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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3年年初的春训动员大会上，当时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在海口的金鑫训练基地郑重其事地向甲级球队队员提出了“要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赌球”的要求，这也是阎掌门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职业球员提出“赌球”一词。还是在2003年，在深秋时节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在阎世铎的工作报告中，他再提醒足球从业者不可越雷池半步。
但赌球问题并未因为掌门人的疾呼得到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说“中超联赛比赛结果总和地下赌庄赛前开出的盘口雷同．并且不是偶然现象，这证明有球员参与赌球。”从业者参与赌球已经让俱乐部投资人以及中国足协深感不安。甚至在大多数球迷和媒体的眼里．如今的中国足球联赛已成了“赌球联赛”，职业球员也成了”职业赌徒”。赌球不治理．中国足球彻底崩盘看来绝非危言耸听。严峻的形势也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4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05年足球比赛有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核心内容就是严厉打击赌球等违法犯罪问题。这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向全国务部门发布的就维护职业联赛、整顿赛场秩序的通知。
找线索从外围下手
如何有效打击赌球已经成了中国足协的工作重点。2004年11月足协在下发给部分中超俱乐部的声明中指出“个别球队内部人士参与赌球”。但对于如何打击赌球，足协一直是有心无力，只能呼吁从业者加强行业自律。
显然．足协在行政职权中不具备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实际调查的能力。而受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公安部门打击赌球的效果并不很理想，具体到足球从业者的证据调查更是难上加难，没有证据就只能让这些行业内部蛀虫暂时逍遥法外。
取证难是一个羁绊，司法介入也是流于口号，难怪连阎世铎也困惑：“如何借助司法机关的力量?”10年前马来西亚人是从来自新加坡反贪局的一次指控上找到了突破口，包括上赛季意甲的锡耶纳赌球案．也是缘于意大利司法机关在调查一宗本来与赌球无关的案子时，无意间获取了证据。这两个个案，无不体现出司法介入在治理赌球行动中的不可或缺，但它们的启示绝不仅限于此。
线索来自外围，是马来西亚和意大利治赌取得突破的一个共同点，事实上。中国足球如果治赌，也必须从外围寻求突破。目前每个中超俱乐部都不同程度地怀疑自己的球员有涉赌行为。但是当中国足协让他们提供证据时这些投资人又拿不出，原因很简单，证据都在外围，没有谁会傻到在自己效力的俱乐部里下注。任何一个人下注．渠道不外有二：直接找庄家下注．通过熟人在庄家那里下。司法介入，挨个找球员调查，人力、精力耗费不起不说，也很难有什么成效。但如果司法部门下大力气在社会上开展治赌行动，将外围庄家及其各级代理商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很可能是事半功倍。
在马来西亚成功治赌的个案当中，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一名涉赌球员以免除刑事起诉为条件，作为警方的“污点证人”，为治赌取证打开了缺口。只要起获了第一个涉赌球员的铁证，这个链条就会链接下去，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更多。
当然，中国足球的治赌也需要尽快完善立法以跟上脚步，意大利是博彩合法的西方国家，锡耶纳赌球案最终以行业内的法规来处理是一个必然。但马来西亚是博彩属于非法行为的国家。这一点与我国完全相似，十年前他们选择了乱世用重典这样一个看似极端的做法，但因为有立法依据，有球员甚至可以被流放至偏远州县。如果我们的法律在司法解释和司法条文的构成要件上始终处于含混不清的境地，就会让“蛀虫”们有空子可钻。目前来说，最理想的方式，是前期取证和立法的出台同时进行。
别让赌球者钻空子
对于球员参赌这一毒瘤．业内人士大多将希望寄托于司法介入，而事实上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处理赌球还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鲁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刑法》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者，构成赌博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除以营利为目的外，还要聚众，开赌场，以赌博为业，这样一来，赌球可能成为一个空白点，如果仅仅下一次注，既不是庄家，也没有聚众，更没有以此为业，就很难定为赌博罪。公安部门只能按们《治安处罚条例》来处罚下注者。这种处罚是行政处罚，无论是力度还是效果均不及刑事处罚。正因此，赌球者才打了个擦边球。唐全顺被判拘役是因为他聚众赌博，而现在球员下注都暗中进行，你很难说他以此为业。
鲁杨教授说；“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球员赌博活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大数额投注，就构成赌博罪，不要求其他要件。这样，有关部门打击赌球就有法可依。严格地说，下注应属于聚众赌博，从形式上看，确实没有多人聚集，但从实际上看，因是众多人参与盘口，属于聚众的一种形式。现代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对聚众应有新的理解，不必拘泥于形式。”
鲁杨教授还表示：“对赌球者，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罪名，如受贿，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为请托方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龚建平案例可以说就已经对足球比赛中相关方面的主体资格给予了初步‘认定’。球员或教练涉赌，已经具备构成受贿罪的要素一一因为他们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是为庄家谋取好处，三是收受财物。事实上，有些俱乐部属国资运作，相关俱乐部工作人员、教练、球员当然可以定性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那些民营企业经营的俱乐部，教练、球员还有工作人员可能就要另作别论了。鉴于体育比赛特别是商业味很浓的足球比赛是否属于经济往来现在还没有定论，如果属于。那么，参与赌球人员也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治赌别留后遗症
中国足球该如何治赌，中国足协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在黑暗中摸索不如借鉴近邻马来西亚以及职业足球已经高度成熟的意大利的经验。这两个国家足协在治理赌球时，一个过紧，一个过松，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其方式方法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90年代，当时每年需要5000万马币来运作的马来西亚联赛，仅球市这一项，一个赛季下来便有差不多900万马币进账．球迷连夜排队购买球票的景象屡见不鲜。
但是，就在马来西亚足球已经成为亚洲足坛一支重要力量的背景下，赌球缠上这个国家的半职业联赛。“运作大马联赛需要5000万马币，可是庄家只需要区区350万马币，就可以让新加坡(当时新加坡队参加马来西亚联赛)获得大马联赛和杯赛的双料冠军。”
联赛中，球员不断用假球挑战马来西亚足协的公信力，大马足协主席夏赫王子终于决定不再容忍，1994年8月，一张搜捕之网悄然张开。在沙巴队。比7负于新加坡队之后，愤怒的球迷放火烧毁丁球场的包厢．而沙巴队的主教练也接到了一盘神秘的录音带．记录了一位球员与操纵者谈判的核心过程。铁证面前，当事球员很快坦白了操纵比赛的真相。并以免除刑事起诉为条件。答应成为警方的“污点”证人。一时间，大马18支俱乐部开始自查，很多球员主动自首。最终的结果也让人震惊：所有球队都卷入了赌球，85名球员和一名教练被处罚．更有人被流放和终身禁赛。
对于此次持续数月行动的结果，马来西亚足协高官有这样的描述：“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年的240场联赛中只有36场是清白的，400名注册球员中，有100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涉赌。” 大清洗“还了马来西亚足球清白，却也从此将马来西亚足球推向了没落。“应该说，10年前的清洗确实让马来西亚足球元气大伤，但是，我们并不后悔。因为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的话，马来西亚也许根本就没有足球这个项目子。”在马来西亚媒体的语气中．确实听不出有任何后悔的味道。
如果说大马有治赌治衰联赛“嫌疑”的话，意大利治赌则实在不够狠。早在2004年7月时节，关于摩德纳、锡耶纳等球队部分人员参与赌球的传闻就在足球圈内流传，有人报料称，锡耶纳队球员马拉斯科“时常在赛前预测比赛的结果。而后来事实常常和他的预测完全一样”。还有人电话举报，“马拉斯科曾在同锡耶纳的比赛前和不明身份的人通过电话，并谈及关于球赛的事情”，还有人说他曾在赛前的晚上在酒吧同对方俱乐部人员进行接触。以此为突破口，足协很快展开了调查，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后，足协公开表态；“意大利体育的公正性必须捍卫，要下大力度调查，一经查实．相关责任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根据意大利的相关法律法规，足协有权责成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赌球案进行调查，并依据相关法规和规定进行处理，但被告方拥有向法院上诉的权利。调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小组由多名律师、会计师等专家组成，先期进行了明察暗访(包括窃听球员通话)。随后在米兰召开了长达13个小时的听证会，对数十名涉案人员、律师和证人进行了质询，提交了一份处理意见。
但涉案人员不甘就此束手，他们均表示，如果足协批准这份处理意见，自己就将向法院提起上诉。涉案的老板、教练们均是圈内的成名人物。他们发动关系，四处求救。
足协最后的宣判证明了他们的妥协。涉案人员大都得到了轻判，甚至不了了之。意大利足协在决策过程中也受到了各方压力的影响，最后“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没有完全达到整肃球场的目的，同时还损伤了自身的权威。
链接：中国式治赌三十六计
没收通讯工具——2004年10月中超北京现代与上海申花的比赛前，现代队受到了赌球传言的困扰，国安俱乐部不得不收缴了队员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香河基地宿舍的电话线也被拔掉，除了球队的人不许任何人进出基地，以此断绝了球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国安收手机的举动只持续了一周，结果北京现代队3比。大胜上海申花队，赛后教练组就恢复了队员的通讯自由。
召开家长会——2004年11月14日上午，力帆将来自全国各地的球员家长们聚集到俱乐部恳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感化队员们远离赌球。尹明善强调对以往的问题既往不咎。而且向球员和家长们承诺，只要诚实踢球的球员，力帆集团会为他们退役后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保障他们下半生不用为生计发愁。这样的“家长会”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历史上还是首次。
“甩卖”问题球员——近年来，在转会榜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正常转会”的知名球员，圈内人都清楚，这往往都是因为涉赌而遭到俱乐部“甩卖”的球员。而今年，由于赌球之风愈演愈烈，进入转会榜的涉赌球员较往年也更多。据估计，今年可能被“甩卖”的问题球员．肯定将远远超过去年30人左右的数目。
发行联赛足彩——面对赌球问题，足协再次想到了发行国内联赛足彩，他们希望通过发行竞猜中超的彩票，利用足彩分散地下赌庄给国内联赛开盘的现金流，以有效疏导和冲击地下赌球。同时从足彩发行费中安排专项资金，以便公安部能加大人力、物力打击地下赌球。对于足彩可能涉及的“做假”问题，足协认士再次强调了此前颁布的《公平竞赛公约》，提出“严禁球员买彩票”。
但赌球问题并未因为掌门人的疾呼得到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说“中超联赛比赛结果总和地下赌庄赛前开出的盘口雷同．并且不是偶然现象，这证明有球员参与赌球。”从业者参与赌球已经让俱乐部投资人以及中国足协深感不安。甚至在大多数球迷和媒体的眼里．如今的中国足球联赛已成了“赌球联赛”，职业球员也成了”职业赌徒”。赌球不治理．中国足球彻底崩盘看来绝非危言耸听。严峻的形势也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4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05年足球比赛有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核心内容就是严厉打击赌球等违法犯罪问题。这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向全国务部门发布的就维护职业联赛、整顿赛场秩序的通知。
找线索从外围下手
如何有效打击赌球已经成了中国足协的工作重点。2004年11月足协在下发给部分中超俱乐部的声明中指出“个别球队内部人士参与赌球”。但对于如何打击赌球，足协一直是有心无力，只能呼吁从业者加强行业自律。
显然．足协在行政职权中不具备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实际调查的能力。而受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公安部门打击赌球的效果并不很理想，具体到足球从业者的证据调查更是难上加难，没有证据就只能让这些行业内部蛀虫暂时逍遥法外。
取证难是一个羁绊，司法介入也是流于口号，难怪连阎世铎也困惑：“如何借助司法机关的力量?”10年前马来西亚人是从来自新加坡反贪局的一次指控上找到了突破口，包括上赛季意甲的锡耶纳赌球案．也是缘于意大利司法机关在调查一宗本来与赌球无关的案子时，无意间获取了证据。这两个个案，无不体现出司法介入在治理赌球行动中的不可或缺，但它们的启示绝不仅限于此。
线索来自外围，是马来西亚和意大利治赌取得突破的一个共同点，事实上。中国足球如果治赌，也必须从外围寻求突破。目前每个中超俱乐部都不同程度地怀疑自己的球员有涉赌行为。但是当中国足协让他们提供证据时这些投资人又拿不出，原因很简单，证据都在外围，没有谁会傻到在自己效力的俱乐部里下注。任何一个人下注．渠道不外有二：直接找庄家下注．通过熟人在庄家那里下。司法介入，挨个找球员调查，人力、精力耗费不起不说，也很难有什么成效。但如果司法部门下大力气在社会上开展治赌行动，将外围庄家及其各级代理商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很可能是事半功倍。
在马来西亚成功治赌的个案当中，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一名涉赌球员以免除刑事起诉为条件，作为警方的“污点证人”，为治赌取证打开了缺口。只要起获了第一个涉赌球员的铁证，这个链条就会链接下去，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更多。
当然，中国足球的治赌也需要尽快完善立法以跟上脚步，意大利是博彩合法的西方国家，锡耶纳赌球案最终以行业内的法规来处理是一个必然。但马来西亚是博彩属于非法行为的国家。这一点与我国完全相似，十年前他们选择了乱世用重典这样一个看似极端的做法，但因为有立法依据，有球员甚至可以被流放至偏远州县。如果我们的法律在司法解释和司法条文的构成要件上始终处于含混不清的境地，就会让“蛀虫”们有空子可钻。目前来说，最理想的方式，是前期取证和立法的出台同时进行。
别让赌球者钻空子
对于球员参赌这一毒瘤．业内人士大多将希望寄托于司法介入，而事实上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处理赌球还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鲁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刑法》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者，构成赌博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除以营利为目的外，还要聚众，开赌场，以赌博为业，这样一来，赌球可能成为一个空白点，如果仅仅下一次注，既不是庄家，也没有聚众，更没有以此为业，就很难定为赌博罪。公安部门只能按们《治安处罚条例》来处罚下注者。这种处罚是行政处罚，无论是力度还是效果均不及刑事处罚。正因此，赌球者才打了个擦边球。唐全顺被判拘役是因为他聚众赌博，而现在球员下注都暗中进行，你很难说他以此为业。
鲁杨教授说；“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球员赌博活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大数额投注，就构成赌博罪，不要求其他要件。这样，有关部门打击赌球就有法可依。严格地说，下注应属于聚众赌博，从形式上看，确实没有多人聚集，但从实际上看，因是众多人参与盘口，属于聚众的一种形式。现代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对聚众应有新的理解，不必拘泥于形式。”
鲁杨教授还表示：“对赌球者，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罪名，如受贿，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为请托方谋取利益，就构成受贿。龚建平案例可以说就已经对足球比赛中相关方面的主体资格给予了初步‘认定’。球员或教练涉赌，已经具备构成受贿罪的要素一一因为他们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是为庄家谋取好处，三是收受财物。事实上，有些俱乐部属国资运作，相关俱乐部工作人员、教练、球员当然可以定性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那些民营企业经营的俱乐部，教练、球员还有工作人员可能就要另作别论了。鉴于体育比赛特别是商业味很浓的足球比赛是否属于经济往来现在还没有定论，如果属于。那么，参与赌球人员也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治赌别留后遗症
中国足球该如何治赌，中国足协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在黑暗中摸索不如借鉴近邻马来西亚以及职业足球已经高度成熟的意大利的经验。这两个国家足协在治理赌球时，一个过紧，一个过松，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其方式方法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90年代，当时每年需要5000万马币来运作的马来西亚联赛，仅球市这一项，一个赛季下来便有差不多900万马币进账．球迷连夜排队购买球票的景象屡见不鲜。
但是，就在马来西亚足球已经成为亚洲足坛一支重要力量的背景下，赌球缠上这个国家的半职业联赛。“运作大马联赛需要5000万马币，可是庄家只需要区区350万马币，就可以让新加坡(当时新加坡队参加马来西亚联赛)获得大马联赛和杯赛的双料冠军。”
联赛中，球员不断用假球挑战马来西亚足协的公信力，大马足协主席夏赫王子终于决定不再容忍，1994年8月，一张搜捕之网悄然张开。在沙巴队。比7负于新加坡队之后，愤怒的球迷放火烧毁丁球场的包厢．而沙巴队的主教练也接到了一盘神秘的录音带．记录了一位球员与操纵者谈判的核心过程。铁证面前，当事球员很快坦白了操纵比赛的真相。并以免除刑事起诉为条件。答应成为警方的“污点”证人。一时间，大马18支俱乐部开始自查，很多球员主动自首。最终的结果也让人震惊：所有球队都卷入了赌球，85名球员和一名教练被处罚．更有人被流放和终身禁赛。
对于此次持续数月行动的结果，马来西亚足协高官有这样的描述：“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年的240场联赛中只有36场是清白的，400名注册球员中，有100多人都不同程度地涉赌。” 大清洗“还了马来西亚足球清白，却也从此将马来西亚足球推向了没落。“应该说，10年前的清洗确实让马来西亚足球元气大伤，但是，我们并不后悔。因为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的话，马来西亚也许根本就没有足球这个项目子。”在马来西亚媒体的语气中．确实听不出有任何后悔的味道。
如果说大马有治赌治衰联赛“嫌疑”的话，意大利治赌则实在不够狠。早在2004年7月时节，关于摩德纳、锡耶纳等球队部分人员参与赌球的传闻就在足球圈内流传，有人报料称，锡耶纳队球员马拉斯科“时常在赛前预测比赛的结果。而后来事实常常和他的预测完全一样”。还有人电话举报，“马拉斯科曾在同锡耶纳的比赛前和不明身份的人通过电话，并谈及关于球赛的事情”，还有人说他曾在赛前的晚上在酒吧同对方俱乐部人员进行接触。以此为突破口，足协很快展开了调查，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后，足协公开表态；“意大利体育的公正性必须捍卫，要下大力度调查，一经查实．相关责任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根据意大利的相关法律法规，足协有权责成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赌球案进行调查，并依据相关法规和规定进行处理，但被告方拥有向法院上诉的权利。调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小组由多名律师、会计师等专家组成，先期进行了明察暗访(包括窃听球员通话)。随后在米兰召开了长达13个小时的听证会，对数十名涉案人员、律师和证人进行了质询，提交了一份处理意见。
但涉案人员不甘就此束手，他们均表示，如果足协批准这份处理意见，自己就将向法院提起上诉。涉案的老板、教练们均是圈内的成名人物。他们发动关系，四处求救。
足协最后的宣判证明了他们的妥协。涉案人员大都得到了轻判，甚至不了了之。意大利足协在决策过程中也受到了各方压力的影响，最后“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没有完全达到整肃球场的目的，同时还损伤了自身的权威。
链接：中国式治赌三十六计
没收通讯工具——2004年10月中超北京现代与上海申花的比赛前，现代队受到了赌球传言的困扰，国安俱乐部不得不收缴了队员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香河基地宿舍的电话线也被拔掉，除了球队的人不许任何人进出基地，以此断绝了球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国安收手机的举动只持续了一周，结果北京现代队3比。大胜上海申花队，赛后教练组就恢复了队员的通讯自由。
召开家长会——2004年11月14日上午，力帆将来自全国各地的球员家长们聚集到俱乐部恳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感化队员们远离赌球。尹明善强调对以往的问题既往不咎。而且向球员和家长们承诺，只要诚实踢球的球员，力帆集团会为他们退役后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保障他们下半生不用为生计发愁。这样的“家长会”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历史上还是首次。
“甩卖”问题球员——近年来，在转会榜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非正常转会”的知名球员，圈内人都清楚，这往往都是因为涉赌而遭到俱乐部“甩卖”的球员。而今年，由于赌球之风愈演愈烈，进入转会榜的涉赌球员较往年也更多。据估计，今年可能被“甩卖”的问题球员．肯定将远远超过去年30人左右的数目。
发行联赛足彩——面对赌球问题，足协再次想到了发行国内联赛足彩，他们希望通过发行竞猜中超的彩票，利用足彩分散地下赌庄给国内联赛开盘的现金流，以有效疏导和冲击地下赌球。同时从足彩发行费中安排专项资金，以便公安部能加大人力、物力打击地下赌球。对于足彩可能涉及的“做假”问题，足协认士再次强调了此前颁布的《公平竞赛公约》，提出“严禁球员买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