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土斯民——湘赣边区移民、土著与区域社会变迁(1600—1949)》

来源 :近代史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angzexv00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69元土客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该书把湘赣边区视为有机的整体,从外来移民引起的矛盾冲突,探讨区域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与内在机制。该书立足于区域研究,注重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注重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深入地分析了湘赣边区的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以及移民内部、土著内部.
其他文献
中国战时生产局成立于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事件而产生裂痕的危机时刻,在中美两国调整租借物资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支持下,中国战时生产局统一援华租借物资的申请权,并取得制成军械以外租借物资的运输分配权和在华接收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双方因争夺租借物资管理权而产生的尖锐矛盾。但美方坚持保留存印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依照自身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不断拨让援华租借物资,并由此介入中国内政,在援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美国军方把持租借物资管理权的态度尤为强硬,与白宫方面存
制钱铸造在庚子之变中遭受重创,此后经历了一个艰难规复、地方实践、观念转型、民间转向与最终解体的复杂过程。面对庚子后的钱荒危机,清政府通过批准开铸铜元、重建中央铸钱局、改铸新制钱、推广粤式制钱等钱法改革,于光绪三十三年初步规复传统的制钱铸造体系。但随着各省对铜元余利的倚重与货币本位制改革的推进,朝野人士对主、辅币关系形成新的认识,铜元超越制钱被纳入主辅币方案,一文铜元亦在光绪三十四年逆转一文制钱成为推行全国的一文新钱。由此,钱法改革从属于本位制改革,政府币制改革观念亦由银钱并行、分层开展转型为统筹划一、建立
贞操问题自五四以来成为热议话题,新文化人在批判传统贞操观的同时又为其赋予新的内涵。绝大多数新文化人在认同男女共守贞操的基础上,提倡夫妇互守贞操;继而又有人将贞操从婚姻领域扩展到恋爱领域,将爱情作为衡量贞操的唯一标准,强调贞操的“灵肉一致”和“灵先于肉”。这些观念成为知识界的“一般思想”。在这一诠释过程中,人们使用了多种现代知识和现代话语,反映出此时中国知识结构及其话语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
武汉会战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日军占领,而此时国民政府海军舰艇仅存十余艘内河炮舰。面对此种局面,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提出除在长江上游坚持防御作战外,抽调海军主力到长江中下游敌占区开展水雷游击战。1940年1月,海军成立长江布雷游击队,随即赴敌后开展游击战,揭开了海军游击战的序幕。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海军布雷游击队屡建战功,牵制、消耗了日本海军力量,破坏了日军长江水道交通,配合了陆军作战,拱卫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增强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推动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威尔逊·基尔发明学校市制度,并在美国多地公立学校推行。1919年前后,学校市制度被引入中国,并借助1922年新学制的颁行及公民教育的倡导,于二三十年代在全国多省市中小学校推行。其间,社会各界合力塑造出学校市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知识氛围,助力该制度的推广。然而,制度实践对制度设计的偏离,以及此种学校内“政治拟构”与“学校社会化”本旨的差异,也让学校市的组织架构及精神内涵不断发生异变,终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淡出学校场域。
本刊讯 7月8~12日,由ISSBD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承办的第23届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简称ISSBD)双年会在上海隆重召开。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行为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人类行为发展研究领域的相关热点和最新成果。
湖北省南漳县九龙山社区有一座张姓族人的家佛堂,后几经演变,逐渐形成佛、道、儒三教并祀的信仰景观。九龙山社区信仰空间的展开,以佛、道、儒宗教景观的承继和共存为表象,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并内涵于民间传说和故事中。佛堂易主的过程,也是移民家族冯姓的迁徙发展史。山区顶庄稞种的租佃关系、红巾军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是移民家族崛起的重要因素。婚姻关系也是移民家族发展和社区空间构建的重要力量,但不完全包含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中。地方史视域下的文化网络更多的是和地方军事化以及地方势力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密切相关。
从1931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和华北的入侵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在抗日浪潮中,中共的革命机会显著增加。上海临时中央顺应形势变化,积极在抗日活动中扩大影响,对北方革命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4月对日本宣战后,临时中央于6月召集北方会议,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在北方有条件的地方发动游击战争,建立红军。华北党组织在河北、山东等地发起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建立了一些游击队。1933年1月,中共又发表宣言,表示愿意与任何不反共的爱国军队建立合作关系,同时派出中央驻北方
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对日外交助手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透露了在建政之初,孙中山即指派何天炯为驻日代表,并频频催促其赴日活动,但由于何天炯认为时机未到及经费困难等,一再拖延而终未成行。孙中山、何天炯又邀请日本民间友人宫崎滔天等访问广州,托付其代为在日本活动,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并引介日商投资、合办实业以补助广东政府财政。这些史实表明,孙中山一方面公开批判日本侵略政策,避免与日本官方有经济关系;一方面通过日本民间渠道积极活动寻求支持,在具体实施策略上,因应内外时势而有公开与非公开、官方与民间、外交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