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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1971年春节后上初中的，那正是“文革”中期。那时候，全国都是大军营，按“林副主席”的旨意，学校建制不再是“年级”和“班”，而是“连”和“排”。一个年级就是一个“连”，一个班就是一个“排”，班内的小组就是“班”。比如我所在的班就叫“二连五排”。
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二连五排当时是全校闻名的烂班。几乎所有老师都无法控制课堂，因为一上课整个教室就是一农贸市场。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当年的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学生批斗老师是“革命”行为，辱骂老师则司空见惯。比如，一次上数学课，老师转身写黑板，下面不知哪个男生一挥手，男同学们都跟着他溜出了教室，直奔学校附近的大渡河——游泳去了。说实话，我当时是算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所以，还是犹豫了一下，但领头的说：“谁不去就是叛徒！”于是我不再犹疑，也跟着跳进了大渡河。还有一次，物理老师在写黑板，一个男生公然就走上讲台，一伸手就把老师的帽子摘下来扔了，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班的课堂对几乎所有老师都是一场灾难。
二
我刚才说的是“几乎”，因为语文课是例外。语文老师叫喻仲昆，喻老师的课让我们目瞪口呆，或者说听傻了，完全忘记了捣蛋。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语文教材无非都是社论、大批判文章之类，语言枯燥，概念空洞，大都是政治教条和口号，实在没味。但我们的喻老师却能够让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变得津津有味。因为他学识渊博，随便什么课文他都能够引出许多知识来，比如有关抗美援越的课文，喻老师便给我们讲美国和越南的历史还有风土人情。喻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这也是让我们崇拜的原因。有一次我当值日生，擦黑板的时候，实在不想把喻老师的板书擦掉。我至今保存着我初中的作文本，重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有敬爱的喻老师的评语。每次看到喻老师的红色字迹，我就不禁怀念早已离世的喻老师。
说到作文，这是我整个学生时代的骄傲。因为我的作文很好，喻老师也常常表扬我作文写得“确实好”。必须特别说明，这里所说的“我的作文很好”，是以当时的标准，那时候同班同学的写作水平大多很差，相比之下，我就“很好”了。大约十年前，我请我读初中的女儿帮我把我当年的作文输入电脑，女儿一边输一边直说“只想呕吐”。的确，《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伟大的祖国，英明的领袖——国庆二十二周年有感》《记我校的一次深挖“五一六”誓师大会》……仅看这些题目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作文”是怎样的荒唐？然而在三十年前，我用这些题目写的文章往往都是“范文”呢！喻老师有时候还把我的作文拿到他教的另外一个班去读。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的作文之所以很好，是和喻老师的不断鼓励分不开的。
当然，并不是我每篇作文都能够得“优”，有时候也得“良”。在一篇题为《记一次难忘的劳动》作文中，我写了一个故事，大意是我不怕艰苦不怕累云云。喻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的等级是“良”。他的批语是这样的：“描写劳动场景和心理活动，较真切动人，中心鲜明，思想正确。但是，缺乏必要的人物对话，笔法变化不多。”后来他还找我面谈，说我的这篇作文大多是“记叙”，而不是“描写”。他说，记叙是“简单地交代”，告诉读者“是什么”或“发生了什么”；而描写是“形象的刻画”，告诉读者“怎么样”或“怎样发生的”。他举例：“比如，‘太阳升起了’，这只是记叙，说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就是描写，说的是怎样发生的。”他还告诉我，细致地写外貌，写动作，写对话，这些都是描写。喻老师这些教诲，不但让我当时的作文得以提升，而且多年后我当了语文老师后，也经常用喻老师的这段话来指导我的学生写作文。
喻老师教我语文的时候，林彪事件爆发了。有一个细节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我有篇作文《记我校的一次深挖“五一六”誓师大会》，文中有一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当时特别流行而且是必需的写法，就像现在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样，但是，喻老师居然把“林副主席为副”几个字删除了。我在作文中还有一句“大会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了”——那时每次开大会，都是从《东方红》乐曲中开始，从《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结束。但喻老师也把这句话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几个字删除，改为“革命歌声”。我当时不解。过了一段时间，老师给我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我才明白，学校老师比学生早一些时候知道林彪“出事”了，而林彪在“文革”中曾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出了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然就不能提了。但“文件精神”还没传达到学生，所以喻老师不便明说他为什么要删这些字句。其实，这《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早于林彪题词就有了的，本来没必要忌讳的，但那时不管这些，只要和林彪有一点点“关系”的，统统是禁区。
喻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仅仅是他的课堂。喻老师的家和我的家是同一方向，我有时在下午放学后和喻老师一起回家。他就给我讲故事，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所讲故事的具体内容，但他眉飞色舞的表情至今还在我脑海里。他的家比我家离学校更远，所以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回到家，洗了澡，吃了饭，可我还在路上走啊走，走啊走！”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作出擦汗喘息的表情，我哈哈大笑。
但有一次喻老师让我们不解。记得那一天天气特别热，那时的教室没有电扇，我们看见喻老师讲得满头大汗，便说：“喻老师，你把衣服脱了挂起来吧！”我们的意思是，让喻老师把外套脱了挂在墙上，这样不那么热。可喻老师没听清楚，大概他只听到“挂起来”几个字，马上中断讲课，弓着腰，对我们非常自卑地说：“同学们，我的确被挂起来过，我犯了错误，一定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们当时莫名其妙，但感觉喻老师一定听错了我们的话，误会了，便重新说：“喻老师，我们请你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墙上，这样你不那么热。”喻老师这次听清楚了，他的表情一下变得尴尬起来，一边把衣服挂在墙上的，一边说：“谢谢同学们！”后来我们得知，喻老师是曾被打成“右派”，曾长期劳动改造，没安排工作——当时的说法就叫“挂起来”，虽然后来让他上课，但他一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所以一听说“挂起来”三个字，马上便条件反射似的紧张起来，自卑起来。 这就是一位受我们崇拜的语文老师当时的处境。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昨天被我们祝福“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突然被宣布是“叛徒”，是“林贼”，我们也跟着中央文件狠批“林贼”。学校恢复了年级和班的编制，不再是“连”“排”。因为我们这个班实在太糟糕，所以学校便把我们这个班打散，将学生分散到各个班。对我来说，拆散就拆散吧，我对这个班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我还是有些惋惜，因为喻老师不教我了。
三
“二连五排”打散后，我被分在了初73届1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陈明熙。后来我听说，我是陈老师专门挑选的，因为我成绩好，作文好，用现在的话说，叫“优生”。这个“听说”我从来没证实过，但陈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这是我切切实实感受到的。
陈老师上课不像喻老师那样眉飞色舞，但陈老师的课同样引人入胜。陈老师自有她的教学风格——温文尔雅，不疾不徐，丝丝入扣，娓娓道来。他对我的作文同样是鼓励为主，经常给我打“优”或者“良”。其实，作文获“良”，对我来说，就是没写好。记得有一次陈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题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现在的读者不要笑话，在那个年代，写这样的作文是非常正常的。我分别从德智体三个方面给毛主席作了汇报的优点和缺点，我以为我很写得很好了，但陈老师只打了“良”，并且写下这样的批语：“语言较流畅，思路清晰，但对自己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分析。若能克服这一缺点，自己就可以通过写文章，加速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现在看来，似乎陈老师并没有从写作上点评，而是进行政治评判，但在当时都是这样，整个国家都政治化了，陈老师不可能超脱于特定的时代，关键是，她是为我担心，怕我犯错误。
我读初中的时候，除了英语，各科成绩都很好，不，可以说是“特别好”——我现在还保存一张化学100分的试卷。但是，英语却特别臭。其实那时候的英语很简单，无非就是“毛主席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口号，但我就是学不好。有一次我的英语考了个38分，陈老师对我说：“李镇西，你的其他学科都学得那么好，怎么外语就学不好呢？”这话刺激了我：是呀，我就不信我学不好英语！于是，我在英语上花了很多工夫，多读多写多背，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英语考试居然得了83分！我当然高兴地不得了，陈老师也为我高兴。后来我写了一篇作文《困难是欺软怕硬的》，我详细地写了我攻克外语难关的经过。陈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了“优”，批语写道：“通过自己攻克外语关的过程说明‘困难是欺软怕硬的’，说服力强，使人看了受教育。”陈老师后来还让我在班上读这篇作文，让全班同学受教育。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读大学，我的英语成绩都很好。
陈老师教我语文的时候，我渐渐喜欢上了写诗。其实，所谓“诗”也不过是分行口号而已，但那时能够把口号分行写得有那么一点点“诗意”已经了不起了。有一次陈老师布置写作文，我第一次没有写记叙文或议论文，而是勇敢地交上了一首诗。几天后，作文本发下来，我看陈老师并没有给我打分，也没有写任何评语，我正纳闷，陈老师把我叫出教室，很认真地问我：“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抄的？”我心里一阵高兴：这说明我这诗写得好，连陈老师都以为我是抄的。但我平静地回答陈老师：“是我的自己写的。”陈老师大为高兴，热情地表扬我，鼓励我，还给我谈了谈写诗的一些知识。
无论是喻老师还是陈老师从不给我们布置课外阅读，这不怪老师，只能怪那个时代。那时哪有什么课外书呢！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毒素，世界名著是“资本主义”货色，整个中国大地，当时竟然没有一本文学刊物，包括《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早就停刊。能够公开阅读的，只有毛主席语录和诗词，还有鲁迅的几本书，再后来有了几本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因为我出身于教师家庭，家里多少有些“文革”前的“反动小说”，比如《烈火金刚》《草原烽火》《敌后武工队》《高玉宝》《欧阳海之歌》……读这些文字，便是我当年的文学启蒙。
四
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教育曾经有过短暂的宁静，学校教学秩序开始走向稳定，那是1972年1973年，但很快，这两年的教育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紧接着“批林批孔”，中国的学校又开始动荡起来，我就是在这时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
我是在一所乡村中学读高中的。在这里，我先后遇到了邓老师、张老师两位语文老师，他们的课也上得不错，但我感到两位老师上课时的拘谨，生怕说错一句话。现在想来我不禁叹息，当时动荡的政治风云无法让老师充分展示其渊博学识和教学艺术。但无论邓老师还是张老师，对我都很关心，也常常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展示。
高中最后一年，我转回了城里。在这里，我遇到的语文老师是林云阁。对林老师，我既感激，又内疚。林老师非常欣赏我，甚至有些偏爱我。比如，他知道我喜欢写“诗”，便请我在班上给同学们上了一周的语文课，专门讲“如何写诗”。虽然那时候我写“诗句”不过是些政治口号，但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但答应了林老师的安排，而且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同学们真的讲了一周的“如何写诗”。说实话，现在想起来，林老师未必有多么欣赏我的所谓“诗”，他很可能不过是鼓励我而已。我应该永远感谢林老师！
但是，当时我在心里却并不买林老师的账，因为我觉得他的课上得并不好，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水平，的确不怎么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林老师在当地语文界还“火”了好一阵子，是语文教学的权威，我开始还不太理解。后来我明白了，林老师其实是很有学问很有水平的，只是他教我的时候，正是“批邓反右”高潮，知识分子再一次面临灾难，他的一肚子“学问”很可能成为他的罪行，所以，他哪敢自由而舒展地上课呢？
我不买林老师的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好朋友孙涛不好。孙涛是我转到这个班上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常在我面前说“林云阁没水平”，而且不止一次和林老师顶撞，所以林老师常常批评他。我那时本来就看不上林老师，同时又很讲义气，自然站在孙涛一边。 有一次，林老师又当众批评了孙涛，我比孙涛还气愤。于是，我画了一副丑化林老师的漫画——忘记说了，我读中学时喜欢画画，还画得不错呢！这幅漫画画好后，我偷偷放在林老师每天上班都要拎的黑提包里。后来林老师把漫画交给了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教物理，是我特别特别敬爱的老师，她当时对我也特别——应该说是“宠爱”。张老师从林老师手中接过漫画，马上把我叫去。我吃了一惊：张老师怎么这么英明地就知道是我画的呢？结果，张老师教我去不是批评我画漫画，而是出于对我的无比信任而让我帮她破案，把漫画作者“捉拿归案”。她怀疑是孙涛，要我密切注意孙涛的动向。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尴尬，既不能说是孙涛画的——本来也不是人家孙涛画的嘛，也不能承认是我画的。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一直到几年后，我考上大学再回母校看张老师，终于向张老师承认那漫画是我画的，并且主动去向林老师道歉。两位老师都宽容了我。三十六年过去了，孙涛在1989年因对社会的绝望而在峨眉山自杀，林老师也早已作古。我写下这件事，心情极为复杂。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此刻的内心。
五
高中最后一年的1976年，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全国又开始乱了。毛泽东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但他好斗的劲儿依然不减，他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于是，我们这些高中生们自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跟着亢奋起来。
1976年清明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被诬为“反革命事件”而遭到镇压。据说这次敌人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主要是采用诗歌的形式向党和人民进攻，所以学校发动我们用诗歌打一场“反击战”。这下，我写“诗”的“才华”可有了用武之地。我挥笔写下好几首诗，愤怒声讨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的敌人。我的诗被发表在学校的大批判专栏上，引来许多同学和老师的观看。后来，在一次全校性的大批判会上，林老师还推荐我上台朗诵我的诗《用战斗迎接更美好的春天――欢呼党中央决议发表》，在露天操场，面对全校师生，我果真气宇轩昂地走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朗诵我的“诗作”，当我朗诵完毕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翻了翻我保存的“文物”，居然发现了这首诗的原件，现摘录几句如下――
……
曾记否？文化大革命的浪涛/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心惊肉跳！/――走资派邓小平/这个社会主义的“申公豹”/做梦都在想/怎样把历史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这/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上蹿下跳！/抛出反动的“三项指示为纲”，/扯起“还乡团”的旗号/发出“全面整顿”的叫嚣/大谈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更有那，垂死挣扎的复辟狂/竟敢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杀气腾腾，张牙舞爪！/想用攻击诬蔑的鼓噪/把天安门红墙骂倒；/企图“扬眉剑出鞘”，/把鲜艳的五星红旗/砍掉……
……
永远为保卫毛主席战斗！/永远为社会主义祖国放哨！/前进啊，前进！/迎着阶级斗争的/激浪风暴；/沿着“高路入云端”的金光大道。/迈开战斗的步伐，/去迎接共产主义/春天的来到！
……
还有一首我写的《红卫兵的怒吼》，今天也颇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
红卫兵的欢呼声响入云中；
愤怒声讨阶级敌人的猖狂，
红卫兵的铁拳凌空舞动！
莫以为，北京离咱山万重，
天安门啊，在红卫兵胸中；
莫以为，中南海离咱水万倒，
红卫兵啊，心向领袖毛泽东！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啊，
绝不许牛鬼蛇神逞凶；
阳光普照的人民广场啊，
岂能容忍害人虫！
誓死保卫毛主席，
红卫兵不怕热血涌；
誓死保卫党中央，
愿做天安门前一棵松！
痛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击退右倾翻案风；
发扬反潮流的“五敢精神”，
狠狠批邓，永远冲锋！
1976年4月18日
别看这些“诗”现在读起来的确令人作呕，但当时却让同学们佩服到了极点。三十年后，我去深圳见到一位同学，说起高中的事，她说：“你不知道当年我们多么佩服你，背地里都说你是神童呢！”不但语文林老师欣赏我，班主任张老师也特别偏爱我，常常当着我的面对其他老师说：“这是我班的秀才！也是我的物理尖子！”
毕业前夕，张老师又找到我，要我起草一份全班的《申请书》，就是向学校申请我们全班同学“强烈要求”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当时的政策就是高中生毕业之后必须下乡！还“强烈要求”？你不“要求”不“申请”，也必须下去！谁敢不下？可当时就得这么装模作样地写“申请”，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作秀”。张老师叫我写，我觉得挺光荣，很快便写好了。这样的文章其实很好写，无非就是把当时的口号往上堆砌就是了。我现在还记得结尾几句，大约是说，亲爱的党啊，请考验我们吧！让我们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让共产主义鲜红的太阳照彻全球！
这算是我的所谓“写作能力”在高中最后一次派上用场。
我是1971年春节后上初中的，那正是“文革”中期。那时候，全国都是大军营，按“林副主席”的旨意，学校建制不再是“年级”和“班”，而是“连”和“排”。一个年级就是一个“连”，一个班就是一个“排”，班内的小组就是“班”。比如我所在的班就叫“二连五排”。
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二连五排当时是全校闻名的烂班。几乎所有老师都无法控制课堂，因为一上课整个教室就是一农贸市场。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当年的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学生批斗老师是“革命”行为，辱骂老师则司空见惯。比如，一次上数学课，老师转身写黑板，下面不知哪个男生一挥手，男同学们都跟着他溜出了教室，直奔学校附近的大渡河——游泳去了。说实话，我当时是算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所以，还是犹豫了一下，但领头的说：“谁不去就是叛徒！”于是我不再犹疑，也跟着跳进了大渡河。还有一次，物理老师在写黑板，一个男生公然就走上讲台，一伸手就把老师的帽子摘下来扔了，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班的课堂对几乎所有老师都是一场灾难。
二
我刚才说的是“几乎”，因为语文课是例外。语文老师叫喻仲昆，喻老师的课让我们目瞪口呆，或者说听傻了，完全忘记了捣蛋。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语文教材无非都是社论、大批判文章之类，语言枯燥，概念空洞，大都是政治教条和口号，实在没味。但我们的喻老师却能够让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变得津津有味。因为他学识渊博，随便什么课文他都能够引出许多知识来，比如有关抗美援越的课文，喻老师便给我们讲美国和越南的历史还有风土人情。喻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这也是让我们崇拜的原因。有一次我当值日生，擦黑板的时候，实在不想把喻老师的板书擦掉。我至今保存着我初中的作文本，重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有敬爱的喻老师的评语。每次看到喻老师的红色字迹，我就不禁怀念早已离世的喻老师。
说到作文，这是我整个学生时代的骄傲。因为我的作文很好，喻老师也常常表扬我作文写得“确实好”。必须特别说明，这里所说的“我的作文很好”，是以当时的标准，那时候同班同学的写作水平大多很差，相比之下，我就“很好”了。大约十年前，我请我读初中的女儿帮我把我当年的作文输入电脑，女儿一边输一边直说“只想呕吐”。的确，《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伟大的祖国，英明的领袖——国庆二十二周年有感》《记我校的一次深挖“五一六”誓师大会》……仅看这些题目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作文”是怎样的荒唐？然而在三十年前，我用这些题目写的文章往往都是“范文”呢！喻老师有时候还把我的作文拿到他教的另外一个班去读。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的作文之所以很好，是和喻老师的不断鼓励分不开的。
当然，并不是我每篇作文都能够得“优”，有时候也得“良”。在一篇题为《记一次难忘的劳动》作文中，我写了一个故事，大意是我不怕艰苦不怕累云云。喻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的等级是“良”。他的批语是这样的：“描写劳动场景和心理活动，较真切动人，中心鲜明，思想正确。但是，缺乏必要的人物对话，笔法变化不多。”后来他还找我面谈，说我的这篇作文大多是“记叙”，而不是“描写”。他说，记叙是“简单地交代”，告诉读者“是什么”或“发生了什么”；而描写是“形象的刻画”，告诉读者“怎么样”或“怎样发生的”。他举例：“比如，‘太阳升起了’，这只是记叙，说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就是描写，说的是怎样发生的。”他还告诉我，细致地写外貌，写动作，写对话，这些都是描写。喻老师这些教诲，不但让我当时的作文得以提升，而且多年后我当了语文老师后，也经常用喻老师的这段话来指导我的学生写作文。
喻老师教我语文的时候，林彪事件爆发了。有一个细节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我有篇作文《记我校的一次深挖“五一六”誓师大会》，文中有一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当时特别流行而且是必需的写法，就像现在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样，但是，喻老师居然把“林副主席为副”几个字删除了。我在作文中还有一句“大会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了”——那时每次开大会，都是从《东方红》乐曲中开始，从《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结束。但喻老师也把这句话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几个字删除，改为“革命歌声”。我当时不解。过了一段时间，老师给我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我才明白，学校老师比学生早一些时候知道林彪“出事”了，而林彪在“文革”中曾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出了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然就不能提了。但“文件精神”还没传达到学生，所以喻老师不便明说他为什么要删这些字句。其实，这《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早于林彪题词就有了的，本来没必要忌讳的，但那时不管这些，只要和林彪有一点点“关系”的，统统是禁区。
喻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仅仅是他的课堂。喻老师的家和我的家是同一方向，我有时在下午放学后和喻老师一起回家。他就给我讲故事，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所讲故事的具体内容，但他眉飞色舞的表情至今还在我脑海里。他的家比我家离学校更远，所以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回到家，洗了澡，吃了饭，可我还在路上走啊走，走啊走！”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作出擦汗喘息的表情，我哈哈大笑。
但有一次喻老师让我们不解。记得那一天天气特别热，那时的教室没有电扇，我们看见喻老师讲得满头大汗，便说：“喻老师，你把衣服脱了挂起来吧！”我们的意思是，让喻老师把外套脱了挂在墙上，这样不那么热。可喻老师没听清楚，大概他只听到“挂起来”几个字，马上中断讲课，弓着腰，对我们非常自卑地说：“同学们，我的确被挂起来过，我犯了错误，一定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们当时莫名其妙，但感觉喻老师一定听错了我们的话，误会了，便重新说：“喻老师，我们请你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墙上，这样你不那么热。”喻老师这次听清楚了，他的表情一下变得尴尬起来，一边把衣服挂在墙上的，一边说：“谢谢同学们！”后来我们得知，喻老师是曾被打成“右派”，曾长期劳动改造，没安排工作——当时的说法就叫“挂起来”，虽然后来让他上课，但他一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所以一听说“挂起来”三个字，马上便条件反射似的紧张起来，自卑起来。 这就是一位受我们崇拜的语文老师当时的处境。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昨天被我们祝福“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突然被宣布是“叛徒”，是“林贼”，我们也跟着中央文件狠批“林贼”。学校恢复了年级和班的编制，不再是“连”“排”。因为我们这个班实在太糟糕，所以学校便把我们这个班打散，将学生分散到各个班。对我来说，拆散就拆散吧，我对这个班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我还是有些惋惜，因为喻老师不教我了。
三
“二连五排”打散后，我被分在了初73届1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陈明熙。后来我听说，我是陈老师专门挑选的，因为我成绩好，作文好，用现在的话说，叫“优生”。这个“听说”我从来没证实过，但陈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这是我切切实实感受到的。
陈老师上课不像喻老师那样眉飞色舞，但陈老师的课同样引人入胜。陈老师自有她的教学风格——温文尔雅，不疾不徐，丝丝入扣，娓娓道来。他对我的作文同样是鼓励为主，经常给我打“优”或者“良”。其实，作文获“良”，对我来说，就是没写好。记得有一次陈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题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现在的读者不要笑话，在那个年代，写这样的作文是非常正常的。我分别从德智体三个方面给毛主席作了汇报的优点和缺点，我以为我很写得很好了，但陈老师只打了“良”，并且写下这样的批语：“语言较流畅，思路清晰，但对自己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分析。若能克服这一缺点，自己就可以通过写文章，加速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现在看来，似乎陈老师并没有从写作上点评，而是进行政治评判，但在当时都是这样，整个国家都政治化了，陈老师不可能超脱于特定的时代，关键是，她是为我担心，怕我犯错误。
我读初中的时候，除了英语，各科成绩都很好，不，可以说是“特别好”——我现在还保存一张化学100分的试卷。但是，英语却特别臭。其实那时候的英语很简单，无非就是“毛主席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口号，但我就是学不好。有一次我的英语考了个38分，陈老师对我说：“李镇西，你的其他学科都学得那么好，怎么外语就学不好呢？”这话刺激了我：是呀，我就不信我学不好英语！于是，我在英语上花了很多工夫，多读多写多背，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英语考试居然得了83分！我当然高兴地不得了，陈老师也为我高兴。后来我写了一篇作文《困难是欺软怕硬的》，我详细地写了我攻克外语难关的经过。陈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了“优”，批语写道：“通过自己攻克外语关的过程说明‘困难是欺软怕硬的’，说服力强，使人看了受教育。”陈老师后来还让我在班上读这篇作文，让全班同学受教育。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读大学，我的英语成绩都很好。
陈老师教我语文的时候，我渐渐喜欢上了写诗。其实，所谓“诗”也不过是分行口号而已，但那时能够把口号分行写得有那么一点点“诗意”已经了不起了。有一次陈老师布置写作文，我第一次没有写记叙文或议论文，而是勇敢地交上了一首诗。几天后，作文本发下来，我看陈老师并没有给我打分，也没有写任何评语，我正纳闷，陈老师把我叫出教室，很认真地问我：“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抄的？”我心里一阵高兴：这说明我这诗写得好，连陈老师都以为我是抄的。但我平静地回答陈老师：“是我的自己写的。”陈老师大为高兴，热情地表扬我，鼓励我，还给我谈了谈写诗的一些知识。
无论是喻老师还是陈老师从不给我们布置课外阅读，这不怪老师，只能怪那个时代。那时哪有什么课外书呢！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毒素，世界名著是“资本主义”货色，整个中国大地，当时竟然没有一本文学刊物，包括《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早就停刊。能够公开阅读的，只有毛主席语录和诗词，还有鲁迅的几本书，再后来有了几本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因为我出身于教师家庭，家里多少有些“文革”前的“反动小说”，比如《烈火金刚》《草原烽火》《敌后武工队》《高玉宝》《欧阳海之歌》……读这些文字，便是我当年的文学启蒙。
四
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教育曾经有过短暂的宁静，学校教学秩序开始走向稳定，那是1972年1973年，但很快，这两年的教育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紧接着“批林批孔”，中国的学校又开始动荡起来，我就是在这时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
我是在一所乡村中学读高中的。在这里，我先后遇到了邓老师、张老师两位语文老师，他们的课也上得不错，但我感到两位老师上课时的拘谨，生怕说错一句话。现在想来我不禁叹息，当时动荡的政治风云无法让老师充分展示其渊博学识和教学艺术。但无论邓老师还是张老师，对我都很关心，也常常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展示。
高中最后一年，我转回了城里。在这里，我遇到的语文老师是林云阁。对林老师，我既感激，又内疚。林老师非常欣赏我，甚至有些偏爱我。比如，他知道我喜欢写“诗”，便请我在班上给同学们上了一周的语文课，专门讲“如何写诗”。虽然那时候我写“诗句”不过是些政治口号，但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但答应了林老师的安排，而且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同学们真的讲了一周的“如何写诗”。说实话，现在想起来，林老师未必有多么欣赏我的所谓“诗”，他很可能不过是鼓励我而已。我应该永远感谢林老师！
但是，当时我在心里却并不买林老师的账，因为我觉得他的课上得并不好，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水平，的确不怎么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林老师在当地语文界还“火”了好一阵子，是语文教学的权威，我开始还不太理解。后来我明白了，林老师其实是很有学问很有水平的，只是他教我的时候，正是“批邓反右”高潮，知识分子再一次面临灾难，他的一肚子“学问”很可能成为他的罪行，所以，他哪敢自由而舒展地上课呢？
我不买林老师的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好朋友孙涛不好。孙涛是我转到这个班上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常在我面前说“林云阁没水平”，而且不止一次和林老师顶撞，所以林老师常常批评他。我那时本来就看不上林老师，同时又很讲义气，自然站在孙涛一边。 有一次，林老师又当众批评了孙涛，我比孙涛还气愤。于是，我画了一副丑化林老师的漫画——忘记说了，我读中学时喜欢画画，还画得不错呢！这幅漫画画好后，我偷偷放在林老师每天上班都要拎的黑提包里。后来林老师把漫画交给了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教物理，是我特别特别敬爱的老师，她当时对我也特别——应该说是“宠爱”。张老师从林老师手中接过漫画，马上把我叫去。我吃了一惊：张老师怎么这么英明地就知道是我画的呢？结果，张老师教我去不是批评我画漫画，而是出于对我的无比信任而让我帮她破案，把漫画作者“捉拿归案”。她怀疑是孙涛，要我密切注意孙涛的动向。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尴尬，既不能说是孙涛画的——本来也不是人家孙涛画的嘛，也不能承认是我画的。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一直到几年后，我考上大学再回母校看张老师，终于向张老师承认那漫画是我画的，并且主动去向林老师道歉。两位老师都宽容了我。三十六年过去了，孙涛在1989年因对社会的绝望而在峨眉山自杀，林老师也早已作古。我写下这件事，心情极为复杂。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此刻的内心。
五
高中最后一年的1976年，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全国又开始乱了。毛泽东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但他好斗的劲儿依然不减，他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于是，我们这些高中生们自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跟着亢奋起来。
1976年清明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被诬为“反革命事件”而遭到镇压。据说这次敌人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主要是采用诗歌的形式向党和人民进攻，所以学校发动我们用诗歌打一场“反击战”。这下，我写“诗”的“才华”可有了用武之地。我挥笔写下好几首诗，愤怒声讨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的敌人。我的诗被发表在学校的大批判专栏上，引来许多同学和老师的观看。后来，在一次全校性的大批判会上，林老师还推荐我上台朗诵我的诗《用战斗迎接更美好的春天――欢呼党中央决议发表》，在露天操场，面对全校师生，我果真气宇轩昂地走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朗诵我的“诗作”，当我朗诵完毕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翻了翻我保存的“文物”，居然发现了这首诗的原件，现摘录几句如下――
……
曾记否？文化大革命的浪涛/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心惊肉跳！/――走资派邓小平/这个社会主义的“申公豹”/做梦都在想/怎样把历史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这/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上蹿下跳！/抛出反动的“三项指示为纲”，/扯起“还乡团”的旗号/发出“全面整顿”的叫嚣/大谈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更有那，垂死挣扎的复辟狂/竟敢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杀气腾腾，张牙舞爪！/想用攻击诬蔑的鼓噪/把天安门红墙骂倒；/企图“扬眉剑出鞘”，/把鲜艳的五星红旗/砍掉……
……
永远为保卫毛主席战斗！/永远为社会主义祖国放哨！/前进啊，前进！/迎着阶级斗争的/激浪风暴；/沿着“高路入云端”的金光大道。/迈开战斗的步伐，/去迎接共产主义/春天的来到！
……
还有一首我写的《红卫兵的怒吼》，今天也颇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
红卫兵的欢呼声响入云中；
愤怒声讨阶级敌人的猖狂，
红卫兵的铁拳凌空舞动！
莫以为，北京离咱山万重，
天安门啊，在红卫兵胸中；
莫以为，中南海离咱水万倒，
红卫兵啊，心向领袖毛泽东！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啊，
绝不许牛鬼蛇神逞凶；
阳光普照的人民广场啊，
岂能容忍害人虫！
誓死保卫毛主席，
红卫兵不怕热血涌；
誓死保卫党中央，
愿做天安门前一棵松！
痛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击退右倾翻案风；
发扬反潮流的“五敢精神”，
狠狠批邓，永远冲锋！
1976年4月18日
别看这些“诗”现在读起来的确令人作呕，但当时却让同学们佩服到了极点。三十年后，我去深圳见到一位同学，说起高中的事，她说：“你不知道当年我们多么佩服你，背地里都说你是神童呢！”不但语文林老师欣赏我，班主任张老师也特别偏爱我，常常当着我的面对其他老师说：“这是我班的秀才！也是我的物理尖子！”
毕业前夕，张老师又找到我，要我起草一份全班的《申请书》，就是向学校申请我们全班同学“强烈要求”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当时的政策就是高中生毕业之后必须下乡！还“强烈要求”？你不“要求”不“申请”，也必须下去！谁敢不下？可当时就得这么装模作样地写“申请”，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作秀”。张老师叫我写，我觉得挺光荣，很快便写好了。这样的文章其实很好写，无非就是把当时的口号往上堆砌就是了。我现在还记得结尾几句，大约是说，亲爱的党啊，请考验我们吧！让我们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让共产主义鲜红的太阳照彻全球！
这算是我的所谓“写作能力”在高中最后一次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