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环境保护力度逐渐增强，绿色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商业银行也逐年增加了绿色信贷的发放规模。本文从动态视角出发，系统地梳理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并利用12家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8年的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实证结果显示绿色信贷规模占比的波动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波动呈弱正相关，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有利于提高资产收益率的增长。因此政府和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完善绿色信贷监管体系、构建多层次风控体系及信息共享体系、完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等。
关键词：绿色信贷 商业银行 财务绩效
一、引言
“绿色信贷”源于绿色金融，Sonia Labatt和White Rodney（2002）在其著作《环境金融：环境风险评估和金融产品指南》中认为，绿色金融是通过利用市场信息，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来转移环境风险并最终不断提高环境质量的一种金融形态。①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理念在信贷领域的具体体现。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建议》时提出了“绿色信贷”概念：绿色信贷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融资项目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对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或有损于生态环境的融资项目限制信贷投放或征收较高利率的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是环境保护政策通过金融杠杆而实现的一种调控工具。之后，政府部门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指导商业银行以绿色信贷为抓手，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助力经济转型，实现商业银行和经济和谐、可持续的发展。2012年中国银监会（现已与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下称“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2014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2016年，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在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見》中，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商业银行通过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将环境保护因素纳入信贷审批机制，引导资金从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流向绿色产业，有利于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有关机构测算，“十三五”期间，按照落实现有已经制订的环境规划、计划和标准的“低方案”，中国绿色融资需求为 14.6万亿元。如果基于环境无退化原则的“高方案”，则资金需求为30万亿，2015年—2030年“高方案”绿色融资需求则高达123万亿元②。截至2018年末，我国绿色债券余额近6000亿元③，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例仅为5.81%④，远远不能满足绿色金融融资需求。由于我国的融资结构主要是以商业银行为中介，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绿色融资来源仍将依赖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因此，亟需探索和实施能够有效激励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措施，以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从而探讨能够有效激励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其经营的最高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作为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之一，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如何？目前理论界的观点不一。Salazar （1998）通过研究环境金融的功能，提出金融创新的目标之一是保护环境⑤。
Eric Cowan （1999）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分析了发展环境经济的融资途径⑥。Simpson W G和Kohers（2002）通过对美国银行的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银行财务绩效。银行在实施绿色信贷审批时会耗费一些额外成本，但同时银行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并带来更高的回报率，从而总体上会提高银行的财务绩效⑦。Scholtens和Dam（2007）分析了57家“非赤道银行”和27家“赤道银行”⑧的经营数据，发现后者因环境保护因素而增加了额外成本，最终导致营业利润降低⑨。何德旭和张雪兰（2007）认为，一旦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企业盈利空间会因环保执法而受到严重压缩，偿还贷款的能力降低，叠加贷款银行的声誉必然受到损害，从而降低银行经营绩效⑩。蔡昉 （2008）研究了环境保护、治理的金融手段、工具⑾。E.J.Cilliers、E.Diemont、D.J.Stobbelaar和W.Timmermans（2010）通过分析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现绿色信贷能够大幅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⑿。王遥和潘冬阳（2015）通过引入微观市场不完善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提出了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有效激励措施⒀。马骏（2016）通过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在国内应用状况，探索了进一步完善包括绿色信贷在内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⒁。陶茜（2016）认为，绿色信贷机制通过成本效应、潜在收益与损失效应、声誉效应、激励相容效应等共同对银行经营绩效产生影响，这些效应的综合结果有助于提升银行长期效益和降低经营风险⒂。李苏、贾妍妍和达潭枫（2017）通过对1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并能够降低银行破产风险⒃。王菁（2018）通过分析绿色信贷对兴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发现，绿色信贷机制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提升盈利能力和降低银行经营风险⒄。刘锡良和文书洋（2019）则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探讨了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问题，实证检验发现虽然商业银行信贷投向非绿色领域能够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但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法律风险，不利于长期经营绩效的提升⒅。
通过回顾以往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是否存在正面影响，理论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有的研究仅进行了定性分析。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同一期间的面板数据研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以期获得更全面的研究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绿色信贷能够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
从理论上而言，绿色信贷能够通过两个方面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和环境保护力度日益加强，环境污染事故进入易发频发阶段，因环境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企业扩大投资面临的环境风险越来越高，违法成本也日益提升。一旦企业融资项目违反了环境保护相关规定，商业银行随之面临着项目取缔的违约风险，从而在现有会计准则下，商业银行被迫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导致银行利润遭到侵蚀。而在绿色信贷政策下，商业银行会根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从而有效规避企业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而产生的违约风险，并通过对环境不友好型的融资项目收取较高利率以缓释部分违约风险。同时，商业银行会增加对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的贷款⒆，从而产生更多的更“安全的”利润。
另一方面，绿色信贷政策能够给商业银行带来以下收益：一是绿色经济大多属于新增业态，商业银行通过扩展绿色经济领域的业务，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促进利润增长;二是绿色环保的声誉有助于吸引客户并提升客户忠诚度; 三是金融业属于高度管制行业，良好的环保意识有助于获得更多经营许可，从而促进营收增加;四是绿色环保的声誉能够提升媒体的正面关注度，从而有助于巩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
（二）银行排斥绿色金融业务主要受财务绩效约束
自2007年我国提出“绿色信贷”鼓励政策至今已有12年，但如前文所述，绿色信贷发展规模远达不到实际需求。从理论而言，绿色信贷有益于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但当前绿色信贷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主要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要求与绿色信贷的长期性属性之间的矛盾很难消除或缓解，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转依赖于短期信贷和资金的高速周转以增加盈利与防范风险，即中长期与短期的信贷投入需要一个适当的比例。但大多数绿色项目（如污水处理、固废处理、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的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十几年后才能实现净收益，在此期间一旦政策发生变化，项目将面临贷款本金损失的风险，甚至长期占用资本金。其次是许多绿色项目涉及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往往不仅存在着巨大风险，还增加了商业银行开展尽职调查的额外成本⒇。再次是商业银行属于风险规避者，当前商业银行普遍缺乏环境风险评估专业人才，从而导致在绿色项目融资需求面前产生畏惧心理，降低了风险损失承担的意愿。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结合以上分析，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将资金投放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项目上，支持绿色、环保行业发展。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定期披露绿色信贷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并考虑到一些商业银行并没有充分披露绿色信贷信息。因此，本文选取12家规模较大、代表性较强的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8年的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其中的年度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年度绿色信贷与年度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实行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有利于提升银行财务绩效。
（二）变量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0：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能够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
在当前关于绿色金融（信贷）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总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作为银行绩效的代理指标，将绿色信贷余额、工业废弃治理运营费等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变量，将银行总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等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控制变量。本文认为，綠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变化的动态过程，且绿色信贷余额的绝对规模受当年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故不宜将绿色信贷余额的绝对规模作为影响变量。而绿色信贷规模占比（绿色信贷余额/贷款余额）的变化则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实行力度的动态特征，宜作为影响变量。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2）的变化反映了银行资产的盈利能力变化，与构成资产的绿色信贷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故宜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此外，不良贷款率从规模上影响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从而盈利的能力，资产负债率和贷款余额变化则直接反映了商业银行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从而对资产收益率变化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取绿色信贷余额/贷款余额的变化量作为绿色信贷政策实行力度的代理变量，将资产收益率的变化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将不良贷款率、资产负债率和贷款余额年变化作为影响银行财务绩效的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模型：
其中，ROAV代表资产收益率变化;GLV代表绿色信贷规模占比变化，LBV代表贷款余额变化;NPL代表不良贷款率;DAR代表资产负债率;ε是随机干扰项，代表其他可能影响资产收益率的因素。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
表2是设定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提供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信息，从表中可见，GLV的系数估计值为0.0647，在P<5%的水平上高度统计显著，表明2011-2018年期间绿色信贷占比的变化与ROA的变化之间呈正相关，本文原假设成立，即加快提高绿色信贷规模在贷款总规模中的占比有利于加快提高商业银行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强的盈利能力，但这种影响非常小（系数估计值非常小），其原因可能有：一是因符合环保政策，绿色信贷有助于降低贷款的环保政策违规风险，从而有助于增加净利润。但我国实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间较短，绿色信贷审批体系尚不健全，行业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些必然增加了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额外经营成本，从而部分抵消绿色信贷产生的利润，进而减弱平均总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速率;二是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在银行贷款总额中占比非常小，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占比变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力度非常弱，从表3可以看出，除兴业银行绿色信贷占比较高外，其他样本银行的绿色信贷占贷款总额比例都很低（不足7%），宁波银行绿色占比均值甚至不到1%。而造成绿色信贷规模占比非常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1）虽然政府鼓励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但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自担风险，时刻面临着利润降低甚至亏损的可能性，因此，出于平衡国家政策鼓励情况和自身现实的业务水平的考虑，商业银行在推行绿色信贷的态度上必然各异，导致绿色信贷规模占比大小不一;（2）影子银行占用了大量本可属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2011-2018年，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分别为（单位：万亿元）：19.2、23.9、33.1、40.8、53.3、64.5、65.6、61.3，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分别为：18.3%、19.24%、22.99%、24.79%、28.45%、29.83%、26.03%、22.86%，现实中，影子银行业务游离于监管之外，既不受绿色信贷政策的扶持，更不受绿色信贷政策的约束。在市场自发的利益导向下，受短期利益驱动，影子银行不断吸收本可以流向商业银行的资金，从而减少了绿色信贷可获得的资金量;（3）大量的影子银行信贷资源投向非可持续发展和非环保项目，获得了巨大的短期利润，这对实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商业银行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压力，影响了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此外，模型的控制变量LBV和DAR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分别在P<1%、P<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即贷款总额变化、资产负债率与资产收益率变化年呈正相关，说明提高贷款规模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有助于提高资产收益率的增长。模型的另一控制变量NPL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P<1%的水平上高度统计显著，表明不良贷款率与资产收益率年变化呈负相关，说明降低不良贷款率才有助于加快资产收益率的增长。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样本数据可能非平稳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发现序列NPL在LLC、ADF和PP检验中均存在单位根，所以本文采取对样本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经检验发现统计上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发现模型存在统计上长期协整关系。表明设定模型的稳健性良好，检验结果见表4：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1-2018年12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银行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加快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有助于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但目前这种提升效果尚不明显。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对环境的要求日益提升，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绿色信贷势在必行，因此，无论是外部政策要求还是自身对盈利能力的提升要求，商业银行都应该加快推进绿色信贷，加快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以进一步提高对银行盈利能力的正面影响力度。但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实现经济与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信贷的风险较高，但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存在着巨大的正外部性。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利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趋利避害是其理性选择。因此，绿色信贷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需要政府的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是当前政府和银行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构建绿色信贷监管体系
监管部门可借鉴当前为缓解中小企业、农业部门贷款难问题而实行的差别化监管政策，为积极推进绿色信贷，可考虑对绿色信贷实行特别监管。在风险权重、计提拨备、资本充足率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如降低绿色信贷风险资产权重、允许银行在税前计提绿色信贷资产拨备、降低绿色信贷资本充足要求等。此外，应强化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可以直接为商业银行提供融资企业环境表现的信息，还能有效强化企业为了保护声誉和降低融资成本而承担的环境责任。因此，可以参考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修订《证券法》，增加所有的上市公司强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据此制定环境信息披露范围、标准、发布渠道等，扭转目前以自愿披露环境信息为主的现象，弱化这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以此提升商业银行进一步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二）构建多层次绿色信贷风险管理体系
当前绿色信贷技术尚不成熟、相當数量的环保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环保政策具有变化快、力度趋大的特征，由此导致绿色信贷项目面临着较大的偿还风险。因此，需构建多层次的绿色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以此降低商业银行面临的绿色信贷违约风险，进而提升商业银行扩大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为此，政府部门可考虑设立政策性绿色信贷基金，该基金扮演劣后级角色，与银行共同向绿色项目提供融资，为银行贷款增加一层“安全垫”;或者由银行提供全部融资，当项目出现违约时，由基金进行损失补偿。此外积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对绿色信贷实行财政贴息，财政贴息既保障了商业银行掌握信贷审批主动权，又有力提升了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且政策支持力度可以通过贴息多少而实现，支持力度可控。
此外，还可考虑由政策性基金参与成立融资性担保机构，联合市场化融资性担保机构，共同为绿色信贷项目提供担保。由政策性基金参股担保机构，一方面有利于担保机构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贯彻国家政策。
（三）推进行业信息共享、推进信息平台建设，消除信息孤岛
当前很多绿色项目采用高新技术或新型运营管理模式，也有诸多绿色项目规模较小、分布分散化，还有一些企业掩盖环保违法事件，这些均会增加金融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的额外成本。为此，可考虑建设绿色信贷信息平台，消除绿色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平台功能至少应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将未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发布到信息平台，强化环境违法信息披露，与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发布渠道共同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信息披露网络;二是商业银行能够及时查看环境违法信息和绿色融资项目信息;三是政府能够及时将绿色信贷鼓励政策发布到平台上，提升企业主动守法的积极性。
（四）完善绿色信贷项目审批流程，健全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针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可考虑首先成立绿色信贷管理委员会，从制度上理顺绿色信贷运营体系;其次，在该委员会领导下，深入研究绿色信贷风险控制工具，引入保险、资产证券化等风险管理工具以规避环境责任引致的违约风险;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积极加强与经验丰富、先进银行的交流学习，另一方面加强银行内部动态培训，尤其是加强对一线业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使之具备齐全的环境风险评估能力。
注释：
①Sonia Labatt，White Rodney . Environmental Finance：A Guide to Envior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ncial Products [M].New York ： John Wiley and Sons Inc，2002。
②数据来源：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中外方课题组研究成果，http：//rdcy.org/index.php？s=/Index/news_cont/id/15467.html。 ③数据来源：陈雨露，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9cppcc/n1/2019/0305/c425500-30959112.html。
④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⑤Jose Salazar .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R].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Financial Innovations for Biodiversity Bratislava，Slovakia，1998。
⑥Eric Cowan . Topical Issues In Envionmental Fiance [R].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Asia Branch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ey （CIDA），1999。
⑦Simpson W G and Kohers T.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2，35（2）：97-109。
⑧赤道銀行：在项目融资中采纳“赤道原则”并且严格按照“赤道原则”的标准和要求，审慎核查信贷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将环境风险识别和评价纳入信贷审批和使用的全过程的商业银行。“赤道原则”是2002年由荷兰银行与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该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或贷款时须将融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纳入审批环节，旨在通过金融杠杆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
⑨Scholtens，B. and Dam，L.Banking on the Equator. Are Banks That Adopted the Equator Principles Different from Non-Adopters？ [J].World Development，2007（35）： 1307-1328。
⑩何德旭，张雪兰.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若干问题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7，（12）。
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
E.J. Cilliers，E. Diemont，D.J. Stobbelaar，W. Timmermans . Sustainable green urban planning： the Green Credit Tool [J]. Journal of Pla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2010（10）：57-66。
王遥，潘冬阳.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与干预机制研究[N].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11）。
马骏.中国绿色金融展望[J].中国金融，2016（16）.
陶茜.绿色信贷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机制探讨[J].观经济管理，2016，（5）.
李苏，贾妍妍，达潭枫.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的影响——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7（9）.
王菁.绿色金融对兴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研究[D].河北：河北经贸大学，2018 .
刘锡良，文书洋.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环境责任吗？——基本事实、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19，（3） 。
沈洪涛，马正彪.地区经济发展压力、企业环境表现与债务融资[J].金融研究，2014，（2） 。
胡荣才，张文琼.开展绿色信贷会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吗[J].金融监管研究，2016，（7） 。
样本银行：工商银行（GS）、农业银行（NY）、中国银行（ZG）、建设银行（JS）、招商银行（ZS）、交通银行（JT）、兴业银行（XY）、浦发银行（PF）、中信银行（ZX）、平安银行（PA）、上海银行（SH）、宁波银行（NB）。
张琳，康永辉.绿色信贷、银行异质性和银行财务绩效[J].金融监管研究，2019，（2）。
数据来源：穆迪公司。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李晓西.绿色金融盈利性与公益性关系分析[J].金融论坛，2017（5）。
数据来源：根据样本银行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出。
郝清民，武倩月，葛国锋.绿色信贷的创新与风险——灰色关联度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7）。
苏冬蔚，连莉莉.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J].金融研究，2018，（12）。
（周朝晋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绿色信贷 商业银行 财务绩效
一、引言
“绿色信贷”源于绿色金融，Sonia Labatt和White Rodney（2002）在其著作《环境金融：环境风险评估和金融产品指南》中认为，绿色金融是通过利用市场信息，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来转移环境风险并最终不断提高环境质量的一种金融形态。①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理念在信贷领域的具体体现。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建议》时提出了“绿色信贷”概念：绿色信贷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融资项目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对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或有损于生态环境的融资项目限制信贷投放或征收较高利率的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是环境保护政策通过金融杠杆而实现的一种调控工具。之后，政府部门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指导商业银行以绿色信贷为抓手，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助力经济转型，实现商业银行和经济和谐、可持续的发展。2012年中国银监会（现已与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下称“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2014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2016年，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在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見》中，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在这些政策指引下，商业银行通过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将环境保护因素纳入信贷审批机制，引导资金从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流向绿色产业，有利于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有关机构测算，“十三五”期间，按照落实现有已经制订的环境规划、计划和标准的“低方案”，中国绿色融资需求为 14.6万亿元。如果基于环境无退化原则的“高方案”，则资金需求为30万亿，2015年—2030年“高方案”绿色融资需求则高达123万亿元②。截至2018年末，我国绿色债券余额近6000亿元③，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为8.23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例仅为5.81%④，远远不能满足绿色金融融资需求。由于我国的融资结构主要是以商业银行为中介，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绿色融资来源仍将依赖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因此，亟需探索和实施能够有效激励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措施，以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从而探讨能够有效激励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其经营的最高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作为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之一，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如何？目前理论界的观点不一。Salazar （1998）通过研究环境金融的功能，提出金融创新的目标之一是保护环境⑤。
Eric Cowan （1999）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分析了发展环境经济的融资途径⑥。Simpson W G和Kohers（2002）通过对美国银行的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银行财务绩效。银行在实施绿色信贷审批时会耗费一些额外成本，但同时银行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并带来更高的回报率，从而总体上会提高银行的财务绩效⑦。Scholtens和Dam（2007）分析了57家“非赤道银行”和27家“赤道银行”⑧的经营数据，发现后者因环境保护因素而增加了额外成本，最终导致营业利润降低⑨。何德旭和张雪兰（2007）认为，一旦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企业盈利空间会因环保执法而受到严重压缩，偿还贷款的能力降低，叠加贷款银行的声誉必然受到损害，从而降低银行经营绩效⑩。蔡昉 （2008）研究了环境保护、治理的金融手段、工具⑾。E.J.Cilliers、E.Diemont、D.J.Stobbelaar和W.Timmermans（2010）通过分析绿色信贷和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现绿色信贷能够大幅提高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⑿。王遥和潘冬阳（2015）通过引入微观市场不完善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提出了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有效激励措施⒀。马骏（2016）通过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在国内应用状况，探索了进一步完善包括绿色信贷在内的中国绿色金融体系⒁。陶茜（2016）认为，绿色信贷机制通过成本效应、潜在收益与损失效应、声誉效应、激励相容效应等共同对银行经营绩效产生影响，这些效应的综合结果有助于提升银行长期效益和降低经营风险⒂。李苏、贾妍妍和达潭枫（2017）通过对1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并能够降低银行破产风险⒃。王菁（2018）通过分析绿色信贷对兴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发现，绿色信贷机制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率、提升盈利能力和降低银行经营风险⒄。刘锡良和文书洋（2019）则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探讨了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问题，实证检验发现虽然商业银行信贷投向非绿色领域能够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但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法律风险，不利于长期经营绩效的提升⒅。
通过回顾以往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是否存在正面影响，理论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有的研究仅进行了定性分析。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同一期间的面板数据研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以期获得更全面的研究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绿色信贷能够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
从理论上而言，绿色信贷能够通过两个方面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和环境保护力度日益加强，环境污染事故进入易发频发阶段，因环境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企业扩大投资面临的环境风险越来越高，违法成本也日益提升。一旦企业融资项目违反了环境保护相关规定，商业银行随之面临着项目取缔的违约风险，从而在现有会计准则下，商业银行被迫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导致银行利润遭到侵蚀。而在绿色信贷政策下，商业银行会根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从而有效规避企业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而产生的违约风险，并通过对环境不友好型的融资项目收取较高利率以缓释部分违约风险。同时，商业银行会增加对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的贷款⒆，从而产生更多的更“安全的”利润。
另一方面，绿色信贷政策能够给商业银行带来以下收益：一是绿色经济大多属于新增业态，商业银行通过扩展绿色经济领域的业务，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促进利润增长;二是绿色环保的声誉有助于吸引客户并提升客户忠诚度; 三是金融业属于高度管制行业，良好的环保意识有助于获得更多经营许可，从而促进营收增加;四是绿色环保的声誉能够提升媒体的正面关注度，从而有助于巩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
（二）银行排斥绿色金融业务主要受财务绩效约束
自2007年我国提出“绿色信贷”鼓励政策至今已有12年，但如前文所述，绿色信贷发展规模远达不到实际需求。从理论而言，绿色信贷有益于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但当前绿色信贷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主要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要求与绿色信贷的长期性属性之间的矛盾很难消除或缓解，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转依赖于短期信贷和资金的高速周转以增加盈利与防范风险，即中长期与短期的信贷投入需要一个适当的比例。但大多数绿色项目（如污水处理、固废处理、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的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十几年后才能实现净收益，在此期间一旦政策发生变化，项目将面临贷款本金损失的风险，甚至长期占用资本金。其次是许多绿色项目涉及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往往不仅存在着巨大风险，还增加了商业银行开展尽职调查的额外成本⒇。再次是商业银行属于风险规避者，当前商业银行普遍缺乏环境风险评估专业人才，从而导致在绿色项目融资需求面前产生畏惧心理，降低了风险损失承担的意愿。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结合以上分析，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将资金投放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项目上，支持绿色、环保行业发展。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定期披露绿色信贷数据，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并考虑到一些商业银行并没有充分披露绿色信贷信息。因此，本文选取12家规模较大、代表性较强的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8年的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以其中的年度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年度绿色信贷与年度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实行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有利于提升银行财务绩效。
（二）变量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0：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能够提升商业银行财务绩效。
在当前关于绿色金融（信贷）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总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作为银行绩效的代理指标，将绿色信贷余额、工业废弃治理运营费等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变量，将银行总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等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控制变量。本文认为，綠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变化的动态过程，且绿色信贷余额的绝对规模受当年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较大，故不宜将绿色信贷余额的绝对规模作为影响变量。而绿色信贷规模占比（绿色信贷余额/贷款余额）的变化则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实行力度的动态特征，宜作为影响变量。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2）的变化反映了银行资产的盈利能力变化，与构成资产的绿色信贷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故宜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此外，不良贷款率从规模上影响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从而盈利的能力，资产负债率和贷款余额变化则直接反映了商业银行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从而对资产收益率变化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取绿色信贷余额/贷款余额的变化量作为绿色信贷政策实行力度的代理变量，将资产收益率的变化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将不良贷款率、资产负债率和贷款余额年变化作为影响银行财务绩效的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模型：
其中，ROAV代表资产收益率变化;GLV代表绿色信贷规模占比变化，LBV代表贷款余额变化;NPL代表不良贷款率;DAR代表资产负债率;ε是随机干扰项，代表其他可能影响资产收益率的因素。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
表2是设定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提供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信息，从表中可见，GLV的系数估计值为0.0647，在P<5%的水平上高度统计显著，表明2011-2018年期间绿色信贷占比的变化与ROA的变化之间呈正相关，本文原假设成立，即加快提高绿色信贷规模在贷款总规模中的占比有利于加快提高商业银行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强的盈利能力，但这种影响非常小（系数估计值非常小），其原因可能有：一是因符合环保政策，绿色信贷有助于降低贷款的环保政策违规风险，从而有助于增加净利润。但我国实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间较短，绿色信贷审批体系尚不健全，行业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些必然增加了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额外经营成本，从而部分抵消绿色信贷产生的利润，进而减弱平均总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速率;二是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在银行贷款总额中占比非常小，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占比变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力度非常弱，从表3可以看出，除兴业银行绿色信贷占比较高外，其他样本银行的绿色信贷占贷款总额比例都很低（不足7%），宁波银行绿色占比均值甚至不到1%。而造成绿色信贷规模占比非常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1）虽然政府鼓励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但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自担风险，时刻面临着利润降低甚至亏损的可能性，因此，出于平衡国家政策鼓励情况和自身现实的业务水平的考虑，商业银行在推行绿色信贷的态度上必然各异，导致绿色信贷规模占比大小不一;（2）影子银行占用了大量本可属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2011-2018年，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分别为（单位：万亿元）：19.2、23.9、33.1、40.8、53.3、64.5、65.6、61.3，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分别为：18.3%、19.24%、22.99%、24.79%、28.45%、29.83%、26.03%、22.86%，现实中，影子银行业务游离于监管之外，既不受绿色信贷政策的扶持，更不受绿色信贷政策的约束。在市场自发的利益导向下，受短期利益驱动，影子银行不断吸收本可以流向商业银行的资金，从而减少了绿色信贷可获得的资金量;（3）大量的影子银行信贷资源投向非可持续发展和非环保项目，获得了巨大的短期利润，这对实行绿色信贷政策的商业银行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压力，影响了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此外，模型的控制变量LBV和DAR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分别在P<1%、P<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即贷款总额变化、资产负债率与资产收益率变化年呈正相关，说明提高贷款规模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有助于提高资产收益率的增长。模型的另一控制变量NPL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P<1%的水平上高度统计显著，表明不良贷款率与资产收益率年变化呈负相关，说明降低不良贷款率才有助于加快资产收益率的增长。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样本数据可能非平稳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发现序列NPL在LLC、ADF和PP检验中均存在单位根，所以本文采取对样本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经检验发现统计上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发现模型存在统计上长期协整关系。表明设定模型的稳健性良好，检验结果见表4：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1-2018年12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银行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加快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有助于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但目前这种提升效果尚不明显。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对环境的要求日益提升，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绿色信贷势在必行，因此，无论是外部政策要求还是自身对盈利能力的提升要求，商业银行都应该加快推进绿色信贷，加快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以进一步提高对银行盈利能力的正面影响力度。但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实现经济与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信贷的风险较高，但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存在着巨大的正外部性。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利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趋利避害是其理性选择。因此，绿色信贷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需要政府的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绿色信贷规模占比是当前政府和银行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构建绿色信贷监管体系
监管部门可借鉴当前为缓解中小企业、农业部门贷款难问题而实行的差别化监管政策，为积极推进绿色信贷，可考虑对绿色信贷实行特别监管。在风险权重、计提拨备、资本充足率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如降低绿色信贷风险资产权重、允许银行在税前计提绿色信贷资产拨备、降低绿色信贷资本充足要求等。此外，应强化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可以直接为商业银行提供融资企业环境表现的信息，还能有效强化企业为了保护声誉和降低融资成本而承担的环境责任。因此，可以参考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修订《证券法》，增加所有的上市公司强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据此制定环境信息披露范围、标准、发布渠道等，扭转目前以自愿披露环境信息为主的现象，弱化这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以此提升商业银行进一步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二）构建多层次绿色信贷风险管理体系
当前绿色信贷技术尚不成熟、相當数量的环保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环保政策具有变化快、力度趋大的特征，由此导致绿色信贷项目面临着较大的偿还风险。因此，需构建多层次的绿色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以此降低商业银行面临的绿色信贷违约风险，进而提升商业银行扩大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为此，政府部门可考虑设立政策性绿色信贷基金，该基金扮演劣后级角色，与银行共同向绿色项目提供融资，为银行贷款增加一层“安全垫”;或者由银行提供全部融资，当项目出现违约时，由基金进行损失补偿。此外积极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对绿色信贷实行财政贴息，财政贴息既保障了商业银行掌握信贷审批主动权，又有力提升了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且政策支持力度可以通过贴息多少而实现，支持力度可控。
此外，还可考虑由政策性基金参与成立融资性担保机构，联合市场化融资性担保机构，共同为绿色信贷项目提供担保。由政策性基金参股担保机构，一方面有利于担保机构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贯彻国家政策。
（三）推进行业信息共享、推进信息平台建设，消除信息孤岛
当前很多绿色项目采用高新技术或新型运营管理模式，也有诸多绿色项目规模较小、分布分散化，还有一些企业掩盖环保违法事件，这些均会增加金融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的额外成本。为此，可考虑建设绿色信贷信息平台，消除绿色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平台功能至少应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将未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发布到信息平台，强化环境违法信息披露，与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发布渠道共同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信息披露网络;二是商业银行能够及时查看环境违法信息和绿色融资项目信息;三是政府能够及时将绿色信贷鼓励政策发布到平台上，提升企业主动守法的积极性。
（四）完善绿色信贷项目审批流程，健全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针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可考虑首先成立绿色信贷管理委员会，从制度上理顺绿色信贷运营体系;其次，在该委员会领导下，深入研究绿色信贷风险控制工具，引入保险、资产证券化等风险管理工具以规避环境责任引致的违约风险;第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积极加强与经验丰富、先进银行的交流学习，另一方面加强银行内部动态培训，尤其是加强对一线业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使之具备齐全的环境风险评估能力。
注释：
①Sonia Labatt，White Rodney . Environmental Finance：A Guide to Envior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Financial Products [M].New York ： John Wiley and Sons Inc，2002。
②数据来源：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中外方课题组研究成果，http：//rdcy.org/index.php？s=/Index/news_cont/id/15467.html。 ③数据来源：陈雨露，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9cppcc/n1/2019/0305/c425500-30959112.html。
④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⑤Jose Salazar .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R].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Financial Innovations for Biodiversity Bratislava，Slovakia，1998。
⑥Eric Cowan . Topical Issues In Envionmental Fiance [R].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Asia Branch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ey （CIDA），1999。
⑦Simpson W G and Kohers T.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2，35（2）：97-109。
⑧赤道銀行：在项目融资中采纳“赤道原则”并且严格按照“赤道原则”的标准和要求，审慎核查信贷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将环境风险识别和评价纳入信贷审批和使用的全过程的商业银行。“赤道原则”是2002年由荷兰银行与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该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或贷款时须将融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纳入审批环节，旨在通过金融杠杆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
⑨Scholtens，B. and Dam，L.Banking on the Equator. Are Banks That Adopted the Equator Principles Different from Non-Adopters？ [J].World Development，2007（35）： 1307-1328。
⑩何德旭，张雪兰.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若干问题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7，（12）。
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
E.J. Cilliers，E. Diemont，D.J. Stobbelaar，W. Timmermans . Sustainable green urban planning： the Green Credit Tool [J]. Journal of Pla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2010（10）：57-66。
王遥，潘冬阳.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与干预机制研究[N].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11）。
马骏.中国绿色金融展望[J].中国金融，2016（16）.
陶茜.绿色信贷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机制探讨[J].观经济管理，2016，（5）.
李苏，贾妍妍，达潭枫.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的影响——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7（9）.
王菁.绿色金融对兴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研究[D].河北：河北经贸大学，2018 .
刘锡良，文书洋.中国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环境责任吗？——基本事实、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19，（3） 。
沈洪涛，马正彪.地区经济发展压力、企业环境表现与债务融资[J].金融研究，2014，（2） 。
胡荣才，张文琼.开展绿色信贷会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吗[J].金融监管研究，2016，（7） 。
样本银行：工商银行（GS）、农业银行（NY）、中国银行（ZG）、建设银行（JS）、招商银行（ZS）、交通银行（JT）、兴业银行（XY）、浦发银行（PF）、中信银行（ZX）、平安银行（PA）、上海银行（SH）、宁波银行（NB）。
张琳，康永辉.绿色信贷、银行异质性和银行财务绩效[J].金融监管研究，2019，（2）。
数据来源：穆迪公司。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李晓西.绿色金融盈利性与公益性关系分析[J].金融论坛，2017（5）。
数据来源：根据样本银行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出。
郝清民，武倩月，葛国锋.绿色信贷的创新与风险——灰色关联度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7）。
苏冬蔚，连莉莉.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J].金融研究，2018，（12）。
（周朝晋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