亮相。
2016年初他们四位都已经收到任命、上岗报到。他们都不对应行政级别。
这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首次配备了“1挂3兼”副书记。挂职副书记丁波是解放日报主题活动部主任，有着15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兼职副书记于杰是上海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联合创始人，王坤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第二研发部主任，史逸婵是静安区两新组织促进中心（白领驿家）党总支书记、理事长。三位兼职副书记分别是创业青年、科技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的代表。
对于挂职、兼职的副书记，团市委书记徐未晚要求他们保持本色。“如果他们讲的话跟我们一样，思维方式也一样，作用就不会像预想的这样了。”刘伟说。
团市委每周开一次书记办公会，三位兼职副书记都会来参加，参与讨论和决策。如果有一个项目要开展，创业青年代表于杰就会问，这里面对创业青年有什么关注吗？刘伟说，时间久了，团市委的项目也会更加贴近各类年轻群体的实际需求。
除了这四名副书记，团市委也面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招募了六名挂职干部，包括青年社会组织的领袖、创业者等。
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江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照传统渠道，这批人难以进入团系统，只会是工作上偶尔有交集，彼此客客气气的。现在能在一起工作了，这批人会为不同青年的群体代言，指出政策的痛点。“我们对他们充满期待，希望他们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除此之外，团市委又招募了一批志愿者。
因为是第一次探索，志愿者的筛选没有作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而是用社会化招募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当地的青年报和团市委的官方微信微博发布了公告。公告公布了团市委十大重点项目所需的14个志愿者岗位，共吸引99人报名。
项目组按照他们的简历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组织部按照三比一的比例，筛选了42人进入面试。
面试当天，这42位报名者参加了团市委的开放日活动，了解机关工作。面试采取了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
这个面试方式更像外企招聘时所用的方式。董江山说，这也是经过研究得出的。团市委组织部结合人力资源的相关知识，做了整套面试、招录方案。
董江山提到了一个小细节。在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前多长时间把题目给面试者更为合适？太早了，面试者会互相交流，如果讨论事先已经完成，到考官面前就是表演了;太晚了，面试者又会十分仓促，没有准备。他们最终确定要提前十五分钟左右把考题给面试者。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伟带队组织了面试，董江山亦参与其中。志愿者的面试给他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象。他发现这些青年敢于说团市委的“不好”。“公务员面试的时候，一般都是考官审视他们。这次不是，他们会说，你们的某某公众号做得不够贴近青年，某某活动做得不够好。他们敢于提出挑战性的问题，这种互动确实不一样。”
最终，14名志愿者到岗，总体跨度一年，结合项目推进情况考虑他们的服务时间。
比如暑托班项目，在暑期进行，需要全天坐班，项目的两名志愿者都全天候参与。有位志愿者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只要没课就愿意来团市委干活。还有位志愿者在外企工作，他跟公司要求调休，来团市委工作。
志愿者的到来，挑战了团市委的传统思路和工作方式。比如，志愿者通常只有周末和晚上有空，团市委也开始探索错时工作制，更多利用晚间和周末开展工作，发挥志愿者的作用。
对于团市委组织部来说，在专职干部、挂职干部和志愿者之中，找寻那个平衡点，成了他们的新课题。
挂职干部往往一两年就要回原单位，这需要团市委和他的原单位实时沟通，让挂职干部在团市委的表现也会反馈到原单位，有了这一层压力才会有动力。
而对志愿者来说，他们更看重能够在团市委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作用，只有在团市委有获得感、成就感，长了见识，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这套工作机制有鲜明的群团特色，差异性体现了，有效性就体现了。”董江山说。
最近，上海团市委组织部打算开设科级干部培训班，让专职干部、挂职干部共同参与，一起培训，做团队建设，重构团队文化。
过去，这样的团建往往只在团市委专职干部中开展，但随着挂职干部的增多，组织部希望把更多的年轻人纳入进来，消除陌生感，建立团队感情。“大家有了彼此认同，招挂职干部和志愿者的初衷才能达到。”
除了共青团上海市委机关内的这一系列改革之外，团市委还提出，要让基层一线人员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中占80%以上，在全委会委员中应占50%以上，在常委会委员中应占30%以上的比例。刘伟介绍，目前，这些硬指标也全部达到。
“b站”启示
“弹幕有什么好看的？画面都盖住了，怎么看？”
不久前，上海团市委去bilibili网站（简称“b站”）参观。去b站之前，这群做青少年工作的人就发出了如上疑问。“弹幕好看吗？23333是什么意思？”
他们听说，b站吸引了几千万的青少年，于是也想借鉴这样的方法，试图理解年轻人的心理，让自己的工作能吸引同样的人群。
互联网，是此次改革的切入点之一。另外三个切入点分别是学校、社区、新兴领域。
入团多发生于学校，这是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阶段。“入团的时候，应该是对团组织产生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关键时期。”刘伟说，学校在团系统工作中占有基础性、战略性、源头性的地位，因此，根据改革的要求，要严把团员入口关，保持适当的团学比例。
按照团中央的要求，2017年的初中毕业班团员比例将控制在30%以内、高中毕业班控制在60%以内，这个目标要分阶段、分步骤达到。
社区则是当下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年轻人都是单位人，团组织覆盖了单位也就覆盖了个人。而现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城市，年轻人就业形式多样，如何对“原子化”的青年进行覆盖，成了团市委亟须解决的问题。
他们认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对社区进行覆盖，“建立纵横交织的组织体系。”有的年轻人在单位已经进行过覆盖，通过这样的二次覆盖，更加强化。有的年轻人没有通过单位进行过覆盖，则可以“补漏”。
这种覆盖方式，经过了一番讨论。
2016年初，团市委的两个部门，对口职业青年的青工部和对口各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的地区部进行合并，成为基层工作部，意在资源整合，推进基层团组织的建设。
此前参与执笔此次改革方案的研究室主任王昊，被任命为基层工作部部长。为了帮助这位新部长熟悉情况，部内人员开了不少会议，探讨基层工作如何发力。
打破行政壁垒，是基层团组织工作的第一步。
王昊以坐落于浦东新区的世博场馆举例，有一些市属的国资企业也在场地内，按理来说，这些企业的团建归口团市委。改革后，浦东新区的街道接替团市委，直管这些企业的团组织建设，共享资源，联建项目。
基层团组织工作的第二步，是做好社区团建。
王昊以上海市静安区举例。每一个街镇都配备了群团社工，该社工往往都掌握着青年资料，即便不足，也可以通过逐一扫楼补足。他们挨家挨户去敲门，告诉居住在此的年轻人，社区要进行团支部直选，欢迎年轻人前来报名参加并参与投票，实现该社区团支部的共治和自治。
出乎王昊的意料，年轻人的参与热情挺高。
一名静安区的民警前来报名，最后被推举为社区团支部的团支书。团支部的活动很时髦，这位团支书组织小区的年轻人每天夜跑，顺带还解决了社区的夜间安保问题。
在静安区的另一个高档社区，社工也把团支部选举的消息告知给了年轻人。小区有许多年轻的全职妈妈，她们纷纷来报名，周末就一起参加烘焙活动。
王昊说，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参与社区团支部活动，或许是因为对社区有归属感。
目前，全市不少街道都选取了一个这样的社区，进行团支部活动。这些社区被命名为“青春社区”。最终，团市委将在全市各区县都推广这一活动。
王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希望上海的年轻人可以在城市里“随时随地遇见共青团”。除了青春社区，他们还在大力推广一个叫“青年中心”的线下实体门店。
这个实体门店，与团市委此次改革的第三个切入点——新兴领域有关。
在写字楼、咖啡馆、书店，上海团市委与之合作，开办青年中心。这些地方依然行使原有的职能，只不过在这些空间里将贴上团徽，打上青年中心的logo，承办一些团支部组织的活动。 午休时，年轻人可以来此休息、聊天，下了班、双休日，他们也可以在这里参加活动，互动放松。
过去，团组织往往只能联系到体制内的年轻人，而在咖啡吧、书店、写字楼里，这些体制外的年轻人也有可能走进共青团的线下实体店。
王昊列举了几类人群：自由职业者、意见领袖、独立撰稿人、流浪歌手，这是他们希望覆盖到的新兴领域。在汉中路，有一个青年中心，每周六上午，由上海市文化机构统一发证的持证街头艺人可以进屋演出、与观众开展互动。
目前，上海团市委已与2000家社会组织合作。一个年轻人到青年中心活动，可以学习单反拍照、跳舞、表演等。每一场活动前，他都会听到这样的开场白：欢迎您来参加共青团××和××街道举办的××活动。
这些活动的内容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王昊说，他们不会完全迎合年轻人的主张，而是会把共青团想表达的东西植入。比如，前来学习拍照的年轻人，会参加红色摄影活动。
通过这种探索，目前已经覆盖了不少人。据介绍，上海市有市级统一命名的青年中心480家，各个区还有各具特色的青年中心，两者加起来共有700多家。
除了青年中心，在两新组织发展团组织，也是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方式。刘伟副书记介绍，经济发展至今，两新组织吸引的就业量已大大增加，而且多数都是年轻人。“团组织也必须进入这些领域，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王昊以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团工委举例，其下属的居民区团组织17个，企事业单位团组织37个，两新单位团组织152个。
除了线下门店，还有线上互动。这是此次改革第四个切入点，也是改革的目标，在互联网找到组织、开展活动、解决问题。
比如青年中心的活动，可在团市委的微信公众号“青春上海”里找到。这个被称为“act ”（活动加）的平台，类似大众点评网，年轻人可开启定位，搜索自己附近的活动，报名后择优参加。
而青年中心的承办方、维护方，也可以在微店里购买活动的“主办权”。团市委和相关单位、社会组织谈妥活动，挂在微店上，售价一角钱。比如团市委和卫计委合作，由年轻医生进入青年中心开办卫生讲座，活动一经微店挂出，立刻被申领一空。
或许是前一阵参观了b站得到了启发，上海团市委开通了几次暑托班的直播。每次观看人数在七千人左右，虽然比不上直播平台上的热门活动，但对团市委来说，与传统的活动方式相比传播度已大大提升。过去一次在礼堂的活动只能坐下一千人。
截至今年五四青年节，上海团市委的微信公众号“青春上海”已有51万粉丝。而在3月份时，其粉丝数尚是17万。两个月的线上线下活动推进，涨粉将近两倍。
“我们就坐在机关大楼里面，这些人群不会想跟着我们走。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要主动去适应年轻人的特点，但价值内核不能变，做好对青年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刘伟说。
在采访中，刘伟不断抛出“用户黏性”“用户导向型”“迭代”“移动互联”这样的词汇，他说自己和团市委的许多人一样，对于互联网，都在“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刘伟说，这不仅仅是简单地把线下活动翻到线上，而是用整套互联网的思维倒逼线下工作，再造管理模式和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