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的头目对王造时说：“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此时的王造时已对国民党失望，他反问朋友：“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社会名流征文。上海的律师王造时也收到约稿函，遂就1923年不惜与梁启超叫板而替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学校开除的一段往事作文一篇，即后来发表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这篇文字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最末一段文字，而王造时恰恰认为，该段文字才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王造时忆述：
　　这篇文章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东方杂志》删去此段文字，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王造时就此专门向杂志提出抗议，要求在下一期刊登全文并道歉。
　　看到这段材料，笔者眼前不禁为之一亮。王造时先亲国民党而最终反国民党，这种抉择在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间绝非特例。重新爬梳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视角。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听众之一。梁启超对国民党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胸，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文章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
　　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转引自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见周天度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责任不在孙中山和国民党，而在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丛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也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并加了按语在头版予以转载。这下王造时的名字便随同这篇文章不胫而走。
　　梁启超获悉此文及作者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要求写悔过书，并由他亲自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
　　曹云祥连续3次为此约见王造时，但王非常固执地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王造时同时威胁说，“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曹先生是很虚心的人，听此言，觉得有道理，笑着提出改用委员会公断的办法来解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王造时后来推断，“我想必定是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恶化
　　
　　1925年清华毕业后，王造时前往美、英留学，一去就是5年，1930年学成归国。在其晚年自述中，王提及归国时的3种选择：跟共产党革命，跟国民党做官，去大学教书。尽管这种回忆由于是在监狱里写成的交代材料，有着刻意逢迎意识形态的痕迹，但考察一下王造时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不难发现，王造时当时如果选择跟国民党合作从政，道路是非常广阔的。早在英国时期，CC系就通过王造时的同学罗时实接洽，让他回国后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但王造时并没有走这条通天大道，而是选择了教书，受聘为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教书之余，王造时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发表在胡适、罗隆基等主办的《新月》杂志上。王造时文风酣畅淋漓，锋芒毕露，非常受读者欢迎，但也令当局头痛不已。
　　比如差点导致《新月》关闭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表面上看是在重述1840年以来“中西接触后的政治变化”，末了的笔墨，却图穷匕现：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是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成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尽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鬻官卖缺，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举世间所谓是非，所谓廉耻，所谓公德，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孤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该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皇帝。（见《新月》第3卷第11期）
　　如果说上述文字尚在反讽或者暗喻的话，那么《国民党怎么办》一文，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时的执政党。这篇写于1932年10月25日的短文，针对国民党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发表的《告国民书》，历数国内外困局，喝问“国民党怎么办”，锋芒毕露，文采斐然。王造时在这篇文章中，从军事、政治、党务诸多方面，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主导的对日和平外交、依靠国联等鸵鸟政策，指出抗战一年的教训，“证明我们同日本是绝无外交可言”，“又证明国际联盟是绝不可靠”，“再证明国际上各种和平条约是绝对无用”，“更证明依靠外国是绝对没有出息”。在无数次地质问“国民党怎么办”之后，王造时给国民党开出了“药方”：
　　为证明“本党今后之责任，在竭忠尽能，努力事实，不待于多言”（见《告国人书》），请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下列各项：
　　（一）确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的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移党费去做援助义勇军的军费。（三）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武力收复失地。（四）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治、民享、民有的宪法。那么不但“本党愿与我全国同胞，一致迈进，勿自矜，勿自馁，于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见《告国人书》）我全国同胞，也愿与我贤明的国民党，一致迈进，勿自矜，勿自馁，于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
　　王造时除撰文外还创办言论刊物。1932年11月创办《主张与批评》杂志，不久就被查禁，又于1933年2月创办《自由言论》杂志。这前后，王造时撰写了大量剑拔弩张的时评，只看这些文字的标题就已惊心动魄：“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国民党怎么办”、“怎样达到贪污”、“安内必先攘外”、“领袖的条件”、“泛论爱国的功罪”……1935年自由言论社出版这本文集时，王造时名之为《荒谬集》，之所以选此书名，是因为国民党查禁王造时言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言论荒谬”。
　　除非在民主国家，否则再有雅量与胸怀的统治者，都不大可能容忍这种言论，更何况国民党本不是一个有雅量的政党。对于王造时这种敏感人物，当局的一般对付方法是“边拉拢边打压”。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到上海找过王造时。刘说，政府正在剿灭共产党，为抗战做准备，建议王造时最好去南京工作，为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对此并未直接答复，只是婉言谢绝刘健群的好意，表示不愿意抛弃现在的教书生活，而对于国家大事，将继续抒发个人见解，但不会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
　　于是，查禁《自由言论》顺理成章。国民党当局除了查禁这份新生但风头甚健的刊物之外，还密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原有聘约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约收了回去。当局妄图通过这种制裁方式全面封杀王造时。王只好去章士钊开办的律师所挂名开业，并与商务印书馆合作译书以维持生计。
　　除了空间和经济上的封杀，国民党特务甚至将王造时列入暗杀计划。1949年后上海肃反期间，抓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两人供认曾奉当局之命执行暗杀令，并到王造时住所附近踩点，可见王造时与国民党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
　　
　　“七君子事件”与出狱后被频繁拉拢
　　
　　知识分子和当局关系恶化的最终结果，即便不杀头，囹圄之灾是断然免不了的。随着笔政空间越来越小，王造时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1935年之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陆续成立。王造时由于与章伯钧的关系，加入了这3个组织，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活动如火如荼。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1936年“九一八”事变5周年前夕，蒋介石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邀请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王造时前往广州会谈。此举意在调虎离山，使他们不能领导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王造时等人的答复是：过了9月18日再动身。这自然激怒了当局，11月22日深夜，王造时等救国会同仁被捕，酿成“七君子事件”。
　　抗战全面爆发后，慑于国内外压力，王造时等七君子被释放。刚刚摆脱牢狱之灾的王造时，再次成为国民党各界拉拢的对象。
　　据王造时在其“自述”中回忆，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拉拢，便至少有3次：抗战爆发后，熊式辉邀请李烈钧、王造时和罗隆基出席全省总动员会议，会后熊式辉约罗隆基、王造时密谈，可以留他们在江西从事行政工作，也可以在当时发行的江西省建设公债中每人拨20万元，用来开办实业。此邀请被王造时婉拒。另一次，熊式辉通过卢作孚约王造时和罗隆基任何一人，回江西省担任新近扩编的保安团政治训练处处长，亦被王造时婉拒。第三次，熊式辉电邀晏阳初、罗隆基、许德珩和王造时回南昌，商谈开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事宜，由于此事关乎训练抗日干部，王造时等人终于同意从事相关工作。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王造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主要做两类工作：一类是反对对日投降，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另一类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和各种民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当然，国民政府对于这些“刺头”参政员恨之入骨，1942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改组时，救国会的几位参政员都被以“共产党的外围”为由，清除出了参政会。王造时之议政风骨，今人能不叹服？
　　
　　“入党与讲学不必相提并论”
　　
　　王造时1939年起担任江西《前方日报》总编辑。在此期间，当局极力拉拢他加入国民党，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等都跟他谈过话。当时王造时已与中共关系日渐密切，甚至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但他终究未听从周恩来的建议——加入国民党去搞个反对派。
　　1940年王造时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途中，接到江西省政府转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的电报，许邀请王前往曲江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及至王造时到了桂林，又接江西省府转来的第二封电报。正好此时国民参政会延期，王造时便前往曲江与许崇清会谈，表示出任院长一事可以考虑，但回江西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许崇清在王造时刚离开曲江之际，出于满足学生要求和维护学校稳定的考虑，向外界公布了此事。
　　对此消息，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当然欢天喜地。但国民党广东省当局生怕王造时在中大制造出什么事端，便借口中山大学是纪念先总理孙中山的大学，认为非国民党员不宜担任学院行政一把手。随即，中山大学突然出现了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拒绝王造时出任院长的标语和传单，而反对的主要理由便是王造时“不是本党的同志”。
　　中大学生对此极为愤慨，真正的法学院全体学生看到此标语和传单也都非常诧异，于2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学生代表大会，郑重否认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发出反对王造时的标语和传单，同时以留坪全体同学名义电请王造时从速来院，并派6个代表到吉安迎接。此外，还请许崇清校长彻查假借“全体同学”名义的分子。
　　此时许崇清也给王造时发来一电，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希望王造时尽快前往就职，另外一个是恳请王造时入党，以资表率。王造时对此电回复说：
　　明晨首途赴渝，顷又奉到二月十七日来电。弟原拟如前电所云……盖入党与讲学似不必相提并论……谨专此前来辞职，敬请另聘贤明。
　　王造时婉拒先入党再做院长的消息传到香港，邹韬奋先生慨然叹曰：“王博士虽博，他的唯一的‘缺点’竟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奈何！奈何！”
　　
　　向左走？向右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王造时前往南京，与张群、吴铁城等国民党政要见面。一方面打听国民党当局对于国共和谈的预期，就此推测内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想把《前方日报》编辑部从江西迁往上海。多方了解信息的结果，使王造时和沈钧儒、张澜、罗隆基等决定：既不依靠国民党，也不依靠共产党，而是依靠自己，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其实，当时王造时的内心是很困惑的，究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王造时的自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田汉五十寿辰后，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罗隆基闻言会意一笑。
　　最终，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国民党打压其他党派的生存空间，王造时等人积极奔走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和独裁，最终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王造时自此与国民党渐行渐远，终留上海，成为被解放的对象。
　　然而，王造时大概从未想到接下来的人生之路竟如此艰难，1957年，他被划为上海法学界头号右派，“文革”中又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一代才子，最终冤死狱中。
　　
　　 2008年3月30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