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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改革史上，张思平是个名副其实的“闖将”。2003年到2014年，深圳的几任市委书记，都点名张思平来分管这座引领全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的改革工作，即使是在深圳这样改革的前沿阵地里，张思平的改革实践也是少见的完整。
2015年6月，一份关于深圳改革的“万言书”，在深圳党政干部圈内悄悄流传。这份万言书言辞尖锐，痛批深圳陷入徘徊期，干部缺乏担当精神，“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对改革中的问题“麻木不仁”。
这份“万言书”名为《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来自深圳的民间组织——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院的理事长是深圳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
在深圳，张思平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专业户”。除去在广东省任职的六年，他在深圳工作近18年，其间有13年分管深圳改革。
一年前张思平退休，之后创办了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张常委变成了张理事长，自然“改革”成为研究院的重点研究课题。
这次研究院发布的“万言书”，发表了诸多批评意见，其中一些与刚履新的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观点暗合，一度引发民间猜想——批评是否来自官方授意。
“万言书”之后，研究院又公布了《对当前深圳前海热的冷思考》和《对深圳简政放权的建议书》，内容之尖锐令人惊叹。
长久以来，张思平被贴上了“改革派官员”的标签，他以其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和一以贯之的改革情怀，成为了深圳改革史上的符号式人物。
“观潮儿”变成了“弄潮儿”
张思平退休之后，以这种方式公开发声，看似有些“惊世骇俗”，但对了解张思平的人来说，并不意外。
深圳媒体人苟骅与张思平是十几年的好友。在他看来，张思平的改革情结，与他的经历有关。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张思平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入学时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张思平亲身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张的同学黄江南、朱嘉明后来与王岐山、翁永曦并称为“改革四君子”。
毕业后，32岁的张思平到湖北社科院工作，担任副院长，时为该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分管《青年杂志》。这是一份在当时被视为“启迪了一批年轻人的改革思维，也培育了一批改革思想家”的知名刊物。
1988年后，张思成从改革开放的“观潮儿”变成了“弄潮儿”。当年4月，海南建省，张思平主动请缨到刚组建的海南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他牵头制定了海南第一个“三十条”优惠政策，起草了海南省政府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参与了海南初期的整体规划。
1990年前后，全国改革进入徘徊期，海南建设成全国最大特区的前景黯淡。在自己导师、经济学家马洪、蒋一苇的邀请下，张思平来到深圳，担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三年后，张思平升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直接参与深圳改革。他主持了深圳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试点，大力推动华为、金地、华强集团等一批企业实施了中国较早的员工持股计划。
他当时就提出实行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担任了全国第一个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思平回忆，当时审批制改革后，“深圳市政府部门原有审批事项减少57.8%。原有核准事项减少13.7%。”
张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认可，1997年12月，张思平从深圳市体改办主任升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后来他又以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身份，协调推动广东改革。
其间，张思平代表广东省参与南方电网的合并。按照当时国务院5号文规定，广东省电力资产占了7成，应该控股，但云、贵、广西电力部门不接受。结果南方电网成立后，广东不控股，电网主要干部也归中组部任命。
支持电改的张思平背了黑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思平说：“当时有人说要不搞厂网分开，广东省电网能被北京拿走吗？你主张成立南方电网，结果把广东省电网整合跑了，你还搞什么改革呢？我真是有苦难言。”
2002年底，南方电网挂牌，张思平的仕途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他有几个选择，“例如他继续担任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或者去下面的市当个市长，或者到省政府重要部门当个厅长，若干年后官升一级，进入省领导班子”。
但张思平觉得“一般党政干部升迁的路子跟我的这种性格和志向不大吻合，想做事，敢做事，有时并不利于个人政治前途”。2003年初，他“经过慎重考虑，反复要求回深圳工作”。
“把人全得罪光了”
2003年，张思平回深圳担任副市长。当时深圳的国企改革陷入停滞状态，时任市委书记黄丽满点名张思平负责国企改革。
张思平接手后第四个月，深圳国企改制有了起色，有六家企业同意改制。之前国有企业对改制十分抵触，“有企业改制搞了三年多，还搞不下去”。
张思平雷厉风行，“制定的计划，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就必须完成。确定29日签字，哪怕你晚上三点不睡觉也要来到这里签字”。不作为就下军令状，“3个月完不成，调整你整个企业领导班子”。
回过头来看，张思平现在都不相信，“当时怎么敢讲出那样的话”。那时候胆量大，张思平说，“比如说我要奖励一个企业，他要是做好了，我现场拍板奖励你一部奔驰，奖励你一百万现金，做得不好，现场拍板撤职”。
在张思平主导下，这场国企改革历时七年多，基本完成任务，但人也得罪了不少。不过对他来说，得罪人最多的、阻力最大的，还是2006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党政机关所办企业的划转。
2006年前，深圳许多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企业，全市有300多家，职工有2.5万。上世纪90年代要求“政企分开”，党的机关不能办企业，但深圳基本没有落实。张思平说，“党政机关办企业的弊病、办企业的危害、办企业的腐败、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很清晰了，深圳早该改革了。” 改革有共识，但是改到谁身上，谁都肉痛，当时改革阻力大到张思平团队里的人都开始说，“哎呀，咱们算了吧，得罪不起。”
张思平回忆，他是“顶着改的”，“有些改革就是这样，你要是不做，就不做了，为啥要做呢？这就是你的责任感，你应该为全国做出示范。假如说不做都可以，深圳还搞什么特区，还搞什么实验？”
当时按工作计划，要一次性将五六十个党政机关的三百多家企业彻底脱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全部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张思平说，这次划转和改革几乎“得罪了市里所有的局”。
得罪人的后果立竿见影，后来民主投票时，他得票就不高，背后不断被人告状甚至被威胁。
“研究危机才能避免危机”
2010年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换届，张思平转任为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担任了统战部长，但张思平心里依然放不下他之前的工作。思量已久，他想“趁还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尽自己力量推动改革”。他主动找到了时任深圳市委领导，提出想分管改革工作。
以市委统战部长身份分管改革，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例。考虑两个月后，市领导决定重新由张思平分管改革，深圳改革办消失近一年后重新浮出水面。
改革办复出后，张思平草拟了年度全市改革计划，共有32个改革项目，8个重点项目，其中不乏财政预算公开、公务车改革等，一度引发强烈关注。
然而重新恢复的改革办，再也难有过去的空间。2014年11月24日，张思平60岁生日。当天上班后，他用毛笔抄了一遍曹操的《龟虽寿》，之后写了一封请辞信，提出职务裸退。
张思平期望在退休后继续做自己想干的事——创办一家为深圳改革出谋划策的研究院。
参照国外许多研究院的运作模式，张思平设计为研究院筹募一个基金会，一切开支由基金会支撑。为了募集基金会资金，这位在副厅级以上岗位干了27年的老干部开始“化缘”。
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到任三个月后，就来到了研究院考察。当时提出为研究院提供一笔经费，委托他们做课题。
张思平谢绝了。他认为，作为社会智库，最重要的是独立性。一位退休中央领导也曾告诫张思平，研究院不要唱赞歌，“要做危机研究院，研究危机才能避免危机”。
结果马兴瑞没留下钱，留下了三个课题，一是前海改革发展，二是简政放权，三是深圳科技创新。研究院2015年8月发布的《前海热的冷思考》，便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2015年12月份发布的《深圳简政放权改革方案》，亦对深圳简政放权改革表达了更激进的声音，提出对比目前状况，深圳市行政许可事项仅需保留33.27%，非行政许可事项保留20.42%，服务事项保留51.84%，另外还要大幅减少商事登记事项、减少政府性基金征收项目等。
这些方案在深圳引发了不同反应，罗湖区民政局局长吕毅认为，这份改革方案对深圳是一个刺激，他期待深圳改革“力度更大一点”。而比较典型的质疑是，“为什么张思平在任上没提这么大力度的改革方案，退了才提？”
深圳媒体人苟骅也曾听到过类似质疑。在他看来，这些人并不了解张思平。“他每个阶段都在提改革”，不过政府出台的最终方案往往是多方妥协的结果。
据他所知，张思平分管改革时，常要说服各部门分管領导，获得支持，特别是他以统战部长身份分管改革时，更需要一个个部门沟通，“有时决策时，还会有领导临时改主意”。
在张思平看来，几篇报告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这种体制外的声音，非常考验主政者的胸襟与智慧”。
张思平把研究院办公室选在福田保税区内。隔着深圳河，天天都能看见对面香港湿地公园天空上飞翔的小鸟。当年一路向南的年轻人如今两鬓斑白，张思平说，最近多了个练字的习惯。他为改革着急了一辈子，退休后仍希望自己性格能够平静一些。
（张明爽荐自《南方周末》）
2015年6月，一份关于深圳改革的“万言书”，在深圳党政干部圈内悄悄流传。这份万言书言辞尖锐，痛批深圳陷入徘徊期，干部缺乏担当精神，“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对改革中的问题“麻木不仁”。
这份“万言书”名为《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来自深圳的民间组织——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院的理事长是深圳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
在深圳，张思平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专业户”。除去在广东省任职的六年，他在深圳工作近18年，其间有13年分管深圳改革。
一年前张思平退休，之后创办了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张常委变成了张理事长，自然“改革”成为研究院的重点研究课题。
这次研究院发布的“万言书”，发表了诸多批评意见，其中一些与刚履新的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观点暗合，一度引发民间猜想——批评是否来自官方授意。
“万言书”之后，研究院又公布了《对当前深圳前海热的冷思考》和《对深圳简政放权的建议书》，内容之尖锐令人惊叹。
长久以来，张思平被贴上了“改革派官员”的标签，他以其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和一以贯之的改革情怀，成为了深圳改革史上的符号式人物。
“观潮儿”变成了“弄潮儿”
张思平退休之后，以这种方式公开发声，看似有些“惊世骇俗”，但对了解张思平的人来说，并不意外。
深圳媒体人苟骅与张思平是十几年的好友。在他看来，张思平的改革情结，与他的经历有关。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张思平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入学时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张思平亲身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张的同学黄江南、朱嘉明后来与王岐山、翁永曦并称为“改革四君子”。
毕业后，32岁的张思平到湖北社科院工作，担任副院长，时为该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分管《青年杂志》。这是一份在当时被视为“启迪了一批年轻人的改革思维，也培育了一批改革思想家”的知名刊物。
1988年后，张思成从改革开放的“观潮儿”变成了“弄潮儿”。当年4月，海南建省，张思平主动请缨到刚组建的海南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他牵头制定了海南第一个“三十条”优惠政策，起草了海南省政府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参与了海南初期的整体规划。
1990年前后，全国改革进入徘徊期，海南建设成全国最大特区的前景黯淡。在自己导师、经济学家马洪、蒋一苇的邀请下，张思平来到深圳，担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
三年后，张思平升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直接参与深圳改革。他主持了深圳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试点，大力推动华为、金地、华强集团等一批企业实施了中国较早的员工持股计划。
他当时就提出实行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担任了全国第一个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思平回忆，当时审批制改革后，“深圳市政府部门原有审批事项减少57.8%。原有核准事项减少13.7%。”
张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认可，1997年12月，张思平从深圳市体改办主任升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后来他又以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身份，协调推动广东改革。
其间，张思平代表广东省参与南方电网的合并。按照当时国务院5号文规定，广东省电力资产占了7成，应该控股，但云、贵、广西电力部门不接受。结果南方电网成立后，广东不控股，电网主要干部也归中组部任命。
支持电改的张思平背了黑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思平说：“当时有人说要不搞厂网分开，广东省电网能被北京拿走吗？你主张成立南方电网，结果把广东省电网整合跑了，你还搞什么改革呢？我真是有苦难言。”
2002年底，南方电网挂牌，张思平的仕途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他有几个选择，“例如他继续担任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或者去下面的市当个市长，或者到省政府重要部门当个厅长，若干年后官升一级，进入省领导班子”。
但张思平觉得“一般党政干部升迁的路子跟我的这种性格和志向不大吻合，想做事，敢做事，有时并不利于个人政治前途”。2003年初，他“经过慎重考虑，反复要求回深圳工作”。
“把人全得罪光了”
2003年，张思平回深圳担任副市长。当时深圳的国企改革陷入停滞状态，时任市委书记黄丽满点名张思平负责国企改革。
张思平接手后第四个月，深圳国企改制有了起色，有六家企业同意改制。之前国有企业对改制十分抵触，“有企业改制搞了三年多，还搞不下去”。
张思平雷厉风行，“制定的计划，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就必须完成。确定29日签字，哪怕你晚上三点不睡觉也要来到这里签字”。不作为就下军令状，“3个月完不成，调整你整个企业领导班子”。
回过头来看，张思平现在都不相信，“当时怎么敢讲出那样的话”。那时候胆量大，张思平说，“比如说我要奖励一个企业，他要是做好了，我现场拍板奖励你一部奔驰，奖励你一百万现金，做得不好，现场拍板撤职”。
在张思平主导下，这场国企改革历时七年多，基本完成任务，但人也得罪了不少。不过对他来说，得罪人最多的、阻力最大的，还是2006年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党政机关所办企业的划转。
2006年前，深圳许多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企业，全市有300多家，职工有2.5万。上世纪90年代要求“政企分开”，党的机关不能办企业，但深圳基本没有落实。张思平说，“党政机关办企业的弊病、办企业的危害、办企业的腐败、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很清晰了，深圳早该改革了。” 改革有共识，但是改到谁身上，谁都肉痛，当时改革阻力大到张思平团队里的人都开始说，“哎呀，咱们算了吧，得罪不起。”
张思平回忆，他是“顶着改的”，“有些改革就是这样，你要是不做，就不做了，为啥要做呢？这就是你的责任感，你应该为全国做出示范。假如说不做都可以，深圳还搞什么特区，还搞什么实验？”
当时按工作计划，要一次性将五六十个党政机关的三百多家企业彻底脱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全部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张思平说，这次划转和改革几乎“得罪了市里所有的局”。
得罪人的后果立竿见影，后来民主投票时，他得票就不高，背后不断被人告状甚至被威胁。
“研究危机才能避免危机”
2010年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换届，张思平转任为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担任了统战部长，但张思平心里依然放不下他之前的工作。思量已久，他想“趁还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尽自己力量推动改革”。他主动找到了时任深圳市委领导，提出想分管改革工作。
以市委统战部长身份分管改革，在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例。考虑两个月后，市领导决定重新由张思平分管改革，深圳改革办消失近一年后重新浮出水面。
改革办复出后，张思平草拟了年度全市改革计划，共有32个改革项目，8个重点项目，其中不乏财政预算公开、公务车改革等，一度引发强烈关注。
然而重新恢复的改革办，再也难有过去的空间。2014年11月24日，张思平60岁生日。当天上班后，他用毛笔抄了一遍曹操的《龟虽寿》，之后写了一封请辞信，提出职务裸退。
张思平期望在退休后继续做自己想干的事——创办一家为深圳改革出谋划策的研究院。
参照国外许多研究院的运作模式，张思平设计为研究院筹募一个基金会，一切开支由基金会支撑。为了募集基金会资金，这位在副厅级以上岗位干了27年的老干部开始“化缘”。
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到任三个月后，就来到了研究院考察。当时提出为研究院提供一笔经费，委托他们做课题。
张思平谢绝了。他认为，作为社会智库，最重要的是独立性。一位退休中央领导也曾告诫张思平，研究院不要唱赞歌，“要做危机研究院，研究危机才能避免危机”。
结果马兴瑞没留下钱，留下了三个课题，一是前海改革发展，二是简政放权，三是深圳科技创新。研究院2015年8月发布的《前海热的冷思考》，便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2015年12月份发布的《深圳简政放权改革方案》，亦对深圳简政放权改革表达了更激进的声音，提出对比目前状况，深圳市行政许可事项仅需保留33.27%，非行政许可事项保留20.42%，服务事项保留51.84%，另外还要大幅减少商事登记事项、减少政府性基金征收项目等。
这些方案在深圳引发了不同反应，罗湖区民政局局长吕毅认为，这份改革方案对深圳是一个刺激，他期待深圳改革“力度更大一点”。而比较典型的质疑是，“为什么张思平在任上没提这么大力度的改革方案，退了才提？”
深圳媒体人苟骅也曾听到过类似质疑。在他看来，这些人并不了解张思平。“他每个阶段都在提改革”，不过政府出台的最终方案往往是多方妥协的结果。
据他所知，张思平分管改革时，常要说服各部门分管領导，获得支持，特别是他以统战部长身份分管改革时，更需要一个个部门沟通，“有时决策时，还会有领导临时改主意”。
在张思平看来，几篇报告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这种体制外的声音，非常考验主政者的胸襟与智慧”。
张思平把研究院办公室选在福田保税区内。隔着深圳河，天天都能看见对面香港湿地公园天空上飞翔的小鸟。当年一路向南的年轻人如今两鬓斑白，张思平说，最近多了个练字的习惯。他为改革着急了一辈子，退休后仍希望自己性格能够平静一些。
（张明爽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