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跑那么多进口车，给房地产取名，什么印象欧洲、什么维也纳公园，全是外国名字。不要以为物质的富庶能讓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发展，有钱没教育，这个社会会衰败。”说这话的，是现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教授。他说话以犀利著称，在谈论某些不良现象时敢于直言，充满忧患之情。
　　“那段求学岁月的艰苦，恰恰造就了我今天的充实和成功”
　　每年的开学季，都有一些学生在网上晒出“逆天”的豪华宿舍，而有些学生吐槽宿舍里住的人多、条件差，有记者问郑强教授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他说：“我不禁想问，这些住在‘逆天’宿舍里面的学生今后能有几个成为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浙大和同济等名校都迁到了云南、贵州和四川办学。建议这些同学有时间到这些地方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住宿条件比西迁时不知好多少。当年，苏步青教授带着5个小孩，一家7口，住在一个仅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当年我在浙大读本科时，住7个人一间的宿舍，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夏天都是37摄氏度以上;到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也住在一个仅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冬天冷到零下，夏天超过40摄氏度，同样没有空调。但是我真的认为，那段求学岁月的艰苦，一点都没有成为我人生的抱怨，恰恰造就了我今天的充实和成功。”
　　当前一些学生追求享乐、喜欢攀比的现象确实不容忽视。对此，郑强教授以苏步青教授在西迁时的住宿条件及自己上学时的状况作为例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点明要害，道出本质。事实上，一个人的学习好坏、成长与否与外在环境并无必然的关系，恰恰是条件差一些，更能锤炼人的斗志与毅力，更能展现人性的光芒。
　　“看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要看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
　　在第八届博萃节报告会上，当谈到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重要性时，郑强教授说：“我在日本留学的地方，经常看到零下几摄氏度，下着大雪，中小学的孩子把袜子脱掉在雪地里走，没有一个家长责备学校的，全部在旁边鼓掌，给孩子照相。这事在我们的一些中小学是不敢想象的，爸爸妈妈不把老师告了，爷爷奶奶也要把老师告了，说你虐待孩子。这次浙江大学的新生报到平均有3个家长来送，最多的是6个家长。6个家长怎么来的？爸爸、妈妈，再加上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实际上，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都感到一种忧虑。看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不是看他有没有高楼大厦，有没有奔驰轿车，而是看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我要告诉大家，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从今天开始必须要让他们自己做人，学会独立，锤炼坚强的性格，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毋庸讳言，当前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分呵护、宠爱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郑强教授这段话，以自己的亲身见闻作对比，指明了我们的不足，道出了对于个人乃至民族的危害。诚然，有些家长之所以溺爱孩子，可能与独生子女有关，但必须正视的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作为父母，我们一定要懂得：世界上有一种爱，叫放手。
　　“中国的教育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充满希望”
　　有一次给大学生作报告，在谈到学历与人的实际贡献时，郑强教授说：“我上研究生时，有一些同学成绩很好，但后来都没什么作为。现在我从事的高分子研究领域中国有3个杰出的人才，当初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后来跑到美国卖中药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教育一定要注重培养人的理想，不要认为教授、博士就是万能的，没有理想和追求都很容易迷失。中国的教育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充满希望，教育孩子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的贡献又配不上，招来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具体问题。”
　　中国历来就有一种说法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好书、拿高学历成了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标志。然而若细究一番，就会发现事实确如郑强教授所言，高学历并不意味着一定对社会有大贡献，与高学历相比，人的理想追求更具决定作用。由此看来，盲目追求高学历，于个人、企业及社会皆非明智之举，人岗相宜、人尽其才方是正道。
　　“西方发达国家，20年前就达到了家家两辆轿车，他们车再多，但我从来没见到家长开车到学校接孩子的。再看看我们一些城市的中小学下午4点半时，校门口都堵成什么样子！家长开着好车接孩子，好像很自豪。每次我看到这些都感到深深的忧虑。”郑强说话就是这样，敢怒敢言，直击本质，可能有些话听着有点儿刺耳，但是却饱含真情，其忧患之语堪称醒世良言。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