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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服务产业发展趋势集中在哪些方面？中国是不是应该走印度的发展道路？
目前，本刊采访了全球最大的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司毕博（Bearing Point，Inc.）大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荣玛赞（Ron Machan），及美国国际外包中心执行董事、北京博思商通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松。
2007年，毕博就中国目前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发布了《2007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报告》，引起中国政府及业内关注。毕博从1897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在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毕博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很多辉煌的业绩，同时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在十年之前，毕博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和更名，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询管理公司——毕马威管理咨询公司。1997年它从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分离出来，解决了财务审计和管理咨询的双重身份，独立上市，进行了品牌资产的转换；更名为毕博之后，在全球收购了17家咨询管理公司，包括著名的安达信咨询。中国是毕博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毕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开拓在中国的业务，在并购了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安达信后，毕博达到了关键的规模，成为中国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为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咨询一直是毕博特别关注的业务重点，外包服务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新的领域，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推动和发展外包产业也是新的挑战，毕博看到这样的趋势，对中国外包服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高质量的报告。
毕博在报告中详细地对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远瞻，以具体案例为佐证，对中国服务外包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有效的三大战略建议，毕博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二是细分市场；三是地域市场，这也是中国服务外包所面临的三大焦点。
中国服务外包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否可以复制印度的模式？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毕博对中国与印度的外包产业发展背景、硬环境、软环境以及服务提供商成本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提出了发展五大战略。对如上问题我们在采访中与毕博进行了探讨。
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特点
《经济导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的可贸易成份提高了。全球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之中，很多跨国公司在产业结构上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在经历了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过程后，又开始将服务业的职能，向国外、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你们可否把国际上的这种服务外包趋势介绍一下？
荣玛赞：从目前形势来看，我认为服务外包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由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所驱动的。很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并降低生产成本。一些非常大的项目，就会带来很多业务机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外包业务将会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我认为服务外包业务是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全球的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和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信息技术外包）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很高的增速，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根据IDC报告中的预测，BPO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ITO也将达到5%左右。ITO业务的增速将低于BPO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从全球角度来讲，我认为服务外包产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曾松：现在全球外包业务的发展趋势有几个特点：交易规模不断在扩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BTO也好，ITO也好，基本是20%以上的增长速度，有些甚至还要更高。外包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业务范围在扩大，从最早比较低端的一些软件的测试业务，也就是所谓的ITO的业务过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BPO。这种新的BPO的业务，让很多企业都感受到了更大的挑战。现在包括印度在内，各国的外包业务发展速度都很快，外包业务的层次不断提高。现在最新的外包已经是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上升到整个知识层面的外包了。
《经济导刊》：有些外包项目很大，我看到有些项目都已经超过数十亿美元了。
曾松：现在我知道的像惠普的外包项目都是30多亿美金的规模，最高的像美洲银行外包出来的业务规模都达到57亿美金，交易额都比较大。
《经济导刊》：另外还有离岸方式外包，像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金融服务公司的离岸方式外包业务规模大概也达到3600亿美元，也是很大的规模了。
曾松：这也应该说是最近几年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欧美国家最早比较喜欢采用近岸外包方式，现在更多采用离岸外包方式。最早是从成本因素、地域因素去进行业务转移，现在需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因为通讯和信息的技术的发展，现在也开始更多的向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转移。这种离岸的趋势确实也是外包发展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经济导刊》：2006年被称为是中国的“服务外包元年”，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发展服务外包业。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咨询公司，毕博是很早就参与协助中国政府来思考如何开展服务外包的咨询公司，你觉得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会为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荣玛赞：我觉得发展服务外包能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从战略角度来讲，服务外包能够提供附加值，使中国能够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如技术、信息、制造等领域，都能增强影响力。同时帮助中国跨越西方公司的技术障碍，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通过参与服务外包，中国还能接触到高素质的、全球顶级的专业团队，这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外包也能够促进很多其他行业的升级，比如通过持续推进和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园区以培育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这些引擎又可以带来新的投资点，从而帮助中国平衡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讲，服务外包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职位。中国每年有六百万大学生要毕业，发展外包业务对于中国的就业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能够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外包，能够极大地提高中国社会的发展质量，带来更多的附加值，培养更好的专业技能，包括管理和流程各个环节上的专业技能，并将其融合到服务中。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曾松：全球这种新的企业发展战略，也会对中国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本土化的企业，很喜欢大而全或者是小而全的业务模式，实际上外包来源于一种更专业化的、能促进企业整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多的依赖外部专业化的资源。如果从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来讲，外包的战略实际上对中国的企业是一种新的思考。其实中国和印度比较的话，更多的优势还来源于一个很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实际上，我想包括很多的跨国公司，都还没有感觉到中国真正的外包业务内需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外包业务可能带来中国企业新的转型，特别是如何通过外包战略来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经济导刊》：刚才荣玛赞先生提到外包业务给予中国很多机会，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现在也有些企业走出去。外包使我们参与了全球资源配置和重新分工的机会，可以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构，还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曾松：原来中国的开发区都热衷于追求引进大型的制造企业，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该如何来降低能耗，减少污染，这个趋势跟服务外包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在从追求经济的增长到追求发展，从单纯的“增长”改为“科学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要更多地利用新的现代服务业，不是纯粹追求GDP的增长，去浪费大量的能源。这些变化实际上都跟服务外包业务有着密切的战略接轨。
《经济导刊》：服务外包在中国确实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无论是政府部门制订外包产业的战略发展规划，还是服务商寻求外包市场的发展机会，都已经认识到服务外包是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最好的切入点，而且现在政府也在出台一些政策，推动外包市场的发展。像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从生产企业那里承接代工的制作外包，现在可能会更多的转入到服务外包这方面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比较大的调整，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服务外包的主体还是知识劳动力，知识劳动力要求人才素质方面也要有很大的提升。你认为中国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才能成为一个最大的接包国？
曾松：一般谈到真正大力发展一个产业，我想任何国家都一样，首先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支持，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印度也好，还是在今后的越南，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另外要想真正发展好服务外包，有承接外包业务的能力，也就是这种与国际化接轨的能力，特别是服务行业，完全不像制造业的模式。
《经济导刊》：其中有很多无形资产的含量。
曾松：如果想让欧美国家，或者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能够把它们带有研发性质的业务外包放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要高度重视，让大家非常信任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我觉得这个因素很重要。第二点是服务能力，它包括了很多软环境，否则离岸业务也不会那么通畅，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尤其是信息化的流畅，这方面要加大投入。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为什么跟印度有差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缺乏跟国际业务接轨的人才，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来适应欧美的外包环境。
《经济导刊》：并且熟悉西方的商业模式。
曾松：非常对，西方的商业模式和环境。很多人可能会做程序、编程，但是他没办法组织团队，一个人很能干，但是没办法适应团队工作的环境。实际上服务外包，包括软件开发、IT开发很讲究整个团队的工作环境。像中国可能一般的软件公司大概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上百人，而印度一下子就3万、5万人的规模。如果没有很好的结合团队环境工作的素质，人家也不敢把单子交给你来做。
《经济导刊》：要有一个高效率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若干个外包基地，有序的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商务部启动了“千百十工程”，而且还在11个城市做服务外包的试点。那你可以不可以介绍一下，中国目前怎样推动这项工作？这些试点城市是如何做的？它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曾松：商务部在2006年10月出台了“千百十工程”，所谓的10就是指要确定10个城市重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同时相关行业的政策都陆续出台了。最早科技部曾经重点关注软件行业向欧美出口的工程，信息产业部对软件的出口给予很多的补贴和支持。
《经济导刊》：10个城市。现在实际上是11个示范城市了。
曾松：对，因为后来加了苏州，把苏州的工业园区定为一个服务外包的示范园区，严格说这个工业园不能称为城市。目前大概还有十多个城市又在申请新一轮的服务外包城市。
《经济导刊》：这些试点城市，是会得到一些优惠的政策吗？
曾松：“千百十工程”中的千百只是一个概念，也许将来会发展到500，就是最好了，至少能够和100个大型的跨国公司对接，承接他们的外包。
吴仪副总理曾经说过，要更多地重视跨国公司后台服务的转移，也存在一种新的投资方式，比如建研发中心。这种新的吸引外资的方式，就是比较高端的服务外包，比如现在的医药企业，它们的研发也很厉害，上海张江有一个专门的生物研发中心，但这方面走在前面的应该还是印度。
千是指的和1000家企业更多的开展合作，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数字。还有一点，这11个城市的试点已经拿出了很多的政策，现在这11个基地基本上每个都有自己的政策。最主要的体现在政府对发展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上，包括对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的扶持。商务部、财政部也落实了一些关于发展服务外包的资金，支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现在服务外包产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现阶段关键的还是各级政府对这个产业产生在战略和思想上的一种认识。现在并不是说，出现了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就很了不起了，实际上外包产业还没有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服务外包刚开始的发展很难像制造业那样，一开始就形成很巨大的GDP增长，或者一下子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税收收入。我觉得目前对外包产业的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所以政府在支持力度上可能就不像对大规模制造业的那么大。我觉得对服务外包产业的认识有待于提高。
《经济导刊》：就是从认识上提高？
曾松：对，实际上政策也都有了，环境也还比较好。我觉得政府的支持很重要，它对企业的引导作用也很重要。只有政府真正理解了发展这个产业的重要性，才可能会把战略落实到企业发展身上，同时采取比较有效的政策。
荣玛赞：我非常同意曾先生的评论，我觉得政府的支持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中国真正地成为全球外包的基地，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开展外包业务，从而支持和促进城市的产业发展，建立一个中国的模式，或者实施以中国为中心的项目，进一步推动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政府努力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不能复制印度的发展模式
《经济导刊》：毕博曾经在2007年6月就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发布了一个报告，《2007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报告》，是很专业的报告。
我觉得这个报告写得非常好，从管理咨询的角度和业务需求入手，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现在的发展状况和将来的发展的趋势，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三大战略的建议，提出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的模式，也谈到政府在中间的作用，政府应该怎么认识，企业应该怎么认识。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所认为的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荣玛赞：我们在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中国正在建立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复制印度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比如中国拥有很大的国内内需市场，而印度就没有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报告中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方面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在发展成为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以及BPO中心的过程中，需要创建“一个中国”的品牌发展战略。不能各城市采取趋同方式相互竞争，而是要充分利用不同城市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因为不同的区域都有其特殊性，不同的城市、省份，它们的市场也各有不同。不同的城市可能会为了同一个外包项目展开竞争。如果它们能够做到更加专业化，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这就要求包括本地化需求、语言上的需求等等，从而具有更具针对性的优势。因此，对于本地市场而言，“一个中国”的战略和差异化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聚焦本地需求、国内需求、语言需求，发扬我们的优势，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发展外包产业。采取“一个中国”的整体战略，并同时在各地方层面采取不同的策略是一个关键点。另外在报告中我们也提到，需要成功提升本土企业的业务能力，以吸引更多的离岸海外投资和业务，与此同时带来足够的转包业务。对于本土的接包商来说，需要建立面对面的联系沟通模式。现阶段，如ITO的业务，有很多本地接包企业完成了订单，竟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最终客户是谁，不知道他们开发的产品最终会涉及到哪些公司的业务。对未来服务外包的发展来说，本地企业需要直接的、一对一的交流，能够让跨国公司更好的了解中国本土的发包商。另外，政府的支持，比如税收政策，也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成本效益，还有一些法规法律方面，如知识产权保护，都是战略中关键的组成部分，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经济导刊》：也就是说战略方面要有法律体系支撑，在知识产权，还有税收方面，以及其他的很多方面都要有这种支撑。你们在报告中谈到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产业发展；第二是细分的市场；第三是城市的市场，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三方面吗？
荣玛赞：我们确实对发展趋势做了很多分析，涉及不同的层面，针对BPO企业的、或其他不同类型的客户，也就是帮助我们服务于不同的咨询对象。有些可能是帮助政府制定战略，实际上他们可能也是我们业务的购买方。我们已经与很多市级政府建立业务联系，帮助它们做业务流程外包的相关管理咨询工作，如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服务外包战略。在制定咨询战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比如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些日本公司将其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大连、无锡等拥有大量日语人才的城市，从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势。而上海作为中国服务外包的战略中心，有非常充足的人才库，在北京也是如此。不同的城市，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制定不同的战略。对于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深入分析。一个公司进入中国初期，需要进行一般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等，然后在中国开展外包业务，我们帮助这类公司做一些培训，包括与大学的合作，以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它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取得更快地发展，同时我们非常关注不同领域和不同区域的特点。
中国需要软竞争实力
《经济导刊》：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服务外包比起中国来已经走在前头，它是十年多以前就开始发展这个产业，所以印度一直是美国发包商离岸外包最大的目的地。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可以复制印度的这种模式？这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学者和很多的企业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你们在报告里对印度和中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比较分析，还对中国与印度在离岸外包产业发展环境上进行了比较。那你们觉得和印度相比，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
荣玛赞：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的业务环境，我觉得中国有非常良好的业务环境。现在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这就带来了成本方面的忧虑。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也在增加，也同样会带来一些成本方面的关注，但是，中国的人才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中国人才的语言能力可能会面临一个挑战，因为英语并不是中国的母语，也不是官方语言。而本土企业在吸引亚洲一些国家，例如日、韩的外包业务方面，中国比印度有更多的优势。中国与日韩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比较突出，文化、语言相近。
谈到劣势，中国必须要有人才库。虽然中国有很多的人才，但问题在于缺乏能够做国际业务的适用人才。中国要通过培训，培养更高层次的、更资深的管理人才和咨询人才。具备符合国际公司标准的人才，才能很好的适应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迎头赶上的。法律环境等其他环境因素，也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中国需要有更清晰的法律政策和环境。这些都是中国碰到的一些挑战，也就是所谓的劣势。
市场是逐步发展成熟的，印度同样也经历了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有克服障碍的过程，然后才达到目前的规模。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在帮助本地企业，比如像 “十百千工程”，我觉得就非常好，能够很好地推进外包业务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契机。其他还有一些劣势，比如BPO培训中心，在中国的BPO培训中心数量还非常少，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经济导刊》：你刚才提出中国很缺少高素质的人才，我想这种高素质可能更多的还不是在专业技术方面，而是指国际经验。因为现在在接包的过程中，很多客户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需要对西方商业的经营模式、经营环境、以及法律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理解，这样才会有很好的沟通，理解所承接的业务内容。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很多的国际惯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更需要培养国际化能力很强的人才，甚至包括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方面的这种了解都是需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国际化条件，现在更需要加强的就是这种软实力方面，也就是你刚才反复讲到的软实力方面需要更提高一个层次，能够更多地跟国际上的业务来融合。
另外，中国跟印度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对印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在离岸外包方面承接得更多。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化的过程，很多工业行业的基础发展、制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中国比较好的基础。中国现在每年有大约相当于GDP的20%投入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所以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是很迅速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大概6%左右的GDP是投入到基础设施中。所以从中国经济体系中比较强的加工制造能力等这些方面来说，我认为跟印度相比较，这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所以我很同意你们的结论，就是说中国要有自己特殊的模式，国情不一样，它不能走完全复制印度的道路。
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迎接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一些方面，它需要具备很多的基本条件，需要有一些所谓的内功。那么你认为中国特色的道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提升这种竞争力？
曾松：中国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内需市场，这是跟印度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是现在中国本身的内需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启动，这种潜力还没有真正的爆发出来。
《经济导刊》：中国自身还是有很大的潜在的市场。
曾松：对。但是国内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我们经常说财富500强，其中至少有480强都在中国有不同类型的研发机构，包括生产、制造都有。我觉得中国企业也可以先从这些跨国公司的服务业务做起。
《经济导刊》：跟它们的合作，承接它们的服务转移。
曾松：当然我们也要抓住离岸和近岸外包的机会，去承接欧美公司的这种转移的机会，但同时也要抓住国门内的国际外包转移机会，至少有480多个500强企业可以作为服务对象。
《经济导刊》：我也看了很多印度的资料，印度自己也感觉到必须要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有优势的，比如语言能力，另外服务外包起步也比较早，但是跟周边有些国家比起来，印度也有它劣势的地方。最主要就是刚才荣玛赞先生反复讲的，要有专业性。接包的业务过程中，在做解决方案过程中，一定要有专业性的基础，这样才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然后才能不断地去接包。
曾松：我觉得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人才优势。现在中国确实有很重要的人才优势，但是这也是比较而言的。印度的人才确实英语能力比较好，所以美国医疗服务的大量外包业务都给了印度，它确实有语言方面的优势。
《经济导刊》：外包有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就像我们的起步也可能跟国际上的起步一样，刚开始在ITO方面做得比较多一些，印度也是从这个方面起步的，在ITO方面接包得比较多，现在我们要逐步向BPO这个方面转型，再下一步就可以是KTO，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知识含量较高的业务类型，需要经过各个阶段的转型。所以中国的服务外包对于人才的要求，以及整个环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如何提升竞争能力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曾松：对，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我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原来是大力扶持制造业，现在开始向服务业转移；第二个是提高服务业的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深刻地了解欧美的市场。
我们需要有产业和市场化的新机制
《经济导刊》：中国也有它的劣势，过去我们大力发展工业、农业，花了很大的力气，而第三产业，也就是就服务业方面，本身就很弱，服务的品种、水平等各方面都很弱。现在我们去承接服务业的外包，就需要有很大的发展，这本身就是挑战，其实也隐藏着很大的机遇，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服务外包业务，对中国的服务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机会。
曾松：原来我们也在研究，中国的市场到底应该如何竞争，或者那些发展策略是与印度不一样的。有一天我在看欧洲的足球比赛时，产生了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美国的NBA也好，还是欧洲的足球比赛也好，它们能够发展为完全的市场化，发展得那么产业化，就在于它的明星制。中国的11个外包基地城市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刚才谈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趋势，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谈的明星制。姚明为什么能被NBA请去，是因为实际上这个球员已经全球招聘了，市场已经全球一体化了。如果中国都能像欧美的足球队这样聘国际一流的射门员，就可取胜了。其实像英国利物浦这样的强队也在聘国际上的球员，它的一号射手就是丹麦人。如果中国在金融服务外包具有了很强的专业水平，估计欧美银行的外包业务就可以包给中国做了。
实际上，利用外部专业化的资源是外包的主要思想，当然还有一个成本因素。外包就是要商业化，中国需要加强商业化和市场化。现在我们讨论承接离岸的问题，为什么单子都到印度去了？因为它很专业，不仅仅是一个成本问题。印度的BPO业务和团队都已经很完善，他能做下来。而中国专业化程度还不高，实际上是制约中国真正发展服务外包市场的一个因素。现在国内都在引进外包，实际上都是一些做ITO的企业互相在抢市场。
《经济导刊》：并不是企业接了多少数量的业务，在发展规模上的问题，这中间还有很多知识含量，还有很多的国际经验。
曾松：行业性也是同样的问题。毕博把他们自己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也分成了不同行业性的市场，提供行业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市场细分。而不是中国原来的那种小而全、大而全的业务模式，什么都能做，最后是什么也做不好。国外公司当然不敢让你接包了。
《经济导刊》：荣玛赞先生到中国来，首先2005年到2006年期间就进行了整合，一个是内部团队的整合，把它更集中在几个行业，同时也对市场进行了细分，公司主要抓的业务核心是哪些行业，更深化、更专注于这些行业，然后更细分这一部分市场。
曾松：就像姚明一样，他是一个最好的中锋，总有他的一种核心能力。
《经济导刊》：所以我觉得服务外包还是有它的特点。与制造业的这种转移相比，服务外包的转移有很多不同点，它对知识的含量、专业基础的要求比较高，要承接外包业务一定要按国际的标准来做，外包业务才有能够转移到你这儿来。我觉得这需要我们有更加开放的心态来抓住机会。另外我们要发展很专业的国际化战略合作者，像跟毕博这样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管理咨询公司。这种企业走的比较领先，同它们紧密结合，合作来做这些事情。我也希望毕博将来能在中国外包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一个领头的作用。
荣玛赞：我非常赞同你们的评论。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多挑战，有很多的制约因素。比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外包服务在技术方面可能还不是那么扎实。我们之前重视的一些行业，之后发生变化，并不是说不重视了，而是我们产生了新的关注点，现在的关注点已经由ITO向BPO转移了，而且又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成本效益等方面的因素，包括中国的竞争力问题。这些都是发展服务外包的基础，能够让中国迎接BPO业务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我也非常赞同关于中国很多城市的发展战略，必须要发挥每个城市的特点，必须要有其独特的关注点，关注自己本地的业务，以及在本地的一些跨国公司，然后把它们融合起来。我们确实需要产业明星和企业明星，一旦有了这种明星效应，一切事情可能就会变得更加顺利了。在发展服务外包业务方面，因为其业务性质和毕博的业务类型非常类似，我们会把咨询建议和自身的经验结合起来。
BPO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经济导刊》：我们要从IPO向BPO这个方向快速发展，毕博的报告也指出，2009年全球的BPO市场规模将超过ITO市场的增长，那么你觉得，中国的情况会怎么样？BPO和ITO哪个模式会使中国在全球市场上领先？当然现在中国走的道路可能跟很多其他国家还是一样的，先做ITO，进入BPO的业务量还是比较小，但到了2009年，你估计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荣玛赞：我想中国现在还处在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方面还不太成熟。我相信ITO肯定是会继续很好地发展下去，会在整个服务外包领域成为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BPO只是刚刚起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发展趋势可能不会像ITO那么明显。但是好消息是，从全球来看，很多国际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得很快，所以，对未来的BPO业务发展是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BPO肯定会赶上ITO业务的发展步伐。其实现在在中国，即使ITO也还是处在初级阶段，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更多吸引国外的BPO业务进入。从海外市场来讲，各方对BPO业务将会大幅增长是很有信心的，它们现在更愿意做BPO，而不是ITO。所以我们预计中国的BPO业务会在一段时间以后迅速的发展。BPO在中国有非常大的机会和发展潜力，中国要做好准备占领市场，获得更好的市场份额，实现更好的发展。
目前，本刊采访了全球最大的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司毕博（Bearing Point，Inc.）大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荣玛赞（Ron Machan），及美国国际外包中心执行董事、北京博思商通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松。
2007年，毕博就中国目前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发布了《2007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报告》，引起中国政府及业内关注。毕博从1897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在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毕博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很多辉煌的业绩，同时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在十年之前，毕博进行了重大的改组和更名，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询管理公司——毕马威管理咨询公司。1997年它从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分离出来，解决了财务审计和管理咨询的双重身份，独立上市，进行了品牌资产的转换；更名为毕博之后，在全球收购了17家咨询管理公司，包括著名的安达信咨询。中国是毕博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毕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开拓在中国的业务，在并购了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安达信后，毕博达到了关键的规模，成为中国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为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咨询一直是毕博特别关注的业务重点，外包服务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新的领域，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推动和发展外包产业也是新的挑战，毕博看到这样的趋势，对中国外包服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高质量的报告。
毕博在报告中详细地对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远瞻，以具体案例为佐证，对中国服务外包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有效的三大战略建议，毕博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二是细分市场；三是地域市场，这也是中国服务外包所面临的三大焦点。
中国服务外包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否可以复制印度的模式？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毕博对中国与印度的外包产业发展背景、硬环境、软环境以及服务提供商成本等方面进行了对比，提出了发展五大战略。对如上问题我们在采访中与毕博进行了探讨。
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展特点
《经济导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的可贸易成份提高了。全球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之中，很多跨国公司在产业结构上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在经历了把制造业转移出去的过程后，又开始将服务业的职能，向国外、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你们可否把国际上的这种服务外包趋势介绍一下？
荣玛赞：从目前形势来看，我认为服务外包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由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所驱动的。很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并降低生产成本。一些非常大的项目，就会带来很多业务机会。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外包业务将会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我认为服务外包业务是有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全球的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和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信息技术外包）业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很高的增速，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根据IDC报告中的预测，BPO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ITO也将达到5%左右。ITO业务的增速将低于BPO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了。从全球角度来讲，我认为服务外包产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曾松：现在全球外包业务的发展趋势有几个特点：交易规模不断在扩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BTO也好，ITO也好，基本是20%以上的增长速度，有些甚至还要更高。外包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业务范围在扩大，从最早比较低端的一些软件的测试业务，也就是所谓的ITO的业务过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BPO。这种新的BPO的业务，让很多企业都感受到了更大的挑战。现在包括印度在内，各国的外包业务发展速度都很快，外包业务的层次不断提高。现在最新的外包已经是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知识流程外包），上升到整个知识层面的外包了。
《经济导刊》：有些外包项目很大，我看到有些项目都已经超过数十亿美元了。
曾松：现在我知道的像惠普的外包项目都是30多亿美金的规模，最高的像美洲银行外包出来的业务规模都达到57亿美金，交易额都比较大。
《经济导刊》：另外还有离岸方式外包，像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金融服务公司的离岸方式外包业务规模大概也达到3600亿美元，也是很大的规模了。
曾松：这也应该说是最近几年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欧美国家最早比较喜欢采用近岸外包方式，现在更多采用离岸外包方式。最早是从成本因素、地域因素去进行业务转移，现在需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因为通讯和信息的技术的发展，现在也开始更多的向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转移。这种离岸的趋势确实也是外包发展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经济导刊》：2006年被称为是中国的“服务外包元年”，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发展服务外包业。作为国际上知名的咨询公司，毕博是很早就参与协助中国政府来思考如何开展服务外包的咨询公司，你觉得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会为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荣玛赞：我觉得发展服务外包能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从战略角度来讲，服务外包能够提供附加值，使中国能够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如技术、信息、制造等领域，都能增强影响力。同时帮助中国跨越西方公司的技术障碍，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通过参与服务外包，中国还能接触到高素质的、全球顶级的专业团队，这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外包也能够促进很多其他行业的升级，比如通过持续推进和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园区以培育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这些引擎又可以带来新的投资点，从而帮助中国平衡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讲，服务外包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职位。中国每年有六百万大学生要毕业，发展外包业务对于中国的就业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能够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外包，能够极大地提高中国社会的发展质量，带来更多的附加值，培养更好的专业技能，包括管理和流程各个环节上的专业技能，并将其融合到服务中。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契机。
曾松：全球这种新的企业发展战略，也会对中国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本土化的企业，很喜欢大而全或者是小而全的业务模式，实际上外包来源于一种更专业化的、能促进企业整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多的依赖外部专业化的资源。如果从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来讲，外包的战略实际上对中国的企业是一种新的思考。其实中国和印度比较的话，更多的优势还来源于一个很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实际上，我想包括很多的跨国公司，都还没有感觉到中国真正的外包业务内需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外包业务可能带来中国企业新的转型，特别是如何通过外包战略来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经济导刊》：刚才荣玛赞先生提到外包业务给予中国很多机会，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现在也有些企业走出去。外包使我们参与了全球资源配置和重新分工的机会，可以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构，还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
曾松：原来中国的开发区都热衷于追求引进大型的制造企业，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该如何来降低能耗，减少污染，这个趋势跟服务外包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在从追求经济的增长到追求发展，从单纯的“增长”改为“科学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要更多地利用新的现代服务业，不是纯粹追求GDP的增长，去浪费大量的能源。这些变化实际上都跟服务外包业务有着密切的战略接轨。
《经济导刊》：服务外包在中国确实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无论是政府部门制订外包产业的战略发展规划，还是服务商寻求外包市场的发展机会，都已经认识到服务外包是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最好的切入点，而且现在政府也在出台一些政策，推动外包市场的发展。像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从生产企业那里承接代工的制作外包，现在可能会更多的转入到服务外包这方面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比较大的调整，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服务外包的主体还是知识劳动力，知识劳动力要求人才素质方面也要有很大的提升。你认为中国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才能成为一个最大的接包国？
曾松：一般谈到真正大力发展一个产业，我想任何国家都一样，首先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支持，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印度也好，还是在今后的越南，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另外要想真正发展好服务外包，有承接外包业务的能力，也就是这种与国际化接轨的能力，特别是服务行业，完全不像制造业的模式。
《经济导刊》：其中有很多无形资产的含量。
曾松：如果想让欧美国家，或者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能够把它们带有研发性质的业务外包放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要高度重视，让大家非常信任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我觉得这个因素很重要。第二点是服务能力，它包括了很多软环境，否则离岸业务也不会那么通畅，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尤其是信息化的流畅，这方面要加大投入。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为什么跟印度有差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缺乏跟国际业务接轨的人才，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来适应欧美的外包环境。
《经济导刊》：并且熟悉西方的商业模式。
曾松：非常对，西方的商业模式和环境。很多人可能会做程序、编程，但是他没办法组织团队，一个人很能干，但是没办法适应团队工作的环境。实际上服务外包，包括软件开发、IT开发很讲究整个团队的工作环境。像中国可能一般的软件公司大概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上百人，而印度一下子就3万、5万人的规模。如果没有很好的结合团队环境工作的素质，人家也不敢把单子交给你来做。
《经济导刊》：要有一个高效率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在中国建设若干个外包基地，有序的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商务部启动了“千百十工程”，而且还在11个城市做服务外包的试点。那你可以不可以介绍一下，中国目前怎样推动这项工作？这些试点城市是如何做的？它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曾松：商务部在2006年10月出台了“千百十工程”，所谓的10就是指要确定10个城市重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同时相关行业的政策都陆续出台了。最早科技部曾经重点关注软件行业向欧美出口的工程，信息产业部对软件的出口给予很多的补贴和支持。
《经济导刊》：10个城市。现在实际上是11个示范城市了。
曾松：对，因为后来加了苏州，把苏州的工业园区定为一个服务外包的示范园区，严格说这个工业园不能称为城市。目前大概还有十多个城市又在申请新一轮的服务外包城市。
《经济导刊》：这些试点城市，是会得到一些优惠的政策吗？
曾松：“千百十工程”中的千百只是一个概念，也许将来会发展到500，就是最好了，至少能够和100个大型的跨国公司对接，承接他们的外包。
吴仪副总理曾经说过，要更多地重视跨国公司后台服务的转移，也存在一种新的投资方式，比如建研发中心。这种新的吸引外资的方式，就是比较高端的服务外包，比如现在的医药企业，它们的研发也很厉害，上海张江有一个专门的生物研发中心，但这方面走在前面的应该还是印度。
千是指的和1000家企业更多的开展合作，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数字。还有一点，这11个城市的试点已经拿出了很多的政策，现在这11个基地基本上每个都有自己的政策。最主要的体现在政府对发展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的扶持上，包括对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的扶持。商务部、财政部也落实了一些关于发展服务外包的资金，支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现在服务外包产业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现阶段关键的还是各级政府对这个产业产生在战略和思想上的一种认识。现在并不是说，出现了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就很了不起了，实际上外包产业还没有真正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服务外包刚开始的发展很难像制造业那样，一开始就形成很巨大的GDP增长，或者一下子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税收收入。我觉得目前对外包产业的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所以政府在支持力度上可能就不像对大规模制造业的那么大。我觉得对服务外包产业的认识有待于提高。
《经济导刊》：就是从认识上提高？
曾松：对，实际上政策也都有了，环境也还比较好。我觉得政府的支持很重要，它对企业的引导作用也很重要。只有政府真正理解了发展这个产业的重要性，才可能会把战略落实到企业发展身上，同时采取比较有效的政策。
荣玛赞：我非常同意曾先生的评论，我觉得政府的支持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中国真正地成为全球外包的基地，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中国开展外包业务，从而支持和促进城市的产业发展，建立一个中国的模式，或者实施以中国为中心的项目，进一步推动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需要政府努力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不能复制印度的发展模式
《经济导刊》：毕博曾经在2007年6月就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发布了一个报告，《2007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报告》，是很专业的报告。
我觉得这个报告写得非常好，从管理咨询的角度和业务需求入手，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服务外包行业现在的发展状况和将来的发展的趋势，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三大战略的建议，提出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的模式，也谈到政府在中间的作用，政府应该怎么认识，企业应该怎么认识。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所认为的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荣玛赞：我们在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中国正在建立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复制印度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拥有自己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比如中国拥有很大的国内内需市场，而印度就没有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报告中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方面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在发展成为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以及BPO中心的过程中，需要创建“一个中国”的品牌发展战略。不能各城市采取趋同方式相互竞争，而是要充分利用不同城市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因为不同的区域都有其特殊性，不同的城市、省份，它们的市场也各有不同。不同的城市可能会为了同一个外包项目展开竞争。如果它们能够做到更加专业化，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要求。这就要求包括本地化需求、语言上的需求等等，从而具有更具针对性的优势。因此，对于本地市场而言，“一个中国”的战略和差异化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聚焦本地需求、国内需求、语言需求，发扬我们的优势，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发展外包产业。采取“一个中国”的整体战略，并同时在各地方层面采取不同的策略是一个关键点。另外在报告中我们也提到，需要成功提升本土企业的业务能力，以吸引更多的离岸海外投资和业务，与此同时带来足够的转包业务。对于本土的接包商来说，需要建立面对面的联系沟通模式。现阶段，如ITO的业务，有很多本地接包企业完成了订单，竟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最终客户是谁，不知道他们开发的产品最终会涉及到哪些公司的业务。对未来服务外包的发展来说，本地企业需要直接的、一对一的交流，能够让跨国公司更好的了解中国本土的发包商。另外，政府的支持，比如税收政策，也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成本效益，还有一些法规法律方面，如知识产权保护，都是战略中关键的组成部分，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经济导刊》：也就是说战略方面要有法律体系支撑，在知识产权，还有税收方面，以及其他的很多方面都要有这种支撑。你们在报告中谈到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产业发展；第二是细分的市场；第三是城市的市场，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三方面吗？
荣玛赞：我们确实对发展趋势做了很多分析，涉及不同的层面，针对BPO企业的、或其他不同类型的客户，也就是帮助我们服务于不同的咨询对象。有些可能是帮助政府制定战略，实际上他们可能也是我们业务的购买方。我们已经与很多市级政府建立业务联系，帮助它们做业务流程外包的相关管理咨询工作，如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服务外包战略。在制定咨询战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独特的特点，比如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些日本公司将其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大连、无锡等拥有大量日语人才的城市，从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势。而上海作为中国服务外包的战略中心，有非常充足的人才库，在北京也是如此。不同的城市，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制定不同的战略。对于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深入分析。一个公司进入中国初期，需要进行一般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等，然后在中国开展外包业务，我们帮助这类公司做一些培训，包括与大学的合作，以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它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取得更快地发展，同时我们非常关注不同领域和不同区域的特点。
中国需要软竞争实力
《经济导刊》：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服务外包比起中国来已经走在前头，它是十年多以前就开始发展这个产业，所以印度一直是美国发包商离岸外包最大的目的地。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可以复制印度的这种模式？这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学者和很多的企业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你们在报告里对印度和中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比较分析，还对中国与印度在离岸外包产业发展环境上进行了比较。那你们觉得和印度相比，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
荣玛赞：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的业务环境，我觉得中国有非常良好的业务环境。现在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这就带来了成本方面的忧虑。当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也在增加，也同样会带来一些成本方面的关注，但是，中国的人才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中国人才的语言能力可能会面临一个挑战，因为英语并不是中国的母语，也不是官方语言。而本土企业在吸引亚洲一些国家，例如日、韩的外包业务方面，中国比印度有更多的优势。中国与日韩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比较突出，文化、语言相近。
谈到劣势，中国必须要有人才库。虽然中国有很多的人才，但问题在于缺乏能够做国际业务的适用人才。中国要通过培训，培养更高层次的、更资深的管理人才和咨询人才。具备符合国际公司标准的人才，才能很好的适应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迎头赶上的。法律环境等其他环境因素，也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中国需要有更清晰的法律政策和环境。这些都是中国碰到的一些挑战，也就是所谓的劣势。
市场是逐步发展成熟的，印度同样也经历了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有克服障碍的过程，然后才达到目前的规模。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在帮助本地企业，比如像 “十百千工程”，我觉得就非常好，能够很好地推进外包业务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契机。其他还有一些劣势，比如BPO培训中心，在中国的BPO培训中心数量还非常少，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经济导刊》：你刚才提出中国很缺少高素质的人才，我想这种高素质可能更多的还不是在专业技术方面，而是指国际经验。因为现在在接包的过程中，很多客户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需要对西方商业的经营模式、经营环境、以及法律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理解，这样才会有很好的沟通，理解所承接的业务内容。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很多的国际惯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更需要培养国际化能力很强的人才，甚至包括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方面的这种了解都是需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国际化条件，现在更需要加强的就是这种软实力方面，也就是你刚才反复讲到的软实力方面需要更提高一个层次，能够更多地跟国际上的业务来融合。
另外，中国跟印度很不同的一点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对印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在离岸外包方面承接得更多。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化的过程，很多工业行业的基础发展、制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中国比较好的基础。中国现在每年有大约相当于GDP的20%投入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所以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是很迅速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大概6%左右的GDP是投入到基础设施中。所以从中国经济体系中比较强的加工制造能力等这些方面来说，我认为跟印度相比较，这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所以我很同意你们的结论，就是说中国要有自己特殊的模式，国情不一样，它不能走完全复制印度的道路。
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迎接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一些方面，它需要具备很多的基本条件，需要有一些所谓的内功。那么你认为中国特色的道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提升这种竞争力？
曾松：中国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内需市场，这是跟印度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是现在中国本身的内需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启动，这种潜力还没有真正的爆发出来。
《经济导刊》：中国自身还是有很大的潜在的市场。
曾松：对。但是国内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我们经常说财富500强，其中至少有480强都在中国有不同类型的研发机构，包括生产、制造都有。我觉得中国企业也可以先从这些跨国公司的服务业务做起。
《经济导刊》：跟它们的合作，承接它们的服务转移。
曾松：当然我们也要抓住离岸和近岸外包的机会，去承接欧美公司的这种转移的机会，但同时也要抓住国门内的国际外包转移机会，至少有480多个500强企业可以作为服务对象。
《经济导刊》：我也看了很多印度的资料，印度自己也感觉到必须要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尽管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有优势的，比如语言能力，另外服务外包起步也比较早，但是跟周边有些国家比起来，印度也有它劣势的地方。最主要就是刚才荣玛赞先生反复讲的，要有专业性。接包的业务过程中，在做解决方案过程中，一定要有专业性的基础，这样才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然后才能不断地去接包。
曾松：我觉得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人才优势。现在中国确实有很重要的人才优势，但是这也是比较而言的。印度的人才确实英语能力比较好，所以美国医疗服务的大量外包业务都给了印度，它确实有语言方面的优势。
《经济导刊》：外包有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就像我们的起步也可能跟国际上的起步一样，刚开始在ITO方面做得比较多一些，印度也是从这个方面起步的，在ITO方面接包得比较多，现在我们要逐步向BPO这个方面转型，再下一步就可以是KTO，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知识含量较高的业务类型，需要经过各个阶段的转型。所以中国的服务外包对于人才的要求，以及整个环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如何提升竞争能力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曾松：对，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我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原来是大力扶持制造业，现在开始向服务业转移；第二个是提高服务业的水平，与此同时，还要深刻地了解欧美的市场。
我们需要有产业和市场化的新机制
《经济导刊》：中国也有它的劣势，过去我们大力发展工业、农业，花了很大的力气，而第三产业，也就是就服务业方面，本身就很弱，服务的品种、水平等各方面都很弱。现在我们去承接服务业的外包，就需要有很大的发展，这本身就是挑战，其实也隐藏着很大的机遇，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服务外包业务，对中国的服务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机会。
曾松：原来我们也在研究，中国的市场到底应该如何竞争，或者那些发展策略是与印度不一样的。有一天我在看欧洲的足球比赛时，产生了一些想法。我觉得不管是美国的NBA也好，还是欧洲的足球比赛也好，它们能够发展为完全的市场化，发展得那么产业化，就在于它的明星制。中国的11个外包基地城市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刚才谈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趋势，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谈的明星制。姚明为什么能被NBA请去，是因为实际上这个球员已经全球招聘了，市场已经全球一体化了。如果中国都能像欧美的足球队这样聘国际一流的射门员，就可取胜了。其实像英国利物浦这样的强队也在聘国际上的球员，它的一号射手就是丹麦人。如果中国在金融服务外包具有了很强的专业水平，估计欧美银行的外包业务就可以包给中国做了。
实际上，利用外部专业化的资源是外包的主要思想，当然还有一个成本因素。外包就是要商业化，中国需要加强商业化和市场化。现在我们讨论承接离岸的问题，为什么单子都到印度去了？因为它很专业，不仅仅是一个成本问题。印度的BPO业务和团队都已经很完善，他能做下来。而中国专业化程度还不高，实际上是制约中国真正发展服务外包市场的一个因素。现在国内都在引进外包，实际上都是一些做ITO的企业互相在抢市场。
《经济导刊》：并不是企业接了多少数量的业务，在发展规模上的问题，这中间还有很多知识含量，还有很多的国际经验。
曾松：行业性也是同样的问题。毕博把他们自己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也分成了不同行业性的市场，提供行业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市场细分。而不是中国原来的那种小而全、大而全的业务模式，什么都能做，最后是什么也做不好。国外公司当然不敢让你接包了。
《经济导刊》：荣玛赞先生到中国来，首先2005年到2006年期间就进行了整合，一个是内部团队的整合，把它更集中在几个行业，同时也对市场进行了细分，公司主要抓的业务核心是哪些行业，更深化、更专注于这些行业，然后更细分这一部分市场。
曾松：就像姚明一样，他是一个最好的中锋，总有他的一种核心能力。
《经济导刊》：所以我觉得服务外包还是有它的特点。与制造业的这种转移相比，服务外包的转移有很多不同点，它对知识的含量、专业基础的要求比较高，要承接外包业务一定要按国际的标准来做，外包业务才有能够转移到你这儿来。我觉得这需要我们有更加开放的心态来抓住机会。另外我们要发展很专业的国际化战略合作者，像跟毕博这样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管理咨询公司。这种企业走的比较领先，同它们紧密结合，合作来做这些事情。我也希望毕博将来能在中国外包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一个领头的作用。
荣玛赞：我非常赞同你们的评论。中国现在的确面临着很多挑战，有很多的制约因素。比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外包服务在技术方面可能还不是那么扎实。我们之前重视的一些行业，之后发生变化，并不是说不重视了，而是我们产生了新的关注点，现在的关注点已经由ITO向BPO转移了，而且又开始关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成本效益等方面的因素，包括中国的竞争力问题。这些都是发展服务外包的基础，能够让中国迎接BPO业务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我也非常赞同关于中国很多城市的发展战略，必须要发挥每个城市的特点，必须要有其独特的关注点，关注自己本地的业务，以及在本地的一些跨国公司，然后把它们融合起来。我们确实需要产业明星和企业明星，一旦有了这种明星效应，一切事情可能就会变得更加顺利了。在发展服务外包业务方面，因为其业务性质和毕博的业务类型非常类似，我们会把咨询建议和自身的经验结合起来。
BPO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经济导刊》：我们要从IPO向BPO这个方向快速发展，毕博的报告也指出，2009年全球的BPO市场规模将超过ITO市场的增长，那么你觉得，中国的情况会怎么样？BPO和ITO哪个模式会使中国在全球市场上领先？当然现在中国走的道路可能跟很多其他国家还是一样的，先做ITO，进入BPO的业务量还是比较小，但到了2009年，你估计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荣玛赞：我想中国现在还处在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方面还不太成熟。我相信ITO肯定是会继续很好地发展下去，会在整个服务外包领域成为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BPO只是刚刚起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发展趋势可能不会像ITO那么明显。但是好消息是，从全球来看，很多国际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得很快，所以，对未来的BPO业务发展是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BPO肯定会赶上ITO业务的发展步伐。其实现在在中国，即使ITO也还是处在初级阶段，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更多吸引国外的BPO业务进入。从海外市场来讲，各方对BPO业务将会大幅增长是很有信心的，它们现在更愿意做BPO，而不是ITO。所以我们预计中国的BPO业务会在一段时间以后迅速的发展。BPO在中国有非常大的机会和发展潜力，中国要做好准备占领市场，获得更好的市场份额，实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