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在1927年前后,周的文化立场实现了由积极战斗到消极退隐的转折。这种文化立场上的转折或对立,也被简约地描述为"叛徒"与"隐士"、"匪气"与"绅士气",或者文风上"浮躁凌厉"与"平淡冲和"之间的对立,表征着周氏人生立场或价值上的逆转与倒退。然而如果从周氏写作的内在理路,即从其时事之文的价值关怀,以及与随后笔记体写作的思想主旨的比较来看,那么,1927年前后的变化其实并不构成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坚守与延续。对周作人来说,无论是直接关注现实的时事之文,或是从古人的笔记文字中寻求写作材料,其关怀大都在于探索一种他理想中的新的文明与社会秩序,即对于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更确切地说,在周的时事之文里,我们一方面能够读到他对现实社会中某些力量(比如政治为群众多数所支持的观念)对于人的生活的控制(尤其是思想控制)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这些反抗运动的背后,又隐埋着他对社会复古势力的警惕,从而展示出他对野蛮文明遗留的批判;而在他的笔记体散文里,则看到他通过对历史幽暗意识(实即同样是野蛮文明)的批评,进而提倡一种富于"人情物理"的社会秩序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