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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票否决权是大国权力的最大证明之一，而与美国和前苏联相比，中国否决权的使用次数和频率相对低得多。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不干涉原则与不结盟政策的最佳证明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那张翻来覆去的弃权票。从1972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以来，中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内冲突的问题上只行使了八次否决权。但2011年10月和2012年2月，中国却在叙利亚问题上连续使用了两次否决权，这样的策略着实让世界不那么适应，也让中国的民众不大适应了。可以说，2012年2月4日这张否决票几乎掀起了近年来国内民众讨论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潮。众说纷纭，争议颇多。随着网络2.0时代的到来，微博也成为中国民众发表自己看法的最佳平台。本刊记者则在微博上切身体会到了这次否决票对民意的切割作用，或许正如有些人说的，整个微博都被这张否决票分裂了……
“左左”与“右右”
在网络新媒体上，政治观点一般分为左右两派，各执一词，相互交锋。自从微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后，左右两派政治观点的喷发点转战到了微博上。本次否决票则不仅让左右两派的泾渭分明体现得淋漓尽致，更让很多平日只关注民生的公共知识分子选边站，同时这些公知的粉丝们也表现得十分活跃，支持或者反对，总有自己的逻辑，总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左派的观点十分简单明了：中国的强大就是要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无休止扩张，中国需要用强硬态度来防止叙利亚人民再遭受强权国家的压迫。中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反抗美国，终结了西方霸权，等等。他们尤其为这张否决票叫好：中国终于扬眉吐气，敢于在国际事件上表态了，同时还粉碎了美帝的倒叙阴谋。
右派的观点更多一些，认为中国民众这次又“被代表”了，是世界的悲哀。中国不应该帮助专制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这样做尤其对不起叙利亚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平民。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叙利亚的“民主之光”，这样的行为甚至是反人类的，因为民主才是人类发展的大潮，等等。
“左左”们把美国的一切行为当作帝国主义入侵，“右右”们则把一切形式上是民主的事物看做世界上最绚丽的灯塔。但是，以意识形态划界而不问事件本身的是非，这本身就是过于盲从的认识。尤其是微博上的公知们，以民主派居多，对叙利亚民生的同情，对西方式民主的向往，是他们做出几乎一切判断的出发点，说到底，道德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乃至公知的理论基础。
否决票与道义
尽管本刊记者无意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基于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国际政治与道义的关系。人们不能把道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一个人作为个人，可以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但是国家则不能这样说。因为国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权衡，国家不能单纯为了道义行事，国家无权因为在道义上责难别国对自由的侵犯而妨碍本国进行成功的政治行动。事实上，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本身才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义原则。没有谨慎，也就是说，不考虑表面上的道德行动的政治后果，就谈不上政治的道德。林肯曾经说到，“我以自己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好的成绩，并决心一直这样做，直到最后。如果最后结果证明我对，一切反对我的话等于没说。如果最后证明我错，即使十个小天使发誓说这样做符合道义，也无济于事。”
那么在国际政治行为中，道义的作用是怎样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徐进认为，“当现实政策和道义指向一致时，道义就是旗帜；当二者发生矛盾时，道义就是幌子。”显然，国家行为的道义很可能就是掩盖其真实目的的幌子，这次叙利亚问题上关于道义的内容，何尝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幌子呢?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的一篇博文引起许多人的反响。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大规模地牺牲他人生命来满足自己推翻独裁者的心理需求不属于道德行为。”他继续说到，“白求恩用自己的生命反法西斯，所以他高尚。如果他用别人的生命反法西斯，他就没那么高尚。最根本的人权是人维持生命的权利。不在乎牺牲多少他人生命，来实现自己国家的政治理想或者目的，是最不道德的表现。显然，促使叙利亚战争早日发生将使更多叙利亚平民死于非命，这是没有道德基础的。法美已表示要在联合国之外向‘自由叙利亚军’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军事力量双方已经交火。联合国决议等于给西方发放对叙战争通行证。中国不支持俄罗斯，俄也会考虑弃权，从而使战争更快发生。而现实是美国维护人权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经使两国几十万平民丧生。”
阎学通认为，“美国说叙利亚的独裁者每天都在屠杀平民，我们从不否认独裁政权杀害本国百姓是罪行，那么为推翻该独裁政权导致更多的百姓死于非命是不是更大的罪行呢?2003～2011年的八年间，伊拉克战争使60万～80万平民丧生，这意味着萨达姆执政时每年要杀死7.5万～10万平民，才使这场战争不比独裁者执政差。显然最起码的事实告诉我们，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数字。”
这张否决票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曾经十分慎重地行使否决权，但是现在面对叙利亚局势，中国却毫不吝啬，这是什么原因呢?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他认为，“从以往来说，中国的否决票多数都用于与中国的主权发生冲突的问题上，比如马其顿议案，涉及了台湾问题。再者就是与中国重大战略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在苏丹问题上的否决票显然也关系到了中国的石油利益。不过，这次否决票的争议无疑是最大的。我个人观察，中国最主要的考虑应该是使外部介入、强力干预改变当事国内部政权这种做法彻底失去合法性。特别是安理会授权这样的形式，已经在利比亚有了前车之鉴。自突尼斯革命以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一直在发生。叙利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多的麻烦会接踵而来。2011年有四个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政府倒台，这些国家至今都没有完全安定下来，甚至还在动乱之中。这其中确实存在人民的不满，有民主要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外部的强力介入并没有塑造一个西方所鼓吹的‘太平盛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短时间来看，这些国家反倒是更加动荡了。因此，这次否决权是中国对这种强力介入形式的否定，中国不希望这种连锁效应持续发酵，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这是中国对叙利亚人民和阿拉伯世界的责任所在。中俄两国的做法就是不再给某些大国干预他国内政提供联合国授权从而获得合法性的机会，同时也就使得这些国家必须受到很多其他的限制，比如，没有联合国授权就无法从联合国筹集资金。简单说来，这次否决票还是以稳定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 否决票的利弊
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表示，中国的否决对中国不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得罪了阿拉伯多数国家，得罪了西方国家。那么中国外交决策者为何明知这三项不利仍决定要使用否决权呢?
阎学通教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即使支持安理会决议，也是无法得到好处的。“中俄支持该决议，意味着(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很快就能上台。然而，反政府力量上台也只是真心感谢西方给予的实质性军事援助，而不会认为中俄的政治支持有价值，只会认为中俄不过是顺水人情。阿盟也会认为中俄(的支持是因为)大势所趋，不会感谢中国的支持。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支持了阿盟的经济制裁决议，未否决建立禁飞区的决议。事后，阿盟和阿拉伯国家没有对中国表示任何感谢，他们感谢的是西方国家。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给西方国家制造任何困难，不但没有得到西方舆论的肯定，反而说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因为中国没参与打击卡扎菲政权的具体行动。其次，上述否决安理会决议的三项损失无实质性。第一，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惟一执政党，无论支持还是否决该决议，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是个不民主、没人权的国家，因此否决叙利亚决议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没有实质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支持这个决策，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改变不了。第二，即使中国支持这个决议，阿拉伯国家也不会在国际事务上支持中国。在巴以冲突上，中国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美国支持以色列。然而，在中美有冲突时，阿拉伯国家从来不会自动站在中国一边。美国在联合国以1：190的不利地位支持以色列，但阿拉伯国家照样支持美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第三，中国没有否决西方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也没得到西方好感，仍被批评是不负责任的大国。此次中国否决西方建议，只不过是让西方对中国再失望一次而已。”
实际上，本刊记者查阅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资料，调查结果证明中国2011年那次否决票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的国家形象。而对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形象问题，王逸舟教授指出，未必会把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得罪殆尽，因此形势本身是复杂多变的，不能一味想到这张否决票的弊端。
在中国的获益问题上，阎学通教授分析道，“从绝对收益上来说，这次否决票首先加强了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毕竟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支持的重要性大于阿拉伯33国的集体支持，中俄战略合作的强化可使东亚地区格局有利于中国，而阿拉伯国家没有这种作用。其次，叙利亚问题拖延的时间长一些，伊朗核问题引发战争的危险就向后推迟一些，中国面临的成油供应麻烦就来得晚一些。在叙利亚问题解决之前，美国难下决心支持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再者，中国的否决也使西方和阿拉伯国家体会到，在中东事务中有无中国的支持是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会体现中国的世界大国作用。最后，西方不喜欢中国的立场，认为中国外交只服务于中国自己的利益，这可以减少中国是不负责任大国的批评和认识。从相对收益角度来说，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困难多一些，减少他们牵制中国的精力。”
阎学通教授的博文引来不少评论。本刊记者为此采访阎教授时，他特地进一步阐明了观点。他说，中国在叙利亚决议问题上只有三种选择：支持、弃权和否决。支持决议，中国没有正面收益，只有负面影响，因为没有国家会感谢中国的支持，而是会加快叙利亚战争的爆发，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西方对伊朗进行战争，导致中东石油供应动乱，而且在同一问题上去年10月和这次两次投票不一致，中国会被认为没有立场。弃权，除了导致与投赞成票相同的结果之外，还会被扣上一个不负责大国的帽子，因此是三项选择中最不可取的。最终只剩下否决。否决有前述得罪西方、得罪阿拉伯国家及不支持民主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可获得有原则的形象、拖延中东发生战争、保证石油供应稳定等正面收益。如果说这个选项正负收益都有，至少可以实现零收益的结果，这总好于前两者负收益的选择。
否决票的余音
不论如何，这张否决票带来的争议在世界和中国都是巨大的。西方政府发言人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悲哀”二字，但是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西方的民众却不以为然。经历了几次强行介入战争之后，西方的民众发现他们并未将民主带给那些地球上的同胞，相反，混乱与动荡仍然纵横在那些凄凉的小国之中。同时，他们自己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却过于高昂，经济危机日益深重，而他们的政府却还想要战争。因此，他们反倒支持中国的否决票。在中国，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持反对意见的是微博上自以为代表民众的一方，他们认为这次否决票是民主的悲剧，中国没有资格扼杀叙利亚民主的呼声与愿望，而且中国的否决票意味着中国支持独裁政权以及维护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等等，在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中国微博上的倾向性便自然而然了。
王逸舟认为，“这次投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无论投否决票、弃权票乃至赞成票都会存在各种争议。赞成票很容易就会导致利比亚模式重演，西方主打，中国则做了陪衬。弃权票则会引起叙利亚乃至俄罗斯的不满，中国国内民众也会认为强大外壳下的中国对外政策总是趋于软弱、缩头缩尾。否决票的争议就是大家看到的，有人说叙利亚地区跟中国没有任何直接重大利害关系，比如中叙之间既没有石油方面的合作，也没有类似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基地，同时当权的阿萨德政府还在对平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有必要这样行事么?所以在这个困局中，中国不应该只是被动地做出反应，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边站。”
王逸舟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创造性的介入：在问题的初始阶段就该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自己的议案，这样叙利亚问题上我们首先就占据了先手。该议案应该包括三个要点：首先是强烈主张叙利亚各方展开政治对话、减少暴力冲突，对任何造成无辜平民受到伤害的事件予以谴责和抵制。这一提议与当前联大议案相比并没有太大出入，其主要目的是占领道德制高点和主动权。第二，实行武器禁运。即禁止外部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向当事国输送武器。目前，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多国向叙利亚明目张胆地销售武器，这其中尤其包括了西方那些宣称拯救无辜叙利亚平民的国家。但是在他们为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鼓励流血事件的发生。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釜底抽薪，施行武器禁运。第三，在阿盟观察团的基础之上派出更具代表性、更具权威和公信力的观察团来协调叙利亚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在阿盟之外还需要其他更中立的国家参与这一事件的解决，包括大国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同时，这一观察团也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授权，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叙利亚国内进行考察，这样最终提出的决议就会是具有更大的强制力 和公信力的多边条款。毕竟阿盟观察团并非中立，其中尤其反映了伊斯兰教派的冲突和矛盾。一些前线国家，比如伊朗、叙利亚和也门这些反美和反以的国家与沙特和科威特这些亲美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影响了阿盟决议的合法性，同时，众所周知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矛盾也对决议的公平程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显然叙利亚政府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阿盟这个受到上述因素影响的、非公正的决议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显然是派出成员更加广泛、更加中立的观察团来调节局势和解决问题。最后，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可以根据观察团的评估报告拿出相应方案。”
王逸舟认为，“中国提出上述议案首先是很可能对事情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其次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更加负责、更加积极主动的国家形象。第三则很可能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毕竟中国的议案更加公平和公正。”
而在这次否决票总的定性上，王逸舟则有些悲观，“针对我们投出的否决票来讲，我认为我们的解释就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把自己推向了相对尴尬的境地。目前看来，在叙利亚问题上负责唱大戏的，要么是讲求所谓道义的西方，要么是一直力挺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而在绝对收益上中国则几乎没有。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大的教训，对于国际事件，早期的创造性介入乃至多方斡旋都是十分必须的。而否决票过后再与反对派接触和派出特使，则显然是有点查缺补漏的味道了，甚至是杯水车薪的。因此，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者，我认为早出手或者说下先手棋总是有利的，当然这其中既包括了道义的旗帜作用，也包含着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一张否决票就是中国外交的缩影，利弊之分，对错之辩，只有等待历史来证明和检验。从民众的反应来看，如何让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正是中国外交正在面临的挑战，在网络2.0时代的今天，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日益重大，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政策而言，悲耶喜耶，实在是很难说清楚的事了。
“左左”与“右右”
在网络新媒体上，政治观点一般分为左右两派，各执一词，相互交锋。自从微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后，左右两派政治观点的喷发点转战到了微博上。本次否决票则不仅让左右两派的泾渭分明体现得淋漓尽致，更让很多平日只关注民生的公共知识分子选边站，同时这些公知的粉丝们也表现得十分活跃，支持或者反对，总有自己的逻辑，总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左派的观点十分简单明了：中国的强大就是要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无休止扩张，中国需要用强硬态度来防止叙利亚人民再遭受强权国家的压迫。中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反抗美国，终结了西方霸权，等等。他们尤其为这张否决票叫好：中国终于扬眉吐气，敢于在国际事件上表态了，同时还粉碎了美帝的倒叙阴谋。
右派的观点更多一些，认为中国民众这次又“被代表”了，是世界的悲哀。中国不应该帮助专制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这样做尤其对不起叙利亚那些遭受政治迫害的平民。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叙利亚的“民主之光”，这样的行为甚至是反人类的，因为民主才是人类发展的大潮，等等。
“左左”们把美国的一切行为当作帝国主义入侵，“右右”们则把一切形式上是民主的事物看做世界上最绚丽的灯塔。但是，以意识形态划界而不问事件本身的是非，这本身就是过于盲从的认识。尤其是微博上的公知们，以民主派居多，对叙利亚民生的同情，对西方式民主的向往，是他们做出几乎一切判断的出发点，说到底，道德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乃至公知的理论基础。
否决票与道义
尽管本刊记者无意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基于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国际政治与道义的关系。人们不能把道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一个人作为个人，可以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但是国家则不能这样说。因为国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权衡，国家不能单纯为了道义行事，国家无权因为在道义上责难别国对自由的侵犯而妨碍本国进行成功的政治行动。事实上，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本身才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义原则。没有谨慎，也就是说，不考虑表面上的道德行动的政治后果，就谈不上政治的道德。林肯曾经说到，“我以自己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好的成绩，并决心一直这样做，直到最后。如果最后结果证明我对，一切反对我的话等于没说。如果最后证明我错，即使十个小天使发誓说这样做符合道义，也无济于事。”
那么在国际政治行为中，道义的作用是怎样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徐进认为，“当现实政策和道义指向一致时，道义就是旗帜；当二者发生矛盾时，道义就是幌子。”显然，国家行为的道义很可能就是掩盖其真实目的的幌子，这次叙利亚问题上关于道义的内容，何尝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幌子呢?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的一篇博文引起许多人的反响。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大规模地牺牲他人生命来满足自己推翻独裁者的心理需求不属于道德行为。”他继续说到，“白求恩用自己的生命反法西斯，所以他高尚。如果他用别人的生命反法西斯，他就没那么高尚。最根本的人权是人维持生命的权利。不在乎牺牲多少他人生命，来实现自己国家的政治理想或者目的，是最不道德的表现。显然，促使叙利亚战争早日发生将使更多叙利亚平民死于非命，这是没有道德基础的。法美已表示要在联合国之外向‘自由叙利亚军’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叙利亚政府与反政府军事力量双方已经交火。联合国决议等于给西方发放对叙战争通行证。中国不支持俄罗斯，俄也会考虑弃权，从而使战争更快发生。而现实是美国维护人权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已经使两国几十万平民丧生。”
阎学通认为，“美国说叙利亚的独裁者每天都在屠杀平民，我们从不否认独裁政权杀害本国百姓是罪行，那么为推翻该独裁政权导致更多的百姓死于非命是不是更大的罪行呢?2003～2011年的八年间，伊拉克战争使60万～80万平民丧生，这意味着萨达姆执政时每年要杀死7.5万～10万平民，才使这场战争不比独裁者执政差。显然最起码的事实告诉我们，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数字。”
这张否决票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曾经十分慎重地行使否决权，但是现在面对叙利亚局势，中国却毫不吝啬，这是什么原因呢?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他认为，“从以往来说，中国的否决票多数都用于与中国的主权发生冲突的问题上，比如马其顿议案，涉及了台湾问题。再者就是与中国重大战略利益相关的问题，比如在苏丹问题上的否决票显然也关系到了中国的石油利益。不过，这次否决票的争议无疑是最大的。我个人观察，中国最主要的考虑应该是使外部介入、强力干预改变当事国内部政权这种做法彻底失去合法性。特别是安理会授权这样的形式，已经在利比亚有了前车之鉴。自突尼斯革命以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一直在发生。叙利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多的麻烦会接踵而来。2011年有四个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政府倒台，这些国家至今都没有完全安定下来，甚至还在动乱之中。这其中确实存在人民的不满，有民主要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外部的强力介入并没有塑造一个西方所鼓吹的‘太平盛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短时间来看，这些国家反倒是更加动荡了。因此，这次否决权是中国对这种强力介入形式的否定，中国不希望这种连锁效应持续发酵，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这是中国对叙利亚人民和阿拉伯世界的责任所在。中俄两国的做法就是不再给某些大国干预他国内政提供联合国授权从而获得合法性的机会，同时也就使得这些国家必须受到很多其他的限制，比如，没有联合国授权就无法从联合国筹集资金。简单说来，这次否决票还是以稳定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 否决票的利弊
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表示，中国的否决对中国不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得罪了阿拉伯多数国家，得罪了西方国家。那么中国外交决策者为何明知这三项不利仍决定要使用否决权呢?
阎学通教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即使支持安理会决议，也是无法得到好处的。“中俄支持该决议，意味着(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很快就能上台。然而，反政府力量上台也只是真心感谢西方给予的实质性军事援助，而不会认为中俄的政治支持有价值，只会认为中俄不过是顺水人情。阿盟也会认为中俄(的支持是因为)大势所趋，不会感谢中国的支持。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支持了阿盟的经济制裁决议，未否决建立禁飞区的决议。事后，阿盟和阿拉伯国家没有对中国表示任何感谢，他们感谢的是西方国家。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给西方国家制造任何困难，不但没有得到西方舆论的肯定，反而说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因为中国没参与打击卡扎菲政权的具体行动。其次，上述否决安理会决议的三项损失无实质性。第一，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惟一执政党，无论支持还是否决该决议，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是个不民主、没人权的国家，因此否决叙利亚决议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没有实质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支持这个决策，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改变不了。第二，即使中国支持这个决议，阿拉伯国家也不会在国际事务上支持中国。在巴以冲突上，中国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美国支持以色列。然而，在中美有冲突时，阿拉伯国家从来不会自动站在中国一边。美国在联合国以1：190的不利地位支持以色列，但阿拉伯国家照样支持美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第三，中国没有否决西方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也没得到西方好感，仍被批评是不负责任的大国。此次中国否决西方建议，只不过是让西方对中国再失望一次而已。”
实际上，本刊记者查阅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资料，调查结果证明中国2011年那次否决票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的国家形象。而对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形象问题，王逸舟教授指出，未必会把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得罪殆尽，因此形势本身是复杂多变的，不能一味想到这张否决票的弊端。
在中国的获益问题上，阎学通教授分析道，“从绝对收益上来说，这次否决票首先加强了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毕竟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支持的重要性大于阿拉伯33国的集体支持，中俄战略合作的强化可使东亚地区格局有利于中国，而阿拉伯国家没有这种作用。其次，叙利亚问题拖延的时间长一些，伊朗核问题引发战争的危险就向后推迟一些，中国面临的成油供应麻烦就来得晚一些。在叙利亚问题解决之前，美国难下决心支持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再者，中国的否决也使西方和阿拉伯国家体会到，在中东事务中有无中国的支持是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会体现中国的世界大国作用。最后，西方不喜欢中国的立场，认为中国外交只服务于中国自己的利益，这可以减少中国是不负责任大国的批评和认识。从相对收益角度来说，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困难多一些，减少他们牵制中国的精力。”
阎学通教授的博文引来不少评论。本刊记者为此采访阎教授时，他特地进一步阐明了观点。他说，中国在叙利亚决议问题上只有三种选择：支持、弃权和否决。支持决议，中国没有正面收益，只有负面影响，因为没有国家会感谢中国的支持，而是会加快叙利亚战争的爆发，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西方对伊朗进行战争，导致中东石油供应动乱，而且在同一问题上去年10月和这次两次投票不一致，中国会被认为没有立场。弃权，除了导致与投赞成票相同的结果之外，还会被扣上一个不负责大国的帽子，因此是三项选择中最不可取的。最终只剩下否决。否决有前述得罪西方、得罪阿拉伯国家及不支持民主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可获得有原则的形象、拖延中东发生战争、保证石油供应稳定等正面收益。如果说这个选项正负收益都有，至少可以实现零收益的结果，这总好于前两者负收益的选择。
否决票的余音
不论如何，这张否决票带来的争议在世界和中国都是巨大的。西方政府发言人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悲哀”二字，但是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西方的民众却不以为然。经历了几次强行介入战争之后，西方的民众发现他们并未将民主带给那些地球上的同胞，相反，混乱与动荡仍然纵横在那些凄凉的小国之中。同时，他们自己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却过于高昂，经济危机日益深重，而他们的政府却还想要战争。因此，他们反倒支持中国的否决票。在中国，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持反对意见的是微博上自以为代表民众的一方，他们认为这次否决票是民主的悲剧，中国没有资格扼杀叙利亚民主的呼声与愿望，而且中国的否决票意味着中国支持独裁政权以及维护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等等，在民主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中国微博上的倾向性便自然而然了。
王逸舟认为，“这次投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无论投否决票、弃权票乃至赞成票都会存在各种争议。赞成票很容易就会导致利比亚模式重演，西方主打，中国则做了陪衬。弃权票则会引起叙利亚乃至俄罗斯的不满，中国国内民众也会认为强大外壳下的中国对外政策总是趋于软弱、缩头缩尾。否决票的争议就是大家看到的，有人说叙利亚地区跟中国没有任何直接重大利害关系，比如中叙之间既没有石油方面的合作，也没有类似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基地，同时当权的阿萨德政府还在对平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有必要这样行事么?所以在这个困局中，中国不应该只是被动地做出反应，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选边站。”
王逸舟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创造性的介入：在问题的初始阶段就该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自己的议案，这样叙利亚问题上我们首先就占据了先手。该议案应该包括三个要点：首先是强烈主张叙利亚各方展开政治对话、减少暴力冲突，对任何造成无辜平民受到伤害的事件予以谴责和抵制。这一提议与当前联大议案相比并没有太大出入，其主要目的是占领道德制高点和主动权。第二，实行武器禁运。即禁止外部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向当事国输送武器。目前，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多国向叙利亚明目张胆地销售武器，这其中尤其包括了西方那些宣称拯救无辜叙利亚平民的国家。但是在他们为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鼓励流血事件的发生。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釜底抽薪，施行武器禁运。第三，在阿盟观察团的基础之上派出更具代表性、更具权威和公信力的观察团来协调叙利亚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在阿盟之外还需要其他更中立的国家参与这一事件的解决，包括大国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同时，这一观察团也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授权，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叙利亚国内进行考察，这样最终提出的决议就会是具有更大的强制力 和公信力的多边条款。毕竟阿盟观察团并非中立，其中尤其反映了伊斯兰教派的冲突和矛盾。一些前线国家，比如伊朗、叙利亚和也门这些反美和反以的国家与沙特和科威特这些亲美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影响了阿盟决议的合法性，同时，众所周知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矛盾也对决议的公平程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显然叙利亚政府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阿盟这个受到上述因素影响的、非公正的决议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显然是派出成员更加广泛、更加中立的观察团来调节局势和解决问题。最后，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可以根据观察团的评估报告拿出相应方案。”
王逸舟认为，“中国提出上述议案首先是很可能对事情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其次也可以反映出中国更加负责、更加积极主动的国家形象。第三则很可能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毕竟中国的议案更加公平和公正。”
而在这次否决票总的定性上，王逸舟则有些悲观，“针对我们投出的否决票来讲，我认为我们的解释就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把自己推向了相对尴尬的境地。目前看来，在叙利亚问题上负责唱大戏的，要么是讲求所谓道义的西方，要么是一直力挺阿萨德政权的俄罗斯，而在绝对收益上中国则几乎没有。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大的教训，对于国际事件，早期的创造性介入乃至多方斡旋都是十分必须的。而否决票过后再与反对派接触和派出特使，则显然是有点查缺补漏的味道了，甚至是杯水车薪的。因此，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者，我认为早出手或者说下先手棋总是有利的，当然这其中既包括了道义的旗帜作用，也包含着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一张否决票就是中国外交的缩影，利弊之分，对错之辩，只有等待历史来证明和检验。从民众的反应来看，如何让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正是中国外交正在面临的挑战，在网络2.0时代的今天，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日益重大，这种情况对于国家政策而言，悲耶喜耶，实在是很难说清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