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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的创作和发展总是与其所存在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形态各异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也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鲜明反映。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极其特殊且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动荡的历史环境之下，中国电影及为电影度身打造的歌曲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些歌曲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元素，使得电影歌曲本身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为丰富和鼓励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抗战决心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本文以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两部优秀电影中的三首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1及《渔光曲》为例，浅谈民歌元素在电影歌曲中的运用及其一定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电影歌曲；民歌；民间音乐
一、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尤为复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地区，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和民族救亡感空前高涨，使得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抗外来侵略者。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内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的存亡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紧要时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使得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左翼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当时特殊条件之下，艺术工作者们开始以文化为武器，通过创作一系列进步电影、文学、音乐等，鼓励群众，支持抗战。特别在电影领域，进入到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时期，电影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创作的进步电影如：《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马路天使》等，享誉国内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
除了影片本身的拍摄手法、剧情等引人入胜之外，二十世纪30年代左翼经典电影流行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一系列优秀电影歌曲的产生。电影中的音乐和插曲是电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被誉为电影的“第二对白”，与电影内容紧密相连的音乐是对整个电影基调的深化和推动，与演员、服装等电影因素一样必不可少。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由于技术的限制，声音在国产电影中的使用一直受限。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电影《野花闲草》中由孙瑜作词、孙成壁作曲的《寻兄词》（1930）及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1931）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也开启了二十世纪30年代国内电影繁荣发展的大门。
这些电影插曲极有特色的地方在于音乐家们在作词、作曲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元素，如民歌等，使乐曲平易近人，充满民族风格，能激起群众的共鸣，进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民族音乐的发展中，最早形成的就是民歌，自古时候起，人们就会把思想、感情和愿望等通过即兴的曲调和唱词来表达。民歌伴随人民群众劳作、生活，成为他们娱乐、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音乐家们正是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考察、搜集，汲取到民歌的音乐元素，加以提炼，并结合电影情节，融入新的思想情感，以歌代言，让民风跃然于银幕之上。
以下选取三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左翼电影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及《渔光曲》为例进行分析。
二、电影歌曲中的民歌元素的运用
（一）电影《马路天使》主题曲《天涯歌女》
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由袁牧之导演，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1937）无疑是最为出彩的一部作品，在中国影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片中最为著名的两首插曲，由主演周璇亲自演唱的主题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长久的萦绕在人们心中，成为与电影齐名的经典之作。
《天涯歌女》的音乐素材来自苏州民谣《知心客》，曲调则采用了苏南城镇中流行的民间音乐“剪靛花调” 。由田汉重新填词，贺绿汀改编和配器。比较来看，《天涯歌女》的曲式结构、音乐框架及音符走向都和“剪靛花调”基本一致，只是将原民歌中的小润腔及装饰音进行简化变奏，将原有的较慢的二拍子改为中板四拍，使得歌曲更符合电影音乐所需要的时尚性与流行性。整曲节奏轻快明亮，由三段唱词组成。第一段道出郎情妾意的爱意及思念，符合电影中演唱者歌女本身的人物设定；在第二段中融入战火纷争使得有情人分离的困苦，体现出特殊时代青年人爱情的无奈及抗战的决心。在歌曲的配器上，伴奏中加入了二胡、琵琶、三弦等民族特色乐器，使歌曲更具苏州当地民间风格的韵味。
（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
《马路天使》中另一首优秀的插曲《四季歌》，同样由田汉填词，贺绿汀改编自苏南民歌《哭七七》。《四季歌》同属于民间小调，据考证，《四季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源于长江下游一带；南朝时期，乐工由民间搜集后纳入乐府，并以管弦伴奏；明清时期，该曲填入了著名的孟姜女的故事，流传盛广。《四季歌》多为四迭，每迭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除第三句外，每句均为平声韵。《四季歌》歌词采用《诗经》中的“起兴手法”，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季起兴，所以称为《四季歌》。在《马路天使》中，改编者将苏南民歌的曲调进行丰富的加花变奏；在歌词上，则是将男女恋情的离愁别绪同东北家乡沦陷的悲怆及鼓励抗战的精神和决心结合起来，通俗易懂，简单明快，充满了艺术生命力与感召力[3]。
（三）电影《渔光曲》同名主题歌
由蔡楚生导演及编剧的电影《渔光曲》（1934）同样成为二十世纪30年代国产影片的代表，片中，由任光作曲，安娥填词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的流传和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首以江南小调《孟姜女》作为基本音乐素材的电影歌曲，旋律优美，充满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意境，传递出作者对穷苦劳动人民的同情。作曲家最大程度的再现了《孟姜女》这首民歌起承转合的结构特点和特色，使整曲充满浓郁的江浙风格。在伍声音阶宫调式和4/4拍子的律动之下，节奏音型始终贯穿全曲，旋律跳进加之级进，并采用民间音乐元素中“鱼咬尾” 形式，使歌曲满含中国式特色。“每一个小节都由强拍到次强拍，构成一个气息悠然的长腔”。[4]这些音乐特点使得大海的波涛起伏和人物内心的苦闷郁结得以体现，成功的渲染出电影中既定场面的气氛。 三、二十世纪30年代电影歌曲中结合民歌元素的原因及其作用
上述三首优秀电影歌曲的作曲者，贺绿汀先生及任光先生，都是我国首屈一指的优秀作曲家。他们一生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涉及歌曲、器乐独奏曲、器乐合奏曲等多个领域。笔者始终强调艺术的产生和所属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作曲家们的成长环境、所处背景也对其音乐作品的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作曲家的成长背景简介
贺绿汀先生生长于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自幼来自家乡的民歌、民谣就使他印象深刻。贺老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帮助家里务农、放牧，这些成长经历使得他一生的创作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风格。不论是电影歌曲中对民歌的借鉴和改编，还是器乐作品里体现出的强烈的中式色彩，都与他从小接触的音乐类型和对民间音乐美好的记忆密不可分。在贺老的回忆录里，他曾提到关于童年时期参加县里“伴夜”的经历，回忆起来津津有味，充满感情。这些民间音乐在早年贺老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成为他内心深处永久的民歌情节。他提倡“音乐要有民族风格”，“写歌曲要向民歌学习，（因为民歌）从语言、风格和乐曲结构上都值得借鉴”[5]。正是如此，在他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中，才会具有既生动又活泼的地域风格及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同样，在他创作的其他乐曲中，也明显的带有中国式的意境风格。
无独有偶，作曲家任光先生和贺绿汀先生的成长背景颇为相似。任光先生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是绍剧的流行地，也是越剧的发源地。在童年时期，任先生就受到地方戏曲的熏陶，对家乡的戏曲音乐情有独钟。他利用观看戏曲的机会学习唱腔，并练习听记曲谱的能力，由那时起就为之后的创作积累了许多民间音乐与戏曲的素材。在法国留学归来之后，任先生投身于祖国的音乐创作及教育事业上，特别是为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电影音乐创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创作的电影歌曲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民歌或民间音乐的元素。除了《渔光曲》以江南小调《孟姜女》作为基本音乐素材之外，其它的一些作品，如：电影《迷途的羔羊》（1936）主题曲《月光光》，采用了广东民歌中的音乐成份；插曲《新莲花落》，采用了起源于宋代的行乞曲艺；女声独唱曲《采蚌歌》（1935），采用了民间戏曲音调谱曲，等。任先生一生投身歌曲创作，他认为，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提倡音乐应该回归生活本质，创作与实践不分家，做“大众音乐与为大众所接受的音乐”。[6]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民歌与民间音乐元素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这也是为何任先生被称为“人民音乐家”的缘由所在。
（二）运用民歌元素的作用
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电影音乐作品中，民歌元素的运用为音乐及电影本身都增色不少。与口号式的作品相比，这些歌曲虽然没有激励和刺激性的言语，却在一唱一和中激起民众共鸣，更加深入人心，传播得更为久远。词曲作家们在作品中融入大量民间音乐元素，使普通民众在易于接受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在当时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对团结民众、共同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贺绿汀先生提到：“抗战时期，我们要用音乐来动员民众；我们更需要民间歌谣的形式，利用民歌，创造为民众所喜欢的新民歌，我们的目的是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6]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十世纪30年代电影歌曲中体现出的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间文化气息，为丰富及鼓励当时特殊时期民众的文化生活和抗战决心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这些优秀作品的产生，也代表着我国早期电影歌曲的创作者们，以音乐为武器，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唤醒人民觉醒、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抗战胜利而积极的努力着。
注释：
①“剪靛花调”为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时调之一，“在音乐本体研究上”，“剪靛花调”的音乐结构“为5句体乐段，第1乐句常分为明显的两个相互对应的短句；前两个乐句唱词节奏较宽，一般只唱一句唱词；第3、4乐句唱词节奏较紧，分别唱第2、3句词；最后诗歌衬腔重复句，各句落音分别是商（征宫）、征、征、宫、宫；属于伍声音阶宫调式” （蔡洲际 2006）.
②“鱼咬尾”：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结构形式，通常表现为前一句旋律的结束音和下一句旋律的第一个音相同的结构。常见于民歌小调中.
③邵阳县举办丧礼的民间习俗，主要活动为演唱怀念死者的民歌.
参考文献
[1]杨凌.谈民族音乐在中国电影音乐中的运用[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6（03）：68-70.
[2]施咏.“剪靛花”﹣﹣流行歌曲中的中国民歌之八[J].中国音乐教育，2013（11）：10-12.
[3]周兰.中国早期电影艺术之“第二台词”略解﹣﹣以贺绿汀抗战前期的电影歌曲创作为例[J].电影文学.2011，（06）：117﹣119.
[4]赵志奇.历史语境与文化属性﹣﹣再谈早期30年代电影音乐的中国化问题[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03）：34-38.
[5]贺绿汀.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21.
[6]秦启明.音乐家任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12-38.
作者简介：魏晋涵，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
【关键词】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电影歌曲；民歌；民间音乐
一、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尤为复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地区，人民的民族危机感和民族救亡感空前高涨，使得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抗外来侵略者。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内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的存亡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紧要时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使得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左翼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当时特殊条件之下，艺术工作者们开始以文化为武器，通过创作一系列进步电影、文学、音乐等，鼓励群众，支持抗战。特别在电影领域，进入到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时期，电影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创作的进步电影如：《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马路天使》等，享誉国内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
除了影片本身的拍摄手法、剧情等引人入胜之外，二十世纪30年代左翼经典电影流行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一系列优秀电影歌曲的产生。电影中的音乐和插曲是电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被誉为电影的“第二对白”，与电影内容紧密相连的音乐是对整个电影基调的深化和推动，与演员、服装等电影因素一样必不可少。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由于技术的限制，声音在国产电影中的使用一直受限。中国第一首电影插曲，电影《野花闲草》中由孙瑜作词、孙成壁作曲的《寻兄词》（1930）及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1931）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也开启了二十世纪30年代国内电影繁荣发展的大门。
这些电影插曲极有特色的地方在于音乐家们在作词、作曲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元素，如民歌等，使乐曲平易近人，充满民族风格，能激起群众的共鸣，进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民族音乐的发展中，最早形成的就是民歌，自古时候起，人们就会把思想、感情和愿望等通过即兴的曲调和唱词来表达。民歌伴随人民群众劳作、生活，成为他们娱乐、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音乐家们正是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考察、搜集，汲取到民歌的音乐元素，加以提炼，并结合电影情节，融入新的思想情感，以歌代言，让民风跃然于银幕之上。
以下选取三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左翼电影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及《渔光曲》为例进行分析。
二、电影歌曲中的民歌元素的运用
（一）电影《马路天使》主题曲《天涯歌女》
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由袁牧之导演，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1937）无疑是最为出彩的一部作品，在中国影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片中最为著名的两首插曲，由主演周璇亲自演唱的主题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长久的萦绕在人们心中，成为与电影齐名的经典之作。
《天涯歌女》的音乐素材来自苏州民谣《知心客》，曲调则采用了苏南城镇中流行的民间音乐“剪靛花调” 。由田汉重新填词，贺绿汀改编和配器。比较来看，《天涯歌女》的曲式结构、音乐框架及音符走向都和“剪靛花调”基本一致，只是将原民歌中的小润腔及装饰音进行简化变奏，将原有的较慢的二拍子改为中板四拍，使得歌曲更符合电影音乐所需要的时尚性与流行性。整曲节奏轻快明亮，由三段唱词组成。第一段道出郎情妾意的爱意及思念，符合电影中演唱者歌女本身的人物设定；在第二段中融入战火纷争使得有情人分离的困苦，体现出特殊时代青年人爱情的无奈及抗战的决心。在歌曲的配器上，伴奏中加入了二胡、琵琶、三弦等民族特色乐器，使歌曲更具苏州当地民间风格的韵味。
（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四季歌》
《马路天使》中另一首优秀的插曲《四季歌》，同样由田汉填词，贺绿汀改编自苏南民歌《哭七七》。《四季歌》同属于民间小调，据考证，《四季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源于长江下游一带；南朝时期，乐工由民间搜集后纳入乐府，并以管弦伴奏；明清时期，该曲填入了著名的孟姜女的故事，流传盛广。《四季歌》多为四迭，每迭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除第三句外，每句均为平声韵。《四季歌》歌词采用《诗经》中的“起兴手法”，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季起兴，所以称为《四季歌》。在《马路天使》中，改编者将苏南民歌的曲调进行丰富的加花变奏；在歌词上，则是将男女恋情的离愁别绪同东北家乡沦陷的悲怆及鼓励抗战的精神和决心结合起来，通俗易懂，简单明快，充满了艺术生命力与感召力[3]。
（三）电影《渔光曲》同名主题歌
由蔡楚生导演及编剧的电影《渔光曲》（1934）同样成为二十世纪30年代国产影片的代表，片中，由任光作曲，安娥填词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的流传和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首以江南小调《孟姜女》作为基本音乐素材的电影歌曲，旋律优美，充满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意境，传递出作者对穷苦劳动人民的同情。作曲家最大程度的再现了《孟姜女》这首民歌起承转合的结构特点和特色，使整曲充满浓郁的江浙风格。在伍声音阶宫调式和4/4拍子的律动之下，节奏音型始终贯穿全曲，旋律跳进加之级进，并采用民间音乐元素中“鱼咬尾” 形式，使歌曲满含中国式特色。“每一个小节都由强拍到次强拍，构成一个气息悠然的长腔”。[4]这些音乐特点使得大海的波涛起伏和人物内心的苦闷郁结得以体现，成功的渲染出电影中既定场面的气氛。 三、二十世纪30年代电影歌曲中结合民歌元素的原因及其作用
上述三首优秀电影歌曲的作曲者，贺绿汀先生及任光先生，都是我国首屈一指的优秀作曲家。他们一生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涉及歌曲、器乐独奏曲、器乐合奏曲等多个领域。笔者始终强调艺术的产生和所属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作曲家们的成长环境、所处背景也对其音乐作品的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作曲家的成长背景简介
贺绿汀先生生长于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自幼来自家乡的民歌、民谣就使他印象深刻。贺老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帮助家里务农、放牧，这些成长经历使得他一生的创作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风格。不论是电影歌曲中对民歌的借鉴和改编，还是器乐作品里体现出的强烈的中式色彩，都与他从小接触的音乐类型和对民间音乐美好的记忆密不可分。在贺老的回忆录里，他曾提到关于童年时期参加县里“伴夜”的经历，回忆起来津津有味，充满感情。这些民间音乐在早年贺老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成为他内心深处永久的民歌情节。他提倡“音乐要有民族风格”，“写歌曲要向民歌学习，（因为民歌）从语言、风格和乐曲结构上都值得借鉴”[5]。正是如此，在他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中，才会具有既生动又活泼的地域风格及浓郁的民间文化气息。同样，在他创作的其他乐曲中，也明显的带有中国式的意境风格。
无独有偶，作曲家任光先生和贺绿汀先生的成长背景颇为相似。任光先生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是绍剧的流行地，也是越剧的发源地。在童年时期，任先生就受到地方戏曲的熏陶，对家乡的戏曲音乐情有独钟。他利用观看戏曲的机会学习唱腔，并练习听记曲谱的能力，由那时起就为之后的创作积累了许多民间音乐与戏曲的素材。在法国留学归来之后，任先生投身于祖国的音乐创作及教育事业上，特别是为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电影音乐创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创作的电影歌曲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民歌或民间音乐的元素。除了《渔光曲》以江南小调《孟姜女》作为基本音乐素材之外，其它的一些作品，如：电影《迷途的羔羊》（1936）主题曲《月光光》，采用了广东民歌中的音乐成份；插曲《新莲花落》，采用了起源于宋代的行乞曲艺；女声独唱曲《采蚌歌》（1935），采用了民间戏曲音调谱曲，等。任先生一生投身歌曲创作，他认为，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提倡音乐应该回归生活本质，创作与实践不分家，做“大众音乐与为大众所接受的音乐”。[6]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民歌与民间音乐元素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这也是为何任先生被称为“人民音乐家”的缘由所在。
（二）运用民歌元素的作用
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电影音乐作品中，民歌元素的运用为音乐及电影本身都增色不少。与口号式的作品相比，这些歌曲虽然没有激励和刺激性的言语，却在一唱一和中激起民众共鸣，更加深入人心，传播得更为久远。词曲作家们在作品中融入大量民间音乐元素，使普通民众在易于接受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在当时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对团结民众、共同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贺绿汀先生提到：“抗战时期，我们要用音乐来动员民众；我们更需要民间歌谣的形式，利用民歌，创造为民众所喜欢的新民歌，我们的目的是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6]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十世纪30年代电影歌曲中体现出的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间文化气息，为丰富及鼓励当时特殊时期民众的文化生活和抗战决心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这些优秀作品的产生，也代表着我国早期电影歌曲的创作者们，以音乐为武器，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唤醒人民觉醒、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抗战胜利而积极的努力着。
注释：
①“剪靛花调”为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时调之一，“在音乐本体研究上”，“剪靛花调”的音乐结构“为5句体乐段，第1乐句常分为明显的两个相互对应的短句；前两个乐句唱词节奏较宽，一般只唱一句唱词；第3、4乐句唱词节奏较紧，分别唱第2、3句词；最后诗歌衬腔重复句，各句落音分别是商（征宫）、征、征、宫、宫；属于伍声音阶宫调式” （蔡洲际 2006）.
②“鱼咬尾”：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结构形式，通常表现为前一句旋律的结束音和下一句旋律的第一个音相同的结构。常见于民歌小调中.
③邵阳县举办丧礼的民间习俗，主要活动为演唱怀念死者的民歌.
参考文献
[1]杨凌.谈民族音乐在中国电影音乐中的运用[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6（03）：68-70.
[2]施咏.“剪靛花”﹣﹣流行歌曲中的中国民歌之八[J].中国音乐教育，2013（11）：10-12.
[3]周兰.中国早期电影艺术之“第二台词”略解﹣﹣以贺绿汀抗战前期的电影歌曲创作为例[J].电影文学.2011，（06）：117﹣119.
[4]赵志奇.历史语境与文化属性﹣﹣再谈早期30年代电影音乐的中国化问题[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1，（03）：34-38.
[5]贺绿汀.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21.
[6]秦启明.音乐家任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12-38.
作者简介：魏晋涵，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