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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病逝后，“四人帮”提出并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有的报纸却写成“照过去方针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争论。最后，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出面否定了“按既定方针办”。几天后的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社却发表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粉碎“四人帮”后，这篇社论被看作“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参与此事的人大都受到批评或审查。
姚文元“偷梁换柱”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这篇社论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简称“两报一刊”）编辑部。社论中写道：“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后来查明“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向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布置的紧急任务。
几个月前的4月30日，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讲到全国几个省的问题时，毛泽东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及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前两条指示。姚文元看了毛泽东的手迹，事后他在查看笔记本中记的华国锋的传达内容也是“照过去方针办”。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中央政治局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四人帮”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这件事。该文中既没有提到“照过去方针办”，也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
9月9日，姚文元布置写社论时心急火燎。可是稿子到姚文元手里后，他却压下暂不发表，说要看看全国局势。
期间，姚文元修改了社论。事后，人们查看了他修改的清样。初稿中写的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他在定稿时删去“在病中”三个字，给人造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的印象。
“四人帮”选择这篇文章在9月16日见报，也是费尽心机。他们原打算在9月19日毛泽东追悼会后公布的。提前3天，因为16日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各界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利用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怀念和崇敬的心情，盗用“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突然公布一个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必然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关注，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9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将同时举行追悼大会，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要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四人帮”推行公布他们伪造的临终嘱咐，给各地追悼会上的讲话定调子，并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现在看来，“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有人说，这只是文字的差别，这两句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正如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所指出的：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这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是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这涉及谁有权力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涉及中共中央能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指示，涉及谁真正继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涉及是“四人帮”听中共中央的，还是中共中央听“四人帮”的大问题。
“按既定方针办”成为“四人帮”的宣传中心
9月16日社论发表的当天，“四人帮”通过他们严密控制的单位以座谈和学习社论为名，进一步制造谣言，把“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
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映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遵照江青的旨意，从9月17日起，姚文元紧锣密鼓地多次打电话给新华社，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他们伪造的这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在姚文元再三催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其中《光明日报》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华国锋的悼词中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就在《人民日报》等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有的报纸根据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讲的，宣传“照过去方针办”。一时间报纸宣传很混乱，这个动向引起一些干部群众的警觉。
华国锋：“张春桥是做贼心虚”
9月18日的追悼会上，华国锋一直忙于毛泽东的丧事，一直到9月28日晚，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并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议程是讨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有关问题，主要是乔冠华在联大上的发言稿。华国锋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删去其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因为毛泽东没有什么临终嘱咐。
张春桥、姚文元做贼心虚，在会上没有争辩，但是心有不甘，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原以为夺权的最大障碍没有了，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毛泽东“临终嘱咐”，还让华国锋识破了，不让宣传。照此下去，都按照华国锋的意见办，什么时候能掌权？他们不仅没有向乔冠华传达华国锋的修改意见，也没有向下传达“按既定方针办”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准备在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
政治局会议后的10月2日，华国锋提笔在乔冠华的报告稿上写道：
此系讨论乔冠华同志的定稿，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其中引用了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我也查了一下计划会议我的讲话记录，他们记成还是“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认为，乔冠华9月30日离京，10月3日到纽约，不能让他在联合国将“按既定方针办”讲出去，以免造成国际影响，引起更大的混乱。
这份文件很重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天就传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张春桥看后，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非同小可，说明华国锋寸步不让，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提笔在文件上写下一段话，说毛主席过去向他说过“按既定方针办”，但是没有给他写下来。张春桥写道：“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华国锋看到张春桥的批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春桥是做贼心虚。”
莫艾被隔离审查
“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准备围攻华国锋没有得逞。姚文元见到华国锋10月2日的批示后，自知闯下大祸。据说姚文元被捕后交代，吃饭时，他对家人说：我可能有一天出去就回不来了。不谙世事的孩子批评他反动，而他的夫人急得在一旁伤心地抹泪。
10月3日下午，姚文元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对他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莫艾。鲁瑛是姚文元、张春桥从上海调来的，和姚交往甚密。
最后，姚还对鲁特别强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深知这句话分量的鲁瑛心事重重，哪里还有心思向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传达。
早在9月16日，莫艾和报社领导小组的同志以“按既定方针办”为题向梁效约稿。9月27日，梁效将清样呈送迟群、谢静宜。9月30日下午迟群回电话称太忙，稿子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
10月4日，《光明日报》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发表后，下午6时，鲁瑛将莫艾找来，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之后，才慢腾腾地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讲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当时莫艾惊讶地说：“哎哟！我们今天报上发表的梁效文章，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对莫艾这句话没有任何表示，继续往下说：“这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在亲自把关。”
1976年10月1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对他的隔离，结束审查。
（摘自《党史博览》2013.4期）B⑨
姚文元“偷梁换柱”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这篇社论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简称“两报一刊”）编辑部。社论中写道：“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后来查明“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向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布置的紧急任务。
几个月前的4月30日，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讲到全国几个省的问题时，毛泽东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及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前两条指示。姚文元看了毛泽东的手迹，事后他在查看笔记本中记的华国锋的传达内容也是“照过去方针办”。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中央政治局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四人帮”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这件事。该文中既没有提到“照过去方针办”，也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
9月9日，姚文元布置写社论时心急火燎。可是稿子到姚文元手里后，他却压下暂不发表，说要看看全国局势。
期间，姚文元修改了社论。事后，人们查看了他修改的清样。初稿中写的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他在定稿时删去“在病中”三个字，给人造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的印象。
“四人帮”选择这篇文章在9月16日见报，也是费尽心机。他们原打算在9月19日毛泽东追悼会后公布的。提前3天，因为16日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各界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利用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怀念和崇敬的心情，盗用“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突然公布一个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必然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关注，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9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将同时举行追悼大会，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要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四人帮”推行公布他们伪造的临终嘱咐，给各地追悼会上的讲话定调子，并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现在看来，“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有人说，这只是文字的差别，这两句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正如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所指出的：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这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是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这涉及谁有权力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涉及中共中央能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指示，涉及谁真正继承、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涉及是“四人帮”听中共中央的，还是中共中央听“四人帮”的大问题。
“按既定方针办”成为“四人帮”的宣传中心
9月16日社论发表的当天，“四人帮”通过他们严密控制的单位以座谈和学习社论为名，进一步制造谣言，把“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
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映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遵照江青的旨意，从9月17日起，姚文元紧锣密鼓地多次打电话给新华社，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他们伪造的这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在姚文元再三催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其中《光明日报》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华国锋的悼词中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就在《人民日报》等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有的报纸根据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讲的，宣传“照过去方针办”。一时间报纸宣传很混乱，这个动向引起一些干部群众的警觉。
华国锋：“张春桥是做贼心虚”
9月18日的追悼会上，华国锋一直忙于毛泽东的丧事，一直到9月28日晚，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并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议程是讨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有关问题，主要是乔冠华在联大上的发言稿。华国锋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删去其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因为毛泽东没有什么临终嘱咐。
张春桥、姚文元做贼心虚，在会上没有争辩，但是心有不甘，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原以为夺权的最大障碍没有了，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毛泽东“临终嘱咐”，还让华国锋识破了，不让宣传。照此下去，都按照华国锋的意见办，什么时候能掌权？他们不仅没有向乔冠华传达华国锋的修改意见，也没有向下传达“按既定方针办”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准备在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
政治局会议后的10月2日，华国锋提笔在乔冠华的报告稿上写道：
此系讨论乔冠华同志的定稿，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其中引用了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我也查了一下计划会议我的讲话记录，他们记成还是“照过去方针办”。 华国锋认为，乔冠华9月30日离京，10月3日到纽约，不能让他在联合国将“按既定方针办”讲出去，以免造成国际影响，引起更大的混乱。
这份文件很重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天就传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张春桥看后，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非同小可，说明华国锋寸步不让，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提笔在文件上写下一段话，说毛主席过去向他说过“按既定方针办”，但是没有给他写下来。张春桥写道：“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华国锋看到张春桥的批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春桥是做贼心虚。”
莫艾被隔离审查
“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准备围攻华国锋没有得逞。姚文元见到华国锋10月2日的批示后，自知闯下大祸。据说姚文元被捕后交代，吃饭时，他对家人说：我可能有一天出去就回不来了。不谙世事的孩子批评他反动，而他的夫人急得在一旁伤心地抹泪。
10月3日下午，姚文元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对他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莫艾。鲁瑛是姚文元、张春桥从上海调来的，和姚交往甚密。
最后，姚还对鲁特别强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深知这句话分量的鲁瑛心事重重，哪里还有心思向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传达。
早在9月16日，莫艾和报社领导小组的同志以“按既定方针办”为题向梁效约稿。9月27日，梁效将清样呈送迟群、谢静宜。9月30日下午迟群回电话称太忙，稿子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
10月4日，《光明日报》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发表后，下午6时，鲁瑛将莫艾找来，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之后，才慢腾腾地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讲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当时莫艾惊讶地说：“哎哟！我们今天报上发表的梁效文章，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对莫艾这句话没有任何表示，继续往下说：“这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在亲自把关。”
1976年10月1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对他的隔离，结束审查。
（摘自《党史博览》2013.4期）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