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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此文系作者欣闻温家宝总理向世界宣布中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后的感悟，虽然是急就篇，但立论明确，分析有据，资料翔实。“盛世”下的德政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盛世”之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从国泰民安的世象来看，还是就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国防的长足进步而言，都不为过。尽管解决“三农”问题“难于蜀道”，但我们必须努力践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期正已经迈出可喜的第一步，首善之区更应该走在前面，做出榜样，这对国家长治久安尤其重要。
公元2006年3月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在这里庄严举行。此时，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正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温总理在报告中宣布：“今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施行了长达2600年的这个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议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业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实惠。”这一宣布，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彻底取消了农业税，是党和政府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事业中采取的一项新的举措。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项普通的税制改革。
从农业税的变迁看社会的进步
农业税是国家对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所征收的税。
农业税的出现，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鲁国。据史书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由于私田的大量出现，鲁国规定了对土地产出物直接征收的“初税亩”（即按照土地面积征税的措施），税率是十税一（称为“什一税”）。史学界一般认为，“初税亩”为我国征收田赋之始。西汉“文景之治”时，国力强盛，农业税降到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到了清代，康熙帝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倡导宫廷节俭，国库逐渐充盈，于是乎，清廷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当年开始，三年之内，全国普免地丁钱粮“一周”（史称“蠲免钱粮”）。1949年建国前的12年间，在我党的根据地，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农民负担为所产粮食的20%。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历史发展进入21世纪初，我国农民实际负担仍然在10％以上，少数地区在20％以上。1990年以来，农民税赋相对较重，农民收入增速的相对缓慢，逐步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５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３年就可以实现。”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不仅宣布“今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同时还宣布，“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这表明，我国不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而且，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彻底取消农业税后，虽然政府每年减少数百亿元的收入，但却能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拉动农村地区消费进而推动工业产品生产的加快增长、促进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社会和谐等多重效果，可谓是一项直接惠及大半数国民、间接惠及全体国民的“德政工程”。
在农业税彻底取消之日，我们不应当忘记我国农民做出的伟大贡献。在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主要来源于根据地农民的贡献。有估计的数据说，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农业税收入一般占根据地民主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民的贡献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政权、国防、工业和城市的建设以及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彻底取消农业税”彰显综合国力
在农业税彻底取消之日，我们应当牢记，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多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每次减负后经过一段时间，在一些地区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农民负担反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必须与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重点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就需要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在重视保护和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就业。
彻底取消农业税，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的出台，有着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
应该做的道理主要有三条。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1979-2005）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9年，而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8年（集中在1979—1983年和1995—1997年的两个阶段）。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1990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到2000年已经扩大到2.79:1。此后，这个比例到2001年为2.9:1，2002年2.89:1，2003年3.11:1，2004年3.21:1，2005年为3.2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6%和6.2%）。
二是税收的公平原则受到质疑。研究税收的专家一般认为，税收应遵循“公平、效率、适度、法制”等基本原则。对农业收入者，不管收入多寡，一律课税；对其他收入者，月收入800元以下则免征个人所得税（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条例》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
三是农村地区有效需求不足抑制总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低速增长，导致农村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产品生产的快速增长，从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总体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
能够做的基础主要也有三条。
一是党和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央逐步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总的方针是“多予、少取、放活”，核心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9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的五项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项重大方针的提出，对于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支撑。
二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推动。近年来，农民收入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从专家学者到政府官员，从各级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一篇篇调查报告或提案议案，分析情况，提出建议，逐渐为彻底取消农业税创造出社会各界共同认可的舆论氛围。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也为逐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可以说，在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了全国上下一致的积极态度。
三是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全世界都在感受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步伐。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8.23万亿元（约合2.2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3.15万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2.04倍和2.36倍。这些数据无疑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重要指标。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为彻底取消农业税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盛世”论在历史长河中令人信服
史学家李治亭认为“盛世”的特征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李先生指出的这些特征，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具备。
其实，“盛世”的概念，从文字上说，指兴盛的时代；从逻辑上说，是比较的结果。因此，“盛世”完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与晚明时期以及道光以后的清时期相比较，把康雍乾时期称为“盛世”，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诸多史学家也比较认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制度，然而，民国时期连续多年的战乱导致中国经济凋零、民不聊生。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也取得了不少经济建设的成就，但是，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非常规的政治和经济运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创造力的发挥，延缓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步伐。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从此，我国经济逐步繁荣，国力日趋强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历史上“文景之治”时期的减轻农业税和康熙时期在一定时段内各省轮流免除农业税，都是在“盛世”背景下的经济政策举措。然而，历史上对农民负担的减免，都仅仅是一时之举。如今，农业税这个延续了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联系“彻底取消农业税”及其所折射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称当今时代为“盛世”，似可立论。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教授、博士）
此文系作者欣闻温家宝总理向世界宣布中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后的感悟，虽然是急就篇，但立论明确，分析有据，资料翔实。“盛世”下的德政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盛世”之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从国泰民安的世象来看，还是就经济、科技、文化以及国防的长足进步而言，都不为过。尽管解决“三农”问题“难于蜀道”，但我们必须努力践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期正已经迈出可喜的第一步，首善之区更应该走在前面，做出榜样，这对国家长治久安尤其重要。
公元2006年3月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在这里庄严举行。此时，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正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温总理在报告中宣布：“今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施行了长达2600年的这个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议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业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实惠。”这一宣布，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彻底取消了农业税，是党和政府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事业中采取的一项新的举措。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项普通的税制改革。
从农业税的变迁看社会的进步
农业税是国家对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所征收的税。
农业税的出现，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鲁国。据史书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由于私田的大量出现，鲁国规定了对土地产出物直接征收的“初税亩”（即按照土地面积征税的措施），税率是十税一（称为“什一税”）。史学界一般认为，“初税亩”为我国征收田赋之始。西汉“文景之治”时，国力强盛，农业税降到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到了清代，康熙帝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倡导宫廷节俭，国库逐渐充盈，于是乎，清廷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当年开始，三年之内，全国普免地丁钱粮“一周”（史称“蠲免钱粮”）。1949年建国前的12年间，在我党的根据地，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农民负担为所产粮食的20%。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历史发展进入21世纪初，我国农民实际负担仍然在10％以上，少数地区在20％以上。1990年以来，农民税赋相对较重，农民收入增速的相对缓慢，逐步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５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３年就可以实现。”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不仅宣布“今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同时还宣布，“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这表明，我国不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而且，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彻底取消农业税后，虽然政府每年减少数百亿元的收入，但却能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拉动农村地区消费进而推动工业产品生产的加快增长、促进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社会和谐等多重效果，可谓是一项直接惠及大半数国民、间接惠及全体国民的“德政工程”。
在农业税彻底取消之日，我们不应当忘记我国农民做出的伟大贡献。在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主要来源于根据地农民的贡献。有估计的数据说，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农业税收入一般占根据地民主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民的贡献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政权、国防、工业和城市的建设以及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彻底取消农业税”彰显综合国力
在农业税彻底取消之日，我们应当牢记，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多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每次减负后经过一段时间，在一些地区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农民负担反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必须与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重点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核心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就需要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在重视保护和稳定粮食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就业。
彻底取消农业税，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的出台，有着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
应该做的道理主要有三条。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到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1979-2005）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9年，而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8年（集中在1979—1983年和1995—1997年的两个阶段）。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1990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到2000年已经扩大到2.79:1。此后，这个比例到2001年为2.9:1，2002年2.89:1，2003年3.11:1，2004年3.21:1，2005年为3.2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6%和6.2%）。
二是税收的公平原则受到质疑。研究税收的专家一般认为，税收应遵循“公平、效率、适度、法制”等基本原则。对农业收入者，不管收入多寡，一律课税；对其他收入者，月收入800元以下则免征个人所得税（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条例》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调整为1600元），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
三是农村地区有效需求不足抑制总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低速增长，导致农村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产品生产的快速增长，从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总体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
能够做的基础主要也有三条。
一是党和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央逐步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总的方针是“多予、少取、放活”，核心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9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的五项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项重大方针的提出，对于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支撑。
二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推动。近年来，农民收入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从专家学者到政府官员，从各级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一篇篇调查报告或提案议案，分析情况，提出建议，逐渐为彻底取消农业税创造出社会各界共同认可的舆论氛围。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也为逐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可以说，在彻底取消农业税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了全国上下一致的积极态度。
三是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全世界都在感受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步伐。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8.23万亿元（约合2.2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3.15万亿元，分别是2000年的2.04倍和2.36倍。这些数据无疑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重要指标。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为彻底取消农业税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盛世”论在历史长河中令人信服
史学家李治亭认为“盛世”的特征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李先生指出的这些特征，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具备。
其实，“盛世”的概念，从文字上说，指兴盛的时代；从逻辑上说，是比较的结果。因此，“盛世”完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与晚明时期以及道光以后的清时期相比较，把康雍乾时期称为“盛世”，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诸多史学家也比较认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制度，然而，民国时期连续多年的战乱导致中国经济凋零、民不聊生。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也取得了不少经济建设的成就，但是，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非常规的政治和经济运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民创造力的发挥，延缓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步伐。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从此，我国经济逐步繁荣，国力日趋强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历史上“文景之治”时期的减轻农业税和康熙时期在一定时段内各省轮流免除农业税，都是在“盛世”背景下的经济政策举措。然而，历史上对农民负担的减免，都仅仅是一时之举。如今，农业税这个延续了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联系“彻底取消农业税”及其所折射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称当今时代为“盛世”，似可立论。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