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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他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文笔优美，论述流畅，特色鲜明，不仅是历史系学生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史学爱好者口口相传的畅销读物。
张荫麟37岁就因病去世。他像一颗流星，短暂而耀眼。直到现在，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束炫目的光。
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当年，就在《学衡》发表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毫不留情也毫无畏惧地和史学大师梁启超唱对台戏。接下来的几年，他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严谨扎实，见识不凡。1929年，张荫麟从清华毕业，此时他在历史学领域已声誉鹊起，而他并未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而是选择赴美深造。在斯坦福大学按计划读完四年后，张荫麟回国任教于母校清华。“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极为欣赏和器重这位年轻博学的史学新星，誉之为：“庚子赔款之成绩，即在此人之身也。”
说张荫麟是史学天才，当不为过。但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天才，在其它领域则可能表现出惊人的愚笨与无知，张荫麟也不例外。张荫麟耽溺书海，钻研学问，无暇也无力去通晓人情世故。对此，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干脆取了个笔名曰“素痴”。因不谙世故，不娴人情，被世人目为“素痴”，当然并非好事，但张荫麟既然执着于求知，醉心于学问，那也只能“痴”心不改了。
学痴
自17岁给梁启超“纠错”后，张荫麟又多次撰文和一些史学大家商榷。
冯友兰喜欢谈抽象，张荫麟对此不以为然，就说了个“笑话”给冯友兰听：
柏拉图一次派人到街上买面包，那个人空手而回，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又说，你就买个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再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
张荫麟以一个“笑话”讥刺冯友兰的“抽象”，可谓亦谐亦庄，四两拨千斤。冯友兰虽然不服，却无言以对。
顾颉刚因“疑古”而暴得大名，张荫麟却对顾颉刚的“疑古”提出质疑：
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齐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而已。
张荫麟指出，顾氏“疑古”的结论，来自“默证”（“默证”是指“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而西方历史学家早就说过，“默证”只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经过细密的论证，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其一系列的论著中过度运用“默证”，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靠。既然顾颉刚“疑古”的结论十分可疑，他借此获得的名声理应大打折扣。
20世纪初，郭沫若也是历史学重镇之一。张荫麟尊重这位历史大家，但也曾撰文指出郭沫若译著、论著中的错漏与缺陷。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一再撰文批评不止一位学术前辈，在众人看来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张荫麟这样做，不是想通过“酷评”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学问上的“洁癖”，看到错处，必欲指出而后快。在张荫麟眼中，只有学术的硬规矩，哪管学界的“潜规则”。当然，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显露了他身上的那股“痴气”。这股“痴气”蕴含的正是一种真诚与勇气：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钻研学问，坦荡无私。
张荫麟认为，阻碍中国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碍是“三讳主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文章中，张荫麟痛批“三讳主义”；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将“三讳主义”这个障碍一脚踢开。他给“尊者”“亲者”“贤者”指错，表明了他试图挣脱“三讳主义”的勇气和决心。
书痴
张荫麟沉迷学问，无暇交游，再加性格内向，朋友少之又少。不过，一旦有幸成为他的知交、密友，与他的交往又那么不拘形迹，忘形尔汝。
张荫麟和吴晗是同事，两人的研究室只隔一道墙。有时张荫麟读书累了，就找吴晗聊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脚架在桌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吴晗倦了，径自休息，张荫麟则自作主张帮吴晗改文章，改毕，还帮他投稿。吴晗开玩笑说他好为人师，他则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你去年选我的课，我不就是你的老师吗？
一次，张荫麟和吴晗逛书摊，吴晗看见一本《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版本罕见。张荫麟不由分说一把抢了过去，吴晗也不愿错失宝贝，两人争了半天，张荫麟提出用十种明清文人作品集交换。回去后，吴晗找张荫麟要书，结果张荫麟在书架挑了半天，怎么也舍不得，只拿出两本书应付吴晗。一开始，吴晗也恼怒张荫麟的“自私”与“小器”，但后来还是原谅了这位密友。他想，张荫麟就是一位“书痴”，“书痴”遇到书，就像登徒子遇见美色，两眼放光，饿虎扑食，那是免不了的。
贺麟、张荫麟、陈铨三人因共同编辑《清华周刊》而结下深厚友谊。张荫麟看重与贺麟的友情，但决不因对方是朋友就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争论起来照样是锋芒毕露，寸步不让。1926年夏天，贺麟正准备赴美深造，一天晚上，他和张荫麟因某个问题意见不同争论了很久，结果是各执己见，不欢而散。贺麟担心此次争论或许会影响两人的交情，哪知隔了一日，张荫麟一大早给他送来了一首诗，表达了“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馨欬”的情谊。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首诗，这首诗也见证了两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对于张荫麟，唇枪舌剑割不断友谊的纽带，深情厚谊也化不了学术的分歧。让友情归友情，学術归学术，如此泾渭分明，足证张荫麟对学问的执着，对友人的真诚。而在常人看来，如此恪守原则，不善变通，恐怕也是一种“痴”吧。
痴气
张荫麟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出类拔萃的学识，如果他愿意，可以轻而易举步入仕途。事实上，一位国民党高官有意将他引入政府高层，但张荫麟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坚定地回绝了这位高官的美意。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众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而张荫麟拒绝高官厚爵时，却显得风轻云淡，自然而然。 远离灯红酒绿，固守青灯黄卷；无意飞黄腾达，甘作一介书生。在俗人眼中，张荫麟的选择当然是“痴气”大发，然而，正是这种“痴”显露了一个知识人应有的操守和良知。
张荫麟坚守书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热切地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官场腐败，他怒火填膺；社会混乱，他痛心疾首；黎民困苦，他忧心忡忡；民族未来，他牵肠挂肚。张荫麟认为，开明政治只要做到八个字即可：任贤使能，赏功罚罪。而这八个字，又可浓缩为一个“公”字。什么是公？把政事本身当作目的，而不当作达到任何个人目的的手段，便是公。
对于政治的瘫痪，张荫麟的把脉也相当精准：“什么是政治的瘫痪？上层的意思无法贯彻于下层；法令每经一度下行，便打一次折扣，甚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切政治上的兴作和运动，有形式而无精神，多耗费而少功效；巨蠹重弊。在上的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这便是政治的瘫痪。”
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张荫麟对社会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像一个高明的医生，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病根所在。
情痴
虽为天才，张荫麟也不免为情所困，而且至死，恐怕也未能参透“情”之奥义。
在清华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荫麟结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伦慧珠。张荫麟对伦慧珠一见钟情，他火热的表白和急切的倾诉证明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书痴”，也是当之无愧的“情痴”。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伦慧珠回绝了他的一腔真情。怀揣着破碎的心，张荫麟踏上远赴美国的求学之旅。在异国苦读的岁月，张荫麟忘不了自己的初恋，不甘心这段感情就此结束，于是以笔代舌，让绵绵情话漂洋过海抵达伦慧珠的案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他一封封书信，如同一缕缕春风吹开了伦慧珠的心扉。四年留洋生活结束后，当张荫麟乘坐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伦慧珠亲自去接他。
沐浴在爱河中的张荫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次他和伦慧珠在北京游玩，中午如约赶至友人家。一向病弱的伦慧珠累坏了，到了友人家后几乎站立不稳，张荫麟赶忙掏出随身携带的药物让伦慧珠服用。他照顾女友显露出的细腻与娴熟，与昔日的粗心与笨拙，形成鲜明对照。
张荫麟和伦慧珠很快走入婚姻的殿堂。倘若身处和平年代，这对郎才女貌的有情人该过上安稳恬静的幸福生活，然而战乱却使张荫麟不得不抛妻别子远赴云南，任职于西南联大；妻子则带着孩子困守在老家东莞。
张荫麟从未想过要背叛妻子，也从未滋生过婚外寻情的念头，然而，在他和妻子分居的日子里，昆明的一位Y女士一直向他表示倾慕。理智上，他能让这位知己的表白穿耳而过；感情上，却不能将这个年轻的红颜拒之门外。他和她有了一段隐秘的恋情。
也许为了弥补对妻子的愧疚，也许是想借助外力终止这段隐秘之恋，张荫麟致信妻子，让她带孩子来昆明团聚。妻子带着孩子、母亲来到昆明，一大家人十分热闹，张荫麟却失去了做学问必需的宁静。婚姻总是琐碎而庸常的，夫妇两人因各种琐事纷争不断。终于，在一次激烈口角后，妻子一怒之下带着老人和孩子回老家去了。而那位Y女士也迷途知返，去北京寻找自己的归宿。重新沦为孤家寡人的张荫麟，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昆明成了他的伤心地。不久，张荫麟也离开昆明，去了贵州遵义，任教于设在那里的浙江大学。
到贵州后，张荫麟闭门思过，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也认识到婚姻家庭的可贵，他再次致信妻子，请她原谅自己，带孩子来贵州团圆。伦慧珠也舍不下对丈夫的爱，决定和丈夫和好。然而，老天却没给他们机会，不久，张荫麟被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7岁。
张荫麟曾向贺麟坦白了与Y女士的恋情。对于这段隐秘之恋，贺麟这样评价：“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板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
张荫麟曾经对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提出要求：“夫生命之发皇无在而非创造，然艺术哲学之创造，以至事功上之创造，非人人时时所能为力也。有一种创造焉，为人人时时所能者，即以自我创造自我，由一切庸德之实践，以恢宏其人格，而宇宙亦以日新而日富，所谓成己而成物者，其在斯乎？”是的，倘若教师与学者，不能“创造自我”，没有“恢宏人格”，又如何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张荫麟身染重病后，仍旧苦读不休。去世前不久，还高声朗诵庄子的《秋水》，那琅琅的读书声，显露一股刚正之气，蕴含一团生命之光。
吴宓对中国学界只服两人，陈寅恪与钱锺书。他说，只有這两位是“人中之龙”，其他人不过尔尔。而在这两位“人中之龙”眼中，张荫麟才是真正的“龙”。张荫麟去世后，陈寅恪以两首挽诗寄托哀思，钱锺书也破例作了一首长诗，回顾两人的交往，悼念这位史学英才。凭张荫麟的天分和努力，假以时日，他取得的成就当不在陈、钱之下，但病魔却让这位年轻的大家赍志而殁，诚可谓“才如江海命如丝”。
（作者系文史学者）
张荫麟37岁就因病去世。他像一颗流星，短暂而耀眼。直到现在，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束炫目的光。
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当年，就在《学衡》发表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毫不留情也毫无畏惧地和史学大师梁启超唱对台戏。接下来的几年，他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严谨扎实，见识不凡。1929年，张荫麟从清华毕业，此时他在历史学领域已声誉鹊起，而他并未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而是选择赴美深造。在斯坦福大学按计划读完四年后，张荫麟回国任教于母校清华。“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极为欣赏和器重这位年轻博学的史学新星，誉之为：“庚子赔款之成绩，即在此人之身也。”
说张荫麟是史学天才，当不为过。但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是天才，在其它领域则可能表现出惊人的愚笨与无知，张荫麟也不例外。张荫麟耽溺书海，钻研学问，无暇也无力去通晓人情世故。对此，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干脆取了个笔名曰“素痴”。因不谙世故，不娴人情，被世人目为“素痴”，当然并非好事，但张荫麟既然执着于求知，醉心于学问，那也只能“痴”心不改了。
学痴
自17岁给梁启超“纠错”后，张荫麟又多次撰文和一些史学大家商榷。
冯友兰喜欢谈抽象，张荫麟对此不以为然，就说了个“笑话”给冯友兰听：
柏拉图一次派人到街上买面包，那个人空手而回，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又说，你就买个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再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手而回，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
张荫麟以一个“笑话”讥刺冯友兰的“抽象”，可谓亦谐亦庄，四两拨千斤。冯友兰虽然不服，却无言以对。
顾颉刚因“疑古”而暴得大名，张荫麟却对顾颉刚的“疑古”提出质疑：
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齐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而已。
张荫麟指出，顾氏“疑古”的结论，来自“默证”（“默证”是指“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而西方历史学家早就说过，“默证”只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经过细密的论证，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其一系列的论著中过度运用“默证”，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靠。既然顾颉刚“疑古”的结论十分可疑，他借此获得的名声理应大打折扣。
20世纪初，郭沫若也是历史学重镇之一。张荫麟尊重这位历史大家，但也曾撰文指出郭沫若译著、论著中的错漏与缺陷。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一再撰文批评不止一位学术前辈，在众人看来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张荫麟这样做，不是想通过“酷评”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学问上的“洁癖”，看到错处，必欲指出而后快。在张荫麟眼中，只有学术的硬规矩，哪管学界的“潜规则”。当然，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显露了他身上的那股“痴气”。这股“痴气”蕴含的正是一种真诚与勇气：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钻研学问，坦荡无私。
张荫麟认为，阻碍中国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碍是“三讳主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文章中，张荫麟痛批“三讳主义”；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将“三讳主义”这个障碍一脚踢开。他给“尊者”“亲者”“贤者”指错，表明了他试图挣脱“三讳主义”的勇气和决心。
书痴
张荫麟沉迷学问，无暇交游，再加性格内向，朋友少之又少。不过，一旦有幸成为他的知交、密友，与他的交往又那么不拘形迹，忘形尔汝。
张荫麟和吴晗是同事，两人的研究室只隔一道墙。有时张荫麟读书累了，就找吴晗聊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脚架在桌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吴晗倦了，径自休息，张荫麟则自作主张帮吴晗改文章，改毕，还帮他投稿。吴晗开玩笑说他好为人师，他则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你去年选我的课，我不就是你的老师吗？
一次，张荫麟和吴晗逛书摊，吴晗看见一本《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版本罕见。张荫麟不由分说一把抢了过去，吴晗也不愿错失宝贝，两人争了半天，张荫麟提出用十种明清文人作品集交换。回去后，吴晗找张荫麟要书，结果张荫麟在书架挑了半天，怎么也舍不得，只拿出两本书应付吴晗。一开始，吴晗也恼怒张荫麟的“自私”与“小器”，但后来还是原谅了这位密友。他想，张荫麟就是一位“书痴”，“书痴”遇到书，就像登徒子遇见美色，两眼放光，饿虎扑食，那是免不了的。
贺麟、张荫麟、陈铨三人因共同编辑《清华周刊》而结下深厚友谊。张荫麟看重与贺麟的友情，但决不因对方是朋友就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争论起来照样是锋芒毕露，寸步不让。1926年夏天，贺麟正准备赴美深造，一天晚上，他和张荫麟因某个问题意见不同争论了很久，结果是各执己见，不欢而散。贺麟担心此次争论或许会影响两人的交情，哪知隔了一日，张荫麟一大早给他送来了一首诗，表达了“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馨欬”的情谊。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首诗，这首诗也见证了两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对于张荫麟，唇枪舌剑割不断友谊的纽带，深情厚谊也化不了学术的分歧。让友情归友情，学術归学术，如此泾渭分明，足证张荫麟对学问的执着，对友人的真诚。而在常人看来，如此恪守原则，不善变通，恐怕也是一种“痴”吧。
痴气
张荫麟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出类拔萃的学识，如果他愿意，可以轻而易举步入仕途。事实上，一位国民党高官有意将他引入政府高层，但张荫麟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坚定地回绝了这位高官的美意。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众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而张荫麟拒绝高官厚爵时，却显得风轻云淡，自然而然。 远离灯红酒绿，固守青灯黄卷；无意飞黄腾达，甘作一介书生。在俗人眼中，张荫麟的选择当然是“痴气”大发，然而，正是这种“痴”显露了一个知识人应有的操守和良知。
张荫麟坚守书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热切地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官场腐败，他怒火填膺；社会混乱，他痛心疾首；黎民困苦，他忧心忡忡；民族未来，他牵肠挂肚。张荫麟认为，开明政治只要做到八个字即可：任贤使能，赏功罚罪。而这八个字，又可浓缩为一个“公”字。什么是公？把政事本身当作目的，而不当作达到任何个人目的的手段，便是公。
对于政治的瘫痪，张荫麟的把脉也相当精准：“什么是政治的瘫痪？上层的意思无法贯彻于下层；法令每经一度下行，便打一次折扣，甚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切政治上的兴作和运动，有形式而无精神，多耗费而少功效；巨蠹重弊。在上的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这便是政治的瘫痪。”
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张荫麟对社会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像一个高明的医生，总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病根所在。
情痴
虽为天才，张荫麟也不免为情所困，而且至死，恐怕也未能参透“情”之奥义。
在清华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荫麟结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伦慧珠。张荫麟对伦慧珠一见钟情，他火热的表白和急切的倾诉证明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书痴”，也是当之无愧的“情痴”。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伦慧珠回绝了他的一腔真情。怀揣着破碎的心，张荫麟踏上远赴美国的求学之旅。在异国苦读的岁月，张荫麟忘不了自己的初恋，不甘心这段感情就此结束，于是以笔代舌，让绵绵情话漂洋过海抵达伦慧珠的案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他一封封书信，如同一缕缕春风吹开了伦慧珠的心扉。四年留洋生活结束后，当张荫麟乘坐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伦慧珠亲自去接他。
沐浴在爱河中的张荫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次他和伦慧珠在北京游玩，中午如约赶至友人家。一向病弱的伦慧珠累坏了，到了友人家后几乎站立不稳，张荫麟赶忙掏出随身携带的药物让伦慧珠服用。他照顾女友显露出的细腻与娴熟，与昔日的粗心与笨拙，形成鲜明对照。
张荫麟和伦慧珠很快走入婚姻的殿堂。倘若身处和平年代，这对郎才女貌的有情人该过上安稳恬静的幸福生活，然而战乱却使张荫麟不得不抛妻别子远赴云南，任职于西南联大；妻子则带着孩子困守在老家东莞。
张荫麟从未想过要背叛妻子，也从未滋生过婚外寻情的念头，然而，在他和妻子分居的日子里，昆明的一位Y女士一直向他表示倾慕。理智上，他能让这位知己的表白穿耳而过；感情上，却不能将这个年轻的红颜拒之门外。他和她有了一段隐秘的恋情。
也许为了弥补对妻子的愧疚，也许是想借助外力终止这段隐秘之恋，张荫麟致信妻子，让她带孩子来昆明团聚。妻子带着孩子、母亲来到昆明，一大家人十分热闹，张荫麟却失去了做学问必需的宁静。婚姻总是琐碎而庸常的，夫妇两人因各种琐事纷争不断。终于，在一次激烈口角后，妻子一怒之下带着老人和孩子回老家去了。而那位Y女士也迷途知返，去北京寻找自己的归宿。重新沦为孤家寡人的张荫麟，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昆明成了他的伤心地。不久，张荫麟也离开昆明，去了贵州遵义，任教于设在那里的浙江大学。
到贵州后，张荫麟闭门思过，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也认识到婚姻家庭的可贵，他再次致信妻子，请她原谅自己，带孩子来贵州团圆。伦慧珠也舍不下对丈夫的爱，决定和丈夫和好。然而，老天却没给他们机会，不久，张荫麟被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7岁。
张荫麟曾向贺麟坦白了与Y女士的恋情。对于这段隐秘之恋，贺麟这样评价：“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板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
张荫麟曾经对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提出要求：“夫生命之发皇无在而非创造，然艺术哲学之创造，以至事功上之创造，非人人时时所能为力也。有一种创造焉，为人人时时所能者，即以自我创造自我，由一切庸德之实践，以恢宏其人格，而宇宙亦以日新而日富，所谓成己而成物者，其在斯乎？”是的，倘若教师与学者，不能“创造自我”，没有“恢宏人格”，又如何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张荫麟身染重病后，仍旧苦读不休。去世前不久，还高声朗诵庄子的《秋水》，那琅琅的读书声，显露一股刚正之气，蕴含一团生命之光。
吴宓对中国学界只服两人，陈寅恪与钱锺书。他说，只有這两位是“人中之龙”，其他人不过尔尔。而在这两位“人中之龙”眼中，张荫麟才是真正的“龙”。张荫麟去世后，陈寅恪以两首挽诗寄托哀思，钱锺书也破例作了一首长诗，回顾两人的交往，悼念这位史学英才。凭张荫麟的天分和努力，假以时日，他取得的成就当不在陈、钱之下，但病魔却让这位年轻的大家赍志而殁，诚可谓“才如江海命如丝”。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