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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一直以来被关注、研究较多，不少学者认为无厘头属于后现代主义，因此讨论无厘头就兼具讨论后现代主义，讨论后现代主义的袁现就是无厘头，但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是一种从属关系，应该分开讨论。本文试图结合两个事物本身的概念、特点对无厘头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周星驰；无厘头；后现代主义
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利用非逻辑性和带有神经质的演技、开创了“无厘头”电影的新境界，创造了喜剧电影的全新视角。因此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但焦点往往集中于其无厘头的表演风格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不少学者都认为无厘头属于后现代主义，但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是一种从属关系，应该分开讨论。本文试图结合两个事物本身的概念、特点对无厘头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
一、无厘头手法
无厘头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电影平民化的表现，通过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追求，拉近与普通观影者的距离。当然，这种无厘头指向的更多是下层百姓，这与当时香港的情况有关。
香港社会绝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不仅处在一个在蕴涵中国文化同时又兼容西方文化的特色地带，这种中西式文化，造就了香港市民新旧交融的思想意识——既对西方的商业文化充斥着欲望，但又斩不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商业化的运作使生活于其中的市民都在为赚钱奔忙，整个香港社会充斥着物欲和急功近利。相应地，文化便成为休闲、娱乐的代名词。而对传统文化的牵绊，使香港市民想要发掘人生的价值所在，两者的碰撞從而产生矛盾心理，想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中去发掘、实现人的价值，但面对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带来的迷惘和不知所措，于是只能通过无奈的自嘲去掩盖内心的无措。这一部分人就成为了周星驰电影的主要受众。
因此，无厘头是具有时代性的一种文化特征，所以我们讨论的无厘头，只是周星驰早期电影的一个特有属性，同时，这种特有属性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不是周星驰个人的特点。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主要反对的是唯一性质的领导，倡导个体具有平等表达的权力，相较于学院派专一表达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周星驰的电影更多的是源于自身的某些思考，无意识的因素要多一些。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在一个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帅所有结构构成成分的中心，因而那个被结构主义认定的超然不变的结构以及在这一结构规定下的文本终极意义，都是不存在的。相较于文本，后现代电影更倾向于使观众对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而琐碎的故事等取代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糅、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这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是极为常见的。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表现性。
1、对元叙事的怀疑
周星驰的电影对元叙事的怀疑，其实大多数是对传统的颠覆。比如，《西游降魔篇》中，对着鱼妖唱《儿歌三百首》的唐僧，猥琐邪恶、号称“花果山十三太保之首”的孙悟空等这些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印象中传统的角色形象。可以说，颠覆常识，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常态化的手法。通过不断的颠覆常识，截断人们固定的思维回路，人们在为事物超过预期的发展百感交集的同时，会不自觉的思考超情节发展的合理性，这也意味着对常规合理性的怀疑。
2、深度的削平与历史感的消失
周星驰的影片消解了种种深度模式，不再试图对哲学的必然、人性的本性等深度主题作挖掘和表现，影片以轻松的无深刻意义的搞笑形态存在。和卓别林“我即真理”的社会讽刺喜剧不同的是，周星驰电影不再采用以喜剧揭示悲剧的模式，也拒绝对社会、国家、民族等宏大主题作展示，同时放弃了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上的启蒙和反思精神，完全地沉浸在大众文化市俗的狂欢之中。
3、形成文体的杂糅或强调戏仿、拼贴
纵观周星驰影片，每一部都会有标新立异的情节构思，交错杂糅的故事架构，怪诞奇异的时空转换，稀奇古怪的道具设计，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搞怪细节。无厘头影片打破传统的创作规范，大胆借鉴其它艺术样式，兼收杂取，拼贴戏仿，花样翻新，不求完整统一，但求在强烈的反差与不和谐中挖掘出反逻辑的喜剧韵味。这样的戏仿拼贴，是艺术的借鉴与更生，是后工业时代香港社会生活图景的折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象征性表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周星驰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厘头与后现代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其矛头都指向了权威，具有相同的对象，但是其目的与手段并不相同。无厘头并不反对权威，而是面对权威时滋生出来的无力感与无奈的心境促使它进行讽刺与嘲讽，以此来获得心理安慰与自我保护。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彻底的批判权威，强调结构并重构，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胜无厘头。可以说，周星驰正是由无厘头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这与他的电影分期是基本相吻合的。
关键词：周星驰；无厘头；后现代主义
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利用非逻辑性和带有神经质的演技、开创了“无厘头”电影的新境界，创造了喜剧电影的全新视角。因此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但焦点往往集中于其无厘头的表演风格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不少学者都认为无厘头属于后现代主义，但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是一种从属关系，应该分开讨论。本文试图结合两个事物本身的概念、特点对无厘头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分析。
一、无厘头手法
无厘头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电影平民化的表现，通过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追求，拉近与普通观影者的距离。当然，这种无厘头指向的更多是下层百姓，这与当时香港的情况有关。
香港社会绝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不仅处在一个在蕴涵中国文化同时又兼容西方文化的特色地带，这种中西式文化，造就了香港市民新旧交融的思想意识——既对西方的商业文化充斥着欲望，但又斩不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商业化的运作使生活于其中的市民都在为赚钱奔忙，整个香港社会充斥着物欲和急功近利。相应地，文化便成为休闲、娱乐的代名词。而对传统文化的牵绊，使香港市民想要发掘人生的价值所在，两者的碰撞從而产生矛盾心理，想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中去发掘、实现人的价值，但面对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带来的迷惘和不知所措，于是只能通过无奈的自嘲去掩盖内心的无措。这一部分人就成为了周星驰电影的主要受众。
因此，无厘头是具有时代性的一种文化特征，所以我们讨论的无厘头，只是周星驰早期电影的一个特有属性，同时，这种特有属性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不是周星驰个人的特点。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主要反对的是唯一性质的领导，倡导个体具有平等表达的权力，相较于学院派专一表达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周星驰的电影更多的是源于自身的某些思考，无意识的因素要多一些。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在一个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帅所有结构构成成分的中心，因而那个被结构主义认定的超然不变的结构以及在这一结构规定下的文本终极意义，都是不存在的。相较于文本，后现代电影更倾向于使观众对历史言论，或历史上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产生怀疑，并以平凡的小人物、平凡而琐碎的故事等取代或利用堂皇叙事与平凡话语间的杂糅、拼贴和交替衍生来反衬、嘲弄元叙事的理性偏激。这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是极为常见的。后现代作品更倾向于打破求同的稳定模式，而强调差异的不稳定模式，或者说提倡多元式的话语异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表现性。
1、对元叙事的怀疑
周星驰的电影对元叙事的怀疑，其实大多数是对传统的颠覆。比如，《西游降魔篇》中，对着鱼妖唱《儿歌三百首》的唐僧，猥琐邪恶、号称“花果山十三太保之首”的孙悟空等这些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印象中传统的角色形象。可以说，颠覆常识，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常态化的手法。通过不断的颠覆常识，截断人们固定的思维回路，人们在为事物超过预期的发展百感交集的同时，会不自觉的思考超情节发展的合理性，这也意味着对常规合理性的怀疑。
2、深度的削平与历史感的消失
周星驰的影片消解了种种深度模式，不再试图对哲学的必然、人性的本性等深度主题作挖掘和表现，影片以轻松的无深刻意义的搞笑形态存在。和卓别林“我即真理”的社会讽刺喜剧不同的是，周星驰电影不再采用以喜剧揭示悲剧的模式，也拒绝对社会、国家、民族等宏大主题作展示，同时放弃了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上的启蒙和反思精神，完全地沉浸在大众文化市俗的狂欢之中。
3、形成文体的杂糅或强调戏仿、拼贴
纵观周星驰影片，每一部都会有标新立异的情节构思，交错杂糅的故事架构，怪诞奇异的时空转换，稀奇古怪的道具设计，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搞怪细节。无厘头影片打破传统的创作规范，大胆借鉴其它艺术样式，兼收杂取，拼贴戏仿，花样翻新，不求完整统一，但求在强烈的反差与不和谐中挖掘出反逻辑的喜剧韵味。这样的戏仿拼贴，是艺术的借鉴与更生，是后工业时代香港社会生活图景的折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象征性表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周星驰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厘头与后现代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虽然其矛头都指向了权威，具有相同的对象，但是其目的与手段并不相同。无厘头并不反对权威，而是面对权威时滋生出来的无力感与无奈的心境促使它进行讽刺与嘲讽，以此来获得心理安慰与自我保护。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彻底的批判权威，强调结构并重构，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胜无厘头。可以说，周星驰正是由无厘头逐渐走向后现代主义，这与他的电影分期是基本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