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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内涵丰富，构成复杂，既有“蛮夷”，也有华夏。“永嘉之乱”后，北方民众大量南迁，武陵地区在这一时期也迁入了不少的客民。这些客民有“逃亡如蛮”的汉人，也有兵家、吏家、流民等。在统治者的争夺、治理以及客民的带动下，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的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土客矛盾。研究认为，武陵民族关系研究不能简单就民族论民族，而应立足区域族群关系场域，深入分析空间、时间以及人口流动对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及其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武陵地区；土著；客民；变迁；交融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31-06
魏晉南北朝又称三国魏晋南北朝，该期始自220年，终于581年，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以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作为重要的“中间地带”[1]之一，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成了各方势力竞相争夺和利用的重要区域。学界对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沿着传统民族史“溯源”的思路，重点分析探讨了该地区“蛮族”的民族成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以及各地方政权或势力对“蛮族”的治理，[2]少见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在特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考察土客关系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相互融合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土/客”关系的角度，在深入分析本土居民以及客民状况的基础上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对深化、拓展武陵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华”与“夷”：“土著”的构成及其族属
三国时期，武陵地区成为吴蜀魏争夺的中间地带。[3]三国前期，武陵地区多为刘蜀所据。及刘备兵败夷陵，宜都（治宜都西北，下辖夷道、西陵、佷山）、武陵（除佷山划归南郡外，武陵郡所辖均袭后汉）、南郡、建平郡（治重庆巫山，下辖巫县、秭归、信陵、兴山、沙渠）之地均属吴。孙休之时，割武陵郡之灵阳、充等地置天门郡。至西晋，武陵郡所领辖地变为临沅、龙阳（今湖南汉寿）、沅陵、酉阳、沅南、迁陵、舞阳、镡城等十县。梁陈时期，武陵郡一分为二，一为武州，一为沅陵郡。[2]与秦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行政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著的构成也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既有汉人，也有各类“蛮夷”。土著汉人主要是秦汉时期王朝置郡县、武力征伐、募民、遣罪犯实边、躲避中原战乱和灾荒带来的。这些人在秦汉时期是外来的“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变成了落地生根的“土著”之民。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史志中所记载的户与口多是这些入了籍的土著汉人。如曹魏嘉平二年（250）王昶建言“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4]中的“民”即为入籍之土著汉人，“夷”即为未入籍的土著“蛮夷”。三国时的廖立、潘濬，晋时的阎会、潘亰、龚玄之、邵荣兴、伍朝，南北朝的范安祖、伍安贫、黄闵等即是这些土著汉人的代表和翘楚，特别是廖立、潘濬、伍安贫、黄闵四人，廖曾迁长沙太守，潘被孙权拜为中郎将，迁太常，伍安贫、黄闵则撰有《武陵记》。嘉靖《常德府志》载廖立言：“武陵人，蜀先主辟为从事，迁长沙太守。”又载伍安贫、黄闵曰：“伍安贫，武陵人，博雅嗜学，梁屡降玄纁之礼，聘之。固以疾辞。尝撰《武陵图志》。黄闵，武陵人，博学能词艺，尝撰《沅州志》。”[5]《吴志》载潘濬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典留州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候。”[6]
关于“蛮夷”，其多数虽不在官府的户籍之中，但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的主体。这些“蛮夷”按时间先后和地域大致分为三国时期的“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武陵五溪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蛮”等。
“宜都郡夷”与“建平郡夷”主要是指三国时期生活在孙吴之宜都郡与建平郡的“蛮夷”。是时的宜都郡下辖夷道（治今湖北宜都西北）、西陵（治今湖北宜昌东）、佷山县（治今湖北长阳西），建平郡下辖巫县（治今重庆巫山）、秭归（治今湖北秭归）、信陵（治今湖北秭归东）、兴山（治今湖北兴山北）、沙渠（治今湖北恩施）。这一时期，对宜都、建平二郡展开争夺的主要是吴、蜀。为了争夺宜都、建平二郡，吴、蜀均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笼络生活在二郡的“蛮夷”。建安二十年（219），陆逊攻取宜都、秭归、枝江、夷道，孙权随即命陆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蜀之宜都太守樊友则弃郡逃跑，“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纠合夷兵数千人，勾连蜀国，占据三峡。“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 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孙吴黄武元年（222），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诸夷。”[3]孙吴凤凰元年（272），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陆抗“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3]陆抗所统帅“夷兵”，当系从宜都郡西部所辖县夷人中募集而来。
三国时期，尽管武陵郡的归属和辖地与秦汉相比有所变化，但这两个时期所言的“武陵蛮”总体上指的是同一个族群。建武二十四年（219），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武陵郡随之归吴。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军伐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7]并派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绶，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不仅“反为蜀”，而且“遣使请兵”。[8]次年二月，刘备又率军自秭归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7]由此可见，在蜀汉“安慰”、“招纳”政策之下，蜀汉与“武陵蛮”之关系相对和睦。 与蜀汉和“武陵蛮”相对和睦关系相比，吴与“武陵蛮”的关系则相对比较紧张。吴取荆州辖武陵郡后，即以武陵汉寿人潘濬治理武陵，并以武力征讨之。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取城邑，又以黄盖领武陵太守。黄盖设计击“武陵蛮夷”，“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9]此后，“武陵蛮夷”又反，吴则遣太常潘濬率兵五万征讨，平之。至此，“武陵蛮夷”受到重挫，反乱顿息。魏灭蜀后，魏遣汉葭（今重庆彭水县）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并率涪陵民至迁陵界，屯于赤沙，招诱诸夷邑君，又攻取酉阳县。是时的迁陵县属武陵郡，在今湖南保靖县东部；酉阳县也属武陵郡，县在酉溪之阳；赤沙则在迁陵、酉阳之间。永安六年（263），吴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率兵“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10]郭纯等逃散，五溪乃平。
除了“武陵蛮”，三国时期的武陵地区特别是五溪一带，还生活着一定数量的“獠”。前述刘备伐吴时，曾派将军吴班、冯习攻吴，至秭归时，有“武陵五溪蛮獠遣使请兵”。在此，“武陵五溪蛮獠”中的“蛮獠”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蛮”与“獠”的并称。因其生活的区域在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黔东北、黔东南、渝东南的部分县市，故称之为“武陵五溪獠”。此后，“獠”长期在武陵五溪一带生活，南北朝刘宋末年即有“诸蛮”“反五溪”，“蛮王”子田都“走入獠中”，由此导致“蛮部大乱”。[11]
两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湘西、鄂西南、渝东的“蛮夷”是继“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而起的“荆雍州蛮”。“荆雍州蛮”有“雍州蛮”与“荆州蛮”之分。“雍州蛮”主要是生活在沔水（汉水）的“沔中蛮”、“沔北蛮”；“荆州蛮”主要包括生活于清江流域、溇水流域和渝东南地区的“峡中蛮”、“巴东蛮”、“宜都蛮”、“天门蛮”，生活于五溪和黔东地区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五溪夷”）等。诸“蛮夷”遥相呼应，连成一片，使统治者难以真正“降伏”他们。在湘西以及黔东北，晋初杨宗為武陵太守，他只能住在巴东郡的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南朝齐高帝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11]。在清江、溇水流域和渝东南一带，“宜都蛮”、“巴东蛮”、“峡中蛮”、“天门蛮”等持续活动。在清江下游，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少帝景平二年（424）诣阙上献。七年（429），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12]在清江上游，则有酋帅向邹兄弟四人在北周建德二年（573）相率内附，由是立施州；[13]渝东南则有冉氏、向氏、田氏“蛮蜑”，“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14]此外，“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12]可见，始置于孙吴治溇中，辖地原属武陵郡北部的天门郡也有不少的“蛮夷”。
上述“蛮獠”主要是根据时间先后、按地域进行划分的。如按种类，他们主要属于“盘瓠蛮”、“廪君蛮”，同时还有一部分古濮人、越人。三国时的“建平郡蛮”、“宜都郡蛮”主要属“廪君蛮”，故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将“巴郡南郡蛮”列入“廪君蛮”范畴，杜佑《通典》在卷187“板楯蛮”条中则有“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15]的说法；“武陵蛮”、“武陵五溪獠”则主要属“盘瓠之后”，但同时又包含部分巴人、越人、濮人，[2]否则不会出现“武陵五溪蛮獠”的称呼以及后世武陵地区的“獠”人，湘西澧水、沅水流域也不会发现虎纽錞于或者巴式柳叶剑。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峡中蛮”、“宜都蛮”主要属“廪君蛮”，“武陵蛮”主要属“盘瓠蛮”，故杜佑《通典》在卷187“板楯蛮”条中又言：“按后汉史，其在黔中、长沙、五溪间，则为盘瓠之后，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 [15]上述“盘瓠蛮”、“廪君蛮”虽有大致的地理分布，但又无法截然分开，特别是魏晋之后，随着族群迁徙的加快，他们又相互交错居住，难辨彼此，故杜佑也不得不发出“（盘瓠、廪君）种落繁盛，侵扰州郡，或移徙交杂，亦不可得详别焉”[15]的感叹！
二、动因复杂：客民的迁入及其来源
三国特别是晋永嘉之乱之后，北方民众大量南迁，荆州、益州等地成为北方民众主要的迁入地。加上永兴年间（153-154）益州客籍流民掀起反抗官府的起义，大批民众更是涌入荆湖地区。故《魏书》载蜀之流人曰：“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16]是时，荆州流民达10万余户，羁旅贫乏之人多为盗贼，并形成了客籍“流民”问题。[17]如散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人曾与土人发生忿争，由此杀县令，屯聚乐乡。官府讨之，则以杜弢为主，揭竿起义，流民“四五万家一时俱反”。[18]为安置这些客籍流民，自东晋始，统治者在南方各流民集中处建置了许多侨郡。在荆州设置的侨郡主要有新兴郡、南河东郡、南义阳郡、绥安郡、武宁郡、汶阳郡，这些侨郡多在江汉平原，只有南义阳郡（位于今湖南安乡、澧县一带）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武陵地区虽未设侨郡、侨县，但并不意味没有客籍流民涌入。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载了晋太元年间（376-396），一武陵打渔人误入桃花源所发生的故事。故事云桃花源人乃先世帅妻子、邑人避秦乱而来，后与世隔绝，不知有汉，也无论魏晋。故事本身并非一定是历史真实，但却反映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时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即当时为逃避战火，人们纷纷逃入深山，希望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前述《宋书》“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如蛮”即是《桃花源记》的历史依据。其实，自汉末以来，因避乱或其他原因迁入武陵地区的大有人在。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曾言中原汉民避乱逃亡入“蛮”，曰：“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19]据光绪《桃源县志》载：晋代时值司马桓温跋扈，瞿硎曾隐居于湖南桃源县灵岩洞。[20]嘉庆《石门县志》也载：晋王裕之，早期担任天门太守。担任太守期间，无事则钟情于山水。安帝元兴时转为南平太守，“因桓玄擅晋，遂弃官隐东山”。[21]同治《宜昌府志》则载郭璞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为建平太守，即今归巴地。永嘉之乱避地东南，今城中有尔雅、明月二台。”[22]既然是“远身适荆蛮”或者隐遁，那他们多半是不上户口不入籍，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统计的武陵地区人口不升反而锐减的现象（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从西晋太康元年（280）至刘宋大明八年（464）前后184年，武陵地区官方统计的户数从23100户锐减至9125户，人数从150250减至70263口，在籍户数消失了近60%，人数则消失了一半有余。全国其他地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至于其原因，王勇之《湖南人口变迁史》认为主要有：一是魏晋南北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当时的世家豪族荫附户口分割了王朝的人口；二是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东晋王朝设置了大量侨郡、侨县，这些人未编入户籍；三是兵家、吏家户籍另立，未归郡县管辖；四是大量“蛮夷”和“逃亡入蛮”的汉人不在州县编户之内。[23]19-37笔者认为，武陵地区户口锐减的原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的情况大体相似，故《南史》载：（孝武大明中）巴东、天门、宜都、建平郡蛮为寇作乱时，“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顺帝时人户流散更加厉害。[12]同时，据此也可洞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客民的三个主要来源：一是兵家、吏家带来的人员；二是“逃亡入蛮”的汉人编民。汉人编民既有武陵地区的在籍编民，也有来自非武陵地区的在籍编民。对此，雷翔在分析江沔“蛮民”来源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的“蛮民”成分复杂，其中包含不少脱离了官方统治的汉人。将其统称为“蛮民”，有混淆“盗贼”与“蛮”的嫌疑。[2]雷翔分析的对象虽然是江沔“蛮民”，但对武陵地区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三是流民。流民以北来汉人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部分的“蛮民”。特别是来自巴蜀、巴峡地区的流民，就有一部分属于当地“蛮民”。[24]87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客民来源是比较复杂的，有兵家、官家及其带来的人员，也有流民；有汉人，也有“蛮民”。
三、变迁与融合：土客关系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灾害频发，民众死伤者众多，其余的人也多有南迁。与此同时，统治者为控制各地“诸蛮夷”，在征战的同时又采取移居“蛮民”至内地或容易控制的新区的政策。由此带来了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的变化。前述“逃亡如蛮”的汉人、兵家、吏家、流民进入武陵地区，与当地的土著“蛮夷”和汉人，一同构成了三国魏晋南北时期武陵地区的土与客，并為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
客民的迁入，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技术，促进了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农业上，水利条件有所改善，水稻已在平原、丘陵的平坝、山间的台地上得到较大规模的种植。前述晋尚书杜预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时，曾兴修水利，造福地方，使包括武陵地区在内的民众安居乐业。北齐李元终任“蛮民”聚居的南荆州刺史时，曾于州内“开立陂渠，溉稻千顷”，由此“公私赖之”。[25]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水稻种植的扩大。刘宋时期，遇秦雍流民南入梁州，武帝赈灾所用之谷即来自荆州。[26]荆州刺史沈庆之征讨武溪时，发现当地“蛮田大稔，积谷重崖，未有积弊”，宋军从冬到春所用粮食，也是“因粮蛮谷”。[27]前述北周郭彦任澧州刺史时，“蛮左生梗，未遵朝宪。至于赋税，违命者多，聚散无恒，不营农业”。在彦的劝导下，民“皆务本，家有余粮。亡命之徒，咸从赋役”。[28]沿江与平原的居民也逐渐放弃“刀耕火种”，从游耕走向定耕，“与夏人参居者”更是“颇输租赋”。[29]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上，在北周长孙俭任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时，“荆蛮”之地，“少不敬长”。在俭的“殷勤劝导”下，风俗大变，“务广耕商”，“民安其业”。[30]畜牧业方面，北周史宁讨抚荆州“蛮左”时，一次得税马1500匹。[31]沈攸之任职荆州时，在江陵更是养“战士十万，铁马二千”，[32]由此可见畜牧业的发展。商业方面，南齐荆州刺史鱼腹候子响曾“令内人私作锦袍絳袄”交换“蛮夷”之器仗，[11]建康民汤天更是“获商行入（荆州）蛮”，[33]和武陵地区的“蛮夷”做起了生意。汉人与“蛮夷”交换的商品主要是盐米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故前述沈攸之为讨伐和“责赕”武陵地区诸“蛮夷”时曾采取“禁断鱼盐”、“断其盐米”的措施，以致“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34]由此可见，既有朝廷官吏用内地特有商品与武陵地区的器物交换，也有民间的相互交往，而且内地与武陵地区是相互依赖，各取所需。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交融。武陵地区土著“蛮夷”在与客民交往交流中，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而且习得了一些观念性的知识。沿江与平原居民生计方式从游耕转向定耕之后，与之相适应，其居住方式也开始发生较大的转变，即参照华夏客民屯聚山谷或平坝，定居生活。否则《魏书》不会有“冉氏、向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29]的记载。与此同时，他们也参照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或宗族的方式，实行大姓统治，以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出现了大量的田、向、冉等大姓的酋帅。[35]41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动荡和族群融合，至隋朝，南郡、清江等郡虽“多杂蛮左”，但这些“蛮左”“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36]由此可见，与经济发展一样，武陵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土客之间文化交流融合也具有不平衡性。与夏人杂居或接触多的土著“蛮左”与夏人越来越相似，藏在深山与夏人接触少者则仍保持自己鲜明的族群特色。
凡事皆有两面性。客民的到来，一方面促进了武陵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族群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土客的矛盾。前述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就是土客之忿争多导引。据《晋书》载，晋惠帝末，王澄任荆州刺史，时“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澄使成都内史讨之。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南破零桂，东掠武昌，败王机于巴陵。”[37]在此事件中，杜弢乃蜀郡人，以才学著称于西州。时为醴陵令，与南平太守应詹曾镇压过巴蜀流民起义。后因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蜀流民皆欲反。”眺相信了冯素的话，“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俱反，并因杜弢是西州重望，推其为主。杜弢也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38]清人黄恩彤所撰《鉴评别录》更是认为，晋之乱，多由流民而起，“初失之于李特，再失之于张昌，三失之于王如，四失之于杜弢。”[39]流民是客民中没有稳定职业或工作的人，是客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晋朝之乱，多带有一定的土客矛盾的因素。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内涵丰富，关系复杂。土著既包括“蛮夷”，也包含“夏人”。土著的“蛮夷”和夏人之间虽然存在文化上的差别，但并没有严格的族群边界。与夏人杂居或毗邻而居的“蛮夷”，有些不仅文化上已与“诸华不别”，而且还入籍成了“编户齐民”。与土著相比，这一时期客民的来源、成分也比较复杂。这些客民主要以来自北方的为主。他们当中，既有兵家、吏家带来的人员，也有“逃亡入蛮”的汉人编民，还有北迁而来的流民。他们的族属，虽以汉人为主，但也包含一部分的“蛮民”。伴随着朝廷或者地方的经营、治理以及客民的迁入，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交融。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土客矛盾，晋朝之乱的动因即是说明。可见，武陵民族关系研究不能简单就民族论民族，而应立足区域族群关系场域，深入分析空间、时间以及人口流动对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及其关系的影响。
注 释：
[1] 陈金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的农业经营略论》，《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2] 张雄：《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王延武：《两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雷翔：《魏晋南北朝“蛮民”的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陈金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略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三国争夺中间地带少数民族述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八，（南朝宋）裴松之注，《吴书·陆逊附陆抗传》，《续四部丛刊·史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本文所参“二十四史”，皆据此本，后注从略。
[4]（晋）陈寿：《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
[5]（明）陈洪谟：《常德府志》卷一五，《人品志》，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6]（晋）陈寿：《三国志》卷六一，《吴书·潘濬传》。
[7]（晋）陈寿：《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
[8]（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
[9]（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五，《吴书·黄盖传》。
[10]（晋）陈寿：《三国志》卷六〇，《吴书·钟离牧传》。
[11]（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
[12]（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九，《夷貊传下》。
[1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七一，《施州》转载于《十道志》，《六府文藏·子部·类书类》，四库全书本。
[14]（唐）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九，《蛮獠传》。
[15]（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南蛮上》，《六府文藏·史部·政书类》，北宋本。
[16]（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一，《蛮传》。
[1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六，《刘弘传》。
[1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三，《王澄传》。
[19]（南朝·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卷二三，（唐）李善等注，《咏怀》，四库丛刊·初编·集部，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20]（清）余良栋修、刘凤苞纂：《桃源县志》卷十，《人物志下·隐逸》，光绪十八年刻本。
[21]（清）苏益馨修、梅峄纂：《石门县志》卷三八，《政绩志》，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22]（清）聂光銮修、王柏心、雷春沼纂：《宜昌府志》卷一三下，《士女·流寓》，清同治五年刊本。
[23] 王勇：《湖南人口變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4] 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上）》，民族出版社，2006年。
[25]（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四部丛刊·初编·史部》，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27]（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七七，《沈庆之》。
[28]（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三七，《郭彦传》。
[2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〇一，《蛮传》。
[30]（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
[31]（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八，《史宁传》。
[32]（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
[33]（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
[3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传》。
[35] 吴永章、田敏：《鄂西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
[36]（唐）魏徵、长孙无忌：《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续四部丛刊·史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
[37]（唐）李世民、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三，《王戎传》。
[3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七，（元）胡三省注，《晋纪九》，《四部丛刊·初编·史部》，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39]（清）黄恩彤：《鉴评别录》卷二十，《晋纪三》，《六府文藏·史部·史评类》，光绪三十一年家塾刻本。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孙 珂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武陵地区；土著；客民；变迁；交融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31-06
魏晉南北朝又称三国魏晋南北朝，该期始自220年，终于581年，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以及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作为重要的“中间地带”[1]之一，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成了各方势力竞相争夺和利用的重要区域。学界对这一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沿着传统民族史“溯源”的思路，重点分析探讨了该地区“蛮族”的民族成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以及各地方政权或势力对“蛮族”的治理，[2]少见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在特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考察土客关系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外来人口与本土居民相互融合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土/客”关系的角度，在深入分析本土居民以及客民状况的基础上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对深化、拓展武陵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华”与“夷”：“土著”的构成及其族属
三国时期，武陵地区成为吴蜀魏争夺的中间地带。[3]三国前期，武陵地区多为刘蜀所据。及刘备兵败夷陵，宜都（治宜都西北，下辖夷道、西陵、佷山）、武陵（除佷山划归南郡外，武陵郡所辖均袭后汉）、南郡、建平郡（治重庆巫山，下辖巫县、秭归、信陵、兴山、沙渠）之地均属吴。孙休之时，割武陵郡之灵阳、充等地置天门郡。至西晋，武陵郡所领辖地变为临沅、龙阳（今湖南汉寿）、沅陵、酉阳、沅南、迁陵、舞阳、镡城等十县。梁陈时期，武陵郡一分为二，一为武州，一为沅陵郡。[2]与秦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行政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著的构成也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既有汉人，也有各类“蛮夷”。土著汉人主要是秦汉时期王朝置郡县、武力征伐、募民、遣罪犯实边、躲避中原战乱和灾荒带来的。这些人在秦汉时期是外来的“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变成了落地生根的“土著”之民。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史志中所记载的户与口多是这些入了籍的土著汉人。如曹魏嘉平二年（250）王昶建言“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4]中的“民”即为入籍之土著汉人，“夷”即为未入籍的土著“蛮夷”。三国时的廖立、潘濬，晋时的阎会、潘亰、龚玄之、邵荣兴、伍朝，南北朝的范安祖、伍安贫、黄闵等即是这些土著汉人的代表和翘楚，特别是廖立、潘濬、伍安贫、黄闵四人，廖曾迁长沙太守，潘被孙权拜为中郎将，迁太常，伍安贫、黄闵则撰有《武陵记》。嘉靖《常德府志》载廖立言：“武陵人，蜀先主辟为从事，迁长沙太守。”又载伍安贫、黄闵曰：“伍安贫，武陵人，博雅嗜学，梁屡降玄纁之礼，聘之。固以疾辞。尝撰《武陵图志》。黄闵，武陵人，博学能词艺，尝撰《沅州志》。”[5]《吴志》载潘濬曰：“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弱冠从宋仲子受学，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时沙羡长赃秽不修，濬按杀之，一郡震竦，后为湘乡令，治甚有名。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典留州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濬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候。”[6]
关于“蛮夷”，其多数虽不在官府的户籍之中，但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著的主体。这些“蛮夷”按时间先后和地域大致分为三国时期的“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武陵五溪獠”、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荆州蛮”等。
“宜都郡夷”与“建平郡夷”主要是指三国时期生活在孙吴之宜都郡与建平郡的“蛮夷”。是时的宜都郡下辖夷道（治今湖北宜都西北）、西陵（治今湖北宜昌东）、佷山县（治今湖北长阳西），建平郡下辖巫县（治今重庆巫山）、秭归（治今湖北秭归）、信陵（治今湖北秭归东）、兴山（治今湖北兴山北）、沙渠（治今湖北恩施）。这一时期，对宜都、建平二郡展开争夺的主要是吴、蜀。为了争夺宜都、建平二郡，吴、蜀均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笼络生活在二郡的“蛮夷”。建安二十年（219），陆逊攻取宜都、秭归、枝江、夷道，孙权随即命陆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蜀之宜都太守樊友则弃郡逃跑，“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纠合夷兵数千人，勾连蜀国，占据三峡。“逊复部旌讨破布、凯。布、 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3]孙吴黄武元年（222），刘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诸夷。”[3]孙吴凤凰元年（272），晋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陆抗“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3]陆抗所统帅“夷兵”，当系从宜都郡西部所辖县夷人中募集而来。
三国时期，尽管武陵郡的归属和辖地与秦汉相比有所变化，但这两个时期所言的“武陵蛮”总体上指的是同一个族群。建武二十四年（219），孙权杀关羽，夺荆州，武陵郡随之归吴。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军伐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7]并派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绶，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不仅“反为蜀”，而且“遣使请兵”。[8]次年二月，刘备又率军自秭归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7]由此可见，在蜀汉“安慰”、“招纳”政策之下，蜀汉与“武陵蛮”之关系相对和睦。 与蜀汉和“武陵蛮”相对和睦关系相比，吴与“武陵蛮”的关系则相对比较紧张。吴取荆州辖武陵郡后，即以武陵汉寿人潘濬治理武陵，并以武力征讨之。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取城邑，又以黄盖领武陵太守。黄盖设计击“武陵蛮夷”，“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9]此后，“武陵蛮夷”又反，吴则遣太常潘濬率兵五万征讨，平之。至此，“武陵蛮夷”受到重挫，反乱顿息。魏灭蜀后，魏遣汉葭（今重庆彭水县）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并率涪陵民至迁陵界，屯于赤沙，招诱诸夷邑君，又攻取酉阳县。是时的迁陵县属武陵郡，在今湖南保靖县东部；酉阳县也属武陵郡，县在酉溪之阳；赤沙则在迁陵、酉阳之间。永安六年（263），吴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率兵“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从塞上。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10]郭纯等逃散，五溪乃平。
除了“武陵蛮”，三国时期的武陵地区特别是五溪一带，还生活着一定数量的“獠”。前述刘备伐吴时，曾派将军吴班、冯习攻吴，至秭归时，有“武陵五溪蛮獠遣使请兵”。在此，“武陵五溪蛮獠”中的“蛮獠”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蛮”与“獠”的并称。因其生活的区域在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黔东北、黔东南、渝东南的部分县市，故称之为“武陵五溪獠”。此后，“獠”长期在武陵五溪一带生活，南北朝刘宋末年即有“诸蛮”“反五溪”，“蛮王”子田都“走入獠中”，由此导致“蛮部大乱”。[11]
两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湘西、鄂西南、渝东的“蛮夷”是继“宜都郡夷”、“建平郡夷”、“武陵蛮”而起的“荆雍州蛮”。“荆雍州蛮”有“雍州蛮”与“荆州蛮”之分。“雍州蛮”主要是生活在沔水（汉水）的“沔中蛮”、“沔北蛮”；“荆州蛮”主要包括生活于清江流域、溇水流域和渝东南地区的“峡中蛮”、“巴东蛮”、“宜都蛮”、“天门蛮”，生活于五溪和黔东地区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五溪夷”）等。诸“蛮夷”遥相呼应，连成一片，使统治者难以真正“降伏”他们。在湘西以及黔东北，晋初杨宗為武陵太守，他只能住在巴东郡的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南朝齐高帝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11]。在清江、溇水流域和渝东南一带，“宜都蛮”、“巴东蛮”、“峡中蛮”、“天门蛮”等持续活动。在清江下游，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少帝景平二年（424）诣阙上献。七年（429），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12]在清江上游，则有酋帅向邹兄弟四人在北周建德二年（573）相率内附，由是立施州；[13]渝东南则有冉氏、向氏、田氏“蛮蜑”，“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14]此外，“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12]可见，始置于孙吴治溇中，辖地原属武陵郡北部的天门郡也有不少的“蛮夷”。
上述“蛮獠”主要是根据时间先后、按地域进行划分的。如按种类，他们主要属于“盘瓠蛮”、“廪君蛮”，同时还有一部分古濮人、越人。三国时的“建平郡蛮”、“宜都郡蛮”主要属“廪君蛮”，故南朝宋人范晔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将“巴郡南郡蛮”列入“廪君蛮”范畴，杜佑《通典》在卷187“板楯蛮”条中则有“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15]的说法；“武陵蛮”、“武陵五溪獠”则主要属“盘瓠之后”，但同时又包含部分巴人、越人、濮人，[2]否则不会出现“武陵五溪蛮獠”的称呼以及后世武陵地区的“獠”人，湘西澧水、沅水流域也不会发现虎纽錞于或者巴式柳叶剑。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峡中蛮”、“宜都蛮”主要属“廪君蛮”，“武陵蛮”主要属“盘瓠蛮”，故杜佑《通典》在卷187“板楯蛮”条中又言：“按后汉史，其在黔中、长沙、五溪间，则为盘瓠之后，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 [15]上述“盘瓠蛮”、“廪君蛮”虽有大致的地理分布，但又无法截然分开，特别是魏晋之后，随着族群迁徙的加快，他们又相互交错居住，难辨彼此，故杜佑也不得不发出“（盘瓠、廪君）种落繁盛，侵扰州郡，或移徙交杂，亦不可得详别焉”[15]的感叹！
二、动因复杂：客民的迁入及其来源
三国特别是晋永嘉之乱之后，北方民众大量南迁，荆州、益州等地成为北方民众主要的迁入地。加上永兴年间（153-154）益州客籍流民掀起反抗官府的起义，大批民众更是涌入荆湖地区。故《魏书》载蜀之流人曰：“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16]是时，荆州流民达10万余户，羁旅贫乏之人多为盗贼，并形成了客籍“流民”问题。[17]如散在荆湘地区的巴蜀流人曾与土人发生忿争，由此杀县令，屯聚乐乡。官府讨之，则以杜弢为主，揭竿起义，流民“四五万家一时俱反”。[18]为安置这些客籍流民，自东晋始，统治者在南方各流民集中处建置了许多侨郡。在荆州设置的侨郡主要有新兴郡、南河东郡、南义阳郡、绥安郡、武宁郡、汶阳郡，这些侨郡多在江汉平原，只有南义阳郡（位于今湖南安乡、澧县一带）位于武陵地区的边缘。武陵地区虽未设侨郡、侨县，但并不意味没有客籍流民涌入。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载了晋太元年间（376-396），一武陵打渔人误入桃花源所发生的故事。故事云桃花源人乃先世帅妻子、邑人避秦乱而来，后与世隔绝，不知有汉，也无论魏晋。故事本身并非一定是历史真实，但却反映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时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即当时为逃避战火，人们纷纷逃入深山，希望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前述《宋书》“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如蛮”即是《桃花源记》的历史依据。其实，自汉末以来，因避乱或其他原因迁入武陵地区的大有人在。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曾言中原汉民避乱逃亡入“蛮”，曰：“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19]据光绪《桃源县志》载：晋代时值司马桓温跋扈，瞿硎曾隐居于湖南桃源县灵岩洞。[20]嘉庆《石门县志》也载：晋王裕之，早期担任天门太守。担任太守期间，无事则钟情于山水。安帝元兴时转为南平太守，“因桓玄擅晋，遂弃官隐东山”。[21]同治《宜昌府志》则载郭璞曰：“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父瑗为建平太守，即今归巴地。永嘉之乱避地东南，今城中有尔雅、明月二台。”[22]既然是“远身适荆蛮”或者隐遁，那他们多半是不上户口不入籍，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统计的武陵地区人口不升反而锐减的现象（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从西晋太康元年（280）至刘宋大明八年（464）前后184年，武陵地区官方统计的户数从23100户锐减至9125户，人数从150250减至70263口，在籍户数消失了近60%，人数则消失了一半有余。全国其他地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至于其原因，王勇之《湖南人口变迁史》认为主要有：一是魏晋南北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当时的世家豪族荫附户口分割了王朝的人口；二是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东晋王朝设置了大量侨郡、侨县，这些人未编入户籍；三是兵家、吏家户籍另立，未归郡县管辖；四是大量“蛮夷”和“逃亡入蛮”的汉人不在州县编户之内。[23]19-37笔者认为，武陵地区户口锐减的原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的情况大体相似，故《南史》载：（孝武大明中）巴东、天门、宜都、建平郡蛮为寇作乱时，“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顺帝时人户流散更加厉害。[12]同时，据此也可洞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客民的三个主要来源：一是兵家、吏家带来的人员；二是“逃亡入蛮”的汉人编民。汉人编民既有武陵地区的在籍编民，也有来自非武陵地区的在籍编民。对此，雷翔在分析江沔“蛮民”来源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的“蛮民”成分复杂，其中包含不少脱离了官方统治的汉人。将其统称为“蛮民”，有混淆“盗贼”与“蛮”的嫌疑。[2]雷翔分析的对象虽然是江沔“蛮民”，但对武陵地区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三是流民。流民以北来汉人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部分的“蛮民”。特别是来自巴蜀、巴峡地区的流民，就有一部分属于当地“蛮民”。[24]87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的客民来源是比较复杂的，有兵家、官家及其带来的人员，也有流民；有汉人，也有“蛮民”。
三、变迁与融合：土客关系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灾害频发，民众死伤者众多，其余的人也多有南迁。与此同时，统治者为控制各地“诸蛮夷”，在征战的同时又采取移居“蛮民”至内地或容易控制的新区的政策。由此带来了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的变化。前述“逃亡如蛮”的汉人、兵家、吏家、流民进入武陵地区，与当地的土著“蛮夷”和汉人，一同构成了三国魏晋南北时期武陵地区的土与客，并為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
客民的迁入，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技术，促进了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农业上，水利条件有所改善，水稻已在平原、丘陵的平坝、山间的台地上得到较大规模的种植。前述晋尚书杜预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时，曾兴修水利，造福地方，使包括武陵地区在内的民众安居乐业。北齐李元终任“蛮民”聚居的南荆州刺史时，曾于州内“开立陂渠，溉稻千顷”，由此“公私赖之”。[25]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水稻种植的扩大。刘宋时期，遇秦雍流民南入梁州，武帝赈灾所用之谷即来自荆州。[26]荆州刺史沈庆之征讨武溪时，发现当地“蛮田大稔，积谷重崖，未有积弊”，宋军从冬到春所用粮食，也是“因粮蛮谷”。[27]前述北周郭彦任澧州刺史时，“蛮左生梗，未遵朝宪。至于赋税，违命者多，聚散无恒，不营农业”。在彦的劝导下，民“皆务本，家有余粮。亡命之徒，咸从赋役”。[28]沿江与平原的居民也逐渐放弃“刀耕火种”，从游耕走向定耕，“与夏人参居者”更是“颇输租赋”。[29]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上，在北周长孙俭任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时，“荆蛮”之地，“少不敬长”。在俭的“殷勤劝导”下，风俗大变，“务广耕商”，“民安其业”。[30]畜牧业方面，北周史宁讨抚荆州“蛮左”时，一次得税马1500匹。[31]沈攸之任职荆州时，在江陵更是养“战士十万，铁马二千”，[32]由此可见畜牧业的发展。商业方面，南齐荆州刺史鱼腹候子响曾“令内人私作锦袍絳袄”交换“蛮夷”之器仗，[11]建康民汤天更是“获商行入（荆州）蛮”，[33]和武陵地区的“蛮夷”做起了生意。汉人与“蛮夷”交换的商品主要是盐米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故前述沈攸之为讨伐和“责赕”武陵地区诸“蛮夷”时曾采取“禁断鱼盐”、“断其盐米”的措施，以致“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34]由此可见，既有朝廷官吏用内地特有商品与武陵地区的器物交换，也有民间的相互交往，而且内地与武陵地区是相互依赖，各取所需。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交融。武陵地区土著“蛮夷”在与客民交往交流中，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而且习得了一些观念性的知识。沿江与平原居民生计方式从游耕转向定耕之后，与之相适应，其居住方式也开始发生较大的转变，即参照华夏客民屯聚山谷或平坝，定居生活。否则《魏书》不会有“冉氏、向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29]的记载。与此同时，他们也参照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或宗族的方式，实行大姓统治，以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出现了大量的田、向、冉等大姓的酋帅。[35]41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动荡和族群融合，至隋朝，南郡、清江等郡虽“多杂蛮左”，但这些“蛮左”“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36]由此可见，与经济发展一样，武陵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土客之间文化交流融合也具有不平衡性。与夏人杂居或接触多的土著“蛮左”与夏人越来越相似，藏在深山与夏人接触少者则仍保持自己鲜明的族群特色。
凡事皆有两面性。客民的到来，一方面促进了武陵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族群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土客的矛盾。前述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就是土客之忿争多导引。据《晋书》载，晋惠帝末，王澄任荆州刺史，时“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澄使成都内史讨之。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南破零桂，东掠武昌，败王机于巴陵。”[37]在此事件中，杜弢乃蜀郡人，以才学著称于西州。时为醴陵令，与南平太守应詹曾镇压过巴蜀流民起义。后因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蜀流民皆欲反。”眺相信了冯素的话，“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俱反，并因杜弢是西州重望，推其为主。杜弢也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38]清人黄恩彤所撰《鉴评别录》更是认为，晋之乱，多由流民而起，“初失之于李特，再失之于张昌，三失之于王如，四失之于杜弢。”[39]流民是客民中没有稳定职业或工作的人，是客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晋朝之乱，多带有一定的土客矛盾的因素。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地区“土/客”内涵丰富，关系复杂。土著既包括“蛮夷”，也包含“夏人”。土著的“蛮夷”和夏人之间虽然存在文化上的差别，但并没有严格的族群边界。与夏人杂居或毗邻而居的“蛮夷”，有些不仅文化上已与“诸华不别”，而且还入籍成了“编户齐民”。与土著相比，这一时期客民的来源、成分也比较复杂。这些客民主要以来自北方的为主。他们当中，既有兵家、吏家带来的人员，也有“逃亡入蛮”的汉人编民，还有北迁而来的流民。他们的族属，虽以汉人为主，但也包含一部分的“蛮民”。伴随着朝廷或者地方的经营、治理以及客民的迁入，武陵地区特别是沿江、平原地带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交融。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土客矛盾，晋朝之乱的动因即是说明。可见，武陵民族关系研究不能简单就民族论民族，而应立足区域族群关系场域，深入分析空间、时间以及人口流动对作为文化主体的族群及其关系的影响。
注 释：
[1] 陈金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的农业经营略论》，《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2] 张雄：《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王延武：《两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雷翔：《魏晋南北朝“蛮民”的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陈金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间地带略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三国争夺中间地带少数民族述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八，（南朝宋）裴松之注，《吴书·陆逊附陆抗传》，《续四部丛刊·史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本文所参“二十四史”，皆据此本，后注从略。
[4]（晋）陈寿：《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
[5]（明）陈洪谟：《常德府志》卷一五，《人品志》，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6]（晋）陈寿：《三国志》卷六一，《吴书·潘濬传》。
[7]（晋）陈寿：《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
[8]（晋）陈寿：《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
[9]（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五，《吴书·黄盖传》。
[10]（晋）陈寿：《三国志》卷六〇，《吴书·钟离牧传》。
[11]（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
[12]（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九，《夷貊传下》。
[13]（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七一，《施州》转载于《十道志》，《六府文藏·子部·类书类》，四库全书本。
[14]（唐）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九，《蛮獠传》。
[15]（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南蛮上》，《六府文藏·史部·政书类》，北宋本。
[16]（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一，《蛮传》。
[1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六，《刘弘传》。
[1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三，《王澄传》。
[19]（南朝·梁）萧统编：《六臣注文选》卷二三，（唐）李善等注，《咏怀》，四库丛刊·初编·集部，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20]（清）余良栋修、刘凤苞纂：《桃源县志》卷十，《人物志下·隐逸》，光绪十八年刻本。
[21]（清）苏益馨修、梅峄纂：《石门县志》卷三八，《政绩志》，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22]（清）聂光銮修、王柏心、雷春沼纂：《宜昌府志》卷一三下，《士女·流寓》，清同治五年刊本。
[23] 王勇：《湖南人口變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24] 伍新福：《湖南民族关系史（上）》，民族出版社，2006年。
[25]（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二，《李元忠》。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四部丛刊·初编·史部》，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27]（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七七，《沈庆之》。
[28]（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三七，《郭彦传》。
[2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〇一，《蛮传》。
[30]（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
[31]（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八，《史宁传》。
[32]（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
[33]（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
[34]（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〇，《武十七王传》。
[35] 吴永章、田敏：《鄂西民族发展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
[36]（唐）魏徵、长孙无忌：《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续四部丛刊·史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
[37]（唐）李世民、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三，《王戎传》。
[3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七，（元）胡三省注，《晋纪九》，《四部丛刊·初编·史部》，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
[39]（清）黄恩彤：《鉴评别录》卷二十，《晋纪三》，《六府文藏·史部·史评类》，光绪三十一年家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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