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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从脱稿到面世,已是顷刻之事。文学创作主体极大泛化,似乎只要能用键盘敲字,有几分文学热情,人们就可以加入文学创作行列。
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
赵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文学生产与其他生产形式一样,依赖于生产工具和传播媒介的变革。就中国文学而言,媒介对文学的影响较显著者有两次:一是晚清至五四时期大众印刷媒介(报纸、杂志等)的兴起;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的勃兴。研究者大多肯定前者,对后者却持比较复杂的态度。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他认为,晚清时期,报纸和杂志大量出现,书籍出版亦步入现代化进程,这些都诱发了文学新变。以小说为例,由于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周期长,故事进展缓慢,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这就需要作家与报刊做出相应调整:一是,长篇小说各章回自成起讫;二是,短篇小说迅速成长。外在形式的调整逐步促使中国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发生转变。大众印刷媒介的兴起,使得读者可以反复阅读故事文本,作家很难再将自身想象为“讲故事的人”,创作也由“听—说”模式转变为“写读”模式。小说创作渐脱说书模式窠臼,全知叙事、顺序叙事模式趋向衰落,小说语言、情景描写尤其是故事结构等渐趋复杂。这对读者独立思考能力、线性思维模式、精英文化和审美文化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大众印刷媒介的兴起,还使得作家重新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由此,文学生产开始进入加速期。
及至20世纪90年代,电子媒介在中国勃兴,尤其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后,文学创作更是“日新月异”。作品从脱稿到面世,已是顷刻之事。文学创作主体极大泛化,似乎只要能用键盘敲字,有几分文学热情,人们就可以加入文学创作行列。同时,文学生产也变得更加便捷,网络写作不再需要编辑审阅、不再需要版面刊登,作者可以自写、自编、自发,一切“自助”。文学似乎进入“民主化”时代。然而,对数字时代的文学,讨伐之声一直不断。希利斯·米勒甚至发出文学将走向终结的预言。那么这一预言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文学状况呢?赵勇的新著《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对该问题的最新回应。
赵勇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把印刷媒介生成的纸质文本看做‘旧媒介’,而把凡是可以通过屏幕(尤其是电子屏幕,如电视、电脑的显示器、手机屏幕等)显示信息的媒介看做新媒介”(149页)。由此,作者考察了纸质媒介、电子媒介两种不同的媒介形式的运作模式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他从文化环境出发,考察了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变,批判了技术进步主义者忽视文学/印刷文化、重视影视/视觉文化的取向。作者认为,与印刷媒介文化相关的是富有深度的审美文化、有批判维度的知识分子文化。印刷媒介下的文学精雕细刻,富于审美意蕴,具有膜拜价值,造就的读者是文化批判的公众。而与新媒介(主要是数字媒介)相关的文化,则是浅易媚俗的消费文化、与大众媒介调情的知道分子文化。数字时代的文学,是寻求“短、平、快”的文学,它具有与商业联姻的展示价值,造就的是文化消费的大众。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文学的写与读的诸多变化:从依靠毛笔和钢笔的笔耕墨种年代,到依靠电脑文字处理技术的“电子书写”年代,作家创作越来越便捷。作者认为,电子书写让文学创作从构思到呈现为外部符号的过程越来越短,表达障碍越来越少,似乎进入海姆所谓的“无障碍写作年代”;同时,文学阅读也面临电子文化如电视、电影、网络、电子游戏等的极大冲击,印刷文化大有被视觉文化取代之势,文学阅读为读图所取代,如此,文学生产、文学研究都将面临危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电子媒介影响下作家、读者和研究者的精神架构和世界观的变化。
描绘大众媒介时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轨迹固然重要,探究其变迁原因则更为重要,也困难得多。不管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都认为技术及以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芒福德在其名著《技术与文明》中谈到,历史上的每次技术发明如钟表、蒸汽机车等对人类的影响,都超出了技术层面,深入了人的感知结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文化形态的方方面面。同样,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每次媒介变迁,亦都蕴含着超越自身的意义。对于媒介的意义,学界早已关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认为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与麦克卢汉相比,波兹曼更加强调大众媒介对人类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将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相对,认为与其相关的文化形态分别是“阐释年代”和“娱乐业时代”。阐释年代是印刷机统治美国的年代,那时候阅读蔚然成风,演讲文化深入人心,读者与听众是富于批判精神的公众;娱乐业年代,是广播、电视等媒介统治美国的时代。电视的出现使得印刷文化面目全非,人们沉浸于娱乐海洋,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失去了选择的方向和阅读的耐心,理性与责任被抛之脑后。
与之相应,赵勇也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将20世纪80年代追溯为一个阐释年代、读书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将1990年以来的文化认定为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作为印刷文化造就的人文知识分子,该书流露出了文化精英面对诸多新文化现象时的疑惑与质疑、对“印刷文化”的怀旧或带有悲情色彩的守护、对匿名化的意识形态运作的警惕,以及对文化之犬儒倾向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媒介似乎是这一切的元凶。然而,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虽然有改变文化现状的潜质,但是这种潜质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能否成为现实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例如,网络拥有丰富的信息,是一个开放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平台,具有民主潜质,但是这种潜质能否达成,取决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网络开放程度。而且每种技术的影响也都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从网络特质出发,我们会对网络文学有诸多期许:网络文学应具有开放性、跨地域性、混杂性和技术依赖性等特征。开放性,指文学创作几乎无门槛,一个话题,任何人只要能断文识字、上网即可参与,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文化民主;跨地域性,指地处不同区域甚至国家的人,可同时参与创作,共同完成一部作品;混杂性,指文学形式可以缤纷多样,不要求文体一致,而且多种媒体形式(如文字、音响和图像等)可以并存;技术依赖性,指文学创作不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利用多种媒体形式、超链接和超文本等形成相互指涉的文本空间。然而,现有网络文学大多是将纸媒文字搬到网络之上,依然是新瓶装旧酒,在形式和精神气质上却并未见出本质性的革新。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媒介尤其是新媒介的积极因素。文学写作在印刷文化时代,主要是信息的单向传输,作家与读者很难真正互动;而在网络时代,读者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反馈阅读信息,从而影响作者的写作走向。
同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之文学嬗变和文化变迁,与政治经济因素密切关联,不能完全归因于媒介更替。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知识分子进退失据,许多人退守书斋,甘居边缘。1992年,酝酿已久的市场经济大潮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由此,失落的文化寄托终于找到了宣泄之处,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后来居上、占据中心,精英审美文化让位于大众通俗文化。大众媒介在此起到了催化作用。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书长廊·
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
赵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文学生产与其他生产形式一样,依赖于生产工具和传播媒介的变革。就中国文学而言,媒介对文学的影响较显著者有两次:一是晚清至五四时期大众印刷媒介(报纸、杂志等)的兴起;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的勃兴。研究者大多肯定前者,对后者却持比较复杂的态度。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他认为,晚清时期,报纸和杂志大量出现,书籍出版亦步入现代化进程,这些都诱发了文学新变。以小说为例,由于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周期长,故事进展缓慢,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这就需要作家与报刊做出相应调整:一是,长篇小说各章回自成起讫;二是,短篇小说迅速成长。外在形式的调整逐步促使中国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发生转变。大众印刷媒介的兴起,使得读者可以反复阅读故事文本,作家很难再将自身想象为“讲故事的人”,创作也由“听—说”模式转变为“写读”模式。小说创作渐脱说书模式窠臼,全知叙事、顺序叙事模式趋向衰落,小说语言、情景描写尤其是故事结构等渐趋复杂。这对读者独立思考能力、线性思维模式、精英文化和审美文化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大众印刷媒介的兴起,还使得作家重新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由此,文学生产开始进入加速期。
及至20世纪90年代,电子媒介在中国勃兴,尤其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后,文学创作更是“日新月异”。作品从脱稿到面世,已是顷刻之事。文学创作主体极大泛化,似乎只要能用键盘敲字,有几分文学热情,人们就可以加入文学创作行列。同时,文学生产也变得更加便捷,网络写作不再需要编辑审阅、不再需要版面刊登,作者可以自写、自编、自发,一切“自助”。文学似乎进入“民主化”时代。然而,对数字时代的文学,讨伐之声一直不断。希利斯·米勒甚至发出文学将走向终结的预言。那么这一预言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文学状况呢?赵勇的新著《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对该问题的最新回应。
赵勇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把印刷媒介生成的纸质文本看做‘旧媒介’,而把凡是可以通过屏幕(尤其是电子屏幕,如电视、电脑的显示器、手机屏幕等)显示信息的媒介看做新媒介”(149页)。由此,作者考察了纸质媒介、电子媒介两种不同的媒介形式的运作模式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他从文化环境出发,考察了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变,批判了技术进步主义者忽视文学/印刷文化、重视影视/视觉文化的取向。作者认为,与印刷媒介文化相关的是富有深度的审美文化、有批判维度的知识分子文化。印刷媒介下的文学精雕细刻,富于审美意蕴,具有膜拜价值,造就的读者是文化批判的公众。而与新媒介(主要是数字媒介)相关的文化,则是浅易媚俗的消费文化、与大众媒介调情的知道分子文化。数字时代的文学,是寻求“短、平、快”的文学,它具有与商业联姻的展示价值,造就的是文化消费的大众。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文学的写与读的诸多变化:从依靠毛笔和钢笔的笔耕墨种年代,到依靠电脑文字处理技术的“电子书写”年代,作家创作越来越便捷。作者认为,电子书写让文学创作从构思到呈现为外部符号的过程越来越短,表达障碍越来越少,似乎进入海姆所谓的“无障碍写作年代”;同时,文学阅读也面临电子文化如电视、电影、网络、电子游戏等的极大冲击,印刷文化大有被视觉文化取代之势,文学阅读为读图所取代,如此,文学生产、文学研究都将面临危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电子媒介影响下作家、读者和研究者的精神架构和世界观的变化。
描绘大众媒介时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轨迹固然重要,探究其变迁原因则更为重要,也困难得多。不管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都认为技术及以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芒福德在其名著《技术与文明》中谈到,历史上的每次技术发明如钟表、蒸汽机车等对人类的影响,都超出了技术层面,深入了人的感知结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文化形态的方方面面。同样,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每次媒介变迁,亦都蕴含着超越自身的意义。对于媒介的意义,学界早已关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认为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与麦克卢汉相比,波兹曼更加强调大众媒介对人类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将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相对,认为与其相关的文化形态分别是“阐释年代”和“娱乐业时代”。阐释年代是印刷机统治美国的年代,那时候阅读蔚然成风,演讲文化深入人心,读者与听众是富于批判精神的公众;娱乐业年代,是广播、电视等媒介统治美国的时代。电视的出现使得印刷文化面目全非,人们沉浸于娱乐海洋,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失去了选择的方向和阅读的耐心,理性与责任被抛之脑后。
与之相应,赵勇也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将20世纪80年代追溯为一个阐释年代、读书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将1990年以来的文化认定为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作为印刷文化造就的人文知识分子,该书流露出了文化精英面对诸多新文化现象时的疑惑与质疑、对“印刷文化”的怀旧或带有悲情色彩的守护、对匿名化的意识形态运作的警惕,以及对文化之犬儒倾向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媒介似乎是这一切的元凶。然而,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虽然有改变文化现状的潜质,但是这种潜质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能否成为现实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例如,网络拥有丰富的信息,是一个开放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平台,具有民主潜质,但是这种潜质能否达成,取决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网络开放程度。而且每种技术的影响也都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从网络特质出发,我们会对网络文学有诸多期许:网络文学应具有开放性、跨地域性、混杂性和技术依赖性等特征。开放性,指文学创作几乎无门槛,一个话题,任何人只要能断文识字、上网即可参与,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文化民主;跨地域性,指地处不同区域甚至国家的人,可同时参与创作,共同完成一部作品;混杂性,指文学形式可以缤纷多样,不要求文体一致,而且多种媒体形式(如文字、音响和图像等)可以并存;技术依赖性,指文学创作不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利用多种媒体形式、超链接和超文本等形成相互指涉的文本空间。然而,现有网络文学大多是将纸媒文字搬到网络之上,依然是新瓶装旧酒,在形式和精神气质上却并未见出本质性的革新。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媒介尤其是新媒介的积极因素。文学写作在印刷文化时代,主要是信息的单向传输,作家与读者很难真正互动;而在网络时代,读者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反馈阅读信息,从而影响作者的写作走向。
同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之文学嬗变和文化变迁,与政治经济因素密切关联,不能完全归因于媒介更替。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知识分子进退失据,许多人退守书斋,甘居边缘。1992年,酝酿已久的市场经济大潮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由此,失落的文化寄托终于找到了宣泄之处,消费主义和享乐文化后来居上、占据中心,精英审美文化让位于大众通俗文化。大众媒介在此起到了催化作用。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书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