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大数据显示，中国人高血压患者1.7亿，高血脂1亿多，糖尿病超1亿人。超重人口近2亿。饥饿的历史仿佛瞬间就终结在我们这一代身上。
　　多年前看到一次电视访谈，主人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溥杰。谈到生活细节时，溥杰先生说他爱养猫，多了就送人。但他特别强调：“不送给广东人，因为他们吃猫。”
　　应该是八十年代之前的北京动物园，大部分飞禽走兽的介绍牌上，除了该动物属什么目、什么科、什么生活习性外，最终大都注明一句“肉可食”。
　　据传李鸿章访问英国，戈登家人以一只获过名次的名贵的爱犬相赠。归国后，李鸿章特意写信致谢，信中说：此犬已吃，味甚好。估计狗主人晕过去了。
　　中国人好吃，原因复杂。李鸿章食犬肯定是出于误判，但历史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好吃善啖多是因为食物匮乏。饥饿周而复始，是人类兵戎相见的主因。
　　美国人文历史学家房龙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中国从粮食紧张到放开肚皮享用，至今也不过二十几年光景。1993年，“二货币”粮票才退出生活舞台。此前，你在北京街头想买个烧饼而不付“一两”面值的粮票是断不可能的，哪怕你有的是钱。拜经济制度改变和工业现代化所赐，谷物、蔬果、肉蛋的产量成倍增长，几千年的人类难题迎刃而解。
　　饥饿可不是好惹的。一位六十年代北大毕业后去盐场待分配的前辈讲过，盐场劳动，强度之大外人不知，关键是吃喝跟不上。某一年元旦，每人发了1斤9两白面粉，他全都炸了油饼并且一口气吃光。这恐怕是今天的80、90后难以想象的。
　　早有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从西班牙殖民地引进的玉米和薯类早上20年，李自成和他的一飙即将成为饿殍的兄弟也许不会揭竿而起。与饥饿或饿死相比，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一日吃三餐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为了减少消耗，我们的祖先一直坚守日食两餐，即“朝食”和“餔食”。直至今日，晋、冀、豫几省的山区仍然守着一天两餐的习惯，而且下午这顿往往是吃上午剩的。晋东南管下午饭叫“酸饭”即由此而来。这是许嘉璐同志在《古代的衣食住行》中专题论述的。
　　黎民百姓这般，清廷也照样是一天两顿饭。当然，内容确有霄壤之别。老太监信修明说，清廷专司为皇上供餐的机构叫寿膳房，内设五局：荤局、素局、点心局、饭局和百合局。百合局是专做咸菜的。太后之膳早晚两餐。菜为四十八品，不离鸡鸭鱼肉，但无山珍海味。三节万寿时为一百零八品，可用燕翅。
　　溥仪曾回忆道：我记得当年在皇宫里每天只吃两顿饭，虽然有好几十样菜，可是真不好吃，千篇一律，味道也不好，简直象给死人上供一样。
　　“补白大王”郑逸梅曾在一文中记述他曾见到一本宣统二年七月份的“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记录详尽，如鲜虾436.8斤，猪油851斤，鸽蛋1440个等，全月合计费银14132两7分。
　　皇上享受着“普天之下供一人”的待遇，但顿顿几十道菜在今天看来，除了摆谱儿，于皇上本人没有任何好处，还留下个漏洞给太监。光绪帝每天吃6个鸡蛋，据说曾被太监告之：一枚鸡蛋26两银子。实际上，一两银子在当时可以买至少500个鸡蛋。这个谎扯得也太大了，清朝知县的年薪才45两，按那位太监的说法，不够2个鸡蛋钱。
　　真有高明的皇帝。唐玄宗在蝗灾之年，亲临庄稼地，众目睽睽之下抓住一只蝗虫大嚼起来，边吃边语：“尔食朕百姓五谷，如食朕之肺腑。”此举震动朝野，灾民见皇上如此心系百姓，没人再起事端。这只蚂蚱真是吃值了。
　　今天的寻常百姓似乎在吃饭上大都有了能与当年的皇上一比高下的能力了，但新的烦恼接踵而至。缺少节制的摄入使人体积存了大量的脂肪和热能。可怜的中国人，几乎从“营养不良”一下子進入了“三高”世界。更可怕的是张开嘴巴大快朵颐在中国不仅是身体的大患，还成了执政队伍滑向不轨、甚至堕落的敲门之砖，吃喝已演变为腐败变质的政治大事。
　　唉！吃不上是灾难;吃多了，吃了不该吃的同样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