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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诗行，一向高朋满座。春和景明的诗句间，多的是不请自来的读者，落英缤纷的子弟，及络绎不绝的争议。诗乃法器一种。勾起争议是魅力，在任何时代都能持续引发巨大争议，则是一种魔力。百年来，世人用各种误会的方式爱着泰戈尔。这位有着圣人面相的潮流之子，他不属于在精致修辞和对句间表演特技的杂技大师，也绝非怀揣火药和新知的领袖斗士。意外的是，历史让他在一次次翻译和舶来中，扮演了比之更为鼓噪和深远的角色。
素朴与中庸
在席勒的著名文章《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区分了两类诗人之后，以赛亚·伯林笃定地宣称：“在席勒的意义上，他（威尔第）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素朴诗人。”①此后的现代诗人几乎都隶属于感伤类型，他们钟摆般徘徊于身心俱疲和永不疲倦，他们如利刃——刺杀时代，融合了不竭的狂怒与亢奋;他们是刺客，亦是被刺者;他们是矛盾本身。时代土壤似乎再难出产平和健康的素朴诗人，然而柏林的论断为时过早，在世界的东方，泰戈尔继承了朴素的健康，以古老的诗学思考方式为变动的时代提供了崭新的阐释。
兼备了素朴诗人的血统和感伤诗人的处境，泰戈尔生活在自己的音乐之中，没有一丝创伤的痕迹，如同以赛亚·伯林对威尔第的观察，“这里没有超出对象之外，要达到某种无限的无法企及的高度的努力，没有在对象之外迷失自己，没有什么隐秘的目标，没有试图融合对立世界——音乐的与文学的，个人的与公众的，具体现实的与先验神话的世界”②。相反，素朴的泰戈尔令那原本对立的世界愈加彷徨。他激发出诗学之外的广阔革命——诗学问题与观念革命、社会革命相伴相生，并引发出各自的政治后果;他融入中国的历程与催生出新诗的文化时局间，有一番深刻复杂的互撩;他炉火纯青地使用那些陈词滥调，并从其他更恶俗的滥调中夺回了诗歌的观众。他像诗歌中的主食，世人尽可以批评他缺乏营养，鲜少花样，却不可否认其得到了最多吸纳，经得起诗学最刻薄的责难。这位20世纪印度最后的素朴诗人，在中国完成了他自己。
多年以后，泰戈尔卧床不起，依然记得在中国度过的那次生日③。当晚的协和大礼堂名流云集、笑靥交映，如同一颗芬芳夜明珠，引逗着京城一等一的才俊佳人。这个乱世中的曼妙之夜专为他而来。俏艳的陆小曼亭立在礼堂门柱前，积极分发着剧目册页。四方宾客怀揣新月社请柬款款而入。坊间交耳相传，为了排演这出泰戈尔名剧《齐德拉》，新月社同人们疯魔了几个周，从布景到服装、道具种种开支用度惊人。正式开场前，主席胡适操着黑白电影对白式的老派英语，致辞欢迎这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文学巨子，他手一抬，代表知识界慷慨送出十九幅名画和一方古瓷贺寿。欢呼声未平，他又郑重不失诙谐的宣布，梁任公今日给泰翁新取一中文名：竺震旦。来自崇拜者们的鲜花、礼物、掌声几乎让泰戈尔应接不暇，他彬彬有礼地起身上台致谢并发表演讲。紧接着，丝绒大幕徐徐拉开，冠绝无二的林徽因，初登台便惊艳四座，被赞“服装特出心裁，奇美夺目”④。戏台一亮，大鼎、神座、朱红殿柱，光是这梁思成匠心打造的布景就叫人凝神屏息。平日里惯于辞章间唱念做打的文人雅士今儿一个个扮上，演王子的是哈佛归来的张歆海，演爱神的是天生的爱棍徐志摩，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林长民则演春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⑤;王孟瑜、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等一众知识界能人在剧中龙套跑得不亦乐乎。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新月社和《晨报副刊》为中心的一圈崭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夜，全剧从头至尾英文出演，单是林徽因之音吐佳妙，徐志摩之滑稽神情，就够报业津津乐道上好几个版面。不足一月以前，台上的这对年轻人陪同泰戈尔刚去法源寺赏过丁香，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后世戏称“岁寒三友”⑥——林徽因若梅，徐志摩似竹，泰戈尔如松。
这一年，泰戈尔六十四岁。清明时节，他从上海登岸，近五十天时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半个圈。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春天里的长卷，现代科学大大收缩了神秘的疆域，但这片古老而日新的土地仍让他心有戚戚。他因此称自己的中国之行，是“一个进香的人，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⑦。国民革命运动方才兴起，当激进革命派时刻提防着落得旧社会的陪葬品，他却同时被某种高深莫测的过去和辽阔的未来激荡召唤着。
文学在和平年代带来的是战争的艺术，在乱世带来的则是和平的归属。自打来到中国，泰戈尔就没有半个空闲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他发表了近四十场公开演讲和沙龙谈话，大谈“复活东方文化”和中印友谊。用鲁迅的话说，他“几乎是印度唯一的被听到的文学声音”。同时期，中国也没有他那样世界级的文学巨星。既然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曾代表失语已久的东方在西方世界里发言;兵匪交迫时节，各方势力自然都渴望借助他的声音，为中国乱局独辟一条蹊径。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受到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首的“学衡派”，章士钊打头的“甲寅派”，和辜鴻铭等“玄学派”的三面夹击。鏖战正酣时，泰戈尔被几方拉扯，绑上战车，成为治愈民族创伤的灵药、福音，抑或是骗术、迷毒。燠热的政治气候中，“迎神与驱傩”⑧同台共舞，就连周作人也忍不住发牢骚，文化界对其“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⑨。
不论泰戈尔情愿与否，在这片土地上，他拥有一流的朋友和一流的敌人。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及祖父德瓦尔伽纳特·泰戈尔都曾经造访过中国⑩。他本人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次访华，每一次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飓风。和争议构成反差的，是他每一帧都风和日丽的文字，恰似飓风中心的风暴眼——那几乎是他周身唯一的安宁之所。挺他的人，有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等摩登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徐志摩、郑振铎都推崇他;请他吃过饭的有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地方军阀阎锡山;送他礼物的有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宋庆龄;给他发公告的人是溥仪。讨厌他的是谁呢？鲁迅专门写过文章嘲讽他，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林语堂对他多有不敬，陈独秀干脆骂其“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11，讥讽他要再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12，甚至邀约胡适，策划在《中国青年》开辟专版特号批评泰戈尔，被太极高手胡适闪躲过去。 任世风百般变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泰戈尔都会是一位好教友，拥有亲和力的心灵导师，值得托付的可靠知己。难以说清，这究竟是一种前进抑或后退——在东方文明的根性中建造现代知觉，在现代世界返回梵天。然而不可否认，这套诗歌瑜伽，锻造出一派可供瞻仰的风采，舒展了一代代焦灼的心灵，慰平了无数公开或秘密的创口，医治了万千无法安宁的思想者。
罡风狂浪中，泰戈尔始终是南亚的一盏明灯。南亚次大陆的季风一年年灌进《飞鸟集》字里行间，这些“写于丝绢和扇子上的点滴思想”57，曾经乘兴而来，即兴赋诗题赠梅兰芳;也曾败兴而归，月老牵线失策徐志摩与林徽因58;它们变色龙般，在不同时代换上适应环境的不同色彩，却永远能咬住时代核心地带的社会、道德和审美问题。结合了伟大和平庸，这些诗身段柔软，对付着善变的时局与人心，它们对这片霾天的造访还远未尽兴。
【注释
①②[英]以塞亚·伯林：《威尔第的“素朴”》，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35、36页。
③侯传文：《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53页。
④⑤《竺震旦诞生与爱情名剧〈契玦腊〉》，载《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26期。
⑥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33页。
⑦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太戈尔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讲》，《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0号，第126页。
⑧王燕：《从“撒提”说开去：鲁迅的泰戈尔评价刍议》，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⑨周作人：《“大人之危害”及其他》，《晨报副刊》1924年5月14日。
⑩39英德拉·纳特·乔杜里：《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1陈独秀：《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周报第67期，1924年5月28日。
12陈独秀：《巴尔达里尼与泰戈尔》，《向导》周报第67期，1924年5月28日。
13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8日。
14《中国青年》1924年4月18日第27期“泰戈尔特号”中，有陈独秀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瞿秋白的《过去的人：太戈尔》、沈泽民的《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亦湘的《太戈儿来华后的中国青年》等文。
15沈雁冰于1920年翻译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7卷2期。1923年9月末，他与郑振铎选译了泰戈尔的诗集《歧路》，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1年至1923年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刊发了众多鼓吹泰戈尔的文章，其中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的“文学家研究”专号中就有郑振铎的《太戈尔传》《太戈尔的艺术观》，张闻天的《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太戈尔的妇女观》《太戈尔的“诗与哲学观”》等。然而1924年，茅盾转变态度，写作了《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等文（分别发表于《国民日报·觉悟》的1924年4月14日、5月16日）批判泰戈尔思想，并表示：“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
16192253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国民日报·觉悟》1924年4月14日。
17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经过》，《创造周刊》第23号，1923年10月。
18郭沫若、蒲风：《郭沫若诗作谈》，《权世界》创刊号，1939年8月16日。
20萨义德在评论泰戈尔和马蒂时写道：“虽然他们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但绝不因为民族而减低他们的批评。”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9页。
212345[英]以塞亚·伯林：《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载《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303、308、297页。
2444徐志摩：《太戈尔》，《晨报副镌》第112号，1924年5月19日。
251921年1月《新人》杂志7、8期合刊上发表了署名王靖的译文，译名为《迷途的鸟》，共有171章。
262734[法]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许翡玎、曹丹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第1、13、51页。
2829郑敏：《文化·语言·诗学——郑敏文论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第33、53 页。
303137废名：《谈新诗》，商务印书馆，2018，第7、4、62页。
32朱自清：《白话与文言》，载《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99页。
33胡适：《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载《胡适留学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939-945页。
35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载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许翡玎、曹丹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第30页。
36维西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第41页。
38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39页。
40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刊》1922年6月21日。
41[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第31页。
42[英]托·斯·艾略特：《回顾（1918）》，郑敏译，载[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108页。 43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4卷9号，1923年，第1页。
46这首仿为2003年第14期上的引诗，摘自同年第5期《女子文学》（现改名《女子文摘》），最初来源于网络。
47同人写作往往发生于流行文化领域，在这种亚文化中，同人可以将喜爱的人物或故事抽离出原作，进行二度创作，也可将原作加以续写，改变情节，甚至混入原作之中。
48Anthony Ashley Cooper，The Moralists：A Philosophical Rhapsody，London，1709，part 3，section 1，p158.
49“我攀登过高峰，在声名荒秃的巅峰找不到庇护所。引领我，我的向导，在日光褪尽之前，进入安谧山谷，那里人生的收获纯熟成了金色的智慧。”参见泰戈尔 《飞鸟集》，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50冯有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第139页。
51泰戈尔：《在爱中彻悟——正确地认识人生》，载《泰戈尔全集》第19卷，刘安武主编，刘竞良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59页。
52洪熙：《太戈尔底迷途》，《觉悟》第4卷第27期，1924年4月27日。
54钱智修：《台峨尔的人生观》，《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4號。
5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434页。
56泰戈尔：《飞鸟集》第286首，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57泰戈尔曾说，“《流萤集》，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彼时我常常应人之请，将我的点滴思想题写于扇子和丝绢上。”
581924年泰戈尔访华，充当翻译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泰戈尔一度还想牵线，后来发现不成，当初还写了一首诗，即《流萤集》第66首：The blue of the sky longs for the earth’s green，the wind between them sighs，“Alas”. 参见泰戈尔《流萤集》（英汉对照），王钦刚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第66页。
（戴潍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素朴与中庸
在席勒的著名文章《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区分了两类诗人之后，以赛亚·伯林笃定地宣称：“在席勒的意义上，他（威尔第）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素朴诗人。”①此后的现代诗人几乎都隶属于感伤类型，他们钟摆般徘徊于身心俱疲和永不疲倦，他们如利刃——刺杀时代，融合了不竭的狂怒与亢奋;他们是刺客，亦是被刺者;他们是矛盾本身。时代土壤似乎再难出产平和健康的素朴诗人，然而柏林的论断为时过早，在世界的东方，泰戈尔继承了朴素的健康，以古老的诗学思考方式为变动的时代提供了崭新的阐释。
兼备了素朴诗人的血统和感伤诗人的处境，泰戈尔生活在自己的音乐之中，没有一丝创伤的痕迹，如同以赛亚·伯林对威尔第的观察，“这里没有超出对象之外，要达到某种无限的无法企及的高度的努力，没有在对象之外迷失自己，没有什么隐秘的目标，没有试图融合对立世界——音乐的与文学的，个人的与公众的，具体现实的与先验神话的世界”②。相反，素朴的泰戈尔令那原本对立的世界愈加彷徨。他激发出诗学之外的广阔革命——诗学问题与观念革命、社会革命相伴相生，并引发出各自的政治后果;他融入中国的历程与催生出新诗的文化时局间，有一番深刻复杂的互撩;他炉火纯青地使用那些陈词滥调，并从其他更恶俗的滥调中夺回了诗歌的观众。他像诗歌中的主食，世人尽可以批评他缺乏营养，鲜少花样，却不可否认其得到了最多吸纳，经得起诗学最刻薄的责难。这位20世纪印度最后的素朴诗人，在中国完成了他自己。
多年以后，泰戈尔卧床不起，依然记得在中国度过的那次生日③。当晚的协和大礼堂名流云集、笑靥交映，如同一颗芬芳夜明珠，引逗着京城一等一的才俊佳人。这个乱世中的曼妙之夜专为他而来。俏艳的陆小曼亭立在礼堂门柱前，积极分发着剧目册页。四方宾客怀揣新月社请柬款款而入。坊间交耳相传，为了排演这出泰戈尔名剧《齐德拉》，新月社同人们疯魔了几个周，从布景到服装、道具种种开支用度惊人。正式开场前，主席胡适操着黑白电影对白式的老派英语，致辞欢迎这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文学巨子，他手一抬，代表知识界慷慨送出十九幅名画和一方古瓷贺寿。欢呼声未平，他又郑重不失诙谐的宣布，梁任公今日给泰翁新取一中文名：竺震旦。来自崇拜者们的鲜花、礼物、掌声几乎让泰戈尔应接不暇，他彬彬有礼地起身上台致谢并发表演讲。紧接着，丝绒大幕徐徐拉开，冠绝无二的林徽因，初登台便惊艳四座，被赞“服装特出心裁，奇美夺目”④。戏台一亮，大鼎、神座、朱红殿柱，光是这梁思成匠心打造的布景就叫人凝神屏息。平日里惯于辞章间唱念做打的文人雅士今儿一个个扮上，演王子的是哈佛归来的张歆海，演爱神的是天生的爱棍徐志摩，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林长民则演春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⑤;王孟瑜、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等一众知识界能人在剧中龙套跑得不亦乐乎。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新月社和《晨报副刊》为中心的一圈崭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夜，全剧从头至尾英文出演，单是林徽因之音吐佳妙，徐志摩之滑稽神情，就够报业津津乐道上好几个版面。不足一月以前，台上的这对年轻人陪同泰戈尔刚去法源寺赏过丁香，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后世戏称“岁寒三友”⑥——林徽因若梅，徐志摩似竹，泰戈尔如松。
这一年，泰戈尔六十四岁。清明时节，他从上海登岸，近五十天时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半个圈。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春天里的长卷，现代科学大大收缩了神秘的疆域，但这片古老而日新的土地仍让他心有戚戚。他因此称自己的中国之行，是“一个进香的人，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⑦。国民革命运动方才兴起，当激进革命派时刻提防着落得旧社会的陪葬品，他却同时被某种高深莫测的过去和辽阔的未来激荡召唤着。
文学在和平年代带来的是战争的艺术，在乱世带来的则是和平的归属。自打来到中国，泰戈尔就没有半个空闲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他发表了近四十场公开演讲和沙龙谈话，大谈“复活东方文化”和中印友谊。用鲁迅的话说，他“几乎是印度唯一的被听到的文学声音”。同时期，中国也没有他那样世界级的文学巨星。既然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曾代表失语已久的东方在西方世界里发言;兵匪交迫时节，各方势力自然都渴望借助他的声音，为中国乱局独辟一条蹊径。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受到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首的“学衡派”，章士钊打头的“甲寅派”，和辜鴻铭等“玄学派”的三面夹击。鏖战正酣时，泰戈尔被几方拉扯，绑上战车，成为治愈民族创伤的灵药、福音，抑或是骗术、迷毒。燠热的政治气候中，“迎神与驱傩”⑧同台共舞，就连周作人也忍不住发牢骚，文化界对其“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⑨。
不论泰戈尔情愿与否，在这片土地上，他拥有一流的朋友和一流的敌人。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及祖父德瓦尔伽纳特·泰戈尔都曾经造访过中国⑩。他本人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次访华，每一次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飓风。和争议构成反差的，是他每一帧都风和日丽的文字，恰似飓风中心的风暴眼——那几乎是他周身唯一的安宁之所。挺他的人，有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等摩登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徐志摩、郑振铎都推崇他;请他吃过饭的有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地方军阀阎锡山;送他礼物的有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宋庆龄;给他发公告的人是溥仪。讨厌他的是谁呢？鲁迅专门写过文章嘲讽他，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林语堂对他多有不敬，陈独秀干脆骂其“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11，讥讽他要再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12，甚至邀约胡适，策划在《中国青年》开辟专版特号批评泰戈尔，被太极高手胡适闪躲过去。 任世风百般变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泰戈尔都会是一位好教友，拥有亲和力的心灵导师，值得托付的可靠知己。难以说清，这究竟是一种前进抑或后退——在东方文明的根性中建造现代知觉，在现代世界返回梵天。然而不可否认，这套诗歌瑜伽，锻造出一派可供瞻仰的风采，舒展了一代代焦灼的心灵，慰平了无数公开或秘密的创口，医治了万千无法安宁的思想者。
罡风狂浪中，泰戈尔始终是南亚的一盏明灯。南亚次大陆的季风一年年灌进《飞鸟集》字里行间，这些“写于丝绢和扇子上的点滴思想”57，曾经乘兴而来，即兴赋诗题赠梅兰芳;也曾败兴而归，月老牵线失策徐志摩与林徽因58;它们变色龙般，在不同时代换上适应环境的不同色彩，却永远能咬住时代核心地带的社会、道德和审美问题。结合了伟大和平庸，这些诗身段柔软，对付着善变的时局与人心，它们对这片霾天的造访还远未尽兴。
【注释
①②[英]以塞亚·伯林：《威尔第的“素朴”》，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35、36页。
③侯传文：《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53页。
④⑤《竺震旦诞生与爱情名剧〈契玦腊〉》，载《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26期。
⑥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33页。
⑦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太戈尔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讲》，《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0号，第126页。
⑧王燕：《从“撒提”说开去：鲁迅的泰戈尔评价刍议》，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⑨周作人：《“大人之危害”及其他》，《晨报副刊》1924年5月14日。
⑩39英德拉·纳特·乔杜里：《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1陈独秀：《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周报第67期，1924年5月28日。
12陈独秀：《巴尔达里尼与泰戈尔》，《向导》周报第67期，1924年5月28日。
13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8日。
14《中国青年》1924年4月18日第27期“泰戈尔特号”中，有陈独秀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瞿秋白的《过去的人：太戈尔》、沈泽民的《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亦湘的《太戈儿来华后的中国青年》等文。
15沈雁冰于1920年翻译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7卷2期。1923年9月末，他与郑振铎选译了泰戈尔的诗集《歧路》，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1年至1923年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刊发了众多鼓吹泰戈尔的文章，其中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的“文学家研究”专号中就有郑振铎的《太戈尔传》《太戈尔的艺术观》，张闻天的《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太戈尔的妇女观》《太戈尔的“诗与哲学观”》等。然而1924年，茅盾转变态度，写作了《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等文（分别发表于《国民日报·觉悟》的1924年4月14日、5月16日）批判泰戈尔思想，并表示：“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
16192253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国民日报·觉悟》1924年4月14日。
17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经过》，《创造周刊》第23号，1923年10月。
18郭沫若、蒲风：《郭沫若诗作谈》，《权世界》创刊号，1939年8月16日。
20萨义德在评论泰戈尔和马蒂时写道：“虽然他们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但绝不因为民族而减低他们的批评。”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9页。
212345[英]以塞亚·伯林：《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载《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303、308、297页。
2444徐志摩：《太戈尔》，《晨报副镌》第112号，1924年5月19日。
251921年1月《新人》杂志7、8期合刊上发表了署名王靖的译文，译名为《迷途的鸟》，共有171章。
262734[法]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许翡玎、曹丹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第1、13、51页。
2829郑敏：《文化·语言·诗学——郑敏文论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第33、53 页。
303137废名：《谈新诗》，商务印书馆，2018，第7、4、62页。
32朱自清：《白话与文言》，载《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99页。
33胡适：《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载《胡适留学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939-945页。
35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载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许翡玎、曹丹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第30页。
36维西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第41页。
38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39页。
40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刊》1922年6月21日。
41[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第31页。
42[英]托·斯·艾略特：《回顾（1918）》，郑敏译，载[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108页。 43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4卷9号，1923年，第1页。
46这首仿为2003年第14期上的引诗，摘自同年第5期《女子文学》（现改名《女子文摘》），最初来源于网络。
47同人写作往往发生于流行文化领域，在这种亚文化中，同人可以将喜爱的人物或故事抽离出原作，进行二度创作，也可将原作加以续写，改变情节，甚至混入原作之中。
48Anthony Ashley Cooper，The Moralists：A Philosophical Rhapsody，London，1709，part 3，section 1，p158.
49“我攀登过高峰，在声名荒秃的巅峰找不到庇护所。引领我，我的向导，在日光褪尽之前，进入安谧山谷，那里人生的收获纯熟成了金色的智慧。”参见泰戈尔 《飞鸟集》，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50冯有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第139页。
51泰戈尔：《在爱中彻悟——正确地认识人生》，载《泰戈尔全集》第19卷，刘安武主编，刘竞良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59页。
52洪熙：《太戈尔底迷途》，《觉悟》第4卷第27期，1924年4月27日。
54钱智修：《台峨尔的人生观》，《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4號。
5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434页。
56泰戈尔：《飞鸟集》第286首，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57泰戈尔曾说，“《流萤集》，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彼时我常常应人之请，将我的点滴思想题写于扇子和丝绢上。”
581924年泰戈尔访华，充当翻译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泰戈尔一度还想牵线，后来发现不成，当初还写了一首诗，即《流萤集》第66首：The blue of the sky longs for the earth’s green，the wind between them sighs，“Alas”. 参见泰戈尔《流萤集》（英汉对照），王钦刚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第66页。
（戴潍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