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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作者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主要描写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并揭示出教会的专横、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堂吉诃德》问世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不同历史年代，不同国家流传着。别林斯基曾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迂腐顽固，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同义语。
《堂吉诃德》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故事情节的生动搞怪以及灵活运用了朴素的语言、幽默的故事情节以及大量的民歌民谚，这样，就在无形之中使作品走近了大众，转而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就其语言特色作简单分析：
一、语言的朴素性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只想讲个朴素的故事，不用前言和开卷例有的一大串十四行诗呀、俏皮短诗呀、赞词呀等等装点。”事实亦证明《堂吉诃德》中的语言并没有出现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华丽词藻，相反，简单、明了、朴素、口语化则成了本著作的亮点。当主人公堂吉诃德到一家客店里，两个客店的姑娘问他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干脆地回答道：“我不拘什么都吃，因为我觉得很应该吃些东西了。”这里的语言特色就很明了。像这样的语言在《堂吉诃德》中几乎到处都有，口语化极强的写作给了读者一种影视的效果，通俗易懂，让人一看思路就清晰明白。朴实无华，文笔流畅，生动活泼，是这篇佳作最成功的地方。
二、幽默色彩贯穿全篇
这本著作里的语言基本上都是采用幽默的写作手法，书中人物的交谈往往会让人忍俊不禁。风趣精彩、生动活泼的语言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姿势在全文里发光发亮。我们可以从这部作品的“堂吉诃德自封骑士的趣事”“神父和理发师在这座山里遇到新奇有趣的事”“美人多若泰的机灵以及其他逗乐的趣事”等标题中感受到这部巨著风趣幽默的语言。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更多的是从文章里故事的叙述去体会，诸如：“……他说罢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托定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迸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桑丘趱驴来救，跑近一看，他已经不能动弹，驽骍难得把他摔得太厉害了……”几句话精彩风趣，朴实明了，不仅让人感受到了堂吉诃德疯病的无药可救，也体现了作者高深的语言幽默造诣。
三、书中大量民谚的灵活使用
在《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中，精辟的谚语约有220余句以上，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座西班牙民间谚语的宝库。在作品里，塞万提斯灵活地运用它们，肯定了积极的思想，讽刺了可笑的事物。诸如“唱歌能驱愁解闷”，堂吉诃德在吃了大亏之后，对他的侍从桑丘说的“对坏人行好事，就是往海里倒水”等，表明了堂吉诃德尽管外表看似疯狂，内心其实还是明智的、理性的。民俗民谚在用品中的大量运用，不仅使作品中的人物更加鲜明，最重要的是它贴近了生活，贴近了大众。
综合以上方面，《堂吉诃德》的确在语言艺术上有其独特的色彩，它大量植入下层人民的语言，朴实、生动、幽默、简明、口语化成了这篇巨著的主旋律，而这些正是西班牙文学作品的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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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
几番沉浮，终得玉全
□胡真才
早在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杨绛，深爱这部小说，也深知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她找了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要想忠实原作，必须从原文翻译。先生已有两门外语的基础，为译好《堂吉诃德》，她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堂吉訶德》中译本出版并畅销之初，适值西班牙国王、王后访问中国，6月15日，杨绛受到国王和王后的接见，并献上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当时陪同国王的邓小平同志向杨绛介绍了西班牙国王、王后，并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先生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先生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仪，后来于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西班牙之行后的1984年，她将《堂吉诃德》全文重新校订一遍，1985年再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二十多年来，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已达70余万套。
2001年，杨绛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全部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几年来，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划拨到“好读书”奖学金账户的稿酬，迄今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此，杨先生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
（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5月25日，有删改）
《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作者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主要描写和讽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并揭示出教会的专横、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堂吉诃德》问世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堂吉诃德”这个名字在不同历史年代，不同国家流传着。别林斯基曾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迂腐顽固，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同义语。
《堂吉诃德》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故事情节的生动搞怪以及灵活运用了朴素的语言、幽默的故事情节以及大量的民歌民谚，这样，就在无形之中使作品走近了大众，转而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就其语言特色作简单分析：
一、语言的朴素性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只想讲个朴素的故事，不用前言和开卷例有的一大串十四行诗呀、俏皮短诗呀、赞词呀等等装点。”事实亦证明《堂吉诃德》中的语言并没有出现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华丽词藻，相反，简单、明了、朴素、口语化则成了本著作的亮点。当主人公堂吉诃德到一家客店里，两个客店的姑娘问他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干脆地回答道：“我不拘什么都吃，因为我觉得很应该吃些东西了。”这里的语言特色就很明了。像这样的语言在《堂吉诃德》中几乎到处都有，口语化极强的写作给了读者一种影视的效果，通俗易懂，让人一看思路就清晰明白。朴实无华，文笔流畅，生动活泼，是这篇佳作最成功的地方。
二、幽默色彩贯穿全篇
这本著作里的语言基本上都是采用幽默的写作手法，书中人物的交谈往往会让人忍俊不禁。风趣精彩、生动活泼的语言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姿势在全文里发光发亮。我们可以从这部作品的“堂吉诃德自封骑士的趣事”“神父和理发师在这座山里遇到新奇有趣的事”“美人多若泰的机灵以及其他逗乐的趣事”等标题中感受到这部巨著风趣幽默的语言。而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更多的是从文章里故事的叙述去体会，诸如：“……他说罢一片虔诚地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托定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迸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桑丘趱驴来救，跑近一看，他已经不能动弹，驽骍难得把他摔得太厉害了……”几句话精彩风趣，朴实明了，不仅让人感受到了堂吉诃德疯病的无药可救，也体现了作者高深的语言幽默造诣。
三、书中大量民谚的灵活使用
在《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中，精辟的谚语约有220余句以上，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座西班牙民间谚语的宝库。在作品里，塞万提斯灵活地运用它们，肯定了积极的思想，讽刺了可笑的事物。诸如“唱歌能驱愁解闷”，堂吉诃德在吃了大亏之后，对他的侍从桑丘说的“对坏人行好事，就是往海里倒水”等，表明了堂吉诃德尽管外表看似疯狂，内心其实还是明智的、理性的。民俗民谚在用品中的大量运用，不仅使作品中的人物更加鲜明，最重要的是它贴近了生活，贴近了大众。
综合以上方面，《堂吉诃德》的确在语言艺术上有其独特的色彩，它大量植入下层人民的语言，朴实、生动、幽默、简明、口语化成了这篇巨著的主旋律，而这些正是西班牙文学作品的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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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译《堂吉诃德》：
几番沉浮，终得玉全
□胡真才
早在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杨绛，深爱这部小说，也深知这部小说的重要性，她找了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要想忠实原作，必须从原文翻译。先生已有两门外语的基础，为译好《堂吉诃德》，她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当然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堂吉訶德》中译本出版并畅销之初，适值西班牙国王、王后访问中国，6月15日，杨绛受到国王和王后的接见，并献上了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当时陪同国王的邓小平同志向杨绛介绍了西班牙国王、王后，并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先生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先生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仪，后来于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西班牙之行后的1984年，她将《堂吉诃德》全文重新校订一遍，1985年再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二十多年来，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已达70余万套。
2001年，杨绛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全部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几年来，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划拨到“好读书”奖学金账户的稿酬，迄今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此，杨先生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
（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5月25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