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6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正在录音。稿子还没念到一半，播音员齐越已经泣不成声。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文章。那天上午10点，伴随着齐越的声音，电波所及，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全国。
　　那一年，16岁的王冀邢就守在收音机旁，止不住地流泪。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一位领导干部对老百姓说，“我是你的儿子”。
　　王冀邢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下过乡，也参过军，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首届编剧进修班，毕业后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
　　1989年3月，峨影厂的新领导班子成立。王冀邢被任命为副厂长，负责艺术创作。7月，电影局让王冀邢带队，和张艺谋、张军钊等十几个人，去苏联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那正是苏联剧变的前夜，百货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卢布贬值，物价飛涨。王冀邢住在酒店，还没等退房，陪同他们的苏联教授和翻译，就会进来收走没用完的洗漱用品。
　　“是什么改变了苏联？”时代正在巨变，王冀邢第一次想到“初心”的问题，掩埋在历史尘埃的记忆渐渐浮现。那一年冬天，他产生了把焦裕禄的形象搬上银幕的想法。
　　谁能演好焦裕禄？王冀邢想到了李雪健。
　　那时，李雪健刚拍完电视剧《渴望》，凭“大成哥”一角家喻户晓。他的外形不像焦裕禄，有点胖，有点矮，但王冀邢觉得，他眼里有东西，“那种深沉、那种执著，还有一点焦虑，不是一般演员有的”。
　　接了角色后，李雪健马上到兰考体验生活。他去焦裕禄家访问，一进门就听说电视剧《焦裕禄》的演员刚走，人挺像，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见后掉了泪。李雪健坐在那里，特别不踏实，和老太太说话时，发现她老拿眼睛眯自己，心想坏了，“她不认我”。
　　李雪健开始节食，不吃主食、不吃肉，每天喝点菜汤。白天走访调查，收集素材;到了晚上，王冀邢安排全组人轮流陪他熬夜，不到凌晨四五点不睡觉。这么一来，腮帮子上没肉了，人也憔悴了。
　　电影拍了45天。拍到一半，焦裕禄的家人偷偷来到现场，一看，态度转变了，觉得李雪健把焦裕禄演活了。徐俊雅把焦裕禄的遗物——一条围巾、一件她织的毛衣送给了剧组。焦裕禄的女儿也拿出父亲临终前给她的那块山度士腕表。这块瑞士表，是焦裕禄从旧货市场买的，一直戴着，表带换成了国产弹簧带。
　　摄制组的男女老少，不知不觉中开始叫李雪健“焦书记”。他的戏最多、最重，但一有空闲，就帮服装、道具部门干这忙那。一次，在陕西榆林拍万人送葬的场面，许多群众演员要见见大明星李雪健，摄制组的同事指着一个肩扛道具箱的人说：“瞧，那个就是。”
　　拍摄的过程中，王冀邢和剧组总是被感动。
　　焦裕禄离开兰考那场戏，导演只要说声“焦书记病了要走”，人们就拥上前去，拉着李雪健的手泣不成声，把鸡蛋、红枣、干粮塞进他手里。这场戏拍完，摄制组按规定付给一位老太太酬金，不料老人拒收，转身离去时，大喊了一句：“为人民服务！”
　　为拍灾民冒雪逃荒，兰考上万农民在车站连续拍摄了一天一夜。那些破衣、烂碗、讨饭篮，全是老乡找出当年的实物带到现场的。当李雪健在灯光的照射下出现在数千“灾民”之中，一位大娘突然大喊：“焦书记来啦！”紧接着人群中发出阵阵“焦书记、焦书记”的呼唤，呜咽、抽泣声四起。一位老人喃喃道：“老焦啊，如今俺不愁吃、不愁穿，你，有钱花吗？”
　　1990年12月，峨影厂小放映厅，《焦裕禄》开始试映。一位清洁工像往常一样，收拾完坐下看片，越看越难受，终于没忍住，哭着冲出门去。一位放映员说，戎马一生的父亲看完片，脸上的神情“只有我妈去世那年才见过”，嘴里还喃喃自语：“久违了，焦裕禄……”
　　时过境迁，多少价值观经历了复杂的嬗变。1965年，穆青、冯健、周原三人在兰考一边流泪，一边记采访笔记，七易其稿写成了那篇感动全国亿万人的通讯。25年后的1990年，几位年逾花甲的老记者再去地方调研，发现有的干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有的干部挥霍公款大吃大喝，群众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他们重返兰考，看到一位农民坐在焦裕禄的坟前，拍打着黄土嚎啕。他和许多兰考人一样，有了难以排解的愁绪，便来这里向焦书记诉说。三人带着一腔感慨，写下了《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读到这篇文章后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上阙写道：“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1991年2月，《焦裕禄》全国公映。很多人说，当年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没哭，看《焦裕禄》却泪流满面。电影票3毛钱一张，全国票房收入1.3亿元，换算成今天的票价30元，总票房应该超百亿。李雪健也凭借此片，获得当年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双料影帝。在颁奖典礼中，他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却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拍《焦裕禄》，李雪健片酬是6000块。1992年，一个广告要给他20万。那是一个肝药广告，让他化装成焦裕禄，在河边走，捂着肝脏的位置。他一听，再多钱也不能做。
　　2021年，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登上银幕。导演范元是峨影厂的“50后”老将，也是导演王冀邢的老同事。首映那天，郑州正被大雨吞噬。而在电影中，也出现了一场洪灾。县委书记焦裕禄挨个敲醒每一位干部，集体冲到一线救人。
　　焦裕禄的女儿告诉范元，父亲住院时想吃黄瓜，他们把黄瓜刨成细细的丝，塞到他嘴里，但根本嚼不了，到最后，疼得用烟头烫自己。范元拍了这个镜头，但后来拿掉了，因为“太残忍，很多人看了接受不了”。
　　范元20多年没拍电影了，自觉已经被时代淘汰，“投资人喜欢的东西，我真的接受不了，三观都不一样”。而拍这部电影，不只是敬佩焦裕禄，也是因为在他身边，再难见到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