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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派了15万劳工去法国，要有人教授这些人用英语写和说，父亲接受了这个职位。于是，他便带着母亲移居到了法国。
不久，他们叉去了德国，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比较低。父亲在耶拿大学上课，并把学分转到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父亲要去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叉让胡适从北大给他寄来了一千美元。父亲终于可以集中精力钻研他的中国语言学了。祖父知道后，也很自豪，但他未能活着看到自己的儿子从海外回来，1922年就在家乡去世了。
1923年，父亲在一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和即将临盆的母亲回到了北京。一回来，父亲就跑去向北大校长表示感谢，感谢学校借给了他两千美元。“什么钱？”校长问。这时，父亲才明白那两千美元是胡适自掏腰包借给他的一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们回到祖国时，局势混乱，封建军阀之间相互混战，在北大担任英语系教授的父亲开始写文章批评腐败和低效率的政府。1926年3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游行。一天早晨，父亲接到他一个得意门生的电话，询问能否请一天假去参加游行。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天下午两点，他听说那个打电话的学生死了，是段祺瑞军政府的士兵开了枪，死伤有二百多人。父亲悲愤莫名，写文章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敦促各党派联合起来，推翻段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自回国后，已成为母亲的翠凤就一直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劝他不要批评政府，以免招惹是非。可他就是听不进去。父亲不仅写文章，还参加了示威游行，用竹竿和砖头与警察战斗。一次，他的前额还被警察打破了，留下了个永久的伤疤。他说他扔砖头很在行，因为小时候常往水面上扔漂石。屠杀学生后，段祺瑞又下令逮捕了50名批评政府的教授和报人，父亲也在名单中。听说有两位报人在被捕后，当天晚上就遭到了枪杀。“这次你可作到头了！”母亲哭着说。母亲有些愤怒，她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当她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父亲正在准备绳梯，一旦警察来了，可以越墙逃走。
“要跑，就一起跑。”母亲叫道。全家人先是逃到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藏在朋友家里。三个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教，并担任了文学院教务主任。许多北大教授，包括著名作家鲁迅也在那里。但是，校园政治使父亲难以继续待下去。一年后，因为父亲很是敬仰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于是到武汉政府外交部谋了个差事。1927年，蒋介石推翻了武汉政府，立南京为首都，父亲辞职，举家迁往上海。在上海，父亲开始编纂《开明英语课本》，并取得了成功，被采用为中学教材。
如果我不出声，父亲会允许我在他书房里玩耍。我经常见他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字，我喜欢他的机器。我记得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台同样容易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就太棒了！”我喜欢在父亲工作时呆在他的书房里，我愿意亲近他。他的书房里装满了书，但散发着香烟味。我经常帮他削铅笔或灌墨水，当我不耐烦时，就会爬到他的膝上问他在做什么。
“写作。”他总是说。
“我也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说。“要成为一名作家，你必须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深深地感觉，对事情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理解。”他教导我说。父亲把他的书房叫作“未完成的影棚”，并解释说：“因为我从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愿望，没有阻止自己在做礼拜时心不在焉；我从未翻过跟头——无论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甚至不知道风是怎样吹的；我从未说过任何话去取悦别人，也从未有这样做的企图；在探讨国家政治时，我从不冷静，也不圆滑。”
弄潮儿
1932年，随着《论语》期刊的创办，父亲在中国获得声誉。杂志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他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他曾这样嘲讽腐败的政府官员：“虽然你是一名官员，但看起来不像个人。”每一期，学生们最先要读的便是父亲的短文。人们称他为“弄潮儿”和“幽默大师”。
1934年和1935年，他又创办了半月刊《人间世》和《宇宙风》。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评论》上主持着英文专栏“短评”，并开始着手编纂具有《牛津词典》风格的中文字典。对父亲来说，生活就是获取知识的旅程。他学习中文、希腊文、法文，研究英国哲学家。每天上午他工作完走出书房，就如他刚去世界各地旅游了一趟。父亲把持家的事完全交给了母亲。他把母亲从严厉的儿时教育中解放出来，告诉她应该享受生活。她并非对他说的全都相信，依然去教堂做礼拜，以她独特的方式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
母亲身高五英尺，腰板挺直。她戴着一副无框夹鼻眼镜，一边用细链钩住耳朵。她很为在德国购买了这副眼镜而感到自豪，因为很少有人长着足够高的鼻梁来戴这样的眼镜。母亲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并不介意。他不迷信传宗接代，尽管这在中国十分重要。“生活犹如一场梦，人类如时间长河中的旅行者。”他写道，“在此地装船，而在彼地卸船，以此为后者腾出空间。”父亲浪漫，而母亲现实。一次，我们去无锡旅行。行前，我们告诉用人第二天才能回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天晚上就赶了回去，发现厨师与用人正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母亲甚感气愤。“把床单换掉！”她喊道，并说翌日就要把这两人解雇。
我年少而天真。“为什么一定要解雇他们呢？”
“把床单换掉！把一切都整理好！”母亲大叫道。
父亲却失声大笑，并为厨师求情。结果厨师留了下来。父母亲配合得很好。“婚姻中追求浪漫的人终将失去它。”父亲写道，“而忘记浪漫、安分守己、乐观向上的人终将得到它。”父亲是个矮个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身体健壮，前额微突，两眼深邃。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记得一天晚上，他叫我去花园，从书房透出的灯光照着一只蜘蛛，正在玫瑰枝上结网。“看，看！”他叫着，“一个蜘蛛竟然知道结如此了不起的网，而且在上面爬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学过的知识说明蜘蛛网很脏，但爸爸解释说，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它就是美丽的。山之子
父亲发表在“短评”上的短文，引起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注意，她当时正在中国，她的小说《大地》获得过普利策奖。“这个栏目对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作了新颖、敏锐和准确的评论。”她写道，“使我钦佩的是它的无所畏惧。”两位作家在一天晚上相遇了。他们正在议论在中国的外国作家，父亲突然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确切感受。”
“你正是做这种事的人。”赛珍珠热情洋溢地回答。
父亲于1935年完成了这本书，叫作《吾国吾民》。它剖析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赞扬了她的美德。这本书使他在西方成为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年代。在书中，父亲分析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及理想。“中国太大了，她的国民生活有许多方面，我剖析她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失望。”“如果一个人必须是一位作家，那他就应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成为一个好作家相比，成为一个好人更重要。”父亲已经41岁了。从他离开家乡，所见所闻常使他怀念故乡的高山、简朴而快乐的童年，以及祖父对他的期望。“如果你住在山村，你在内心里永远是一个乡娃，不会改变。”他说，“家乡的山峦影响了我一生。它们使我变得勇敢，也教我谦逊。它们使一切，金钱、政治、名利，变得渺小。这些山峦给我以无限的内在力量和独立，谁也拿不去。”
1936年，在赛珍珠的建议下，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原来只准备待一年，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我们只能滞留在海外。上海成为战场，当那里的战斗结束后，父亲得知他未带往美国的52册《中国字典》的手稿被毁了，这使他悲痛万分。（未完待续）
不久，他们叉去了德国，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比较低。父亲在耶拿大学上课，并把学分转到哈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父亲要去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叉让胡适从北大给他寄来了一千美元。父亲终于可以集中精力钻研他的中国语言学了。祖父知道后，也很自豪，但他未能活着看到自己的儿子从海外回来，1922年就在家乡去世了。
1923年，父亲在一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和即将临盆的母亲回到了北京。一回来，父亲就跑去向北大校长表示感谢，感谢学校借给了他两千美元。“什么钱？”校长问。这时，父亲才明白那两千美元是胡适自掏腰包借给他的一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们回到祖国时，局势混乱，封建军阀之间相互混战，在北大担任英语系教授的父亲开始写文章批评腐败和低效率的政府。1926年3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游行。一天早晨，父亲接到他一个得意门生的电话，询问能否请一天假去参加游行。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天下午两点，他听说那个打电话的学生死了，是段祺瑞军政府的士兵开了枪，死伤有二百多人。父亲悲愤莫名，写文章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状况，敦促各党派联合起来，推翻段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自回国后，已成为母亲的翠凤就一直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劝他不要批评政府，以免招惹是非。可他就是听不进去。父亲不仅写文章，还参加了示威游行，用竹竿和砖头与警察战斗。一次，他的前额还被警察打破了，留下了个永久的伤疤。他说他扔砖头很在行，因为小时候常往水面上扔漂石。屠杀学生后，段祺瑞又下令逮捕了50名批评政府的教授和报人，父亲也在名单中。听说有两位报人在被捕后，当天晚上就遭到了枪杀。“这次你可作到头了！”母亲哭着说。母亲有些愤怒，她刚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当她从医院回到家时，发现父亲正在准备绳梯，一旦警察来了，可以越墙逃走。
“要跑，就一起跑。”母亲叫道。全家人先是逃到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藏在朋友家里。三个星期后，我们回到了厦门，父亲在厦门大学任教，并担任了文学院教务主任。许多北大教授，包括著名作家鲁迅也在那里。但是，校园政治使父亲难以继续待下去。一年后，因为父亲很是敬仰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于是到武汉政府外交部谋了个差事。1927年，蒋介石推翻了武汉政府，立南京为首都，父亲辞职，举家迁往上海。在上海，父亲开始编纂《开明英语课本》，并取得了成功，被采用为中学教材。
如果我不出声，父亲会允许我在他书房里玩耍。我经常见他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字，我喜欢他的机器。我记得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台同样容易操作的中文打字机就太棒了！”我喜欢在父亲工作时呆在他的书房里，我愿意亲近他。他的书房里装满了书，但散发着香烟味。我经常帮他削铅笔或灌墨水，当我不耐烦时，就会爬到他的膝上问他在做什么。
“写作。”他总是说。
“我也想成为一名作家。”我说。“要成为一名作家，你必须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好奇，深深地感觉，对事情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理解。”他教导我说。父亲把他的书房叫作“未完成的影棚”，并解释说：“因为我从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愿望，没有阻止自己在做礼拜时心不在焉；我从未翻过跟头——无论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我甚至不知道风是怎样吹的；我从未说过任何话去取悦别人，也从未有这样做的企图；在探讨国家政治时，我从不冷静，也不圆滑。”
弄潮儿
1932年，随着《论语》期刊的创办，父亲在中国获得声誉。杂志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他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他曾这样嘲讽腐败的政府官员：“虽然你是一名官员，但看起来不像个人。”每一期，学生们最先要读的便是父亲的短文。人们称他为“弄潮儿”和“幽默大师”。
1934年和1935年，他又创办了半月刊《人间世》和《宇宙风》。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评论》上主持着英文专栏“短评”，并开始着手编纂具有《牛津词典》风格的中文字典。对父亲来说，生活就是获取知识的旅程。他学习中文、希腊文、法文，研究英国哲学家。每天上午他工作完走出书房，就如他刚去世界各地旅游了一趟。父亲把持家的事完全交给了母亲。他把母亲从严厉的儿时教育中解放出来，告诉她应该享受生活。她并非对他说的全都相信，依然去教堂做礼拜，以她独特的方式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
母亲身高五英尺，腰板挺直。她戴着一副无框夹鼻眼镜，一边用细链钩住耳朵。她很为在德国购买了这副眼镜而感到自豪，因为很少有人长着足够高的鼻梁来戴这样的眼镜。母亲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并不介意。他不迷信传宗接代，尽管这在中国十分重要。“生活犹如一场梦，人类如时间长河中的旅行者。”他写道，“在此地装船，而在彼地卸船，以此为后者腾出空间。”父亲浪漫，而母亲现实。一次，我们去无锡旅行。行前，我们告诉用人第二天才能回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当天晚上就赶了回去，发现厨师与用人正在父母的床上睡觉！母亲甚感气愤。“把床单换掉！”她喊道，并说翌日就要把这两人解雇。
我年少而天真。“为什么一定要解雇他们呢？”
“把床单换掉！把一切都整理好！”母亲大叫道。
父亲却失声大笑，并为厨师求情。结果厨师留了下来。父母亲配合得很好。“婚姻中追求浪漫的人终将失去它。”父亲写道，“而忘记浪漫、安分守己、乐观向上的人终将得到它。”父亲是个矮个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但身体健壮，前额微突，两眼深邃。他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力充沛。记得一天晚上，他叫我去花园，从书房透出的灯光照着一只蜘蛛，正在玫瑰枝上结网。“看，看！”他叫着，“一个蜘蛛竟然知道结如此了不起的网，而且在上面爬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学过的知识说明蜘蛛网很脏，但爸爸解释说，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它就是美丽的。山之子
父亲发表在“短评”上的短文，引起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注意，她当时正在中国，她的小说《大地》获得过普利策奖。“这个栏目对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作了新颖、敏锐和准确的评论。”她写道，“使我钦佩的是它的无所畏惧。”两位作家在一天晚上相遇了。他们正在议论在中国的外国作家，父亲突然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确切感受。”
“你正是做这种事的人。”赛珍珠热情洋溢地回答。
父亲于1935年完成了这本书，叫作《吾国吾民》。它剖析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赞扬了她的美德。这本书使他在西方成为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黑暗的年代。在书中，父亲分析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及理想。“中国太大了，她的国民生活有许多方面，我剖析她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失望。”“如果一个人必须是一位作家，那他就应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成为一个好作家相比，成为一个好人更重要。”父亲已经41岁了。从他离开家乡，所见所闻常使他怀念故乡的高山、简朴而快乐的童年，以及祖父对他的期望。“如果你住在山村，你在内心里永远是一个乡娃，不会改变。”他说，“家乡的山峦影响了我一生。它们使我变得勇敢，也教我谦逊。它们使一切，金钱、政治、名利，变得渺小。这些山峦给我以无限的内在力量和独立，谁也拿不去。”
1936年，在赛珍珠的建议下，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原来只准备待一年，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我们只能滞留在海外。上海成为战场，当那里的战斗结束后，父亲得知他未带往美国的52册《中国字典》的手稿被毁了，这使他悲痛万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