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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跟你娘开车出门,路上我咒骂一辆加塞儿的车,你娘说:“别骂人,我现在对脏字可敏感了。就算不带着孩子,听到脏话我也不舒服。”我说:“小孩子两岁的时候,能掌握三四个脏字,屎屁尿说起来没问题。”这不是我胡说,语言专家统计,小孩子上学之前,一般掌握20个脏字,屎尿屁具有特殊的魔力,说起来就开心。到青春期,会说30到40个脏字,青春期的男孩子是最喜欢咒骂的,然后渐渐会收敛。成年人一般常用的脏字在20个到60个之间。
大概10岁的时候,我迷上了说脏话,经常和小朋友比赛,看谁能飙出一连串不重样的脏话。有一次我在学校说脏话,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厉声训斥:“谁教你说的脏话?是你爸爸教的吗?”我无言以对,羞愧,同时感到愤怒。后来我常常会想起老师的这句训斥,她的语气和神态我早已忘记,也许她是嘴角带着轻蔑这样说的——“是你爸爸教你说脏话的吗?”我琢磨这句话的修辞,探究这句话为什么给我留下这样深的印记,原来她用了反讽手法,脏话本来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老师把它说成是我爸爸传给我的一种家学,从而羞辱我和我的家庭。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讽刺(反讽),领略到其巨大的杀伤力。
大概是11岁的时候,有一次课间休息,有个同学和我打闹,估计是把我欺负得够呛,正当我要奋起还击的时候,上课铃响了,他跑回教室坐下,我从操场上捡起一块砖头,咒骂着走进教室,发誓要把这块砖头砸到他的脑袋上。他就在座位上看着我,全班同学也都静静地看着我,我走到他面前,不敢下手,把那块砖头放到他的课桌上,大哭着跑出了教室。后来我才知道,社会学家将哭泣和咒骂当成是同一类“泛滥而出”(floodingout)的行为。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老奶奶,问一个哭泣的小孩:“你为什么在哭?”小孩子抽泣着回答:“因为我还不会骂人。”平常我们能控制住自己,人与人之间不至于发生摩擦,但有时候我们会失态。
你在学习站立的过程中,偶尔会摔倒,头部撞在地垫上,咧着嘴哭起来。成年人有时也会摔倒,或者脑袋撞到玻璃上,或者用刮胡刀划破脸颊,他们不会哭,他们会说脏话。有科学证明,这样他们的疼痛感会减轻一些。这是脏话的涤清功用。小孩子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会有那么一个阶段热衷于屎屁尿,家长会有强烈的反应。到了青春期,他们会把脏话当成表达情绪的助词,当成一种叛逆行为,但也逐渐明白了脏话的禁忌,明白了社会的规则。
这种规则与禁忌的教育,在你不会说话时就开始了。家里有一个儿歌播放器,里面有一首歌我老早就听过,它是这么唱的:“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他。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这首儿歌树立好典型——喜鹊和蜜蜂,歌颂主流价值观:幸福的生活是从劳动而来,劳动最光荣。这首儿歌也树立了坏典型——蝴蝶,贪玩、臭美,最要命的是这一句:我们大家不学他,团结和拉拢大多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把不站在这一边的人当作异类,党同伐异,世间的许多丑恶都是这样来的。这倒不只是我们这里的教育特色,文明社会就有压抑的一面。文明要装腔作势,要控制自己。
我知道一本书叫《如何控制脏话》,让那些爱说脏话的家长在孩子面前变得文雅一点儿。我不需要这本书,我需要一本《如何控制嘲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被骂过很多次,转眼成云烟,但有几句嘲讽的威力经久不衰。据说家长对小孩子的嘲讽会对他形成巨大的打击。我怕我无意中的嘲讽让你难受。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运行机制,那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缺点个性化,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反讽的人,不想对什么事情负责,也逃避对任何信念的严肃承诺。
等我当爹了,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也有了一个严肃承诺。小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什么反讽的,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就直接表现出来,他们并不在意他人的审视,也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遮蔽在模糊的语言中。你一天天长大,我也一天天意识到,我要面对一个严肃的小人儿。我们成年人的言行中包含着许多矫饰、谎言、咒骂、嘲讽和敷衍,也许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过滤掉这些负面的东西。
我曾经暗暗发誓,要以成年人的方式和你说话,不说错误的叠词,不说那些幼稚的词,比如拉屎就是拉屎,而不是什么拉臭臭;撒尿就是撒尿,而不是什么嘘嘘。据说,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学习语言。我以为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可有一次,你去参加爬行比赛,你妈妈在前面引导你,我在边上录像,回来之后我看手机里的视频,听到我给你加油的那些话,我吃了一惊,里面那个男性的声音非常谄媚,故意地幼稚,嗓子变细,音调变高,词儿并没有什么错,可音调正是我讨厌的那种方式。马克·吐温爷爷平常说话也常带脏字,他夫人把他说过的脏话都记在一张纸上,找了个机会念给马克·吐温:“听听你都说了些啥吧!”马克·吐温听完,说:“词都没错儿,可你的音调全错了!”
我不会教你骂人的,但有朝一日,我也许会纠正你的音调。说到底,你要学会正确地使用咒骂和嘲讽。
(摘自译林出版社《给大壮的信》一书)(责编 珠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