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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可以概括为三步：第一步，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乃是共产党赖以实现革命转变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第二步，制定并实践“一化三改”总路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新鲜经验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第三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构想。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社会发展； 战略构想
中图分类号： D61；K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09)01-0027-03
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目标就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精心描画、构思和实践。
一、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
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性质及其发展方向。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他严谨的理论逻辑和精当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使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根源。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确定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这一中国革命发展战略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既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区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后者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两者根本区别的决定性因素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对象和任务不同，因而对待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也不同。共同点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的，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乃是共产党赖以实现革命转变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
二、制定并实践“一化三改”总路线
“一化三改”总路线的形成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构想的第二步。
从1952年，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间经过近一年的讨论酝酿，到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以后经过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并补充，到12月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2]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规定，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的工业不但能够制造人民必需的工业品，而且能够制造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同时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条件。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形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构想，显然不同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由将来生产力发展了以后的“突然转变论”变成了现今的“逐步过渡论”，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
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具有其显著的特点：第一，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是同时并举。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其特点表现在：一是用赎买政策，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提出但未能实现的设想；二是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过渡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三是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相结合，达到互相促进。第三，在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其特点表现在：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使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二是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三是在合作化中实行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依靠多数的问题。
当然，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也有局限性，这不仅在于在改造的时间上由原来设想的15年缩短到了3年；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并没有像预先设想的那样同步进行。
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归根到底是现代化。
新中国的建立，获得了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得以展开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近代百余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却一再碰壁的现代化主题，第一次作为政府决策和国家发展目标被提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实现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
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
同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主要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还不完全像今天所要求的四个现代化的完整内容。
1957年2、3月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全部思想。
党和毛泽东还明确规定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和步骤。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设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起，用十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2000年，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6年8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他设想再有50、60年，就完全应该超过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了一段文字，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这是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进一步阐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极端重要性。同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增写了如下文字：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1964年12月，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化”任务，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提出两步走的设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
由上述可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不懈地探索，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构想。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局限，他设计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只能是初步的，且一度急于求成，对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显然是估计不足的。但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首倡者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来的。”[8]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1-652.
[2][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01，505，55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1，32.
[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0.
[7]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9.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
[责任编辑：张俊华]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社会发展； 战略构想
中图分类号： D61；K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09)01-0027-03
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目标就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精心描画、构思和实践。
一、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
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革命性质及其发展方向。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他严谨的理论逻辑和精当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使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根源。由此，得出明确的结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确定了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这一中国革命发展战略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既区别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区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后者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两者根本区别的决定性因素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对象和任务不同，因而对待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也不同。共同点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的，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
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乃是共产党赖以实现革命转变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
二、制定并实践“一化三改”总路线
“一化三改”总路线的形成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构想的第二步。
从1952年，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其间经过近一年的讨论酝酿，到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以后经过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文件进行修改并补充，到12月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2]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规定，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的工业不但能够制造人民必需的工业品，而且能够制造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同时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条件。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从而使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逐步地改变生产关系，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形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可以同步进行的新思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构想，显然不同于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由将来生产力发展了以后的“突然转变论”变成了现今的“逐步过渡论”，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
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具有其显著的特点：第一，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是同时并举。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其特点表现在：一是用赎买政策，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变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提出但未能实现的设想；二是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过渡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三是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相结合，达到互相促进。第三，在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其特点表现在：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使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二是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三是在合作化中实行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依靠多数的问题。
当然，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也有局限性，这不仅在于在改造的时间上由原来设想的15年缩短到了3年；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并没有像预先设想的那样同步进行。
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归根到底是现代化。
新中国的建立，获得了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得以展开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近代百余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却一再碰壁的现代化主题，第一次作为政府决策和国家发展目标被提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
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实现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
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
同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主要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要求，还不完全像今天所要求的四个现代化的完整内容。
1957年2、3月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全部思想。
党和毛泽东还明确规定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和步骤。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设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起，用十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2000年，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6年8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他设想再有50、60年，就完全应该超过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了一段文字，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这是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进一步阐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极端重要性。同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增写了如下文字：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1964年12月，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化”任务，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提出两步走的设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7]
由上述可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不懈地探索，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构想。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局限，他设计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只能是初步的，且一度急于求成，对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显然是估计不足的。但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首倡者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来的。”[8]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1-652.
[2][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01，505，55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1，32.
[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0.
[7]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9.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