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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凶手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时年26岁｡被害人是年仅16岁的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
刘茜出身于官宦人家,从小就受过良好文化的熏陶,早年在太原市求学,“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她被分配到了抗大15队学习｡其良好的天赋和内秀很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深得队长黄克功的喜欢｡
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提倡晚婚,条件叫做“二八五七团”,就是说28岁年龄,5年党龄､7年军龄､团级干部,具备这些条件才准结婚｡黄克功27岁,还差1岁,但他的党龄､军龄､级别已具备条件｡
1937年9月间,陕北公学成立,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任抗大6队队长｡此时,刘茜也喜欢上了自己的队长黄克功,他们的恋爱关系也定了下来,同时公开化了｡但不久,刘茜发现自己与黄克功在年龄､经历､性格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开始有意疏远黄克功并表示要中断恋爱关系｡黄克功不答应,他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不断地对刘茜纠缠不休｡
1937年10月5日黄昏,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威逼她公开宣布与之结婚,遭到拒绝后,黄克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刘威胁恫吓,刘茜决意不屈服,黄克功感情冲动,失去理智,竟对刘茜右肋和头部开了两枪,造成刘茜当场死亡｡制造了震惊延安的“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事件’”｡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在延安和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舆论沸沸扬扬,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人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据说,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正在延安访问｡案件处理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产生影响,外国记者们拭目以待｡国统区将此称之为“桃色事件”,国民党特务煽动造谣说:共产党高级将领为找老婆要掉头,倒不如过来给你们弄个三房四妾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借题发挥,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共主党｡这一事件在党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为严肃军纪､应予以枪毙;但一些与黄克功有相似革命经历的同志动了恻隐之心,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并立有战功,他杀害刘茜只是一时感情冲动,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如果杀了黄克功,就会再损失一份革命力量｡还不如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
这种同情的舆论似乎给黄克功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心存幻想,充满感情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宁愿拿着冲锋枪,在执法队的监督下,向日寇冲锋陷阵,让一腔热血倾洒在战场上,也不愿死在自己的法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写信给毛泽东,征询意见｡
一时间,万众瞩目宝塔山｡
毛泽东收到黄克功的信后久久不说一句话,他对黄克功是比较了解的｡在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作战勇敢,曾经在山西带领一个营消灭敌人一个团;还多次受伤,身上留有几块弹片｡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时,他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旅长,可以说是一个有功之臣｡
要不要杀黄克功?此时的毛泽东陷入两难的境地｡俗话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国难当头,又正是用人之际,杀了黄克功对革命无疑是一个损失｡但是,如果不杀黄克功同样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踱步,足足有三个小时｡他在痛苦地思考､在抉择｡
作为党的领袖,他深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意义｡这种平等是无条件的,不管官职､贡献､年龄､性别､民族､信仰等因素,在适用法律上是完全一样的,都一样接受审判,一样处罚和量刑,不应有任何等级和差异｡这是维护一个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基础｡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奖罚严明,过不否功,功不抵罪｡虽然从个人情感上说,毛泽东非常爱才,他也知道革命正需要像黄克功这样能征善战的勇士和将领,但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牢不可破的价值观相比,战功显赫的黄克功却又显得微不足道｡终于,他提起笔给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痛下决心,表示必须处死黄克功,并要求在宣读判决时宣读这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写完信已是十分痛苦,黄克功毕竟是一个在井冈山就跟随他干革命的红小鬼｡
1937年10月11日,黄克功被公审并执行枪决｡
黄克功被绳之以法,在延安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当时的陕甘宁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0月14日第一版曾这样报道:“边区最高法院,11日组织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审讯结果,黄克功自己承认,因为刘茜拒绝他的求婚要求,而实行强迫,终于不遂而以手枪擎杀刘茜｡这是苏区中从来所未曾见过｡黄克功这种卑鄙行为,是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容许的｡这种为着个人恋爱,抛弃了过去艰苦斗争光荣历史,不顾目前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破坏红军纪律,违反革命政府的法令,以最残忍手段,枪杀革命同志,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律,法院为执行群众要求与法律起见,特于公审大会将黄克功执行枪决｡”我国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由于共产党说到做到,坚持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结果,流言也不攻自破,党的威信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使群众更加信赖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从四面八方包括从国民党统治区冲破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男女青年就有五万多人｡全党全军也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呈现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良好局面,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据《军事史林》)
刘茜出身于官宦人家,从小就受过良好文化的熏陶,早年在太原市求学,“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她被分配到了抗大15队学习｡其良好的天赋和内秀很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深得队长黄克功的喜欢｡
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提倡晚婚,条件叫做“二八五七团”,就是说28岁年龄,5年党龄､7年军龄､团级干部,具备这些条件才准结婚｡黄克功27岁,还差1岁,但他的党龄､军龄､级别已具备条件｡
1937年9月间,陕北公学成立,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任抗大6队队长｡此时,刘茜也喜欢上了自己的队长黄克功,他们的恋爱关系也定了下来,同时公开化了｡但不久,刘茜发现自己与黄克功在年龄､经历､性格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开始有意疏远黄克功并表示要中断恋爱关系｡黄克功不答应,他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不断地对刘茜纠缠不休｡
1937年10月5日黄昏,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威逼她公开宣布与之结婚,遭到拒绝后,黄克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刘威胁恫吓,刘茜决意不屈服,黄克功感情冲动,失去理智,竟对刘茜右肋和头部开了两枪,造成刘茜当场死亡｡制造了震惊延安的“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事件’”｡
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在延安和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舆论沸沸扬扬,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人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据说,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正在延安访问｡案件处理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产生影响,外国记者们拭目以待｡国统区将此称之为“桃色事件”,国民党特务煽动造谣说:共产党高级将领为找老婆要掉头,倒不如过来给你们弄个三房四妾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借题发挥,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共主党｡这一事件在党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为严肃军纪､应予以枪毙;但一些与黄克功有相似革命经历的同志动了恻隐之心,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并立有战功,他杀害刘茜只是一时感情冲动,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如果杀了黄克功,就会再损失一份革命力量｡还不如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
这种同情的舆论似乎给黄克功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心存幻想,充满感情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宁愿拿着冲锋枪,在执法队的监督下,向日寇冲锋陷阵,让一腔热血倾洒在战场上,也不愿死在自己的法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写信给毛泽东,征询意见｡
一时间,万众瞩目宝塔山｡
毛泽东收到黄克功的信后久久不说一句话,他对黄克功是比较了解的｡在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作战勇敢,曾经在山西带领一个营消灭敌人一个团;还多次受伤,身上留有几块弹片｡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时,他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旅长,可以说是一个有功之臣｡
要不要杀黄克功?此时的毛泽东陷入两难的境地｡俗话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国难当头,又正是用人之际,杀了黄克功对革命无疑是一个损失｡但是,如果不杀黄克功同样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踱步,足足有三个小时｡他在痛苦地思考､在抉择｡
作为党的领袖,他深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意义｡这种平等是无条件的,不管官职､贡献､年龄､性别､民族､信仰等因素,在适用法律上是完全一样的,都一样接受审判,一样处罚和量刑,不应有任何等级和差异｡这是维护一个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基础｡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奖罚严明,过不否功,功不抵罪｡虽然从个人情感上说,毛泽东非常爱才,他也知道革命正需要像黄克功这样能征善战的勇士和将领,但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牢不可破的价值观相比,战功显赫的黄克功却又显得微不足道｡终于,他提起笔给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痛下决心,表示必须处死黄克功,并要求在宣读判决时宣读这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写完信已是十分痛苦,黄克功毕竟是一个在井冈山就跟随他干革命的红小鬼｡
1937年10月11日,黄克功被公审并执行枪决｡
黄克功被绳之以法,在延安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当时的陕甘宁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0月14日第一版曾这样报道:“边区最高法院,11日组织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审讯结果,黄克功自己承认,因为刘茜拒绝他的求婚要求,而实行强迫,终于不遂而以手枪擎杀刘茜｡这是苏区中从来所未曾见过｡黄克功这种卑鄙行为,是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容许的｡这种为着个人恋爱,抛弃了过去艰苦斗争光荣历史,不顾目前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破坏红军纪律,违反革命政府的法令,以最残忍手段,枪杀革命同志,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纪律,法院为执行群众要求与法律起见,特于公审大会将黄克功执行枪决｡”我国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由于共产党说到做到,坚持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结果,流言也不攻自破,党的威信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使群众更加信赖共产党｡1938年至1942年,从四面八方包括从国民党统治区冲破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男女青年就有五万多人｡全党全军也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呈现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良好局面,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据《军事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