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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尖端科技研究走过了曲折、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如今的科技成果辉煌，举世瞩目，中国人得以扬眉吐气。
这一切来之不易。
然而，你是否知道，当这些科技成果获得成功时，当时研究人员的奖金待遇如何？
一、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成功了。为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于敏自掏腰包，请这帮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青年人每人吃了一碗价值两毛钱的大肉汤面
于敏，1926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省宁河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于敏被调入该所，在彭桓武、胡宁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期间，他与杨立铭合著的《原子核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A·波尔（量子论创立者老波尔的儿子）到中国来访问时发现了于敏，吃惊地赞叹：“中国竟也有于敏这种年轻而优秀的核物理专家，佩服佩服。”
从1958年开始，我国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和氢弹，邓稼先等人正专注于原子弹的突破。钱三强希望于敏也参加到这项尖端科学研究中来，先做氢弹研制的基础工作。
于敏知道钱三强的意见还代表着组织上的意思，他毫无怨言，立即点头同意了。
这样一来，自己过去的研究统统得丢掉，一切又得从头做起。
于敏这次重新选择后，销声匿迹了近三十年。
为了工作，他涉猎了许多学科领域。在理论物理、辐射物理、等离子物理、流体力学、爆破物理、中子物理及核物理、激光聚变、量子光学、非平衡统计，以及计算数学等众多领域，他的研究都有很高的造诣。日本专家称他是“中国土专家一号”，国人称他是“两弹一星”科学家，是托起“太阳”的人。
于敏转入研究氢弹之时，33岁了，已经娶妻生女。他只有一间房子，同事上门请教或讨论工作问题时，因为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于敏只得叫妻子抱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到门外去转悠，工作讨论完了，才出门把抱小孩的妻子叫进屋子。
到了“文革”期间，境况就更艰难，于敏全家被迁到了山区，而他的工作却必须在北京进行。1970年，于敏的妻子到北京探亲，连一间客房都找不到，更谈不上花钱住旅馆，邓稼先见了，只好把自己家里的两间屋腾出一间，给他们夫妻俩做个临时住所。就在妻子到达北京的当晚，于敏因工作劳累，休克了。缺乏妻子照顾的于敏，此后又曾休克多次。
无论是原子弹或氢弹的研制，都有着长长的一串“工序”。首先是理论设计，然后是工程设计，再然后是生产制造，最后才是进行试验。每一步都极为复杂。
于敏主持的氢弹理论设计，是在江南一个小县城完成的。经过无数个夜以继日的攻关，氢弹的理论设计终于胜利完成。此刻已是深夜。为了要好好地庆祝一下氢弹理论突破方案的诞生，为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于敏兴奋地决定，带领这一帮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青年人，敲开县城一家早已打烊了的小饭馆，每人吃了一碗价值两毛钱的大肉汤面。
这碗大肉汤面的钱是于敏自掏腰包支付的。
事后也有好心人说：“去向单位报销吃大肉汤面的钱吧！”但大公无私的财务制度有规定：“搞研究，钱花在资料支出上是可以报销的，但花在吃进肚子的大肉汤面上，是万万不行的！”为此，主管人员只能表示万分同情，却不敢徇私。
二、奖金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邓稼先，1924年出生，24岁赴美留学，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被人称为“娃娃博士”。
取得博士学位后9天，他便谢绝恩师和朋友的挽留，于1950年回到祖国。回国后便参与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1958年，邓稼先调离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邓稼先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享有“原子弹之父”的盛誉。他投入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依靠几台手摇计算机，硬是把原子弹理论计算的轮廓勾画出来了。
有人说，如果把共和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邓稼先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龙头”。钱三强教授对这种提法还不够满意，他说：“应是‘龙头’的三次方，是‘龙头’的‘龙头’的‘龙头’。”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作为两弹设计元勋，曾有不少人好奇地询问他获得了多少奖金，每次，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的21年时间里，这个奖金数一直鲜为人知。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极端保密的，谁也不能告知，邓稼先的保密原则也是非常强的。1972年，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到北京时，邓稼先与他相见。邓稼先与杨振宁是从小在一起生活的好朋友，后又一同在美国留学。两人相见时，杨振宁曾问邓稼先：“我听说中国试验原子弹，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在帮搞，这消息是否属实？”邓稼先当时没有回答。后来，送别杨振宁时，邓稼先再也忍不住了，就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说你可以告诉他。在北京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告诉你一句实话，中国这个原子弹，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造的，我就在做这件事。”杨振宁听后，紧握邓稼先双手，激动地流出热泪。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不让别人靠前，为获得第一手数据和资料，找出失败原因，他一人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捡起来进行检验。之后便觉得身体不适。回到北京检查，发现自己已受到核辐射的严重伤害。
1985年，邓稼先被通知患了癌症。
1986年6月，邓稼先的病越来越重。在重病房内，杨振宁到医院看望他，言谈中无意提及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奖金，邓稼先说：“原子弹奖金10元，氢弹也是10元。”
杨振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开玩笑吧？”
邓稼先很认真地回答：“是真的，就这么多，不开玩笑！”
停了一停，邓稼先一字一顿地给杨振宁解释详情：“1985年颁发原子弹奖金，特等奖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九院人多，单位还又垫上十几万元，才按一等奖10元，二等奖5元，三等奖3元发下去。”
事实上，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这21年中，没有颁发过奖状，也没有一分钱奖金，可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只有一个信念——默默无闻地工作……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享年62岁。邓稼先逝世后，国防科委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个项目特等奖的奖金共1000元，以及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特等奖各1000元给邓稼先，邓稼先的家属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三、“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飞上蓝天，最高奖金一百元
当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西方某国时，该国总统既恐惧又轻蔑地说：“中国虽有弹，却无枪！”
这句话意味着中国虽然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即使使用的是铀235裂变材料（原以为是钚239材料），但中国没有火箭，原子弹只能在原地爆炸！
是的，能否发明运载火箭，至关重要。
1988年9月7日，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Cz-4A）”，并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送入太阳同步轨道。它是在风暴一号基础上增加第三级发动机而成，火箭全长41.90米，芯级量最大直径为3.35米，运载能力为太阳同步轨道时1500千克。从此，意味着中国的核武器既有弹（原子弹、氢弹），又有了“枪”（运载火箭）。
体现高科技水平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而参加研制工作的立功受奖人员，其奖金最高却只有100元。
航天局在“长征四号”研制成功后，进行了评奖活动。规定一等功臣获奖者的科研技术成果必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以局所属的上海仪表厂为例，14位一等功臣获得者大多数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是我国航天事业屈指可数的人才，为了“长征四号”的诞生，他们曾连续加班加点4个月，连春节也不休息，有的人甚至一辈子呕心沥血，只为研究一个小小的部件。但是获奖者所得的奖金金额却让人既惊诧又心酸：一等功臣100元，二等功臣60元，三等功臣30元。更令人遗憾的是，1988年底就确定了的立功受奖人员，到第二年年底了，受奖人员还未领到那笔微薄的奖金。
这一切来之不易。
然而，你是否知道，当这些科技成果获得成功时，当时研究人员的奖金待遇如何？
一、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成功了。为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于敏自掏腰包，请这帮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青年人每人吃了一碗价值两毛钱的大肉汤面
于敏，1926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省宁河县）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于敏被调入该所，在彭桓武、胡宁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期间，他与杨立铭合著的《原子核理论》，是上世纪60年代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A·波尔（量子论创立者老波尔的儿子）到中国来访问时发现了于敏，吃惊地赞叹：“中国竟也有于敏这种年轻而优秀的核物理专家，佩服佩服。”
从1958年开始，我国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和氢弹，邓稼先等人正专注于原子弹的突破。钱三强希望于敏也参加到这项尖端科学研究中来，先做氢弹研制的基础工作。
于敏知道钱三强的意见还代表着组织上的意思，他毫无怨言，立即点头同意了。
这样一来，自己过去的研究统统得丢掉，一切又得从头做起。
于敏这次重新选择后，销声匿迹了近三十年。
为了工作，他涉猎了许多学科领域。在理论物理、辐射物理、等离子物理、流体力学、爆破物理、中子物理及核物理、激光聚变、量子光学、非平衡统计，以及计算数学等众多领域，他的研究都有很高的造诣。日本专家称他是“中国土专家一号”，国人称他是“两弹一星”科学家，是托起“太阳”的人。
于敏转入研究氢弹之时，33岁了，已经娶妻生女。他只有一间房子，同事上门请教或讨论工作问题时，因为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于敏只得叫妻子抱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到门外去转悠，工作讨论完了，才出门把抱小孩的妻子叫进屋子。
到了“文革”期间，境况就更艰难，于敏全家被迁到了山区，而他的工作却必须在北京进行。1970年，于敏的妻子到北京探亲，连一间客房都找不到，更谈不上花钱住旅馆，邓稼先见了，只好把自己家里的两间屋腾出一间，给他们夫妻俩做个临时住所。就在妻子到达北京的当晚，于敏因工作劳累，休克了。缺乏妻子照顾的于敏，此后又曾休克多次。
无论是原子弹或氢弹的研制，都有着长长的一串“工序”。首先是理论设计，然后是工程设计，再然后是生产制造，最后才是进行试验。每一步都极为复杂。
于敏主持的氢弹理论设计，是在江南一个小县城完成的。经过无数个夜以继日的攻关，氢弹的理论设计终于胜利完成。此刻已是深夜。为了要好好地庆祝一下氢弹理论突破方案的诞生，为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于敏兴奋地决定，带领这一帮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青年人，敲开县城一家早已打烊了的小饭馆，每人吃了一碗价值两毛钱的大肉汤面。
这碗大肉汤面的钱是于敏自掏腰包支付的。
事后也有好心人说：“去向单位报销吃大肉汤面的钱吧！”但大公无私的财务制度有规定：“搞研究，钱花在资料支出上是可以报销的，但花在吃进肚子的大肉汤面上，是万万不行的！”为此，主管人员只能表示万分同情，却不敢徇私。
二、奖金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邓稼先，1924年出生，24岁赴美留学，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被人称为“娃娃博士”。
取得博士学位后9天，他便谢绝恩师和朋友的挽留，于1950年回到祖国。回国后便参与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1958年，邓稼先调离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邓稼先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享有“原子弹之父”的盛誉。他投入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依靠几台手摇计算机，硬是把原子弹理论计算的轮廓勾画出来了。
有人说，如果把共和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邓稼先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龙头”。钱三强教授对这种提法还不够满意，他说：“应是‘龙头’的三次方，是‘龙头’的‘龙头’的‘龙头’。”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作为两弹设计元勋，曾有不少人好奇地询问他获得了多少奖金，每次，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的21年时间里，这个奖金数一直鲜为人知。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极端保密的，谁也不能告知，邓稼先的保密原则也是非常强的。1972年，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到北京时，邓稼先与他相见。邓稼先与杨振宁是从小在一起生活的好朋友，后又一同在美国留学。两人相见时，杨振宁曾问邓稼先：“我听说中国试验原子弹，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人在帮搞，这消息是否属实？”邓稼先当时没有回答。后来，送别杨振宁时，邓稼先再也忍不住了，就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说你可以告诉他。在北京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告诉你一句实话，中国这个原子弹，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造的，我就在做这件事。”杨振宁听后，紧握邓稼先双手，激动地流出热泪。
一次航投试验，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不让别人靠前，为获得第一手数据和资料，找出失败原因，他一人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捡起来进行检验。之后便觉得身体不适。回到北京检查，发现自己已受到核辐射的严重伤害。
1985年，邓稼先被通知患了癌症。
1986年6月，邓稼先的病越来越重。在重病房内，杨振宁到医院看望他，言谈中无意提及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奖金，邓稼先说：“原子弹奖金10元，氢弹也是10元。”
杨振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开玩笑吧？”
邓稼先很认真地回答：“是真的，就这么多，不开玩笑！”
停了一停，邓稼先一字一顿地给杨振宁解释详情：“1985年颁发原子弹奖金，特等奖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九院人多，单位还又垫上十几万元，才按一等奖10元，二等奖5元，三等奖3元发下去。”
事实上，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这21年中，没有颁发过奖状，也没有一分钱奖金，可大家没有一句怨言，只有一个信念——默默无闻地工作……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享年62岁。邓稼先逝世后，国防科委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个项目特等奖的奖金共1000元，以及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特等奖各1000元给邓稼先，邓稼先的家属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三、“长征四号”运载火箭飞上蓝天，最高奖金一百元
当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西方某国时，该国总统既恐惧又轻蔑地说：“中国虽有弹，却无枪！”
这句话意味着中国虽然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即使使用的是铀235裂变材料（原以为是钚239材料），但中国没有火箭，原子弹只能在原地爆炸！
是的，能否发明运载火箭，至关重要。
1988年9月7日，我国首次发射气象卫星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Cz-4A）”，并成功地将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送入太阳同步轨道。它是在风暴一号基础上增加第三级发动机而成，火箭全长41.90米，芯级量最大直径为3.35米，运载能力为太阳同步轨道时1500千克。从此，意味着中国的核武器既有弹（原子弹、氢弹），又有了“枪”（运载火箭）。
体现高科技水平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研制成功，而参加研制工作的立功受奖人员，其奖金最高却只有100元。
航天局在“长征四号”研制成功后，进行了评奖活动。规定一等功臣获奖者的科研技术成果必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以局所属的上海仪表厂为例，14位一等功臣获得者大多数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是我国航天事业屈指可数的人才，为了“长征四号”的诞生，他们曾连续加班加点4个月，连春节也不休息，有的人甚至一辈子呕心沥血，只为研究一个小小的部件。但是获奖者所得的奖金金额却让人既惊诧又心酸：一等功臣100元，二等功臣60元，三等功臣30元。更令人遗憾的是，1988年底就确定了的立功受奖人员，到第二年年底了，受奖人员还未领到那笔微薄的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