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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类为中心、生物为中心及环境为中心之间并不相互否定。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帮助生态伦理学为环境保护找到一个坚硬的道德支点。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只能在人类自身上造出，这就是“全面的人”。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保护；道德支点；全面的人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1）03-0001-05
无论是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创建的着眼于“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生物中心论”伦理学，还是莱昂波特、罗尔斯顿、阿恩·纳斯等代表的着眼于“整体主义的”（holistic）“深生态学”（Deep Ecology），实际上都是主张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许多思想观点很有魅力，很有感召力，似乎也发人深省。但是，就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学至今依然身处被人不置可否、甚至冷漠视之的尴尬境地，很难在强硬的现实利益面前实现它的抱负和目标。冷静地细究起来，主张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找不到坚硬的道德支点。【sup】[1]【/sup】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只能在人类本身造出。
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和谐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生态伦理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不要高居自然之上，把自己当作“万物之主”，而要敬畏自然，放下架子，当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善待自然，和自然界的其他成员和谐相处。但是，细想起来，这个观点缺少逻辑支撑。
先来看一个食物链。通俗地讲，食物链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食物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一个食物链中，各种生物彼此之间不是以其他生物为食,便是为其他生物所食，一个生物吃另一个生物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尊重被食生物的权利。例如，在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的食物链中，大鱼考虑过小鱼的权利吗？小鱼尊重过虾米的权利吗？虾米保护过浮游生物的权利吗？其实，它们都是不容置疑的自我中心论。生态世界的和谐、食物链的平衡都是建立在每个生物系统的基础之上，哪个生物系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这样说，尊重其他生物不是大自然赋予每个生物的天性。
不仅每个生物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非生物（空气、阳光、水、土壤等）世界里，大自然也没有赋予一个物质尊重其他物质、尊重每个生物的天性。例如，水和冰川（固定的水）随着时空的变幻，在塑造地球表面无数千姿百态的高山、深谷与险崖时，并不会顾及被它们侵蚀、搬运和堆积的岩石和砂土的意愿。再例如，在欧亚大陆寒带地区的许多小型鸟兽受到气候的直接影响。由于冬季气候寒冷，小型鸟兽停止繁殖，导致种群数量下降；春季气候变暖，小型鸟兽开始繁殖，其种群数量就会上升。当气候变冷造成小型鸟兽不能繁殖时，我们能否指责气候侵犯了小型鸟兽的生命权利？当气候变暖使小型鸟兽繁殖增加时，是否能够解释为气候尊重了小型鸟兽的生命权利？实际上，水和冰川也罢，气候冷暖交替也罢，它们都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身固有的自然规律变化着。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曾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2]【/sup】作为生物的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大自然数十亿年来无意识地进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以自我为中心也是大自然的天赋。例如，在一个藻类——水蚤——鱼类——人或水鸟之间形成的食物链中，水鸟吃鱼时不会考虑鱼的权利，人在吃鱼时难道会考虑鱼的权利吗？再例如，当SARS病毒侵袭我们健康甚至生命时，我们还能够像农夫同情蛇一样同情病菌吗？ 既然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既然每种生物以自我为中心是大自然的天赋，为什么在倡导生物中心主义时非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呢？难道作为生物的人类不是万物杂陈的大自然中的一员吗？自然万物的自我中心与和谐相处两者之间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在一个草原生态中，狼吃羊和马，是人和牲畜的大敌，但是狼也吃田鼠、野兔和黄羊，田鼠、野兔、黄羊等又吃草，草又是羊和马的主要粮食，羊和马又是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中，狼吃羊和马时，没有考虑它们的权利，狼在吃田鼠、野兔和黄羊，尽管狼也不是为了帮助羊和马，但结果却使羊和马有更多的草吃。人为什么要打狼，因为狼吃羊和马，为什么不能把狼打光，因为狼是草原的保护神，没有草原，人最终仍会失去羊和马。在包括人的这些生物组成的一个庞大的生物王国中，草原的自然和谐实际上以每个生物自我中心为前提，正因为如此，每个生物相互为敌，又相互为友，从而形成了草原的自然平衡。而且当我们放眼整个自然史，大自然的进化和自我调节也并非只有和谐一种状态。在没有人类的时期，地球曾历经了三次大的寒冷期（冰期）和两次“超级全球变暖”时期，至少出现了五次物种大灭绝或五次大物种复兴。和谐和不和谐、平衡和不平衡之间的先后交替是大自然调节机能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常态。因此，主张自然的和谐，生态的平衡，并非必然要求大自然万物放弃自我中心，也不能把不和谐、不平衡排除在自然演化史之外。
二、主张自然权利不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固然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考虑的理由。因为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人“是这个世界中惟一能够用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来指导其行为”【sup】[3]【/sup】的物种，人是高贵的物种，而“高贵的身份使人有更多的义务”【sup】[4]【/sup】。这就是说，作为社会的理性的人，可以也必须用自然权利超越作为生物性的人的“自我中心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从生物性的自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性的自在的 “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洪荒时期，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未区分”状态，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主要是生物意义上的，还主要停留在自发的状态。为了生存和延续生命，人类原始地消费自然成品。这时，人類因不能理解自然界各种变化莫测现象的因果关系，从而产生恐惧、惊惶和神秘感觉，只能“听天由命”，寄希望于自然的“施于”和“恩典”。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成为协调人与自然的主要方式。伴随文明的步伐，社会的人开始独立于生物的人，人类社会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开始从自发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经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的著名命题和“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论断，完成了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证明。人类借助什么才能确立康德所言的“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地位呢？简单来讲，就是理性主义。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正式宣告世界进入一个以人的理性为基调的现代化时代。人的理性成为人类认知、信仰与进步的必要且唯一的工具及管道，成为是否真理的筛子，成为真理之上的真理（The truth of truths），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普世准则，实现“人是目标”为理性主义的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而借助理性主义这个工具，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与非人类世界抗衡的力量，并且把宗教和神从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上赶了下来，不断强化了人文主义。总之，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从生物性的自发状态转化为社会性的自为状态。当人类的工具理性产生后，借助工具理性人类创造了人化的自然，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在人化的自然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在的（没有人类理性影响的）自然属于客体。正如马克思强调：“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sup】[5]321【/sup】“‘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6]【/sup】因此，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是“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中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sup】【/sup】[5]148-149。
生态伦理学主张自然权利不可能偏离人类充当“剧中人物和剧作者”而“追求着自己目的”活动历史。生态伦理的先行者们早慧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曲高和寡、难入主流，为什么生态伦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重大突破呢？基本原因就是当代人类认识到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现实生存，也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埋下了巨大隐患，必须通过环境保护更好地维护人类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可见，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类，这显然不是对“以人为本”的否认。在生态伦理学的许多论述，我们随处可见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以堰塞湖为例，当我们在赞美东北的五大连池这个堰塞湖是大自然的杰作时，却把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定义为极其危险的自然灾害，为什么同样是堰塞湖，有的成为自然美景，有的却成了自然灾害（或如罗尔斯顿所言某个内在的丑的自然物）？既然每个自然现象都有道德权利，为什么只保护五大连池的道德权利而消灭唐家山堰塞湖的道德权利？说到底，是人类按照是否对自己有利的尺度把同一种自然现象区分为善和恶、美与丑，这难道不是社会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吗？
生态伦理学批判人类借助工具理性对生态系统施加消极影响，认定工具理性具有反自然特性，成为环境恶化的元凶，提出要尊重其他生物的权利，倡导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意识不是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而是人类社会理性、交往理性的产物，赋予自然以权利是人类对当代环境问题解决方式的一种理性探索【sup】[7]【/sup】，这实质上还是人类中心论。换言之，用一种人类的理性来替代另一种人类的理性。退一步讲，假设人类借助工具理性（这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本质特征）树立了社会性的自在的 “自我中心主义”后，自然界的气候冷暖交替和物种兴亡盛衰就由人类的工具理性主导和控制，而且工具理性是气候变暖和物种加速灭绝的祸首，那么社会性的人类真的可以做到超越自身局限而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吗？生态伦理学回答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并且刻不容缓。怎么才能做到呢？如前所述，生态伦理学开出的方子是借助人类自己的理性，因为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这就是说，社会性的人类要借助工具理性来放弃工具理性。生态伦理学这个逻辑就像荷兰著名画家埃舍尔表现“不可能结构”的一幅名作《升与降》中的僧侣，沿着楼梯向上走，拐了几个弯后又回到了原处。这就是生态伦理学的逻辑悖论。生态伦理学连逻辑学都不符合，怎么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造出一个坚硬的道德支点呢？
三、环境问题的本质：相互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
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凸现了环境问题，而是处于中心的人类自身不完整凸现了环境问题。人类自身不完整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运用不仅把人变成了单维度的人，而且成为自身相互冲突的人，作为大自然进化阶梯上最高存在物的人类是多维度的，同时是生物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借助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相互支撑，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从生物性的自发状态转化为社会性的自为状态。在过去的三百年中，人类借助工具理性在摆脱自在的自然控制方面取得了伟大而辉煌的成就，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使人类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借助理性主义这个工具，人类把宗教和神从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上赶了下来，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sup】[8]【/sup】。科学在为自然界除魅后，世界变得冰冷的透明和清晰。
在这个冰冷的透明和清晰的世界里，工具理性把任何复杂现象及其运动都可化约（或还原）为简单对象来处理。因此，生命体与物质客体没有差别，都遵循而且必须遵循同样的物质规律。人类学可以当成生物学研究，在生物学研究中又把生物运动形式还原为物理—化学运动形式。工具理性的发展排除了人的价值理性，把人变成了像粒子一样的东西，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过滤了。科学也不再向人们承诺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把探讨价值理性的人文学科完全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sup】[9]【/sup】，把经济的人、心理的人、政治的人、社会的人“遣送到人类科学的各个”专业学科中，人类的多维性由此被肢解为彼此分离甚至相互冲突的孤立部分。
人类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缺乏对人类普遍价值、共同信仰关注的个人主义；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是从大自然单向索取的人类霸权主义。个人主义削弱了责任感，每个人只对他自身的利益负责；削弱了团结精神，每个人不再感到他与他人的关联。人类霸权主义加剧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强化了“自在的自然”对“人化的自然”的制约和破坏。
相互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且削弱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能力。如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全球热点问题，但是人们对地球暖化原因的各项科学解释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气候变化问题牵涉的不只是工具理性,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伦理观等价值理性的歧异。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背后是各国利益之间的冲突，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而谈判的核心是各国如何公平地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分担或排放权的分配。【sup】[10]【/sup】正是因为各种意见和各国的利益分歧太大，致使20年的气候问题国际谈判成了自私与公平的对抗赛，进展不大。再以我国目前面临的水电提速困境为例，按照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非石化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须占到15%，要实现这一承诺，水电提速迫在眉睫。但是，水电开发的各相关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令水电提速陷入困境，导致水电开发乱象丛生，不仅无序发展，资源浪费严重，环保、移民也有诸多隐忧。可见，环境问题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人的各个方面（生物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之间的相互冲突。
四、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全面的人”
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人性论中，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人类看管，人类的地位在上帝之下万物之上。既然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是展示上帝品质的一种方式，人类可以通过上帝和宗教来面对大自然，而上帝和各种宗教就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支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联手，赶走了上帝。尼采说：上帝死了；韦伯说：先知无存。我们从哪里造一个环境保护需要的坚硬的道德支点呢？
环境危机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的一个特定的表现。保护环境并非否认以人类为中心，同样也不提倡以非人类为中心。保护环境不是简单地把人类的伦理规则、人类的善恶标准强加给非人类世界。环境保护需要的坚硬的道德支点，不能依赖上帝，也不能靠先知，只能靠人类自己。只有“全面的人“才是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
“全面的人”是“应然层面的，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至高无上不能怀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就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全面的人”具有信仰的意义，信仰产生使命感，正如法国哲学家蒙田所说：“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
把“全面的人”作为信仰，可以为人类自觉完善自身，并由此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的驱动力和目标，具有一种精神家园的意义。人类通过不断地协调自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互关系，把被工具理性肢解成的生物的人、社会的人、政治的人、心理的人、经济的人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从而与人类信仰的“终极目标”相遇。
“全面的人”作为环保事业坚硬的、稳定的道德支点，能够帮助人类正确解读与大自然界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相互之间在互补联系中保持对立性，同时又在对立性中互补地联系在一起【sup】[11]①【/sup】 ，摆脱生态伦理学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引发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无谓争论，汲取当今生态伦理学的精华，实质性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1］郑也夫.环保的困境：我们造不出坚硬的道德支点[J].绿叶，2010（4）：40-4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3.
[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 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6.
[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44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8-119.
[7]杨明,李建珊.人类学思维范式下的自然权利[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2）：16-20.
[8]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9.
[9]约翰·齊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M]. 曾国屏, 匡辉, 张成岗,译.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107.
[10]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9（5）：83-98.
[11]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和教育问题[M] .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总序3.
①这就是法国哲学家莫兰提出的两重性逻辑：对立性原则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着，而且在互补联系中保持着对立性。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保护；道德支点；全面的人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1）03-0001-05
无论是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创建的着眼于“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生物中心论”伦理学，还是莱昂波特、罗尔斯顿、阿恩·纳斯等代表的着眼于“整体主义的”（holistic）“深生态学”（Deep Ecology），实际上都是主张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许多思想观点很有魅力，很有感召力，似乎也发人深省。但是，就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学至今依然身处被人不置可否、甚至冷漠视之的尴尬境地，很难在强硬的现实利益面前实现它的抱负和目标。冷静地细究起来，主张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找不到坚硬的道德支点。【sup】[1]【/sup】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只能在人类本身造出。
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和谐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生态伦理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不要高居自然之上，把自己当作“万物之主”，而要敬畏自然，放下架子，当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善待自然，和自然界的其他成员和谐相处。但是，细想起来，这个观点缺少逻辑支撑。
先来看一个食物链。通俗地讲，食物链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食物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一个食物链中，各种生物彼此之间不是以其他生物为食,便是为其他生物所食，一个生物吃另一个生物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尊重被食生物的权利。例如，在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的食物链中，大鱼考虑过小鱼的权利吗？小鱼尊重过虾米的权利吗？虾米保护过浮游生物的权利吗？其实，它们都是不容置疑的自我中心论。生态世界的和谐、食物链的平衡都是建立在每个生物系统的基础之上，哪个生物系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这样说，尊重其他生物不是大自然赋予每个生物的天性。
不仅每个生物都是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非生物（空气、阳光、水、土壤等）世界里，大自然也没有赋予一个物质尊重其他物质、尊重每个生物的天性。例如，水和冰川（固定的水）随着时空的变幻，在塑造地球表面无数千姿百态的高山、深谷与险崖时，并不会顾及被它们侵蚀、搬运和堆积的岩石和砂土的意愿。再例如，在欧亚大陆寒带地区的许多小型鸟兽受到气候的直接影响。由于冬季气候寒冷，小型鸟兽停止繁殖，导致种群数量下降；春季气候变暖，小型鸟兽开始繁殖，其种群数量就会上升。当气候变冷造成小型鸟兽不能繁殖时，我们能否指责气候侵犯了小型鸟兽的生命权利？当气候变暖使小型鸟兽繁殖增加时，是否能够解释为气候尊重了小型鸟兽的生命权利？实际上，水和冰川也罢，气候冷暖交替也罢，它们都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身固有的自然规律变化着。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曾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2]【/sup】作为生物的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大自然数十亿年来无意识地进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以自我为中心也是大自然的天赋。例如，在一个藻类——水蚤——鱼类——人或水鸟之间形成的食物链中，水鸟吃鱼时不会考虑鱼的权利，人在吃鱼时难道会考虑鱼的权利吗？再例如，当SARS病毒侵袭我们健康甚至生命时，我们还能够像农夫同情蛇一样同情病菌吗？ 既然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既然每种生物以自我为中心是大自然的天赋，为什么在倡导生物中心主义时非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呢？难道作为生物的人类不是万物杂陈的大自然中的一员吗？自然万物的自我中心与和谐相处两者之间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在一个草原生态中，狼吃羊和马，是人和牲畜的大敌，但是狼也吃田鼠、野兔和黄羊，田鼠、野兔、黄羊等又吃草，草又是羊和马的主要粮食，羊和马又是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食物链中，狼吃羊和马时，没有考虑它们的权利，狼在吃田鼠、野兔和黄羊，尽管狼也不是为了帮助羊和马，但结果却使羊和马有更多的草吃。人为什么要打狼，因为狼吃羊和马，为什么不能把狼打光，因为狼是草原的保护神，没有草原，人最终仍会失去羊和马。在包括人的这些生物组成的一个庞大的生物王国中，草原的自然和谐实际上以每个生物自我中心为前提，正因为如此，每个生物相互为敌，又相互为友，从而形成了草原的自然平衡。而且当我们放眼整个自然史，大自然的进化和自我调节也并非只有和谐一种状态。在没有人类的时期，地球曾历经了三次大的寒冷期（冰期）和两次“超级全球变暖”时期，至少出现了五次物种大灭绝或五次大物种复兴。和谐和不和谐、平衡和不平衡之间的先后交替是大自然调节机能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常态。因此，主张自然的和谐，生态的平衡，并非必然要求大自然万物放弃自我中心，也不能把不和谐、不平衡排除在自然演化史之外。
二、主张自然权利不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固然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考虑的理由。因为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人“是这个世界中惟一能够用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来指导其行为”【sup】[3]【/sup】的物种，人是高贵的物种，而“高贵的身份使人有更多的义务”【sup】[4]【/sup】。这就是说，作为社会的理性的人，可以也必须用自然权利超越作为生物性的人的“自我中心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从生物性的自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发展成为社会性的自在的 “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洪荒时期，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未区分”状态，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主要是生物意义上的，还主要停留在自发的状态。为了生存和延续生命，人类原始地消费自然成品。这时，人類因不能理解自然界各种变化莫测现象的因果关系，从而产生恐惧、惊惶和神秘感觉，只能“听天由命”，寄希望于自然的“施于”和“恩典”。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成为协调人与自然的主要方式。伴随文明的步伐，社会的人开始独立于生物的人，人类社会性的“自我中心主义”开始从自发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经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的著名命题和“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论断，完成了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证明。人类借助什么才能确立康德所言的“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地位呢？简单来讲，就是理性主义。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正式宣告世界进入一个以人的理性为基调的现代化时代。人的理性成为人类认知、信仰与进步的必要且唯一的工具及管道，成为是否真理的筛子，成为真理之上的真理（The truth of truths），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普世准则，实现“人是目标”为理性主义的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而借助理性主义这个工具，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与非人类世界抗衡的力量，并且把宗教和神从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上赶了下来，不断强化了人文主义。总之，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从生物性的自发状态转化为社会性的自为状态。当人类的工具理性产生后，借助工具理性人类创造了人化的自然，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在人化的自然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在的（没有人类理性影响的）自然属于客体。正如马克思强调：“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sup】[5]321【/sup】“‘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6]【/sup】因此，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是“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中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sup】【/sup】[5]148-149。
生态伦理学主张自然权利不可能偏离人类充当“剧中人物和剧作者”而“追求着自己目的”活动历史。生态伦理的先行者们早慧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曲高和寡、难入主流，为什么生态伦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重大突破呢？基本原因就是当代人类认识到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现实生存，也给子孙后代的生存埋下了巨大隐患，必须通过环境保护更好地维护人类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可见，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类，这显然不是对“以人为本”的否认。在生态伦理学的许多论述，我们随处可见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以堰塞湖为例，当我们在赞美东北的五大连池这个堰塞湖是大自然的杰作时，却把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定义为极其危险的自然灾害，为什么同样是堰塞湖，有的成为自然美景，有的却成了自然灾害（或如罗尔斯顿所言某个内在的丑的自然物）？既然每个自然现象都有道德权利，为什么只保护五大连池的道德权利而消灭唐家山堰塞湖的道德权利？说到底，是人类按照是否对自己有利的尺度把同一种自然现象区分为善和恶、美与丑，这难道不是社会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吗？
生态伦理学批判人类借助工具理性对生态系统施加消极影响，认定工具理性具有反自然特性，成为环境恶化的元凶，提出要尊重其他生物的权利，倡导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意识不是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而是人类社会理性、交往理性的产物，赋予自然以权利是人类对当代环境问题解决方式的一种理性探索【sup】[7]【/sup】，这实质上还是人类中心论。换言之，用一种人类的理性来替代另一种人类的理性。退一步讲，假设人类借助工具理性（这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本质特征）树立了社会性的自在的 “自我中心主义”后，自然界的气候冷暖交替和物种兴亡盛衰就由人类的工具理性主导和控制，而且工具理性是气候变暖和物种加速灭绝的祸首，那么社会性的人类真的可以做到超越自身局限而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吗？生态伦理学回答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并且刻不容缓。怎么才能做到呢？如前所述，生态伦理学开出的方子是借助人类自己的理性，因为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这就是说，社会性的人类要借助工具理性来放弃工具理性。生态伦理学这个逻辑就像荷兰著名画家埃舍尔表现“不可能结构”的一幅名作《升与降》中的僧侣，沿着楼梯向上走，拐了几个弯后又回到了原处。这就是生态伦理学的逻辑悖论。生态伦理学连逻辑学都不符合，怎么可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造出一个坚硬的道德支点呢？
三、环境问题的本质：相互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
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凸现了环境问题，而是处于中心的人类自身不完整凸现了环境问题。人类自身不完整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运用不仅把人变成了单维度的人，而且成为自身相互冲突的人，作为大自然进化阶梯上最高存在物的人类是多维度的，同时是生物的、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借助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相互支撑，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从生物性的自发状态转化为社会性的自为状态。在过去的三百年中，人类借助工具理性在摆脱自在的自然控制方面取得了伟大而辉煌的成就，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使人类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借助理性主义这个工具，人类把宗教和神从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上赶了下来，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sup】[8]【/sup】。科学在为自然界除魅后，世界变得冰冷的透明和清晰。
在这个冰冷的透明和清晰的世界里，工具理性把任何复杂现象及其运动都可化约（或还原）为简单对象来处理。因此，生命体与物质客体没有差别，都遵循而且必须遵循同样的物质规律。人类学可以当成生物学研究，在生物学研究中又把生物运动形式还原为物理—化学运动形式。工具理性的发展排除了人的价值理性，把人变成了像粒子一样的东西，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过滤了。科学也不再向人们承诺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把探讨价值理性的人文学科完全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sup】[9]【/sup】，把经济的人、心理的人、政治的人、社会的人“遣送到人类科学的各个”专业学科中，人类的多维性由此被肢解为彼此分离甚至相互冲突的孤立部分。
人类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缺乏对人类普遍价值、共同信仰关注的个人主义；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是从大自然单向索取的人类霸权主义。个人主义削弱了责任感，每个人只对他自身的利益负责；削弱了团结精神，每个人不再感到他与他人的关联。人类霸权主义加剧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强化了“自在的自然”对“人化的自然”的制约和破坏。
相互冲突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且削弱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能力。如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全球热点问题，但是人们对地球暖化原因的各项科学解释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气候变化问题牵涉的不只是工具理性,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伦理观等价值理性的歧异。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已泛政治化，背后是各国利益之间的冲突，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国际政治与外交谈判才能解决，而谈判的核心是各国如何公平地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分担或排放权的分配。【sup】[10]【/sup】正是因为各种意见和各国的利益分歧太大，致使20年的气候问题国际谈判成了自私与公平的对抗赛，进展不大。再以我国目前面临的水电提速困境为例，按照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非石化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须占到15%，要实现这一承诺，水电提速迫在眉睫。但是，水电开发的各相关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令水电提速陷入困境，导致水电开发乱象丛生，不仅无序发展，资源浪费严重，环保、移民也有诸多隐忧。可见，环境问题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人的各个方面（生物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之间的相互冲突。
四、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全面的人”
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人性论中，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人类看管，人类的地位在上帝之下万物之上。既然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是展示上帝品质的一种方式，人类可以通过上帝和宗教来面对大自然，而上帝和各种宗教就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支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联手，赶走了上帝。尼采说：上帝死了；韦伯说：先知无存。我们从哪里造一个环境保护需要的坚硬的道德支点呢？
环境危机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的一个特定的表现。保护环境并非否认以人类为中心，同样也不提倡以非人类为中心。保护环境不是简单地把人类的伦理规则、人类的善恶标准强加给非人类世界。环境保护需要的坚硬的道德支点，不能依赖上帝，也不能靠先知，只能靠人类自己。只有“全面的人“才是环境保护的道德支点。
“全面的人”是“应然层面的，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至高无上不能怀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就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全面的人”具有信仰的意义，信仰产生使命感，正如法国哲学家蒙田所说：“一个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
把“全面的人”作为信仰，可以为人类自觉完善自身，并由此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的驱动力和目标，具有一种精神家园的意义。人类通过不断地协调自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互关系，把被工具理性肢解成的生物的人、社会的人、政治的人、心理的人、经济的人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从而与人类信仰的“终极目标”相遇。
“全面的人”作为环保事业坚硬的、稳定的道德支点，能够帮助人类正确解读与大自然界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相互之间在互补联系中保持对立性，同时又在对立性中互补地联系在一起【sup】[11]①【/sup】 ，摆脱生态伦理学按照“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引发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无谓争论，汲取当今生态伦理学的精华，实质性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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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和教育问题[M] .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总序3.
①这就是法国哲学家莫兰提出的两重性逻辑：对立性原则是以不可分离的方式互补地联系着，而且在互补联系中保持着对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