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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大西北茫茫戈壁荒漠上一团巨大火球腾空而起，强烈的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一声惊雷过后，那连天大漠托出一朵硕大蘑菇云……傍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只见周恩来快步走到舞台中央激动地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全场欢呼。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御帝国主义武力威胁和核讹诈，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仅用10年左右就取得核弹（原子弹、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辉煌成就。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两弹一星”科研团队集结了新中国最顶尖的科技人才，他们大多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大学，许多人曾远涉重洋，出国留学，有的已身居海外，功成名就，但面对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和优越生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怀抱。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就有20人是海归科学家，占获奖人数的87%，其中有11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冲破重重阻碍归国的。他们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50年3月18日，青年物理学家朱光亚牵头起草并与51位留美学生联合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满腔热情地呼吁：“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彭桓武在英国留学10年，先后获得哲学、科学两个博士学位。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遴选他为会员时，他已站在云南大学讲台上，后又辗转到清华大学任教并进入核武器研究所，成为原子弹理论方案设计工作的一员大将。作为首位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当被问及为何回国时，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程开甲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在偏僻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隐姓埋名20多年，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有人问他若当年不回国在学术上是否会有更大成就时，他自豪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化学家杨承宗在法国巴黎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正积极准备回国时，收到了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聘书特别说明：“年薪为55万法郎，另加补贴。”他虽知回国后薪酬只是相当于每月1000斤小米，但毅然放弃法国的高薪聘请，携带十分珍贵的10克镭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计数器回国。他坦诚地说：“我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去也是为了祖国。”和杨承宗一样，留美学者陈能宽在他的科研事业和名誉地位如日东升时，决心放弃异国他乡的优厚待遇回国。面对朋友的不解，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他引用鲁迅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来形容自己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热爱。他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金属物理学家，回国后不久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机构，改行研究核武器爆轰专业，开拓了中国爆轰物理学研究领域。王淦昌从苏联深造回国，领受研制核武器任务时当即作出“我愿以身许国”的庄严承诺。此后，他化名“王京”，和家人联系也是用这个名字，17年没和家人见面，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个信箱。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他泪流满面。
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在接到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晚，他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要去办一件事，办成了，一生也值得，为了它，死了也值得。”在一次核试验中，他不幸受到核辐射，身患癌症去世，终年62岁。他曾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深情地描述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壮观景象并激动地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为不给美国当局留下任何阻碍他回国的借口，回国前将未完成的书稿付之一炬，把重要数据全记在脑中，回国后全身心投入核武器研制工作。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高原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两个多月的他在试验中发现一个重要线索，为向上级汇报他连夜赶回北京。次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上空下降至距地面400多米时突发事故，瞬间一团火球腾起……人们从残骸中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身上那件夹克已烧焦一大半。当人们费力地将烧焦的两具遗体分开后，发现他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恙地夹在俩人的胸前……在飞机遇险、生命最后一瞬间，郭永怀想到的是用身体保护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密文件。牺牲时年仅59岁。就在他牺牲后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辉煌，需要有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它的神秘，需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广大科研人员远离家人和都市，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和牺牲。有一位女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中“消失”，来到遥远的大西北戈壁荒漠，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罗布泊孔雀河边一棵树下，她与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接到秘密调令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核试验的张爱萍将军听说此事后潸然泪下，来到那棵树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两弹一星”研制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胸怀炽热报国之志，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把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几十年风风雨雨，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他們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爱国奉献的壮丽史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利益，这一事业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核大国严厉的技术封锁。因此，周恩来多次强调：“搞尖端武器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面对重重困难，广大研制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先后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
1950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核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初创时期，钱三强带领大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研制仪器。一时间，北京天桥、东单的旧货市场成了他们“淘宝”最多的地方。旧电子元件、废铜棍钢筒、面积仪、计算尺等，这些废旧物资最终在物理所变成有用的科研器材。
在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的起步阶段，苏联曾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協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底，苏方将供应我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原子弹、导弹研究院，开始实施原子弹、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勘测靶场和建立特种试验部队的计划。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联终止了对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撤走了当时在核工业系统的223名苏联专家。面对中苏关系突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研制工作启动的同时，核武器基地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58年初，数以万计的创业者奔赴内蒙古额济纳旗靠近甘肃的酒泉地区，在“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戈壁滩，立下“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豪迈誓言，一锤一镐地创建了我国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导弹和卫星发射场。同期，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开工建设。其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对外称青海矿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在此研制出厂的。
1959年5月下旬，5万建设大军开进西北边陲戈壁。在罗布泊这方“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地方，搭帐篷、挖地窖，主要靠铁锹、铁锤、麻袋、竹筐等简陋的劳动工具，在“死亡之海”建起我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基地创业者就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上默默扎下根。“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为马兰人最响亮的口号。
为获得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数据，邓稼先领导的计算小组利用手头仅有的几台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夜以继日地进行计算研究。那时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水果，甚至白糖水都成了研究人员奢侈的美味饮品。经过连续艰苦奋战，邓稼先等人终于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难题。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掌握了核技术。
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又着眼研制能够把原子弹打出去的武器——导弹。1960年11月5日，钱学森等人就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1964年6月29日，成功发射了我国独立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根据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于敏带领一批年轻科技人员，通过整整100天的昼夜奋战，终于发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完整提出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30万吨TNT爆炸的力量。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国的航天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65年初，中国开始研制人造卫星。卫星要上天，火箭须先行。王希季利用水稻田建起火箭发射试验场，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说，制造原子弹只要1%的天才就够了，却需99%的汗水。在中国，为了研制“两弹一星”，汗水又何止99%。“两弹一星”研制者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严峻考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顽强毅力和惊人速度，白手起家，知难而进，先后制造出几十万台仪器设备，攻克几千个技术难关，终于创造出“两弹一星”的伟大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是现代科技成果的融合和结晶，是一项规模庞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广泛涉及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多个部门。其研制需各领域、各学科人员的通力协作，根据自身条件发挥各自优势，攻克技术难关。钱三强曾说：“我们国家的原子科学，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落后了几十年，应该把全国的人才联合起来，拧成一股劲，拼命地追赶才行啊！”
党的坚强统一领导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钱学森说过，“两弹一星”研制“是一件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那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夜以继日，甚至不惜牺牲地干。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有效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加速我国国防事业发展，党中央成立了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部门——“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中央专委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近2年内召开9次会议，先后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专委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单位等“五路方面军”的科技力量协同起来，集智攻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仅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就有26个部门，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900多家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参加人数比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长江时还要多！“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说：“6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科学技术取得重要成果的高峰期。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大力协同，集中了人力、物力，组织了许多优秀的核科技工作者团结一致，扎扎实实，艰苦努力，深入研究，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研力量大力协同，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保证了“两弹一星”各项科研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中，兰州化学物理所配合核武器研究所与兵器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协同为原子弹研制出高效能炸药和高电压雷管;中国科学院的数学所和计算所合作进行了数学与计算方法的研究;北京和上海的计算机所为核武器研制提供了当时国内性能最好的电子计算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供的测量参数为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作出了贡献;西安和长春的光机所改装、研制的高速摄影机和跟踪电影经纬仪，在首次核试验火球摄影和测定中发挥了作用。此外，为保证首次核试验成功，西北核技术所进行了大量测试技术研究和现场实测工作;气象局和大气物理所提供了准确的气象预报;国防科委的试验基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保证了试验的顺利进行，等等。没有团结协作，就没有一切。
为加快人造卫星的研制进程，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深知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足足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跑了几十个相关单位，最后精挑细选出18个人。这“航天十八勇士”来自不同专业，各有所长，有搞基础理论的，有搞技术工程的，有搞技术管理的，也有搞技术档案的。孙家栋带领他们重新审定卫星的研制程序，严格规定各个研制阶段的任务、技术指标、技术状态和试验要求，特别加强了地面环境试验。在设计、试制、试验工作中，不同学科之间团结协作，集智攻关，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正如“两弹一星”功勋陈芳允结合自己从事人造卫星研制的亲身经历所说：“对于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从科研到开发到实用，我觉得没有比大力协同来做更重要了。放卫星的工作，包括卫星本体、发射卫星和对卫星的测控3个方面，每一方面都需要多个学科和多种技术的协同工作才能做成。”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類的序幕。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它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繁荣了社会经济，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科学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崇高的精神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
（责编 王燕萍）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御帝国主义武力威胁和核讹诈，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奋发图强，仅用10年左右就取得核弹（原子弹、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辉煌成就。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两弹一星”科研团队集结了新中国最顶尖的科技人才，他们大多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大学，许多人曾远涉重洋，出国留学，有的已身居海外，功成名就，但面对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和优越生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怀抱。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就有20人是海归科学家，占获奖人数的87%，其中有11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冲破重重阻碍归国的。他们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50年3月18日，青年物理学家朱光亚牵头起草并与51位留美学生联合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满腔热情地呼吁：“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彭桓武在英国留学10年，先后获得哲学、科学两个博士学位。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遴选他为会员时，他已站在云南大学讲台上，后又辗转到清华大学任教并进入核武器研究所，成为原子弹理论方案设计工作的一员大将。作为首位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当被问及为何回国时，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程开甲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在偏僻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隐姓埋名20多年，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有人问他若当年不回国在学术上是否会有更大成就时，他自豪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化学家杨承宗在法国巴黎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正积极准备回国时，收到了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聘书特别说明：“年薪为55万法郎，另加补贴。”他虽知回国后薪酬只是相当于每月1000斤小米，但毅然放弃法国的高薪聘请，携带十分珍贵的10克镭源和一台测量辐射用的100进位计数器回国。他坦诚地说：“我出国是为了祖国，回去也是为了祖国。”和杨承宗一样，留美学者陈能宽在他的科研事业和名誉地位如日东升时，决心放弃异国他乡的优厚待遇回国。面对朋友的不解，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他引用鲁迅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来形容自己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热爱。他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金属物理学家，回国后不久被选调到核武器研究机构，改行研究核武器爆轰专业，开拓了中国爆轰物理学研究领域。王淦昌从苏联深造回国，领受研制核武器任务时当即作出“我愿以身许国”的庄严承诺。此后，他化名“王京”，和家人联系也是用这个名字，17年没和家人见面，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一个信箱。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他泪流满面。
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在接到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晚，他对妻子说：“从今以后我要去办一件事，办成了，一生也值得，为了它，死了也值得。”在一次核试验中，他不幸受到核辐射，身患癌症去世，终年62岁。他曾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深情地描述当年原子弹爆炸的壮观景象并激动地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为不给美国当局留下任何阻碍他回国的借口，回国前将未完成的书稿付之一炬，把重要数据全记在脑中，回国后全身心投入核武器研制工作。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高原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两个多月的他在试验中发现一个重要线索，为向上级汇报他连夜赶回北京。次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上空下降至距地面400多米时突发事故，瞬间一团火球腾起……人们从残骸中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身上那件夹克已烧焦一大半。当人们费力地将烧焦的两具遗体分开后，发现他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恙地夹在俩人的胸前……在飞机遇险、生命最后一瞬间，郭永怀想到的是用身体保护具有重要价值的绝密文件。牺牲时年仅59岁。就在他牺牲后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辉煌，需要有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它的神秘，需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广大科研人员远离家人和都市，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和牺牲。有一位女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中“消失”，来到遥远的大西北戈壁荒漠，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罗布泊孔雀河边一棵树下，她与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接到秘密调令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核试验的张爱萍将军听说此事后潸然泪下，来到那棵树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
“两弹一星”研制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胸怀炽热报国之志，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把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几十年风风雨雨，他们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他們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爱国奉献的壮丽史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利益，这一事业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核大国严厉的技术封锁。因此，周恩来多次强调：“搞尖端武器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面对重重困难，广大研制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独立自主，艰苦创业，先后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
1950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核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初创时期，钱三强带领大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研制仪器。一时间，北京天桥、东单的旧货市场成了他们“淘宝”最多的地方。旧电子元件、废铜棍钢筒、面积仪、计算尺等，这些废旧物资最终在物理所变成有用的科研器材。
在中国原子弹、导弹研制的起步阶段，苏联曾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協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底，苏方将供应我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原子弹、导弹研究院，开始实施原子弹、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勘测靶场和建立特种试验部队的计划。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联终止了对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撤走了当时在核工业系统的223名苏联专家。面对中苏关系突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研制工作启动的同时，核武器基地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58年初，数以万计的创业者奔赴内蒙古额济纳旗靠近甘肃的酒泉地区，在“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戈壁滩，立下“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豪迈誓言，一锤一镐地创建了我国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导弹和卫星发射场。同期，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开工建设。其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对外称青海矿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在此研制出厂的。
1959年5月下旬，5万建设大军开进西北边陲戈壁。在罗布泊这方“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地方，搭帐篷、挖地窖，主要靠铁锹、铁锤、麻袋、竹筐等简陋的劳动工具，在“死亡之海”建起我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基地创业者就像马兰花一样，在戈壁滩上默默扎下根。“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为马兰人最响亮的口号。
为获得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数据，邓稼先领导的计算小组利用手头仅有的几台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夜以继日地进行计算研究。那时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水果，甚至白糖水都成了研究人员奢侈的美味饮品。经过连续艰苦奋战，邓稼先等人终于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难题。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掌握了核技术。
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国又着眼研制能够把原子弹打出去的武器——导弹。1960年11月5日，钱学森等人就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1964年6月29日，成功发射了我国独立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根据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于敏带领一批年轻科技人员，通过整整100天的昼夜奋战，终于发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完整提出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其威力相当于330万吨TNT爆炸的力量。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国的航天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65年初，中国开始研制人造卫星。卫星要上天，火箭须先行。王希季利用水稻田建起火箭发射试验场，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曾说，制造原子弹只要1%的天才就够了，却需99%的汗水。在中国，为了研制“两弹一星”，汗水又何止99%。“两弹一星”研制者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严峻考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顽强毅力和惊人速度，白手起家，知难而进，先后制造出几十万台仪器设备，攻克几千个技术难关，终于创造出“两弹一星”的伟大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是现代科技成果的融合和结晶，是一项规模庞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广泛涉及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多个部门。其研制需各领域、各学科人员的通力协作，根据自身条件发挥各自优势，攻克技术难关。钱三强曾说：“我们国家的原子科学，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落后了几十年，应该把全国的人才联合起来，拧成一股劲，拼命地追赶才行啊！”
党的坚强统一领导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钱学森说过，“两弹一星”研制“是一件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那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夜以继日，甚至不惜牺牲地干。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有效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加速我国国防事业发展，党中央成立了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部门——“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中央专委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近2年内召开9次会议，先后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专委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单位等“五路方面军”的科技力量协同起来，集智攻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仅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就有26个部门，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900多家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参加人数比1949年4月百万雄师渡长江时还要多！“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说：“6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科学技术取得重要成果的高峰期。在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大力协同，集中了人力、物力，组织了许多优秀的核科技工作者团结一致，扎扎实实，艰苦努力，深入研究，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研力量大力协同，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保证了“两弹一星”各项科研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中，兰州化学物理所配合核武器研究所与兵器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协同为原子弹研制出高效能炸药和高电压雷管;中国科学院的数学所和计算所合作进行了数学与计算方法的研究;北京和上海的计算机所为核武器研制提供了当时国内性能最好的电子计算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供的测量参数为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作出了贡献;西安和长春的光机所改装、研制的高速摄影机和跟踪电影经纬仪，在首次核试验火球摄影和测定中发挥了作用。此外，为保证首次核试验成功，西北核技术所进行了大量测试技术研究和现场实测工作;气象局和大气物理所提供了准确的气象预报;国防科委的试验基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保证了试验的顺利进行，等等。没有团结协作，就没有一切。
为加快人造卫星的研制进程，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深知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足足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跑了几十个相关单位，最后精挑细选出18个人。这“航天十八勇士”来自不同专业，各有所长，有搞基础理论的，有搞技术工程的，有搞技术管理的，也有搞技术档案的。孙家栋带领他们重新审定卫星的研制程序，严格规定各个研制阶段的任务、技术指标、技术状态和试验要求，特别加强了地面环境试验。在设计、试制、试验工作中，不同学科之间团结协作，集智攻关，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正如“两弹一星”功勋陈芳允结合自己从事人造卫星研制的亲身经历所说：“对于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从科研到开发到实用，我觉得没有比大力协同来做更重要了。放卫星的工作，包括卫星本体、发射卫星和对卫星的测控3个方面，每一方面都需要多个学科和多种技术的协同工作才能做成。”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類的序幕。
“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它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繁荣了社会经济，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科学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崇高的精神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