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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调换了工作，专搞“老舍故居”的筹建工作和作家著作文献的整理工作。我到职后，第一件事是系统拍摄父亲在北京的足迹。近年来，北京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估计许多旧房子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拆除，因此，需要抓紧时间，抢出一批照片来。这样做，对研究一位生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的作家和他的作品来说，大概也是一件有意义的文物档案工作吧。我便约了出版社编辑李君、摄影家张君、老舍研究者王君和我同行，背上照相器材，由我带路，开始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中。
有一天，我们来到太平湖遗址，这是父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十八年前，在一个初秋的夜晚，我曾在这里伴随刚刚离开人世的父亲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十八年来，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因为那个永远难忘的夜晚永远装在我的脑子里。我害怕看见那里的任何东西。十八年前发生的事情比噩梦更不合逻辑，更令人窒息和不寒而栗。我倒盼望着它是一场噩梦，好终究有个结束。可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偏偏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我尝够了那事实带来的一切苦味，沉重的，只能认命的，无可挽救的，没有终止的苦味。
我还是来了，为的是留下一个让后人看得见的纪念。
这里已经大变样，找不到公园了，找不到湖，找不到树，找不到椅子。十八年前的一切，什么都找不到了。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地铁机务段，外面围着围墙，里面盖了许多敞亮的现代化的高大厂房。在原来太平湖后湖的地方，如今是一大块填平了的场地，铺设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铁轨，很整齐地通向各个车库，轨道总宽足有一百米。我们得到允许，在厂内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这片路轨旁。一挂崭新的地铁车辆正好由东边的库房中开出来，从我们身旁开过去，不一会，它便钻入地下，投入载客运转。看来，这儿是这些车辆的家和真正的起点。意味深长的是，这里就是父亲的归宿和人生的终点。
拍照这天，阳光很好，没有风，周围宁静，谐和，车开走之后，这里好像只剩下阳光和路轨，连城市的嘈杂都被隔离在墙外。我紧张的心情突然消失，我的神经松弛了。我倒愿意在这儿多待一会。我默默地立在阳光之中，看着这路轨，让它把我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大家都没有说话，张君默默地取了景，按了快门。王君却突然提了一个建议：“这里应该立一块永久性的石碑，上面刻着：这是作家老舍的舍身之地。”
他用了“舍身”两个字。
父亲名“庆春”字“舍予”，舍予是舍我的意思。王君的“舍身”两字应了“舍予”的原意。大概，王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脱口而出，此时此地此景被他的这两个字包揽无余了。“舍予”两字是父亲十几岁时为自己取的别名。在字面上，正好把自己的姓——“舒”字——一剖为二。他愿意以“舍予”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这个多难的世界，愿它变得更美好一些，更合人意一些。从此，他认定了“舍予”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整整一辈子。
父亲二十三岁那年，曾向比他更年轻的学生们发表过一次公开讲演。他说，耶稣只负起一个十字架，而我们却应该准备牺牲自己，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旧世界，另一个是建立新世界。这大概是他的第一个“舍予宣言”。
父亲自己确实提到过一块身后的小石碑，和王君所说的石碑相似，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情，不过，立碑是戏言，表达国难舍身是真意。
当时，国难当头，文艺家云集武汉三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肠和任劳任怨的老舍先生当选为总务部主任，相当于会长。有几百名会员的“文协”，专职职员一开始是萧伯青一人担任，后来是梅林一人担任，其余的人都是尽义务。大家除了写作之外，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要联络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成立“文协”分会，要编辑《抗战文艺》杂志，要出版诗歌专刊、英文专刊和抗战文艺丛书，要送通俗读物到各个战场，要义演，要出版《鲁迅全集》，要组织作家上前线……忙得不亦乐乎，干得有声有色。这个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恐怕称得上是文人们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跑路，开会，全是自己掏腰包，谁也没有半句怨言，看到这种生机勃勃的局面，父亲快活得要飞上天。当他以最多的选票当选为“文协”理事之后，他写了一份《入会誓言》。他庄严地向祖国宣誓，向人民宣誓，向热爱他的同志和朋友宣誓：“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但是，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
王君所说的小短碑上的“舍身”两字，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十八年前的太平湖畔。
坐在太平湖公园西南角的长椅上，面向东，夕阳照着我的背。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公园的终端，再往西便是另一个更大的湖面，不过，已经不是公园了，它们之间没有围墙，只有一条前湖的环湖路和一座小桥把它们相连，实际上，我处在前湖和后湖的交界线上。前湖环湖路外侧栽着许多高大的杨树，树下安设了不少的长椅。后湖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色，四周没有修整过的环湖路，也没有人工的岸堤，它荒凉，安静，带着野味，甚至有点令人生畏。湖边杂草丛生，有半人多高，一直和水中的芦苇连成一片。再往上则是不很整齐的大垂杨柳，围成一道天然的护墙。游人是不到这里来的，它几乎完全是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父亲便躺在这另一个世界里。
我回过头来，寻找草丛中小土道上睡着的他，不知道是阳光晃眼，还是眼里有什么东西，我什么也看不清，一片黄，是阳光的黄呢？还是一领破席的黄？我不知道。 向我移交的是一位市文联的年轻人，他的身后是父亲的老司机和他的汽车。他们都带着红袖章。显然，汽车的主人已经换成这位年轻人了。他们问了我的名字，还要我出示证件。其实，老司机是我家多年的熟人了。年轻人只向我交代了一句话就坐车走了：“你必须把他赶快‘处理’掉！”还是老司机临走时关照了一句重要的话：“这里夜间有野狗！”
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经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前两天，在成贤街的孔庙，他遭受了红卫兵的毒打。那一天，原定在这里焚烧京戏的戏装，无知的狂热少年们说这些价值昂贵的戏装都必须由地球上尽早地消灭掉，还要拉两三位文化局的领导干部去挨斗。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是近邻，拉文化局领导干部的红卫兵顺手牵羊，把市文联的已经被揪出来的文化名人也随便地装上了车。作为市文联主席的父亲看见所有的好朋友和领导干部都被点了名，他自己主动站了出来。他的正直，或许是他顶可爱的地方，但是这个顶可爱的正直要了他的命！一位在场担任指挥的学生发现了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其实，那时父亲刚由医院出来。入夏以来，他心情很坏，一天夜里突然大口吐血，总量竟有大半痰盂。我们半夜送他到北京医院，当夜被留下住院。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息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这一天便是他出院后上班的第一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孔庙发生的可怕事实，已被许多的受害幸存者作家们戏剧家们详细地追述过。我也不愿重述它们。总之，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副市长王昆仑先生，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形势完全失控，狂热的乌合之众就像那把狂舞的冲天大火一样，谁也不知道它会蹿向何方。父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闪着异样的光，这是一股叫人看了由心眼里发冷的光。他的脸煞白，只有这目光是烈性的勇敢的和坚决的，把他的一腔极度悲苦表达得清清楚楚。由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温文尔雅的中国文人的眼睛里闪出了直勾勾的呆板的目光，善良的人们全都害怕了。这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一个可怕的信息：他只要一闭眼，一低头，他便可以马上离开这发了疯的痛苦世界。
市文联的人被授意设法先期单独接回老舍。谁知此举竟把他一个人由这个大灾难推入了另一个更大更黑的深渊。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一位作家为了暂時的苟安，唆使无知的少年向父亲提了几个挑衅的问题。父亲冷静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当然是被认为毫不认罪的。于是，这些尊严的回答就如火上浇油，再次招来了更加残酷的肉体折磨。
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举起牌子来！”
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面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刻被吞没了……是的，被吞没了……
市文联的人想出一个“妙”计，想把他由红卫兵手中抢出来。他们说他这一死拼的反抗是“现行反革命”，应该把他交到专政机关去法办。于是，经过一番争夺，把他塞进汽车里，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丧失了任何理智的人群紧紧地包围着汽车，汽车寸步难行，无数拳头敲打着汽车的外壳和玻璃。然而，对这个“现行反革命”的称呼，不论是红卫兵，还是父亲本人，都认真地无误地领会了，无疑，它彻底地把父亲推向了另一个世界。尾随而至的少年们，其中不少女孩子，在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的阻拦又将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轮番毒打到深夜……
就这样，不到一天的工夫，人民莫名其妙地、突然地、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喜欢的，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作家。
母亲被通知将父亲接回家来。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家。临走之前，父亲被通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他的确按时去上班了，大概还拿了那个要命的牌子，不过，他没有到文联去。走出之后，他失踪了。
凌晨，入睡之前，在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长谈。实际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死之谈。父亲，死的决心已定，但是这一点不便对亲人直言。推心置腹的谈话被若隐若现的暗示搅得更加充满了诀别之情。当父亲脱掉衬衫之后，母亲看见他被打成这般惨状，有心放声大哭，可是她不敢，她知道，她应该动作，她的嘴也应该说话，而不是哭。她帮父亲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沾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找不准地方了，因为心颤，手也颤，浑身都在颤。她的心痛，心痛！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告诉她：“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吃了这么大的委屈，遭了这么深的折磨，奇耻大辱啊，他却说出了这么知己的话！
可天下，到哪去找，这样真诚而善良的朋友啊！
可天下，到哪去找，这样牢固而纯一的信赖啊！
父亲劝母亲去忙自己的事，不用管他，他绝不会出事。清晨，他硬是把她推出了门，她真的上班去了。母亲前脚走，不一会，父亲也出了门。
出大门之前，父亲走到我的女儿，他的三岁的心爱的孙女窗前，郑重地向她道别。当时，家里的亲人只剩下她一个，还有一名年迈的老保姆看护着她。爷爷把小孙女唤出来，俯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慢慢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女孩子奇怪地看着爷爷，不明白爷爷今天怎么了，干嘛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吐音…… 父亲，这是在向人间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向爱了一辈子和写了一辈子的老百姓告别。他把这句最后的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多么有人味的，善良的人！
我的女儿一点也不明白爺爷的用意。她应该拉住他，她应该大声地叫：“爷爷！你别走！叫爸爸回来！叫姑姑们回来！他们会把你藏起来！你别走！爷爷！”可是，我的女儿什么也没喊。就是不喊这些，也应该紧紧地抱住他，亲亲他，吻吻他……她对爷爷，真的说了“再见”，还向他摆了手。她太小了，她实在太小了！随着这一声“再见”，爷爷永远地走了，再也没回来，“再”也“见”不着了。
父亲喜欢这个小女孩，他们爷孙俩，一老一少，常在一起玩。小孙女是唯一可以随便走进老人书房的人，不论在任何时间，都是受欢迎的。有一次，爷爷接见两个英国朋友，小孙女在客厅里玩，老人坐在沙发上把孙女夹在两腿之间，用她的布娃娃轻轻地敲她的头，说：“将来，是属于他们的！”在他离家出走的最后时刻，他郑重地向小孙女道别，清醒而理智，心中充满了纯洁，因为，他直接在向“将来”道别。他或许在想：历史的篇章瞬间即过，一切憾事，一切烦恼，都会成为过去，自己的劫数已到，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吧。和小孙女拉了手，他走了。将来，是属于他们的。
父亲走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来的时候，家里大乱。由胡同口开始，直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到处还贴着大字报，他们是来找老舍的，因为他竟然没有到机关去。他们把家里的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我发现每间房的顶棚上的检查孔都被破坏了，他们以为老舍藏在房顶上，而且是由不到一尺见方的检查孔中跳上的！看来，藏是藏不住的，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鲁莾的少年们，眨着眼睛，终于感到事情有点蹊跷，纷纷溜走了。他们走后，我立即起草了一封信，草草化装了一下，拉着大妹妹，直奔国务院接待站。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我把上衣解开，露出见证——穿在身上的是父亲昨天留下的衬衫，还有被我缠在腰上的父亲昨天用来包头用的带血迹的水袖。他仔细听了我的陈述，接过信去，说：我们立刻报告上去，请你们放心。几小时后，总理秘书处打电话给母亲，说总理已经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一有消息一定立即通知，请等候。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音信全无。又一个上午也在等待中度过了。到了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文联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一趟。他们拿出一张证明信给我，上面写着：“我会（指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舒舍予自决于人民，特此证明。”他们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推敲定性，现在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无非是推脱责任了。让我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他们还说，最好不要把此事告诉母亲。看得出来，他们觉得事情严重。
当老司机嘱咐我当心有野狗之后，我向那位年轻人提出：请他们回机关后立即通知我母亲，说我在太平湖等她。于是，我便坐下来，一边看守死去的父亲，一边等母亲的到来。
父亲是怎样走到太平湖来的？一个谜；为什么要到太平湖来？又是一个谜。我坐在湖边，百思不解。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被发现的。一位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开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八二十四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打捞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老舍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市文联的人后来把制服、钢笔、眼镜、手杖都还给了我们，唯独始终没有让我们看过这些纸。
太平湖是个偏僻的小公园，没有名气，又不收门票，游人稀少。由父亲开始，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它竟成了殉难者的胜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太平湖没有进入过父亲的著作，我翻遍了他的书也没有找到，虽然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北京的实际地名为背景。但是，我知道，他熟悉这一带。一九二〇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九月，整整两年的时间，刚过二十岁的舒庆春曾任外城北郊劝学员，他的办公处就在德胜门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当时走遍了乡间各村。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就熟悉了太平湖呢？大概是肯定的。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的就是德胜门外。人和历史一样，有的时候，糊里糊涂，要走点小圆圈，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原处，虽然是螺旋式上升，但终究有点重演的味道。父亲是以写在德胜门外发生的故事而成名的，过了五十年后，他本人又还是在德胜门外，销声敛迹。
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父亲出身寒苦，幼年丧父，完全靠他农家出身的老母亲拉扯长大。老母亲不识字，靠给人家洗衣裳、做针线活、当佣人、当工友养活一家人。她咬牙把自己的小儿子庆春送进了小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的唯一识字的孩子。她还把自己正直、善良、热心、勤劳、朴素、诚实、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能吃苦、好强、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了小儿子。父亲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自己吃亏当成当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软弱，干事情都有一个基本的宗旨，什么事都能将就，可就是不能出了自己的界限，就是软中有硬。父亲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了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六十七年之后，父亲又回到了他的老妈妈的脚下，把生命奉还给她，是对她的生命的教育的一种感恩和总结吧。 父亲去世之后，立刻传出种种有关他的死的说法，对他的死的方式和他的死的原因也有种种猜测。日本作家对父亲死的悲剧极为震惊，认为是巨大的损失。在他们的笔下父亲仍然活着。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水上勉、井上靖等作家就已經公开写文章怀念他了。父亲的朋友，作家井上靖先生一九七〇年写了一篇叫作《壶》的著名文章，实际上是在探讨父亲的死。他的文章提到：日本老作家，尊敬的广津先生对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当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井上靖先生终于清楚地领悟了当年讲给他们听的这个故事中那个中国穷人的气质。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也专门写了一篇叫作《老舍先生死的谜》的长文。日本作家开高健以父亲的死为题材写了一篇叫作《玉碎》的小说，荣获了一九七九年度川端康成奖。他们都真诚地期望在父亲的悲剧里找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巴金先生多次在近年写的《随想录》中谈到父亲的死。他认为对老舍的惨死绝不能无动于衷，他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一定要从他的死中找到教训。”有一位好人对他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可是他却固执地说：“过去的事偏偏记得很牢。”巴金先生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巴金先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还说过：“虽然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我前不久读了黄裳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不久以前他和巴金先生谈天，他们又谈到老舍的死，黄裳说了一句：“换了我就出不了这种事。”巴金先生听了喝道：“你吹牛！”黄裳写道：“巴金先生说此话时，声音低沉而严厉，这是少见的。”
看来，关于父亲的死，文章还在写，讨论还在继续。
对于我来说，父亲的死，使我感到非常的突然，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使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没有怀疑过，对他来说，会有不同于太平湖的第二种结局。
十八年前，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就认了命，我深信，在“文革”中，对他来说，只能有这么个“舍予”式的结局。而且，就在我坐在太平湖的椅子上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找到一些事先的征候，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对待过它们。
记得，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曾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当时，“文革”尚处于刚刚发起的阶段，预见到它的恶果还十分困难，但是从父亲的谈话里已经可以听到不少担忧。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糟糕的事，绝大部分不幸被他言中。
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
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会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
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朋友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他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例子，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索。事后想起来，听者无心，言者却是动了脑子的。
更有甚者，父亲一九四五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乍一看，这些说法和模式的出现，只是表面的孤立的偶然现象，即使有相似之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些话和这些文字竟都出自他一个人的嘴和一个人的笔，我想，这只能证明，什么事情在他心里确实是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到了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而且，我以为，对父亲这样的宁折毋弯的硬汉子，就是躲过了八月二十三，他也躲不过九月二十三或者十月二十三，更不要说长达十年之久的大乱了。世界上，就有这样的硬汉和不可辱之士！我感到内疚的是：不管有没有用，我没能抓住那些端倪，说上哪怕一句开导他的话。我信任他，崇敬他，我没资格对他说三道四。看起来，我还是不完全了解他。这使我感到痛心，遗憾终生。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下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么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也许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予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的死的分量是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去世的前二十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八月二十三日的风暴，正是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说来奇怪，就父亲的作品而言，越是他偏爱的、珍惜的、下过大力的、有广泛影响的，受到的抨击往往越严重，大部分还是来自朋友方面，而且由来已久。在一般情况下，父亲总是自责，因为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不说什么过满的话，特别是对自己的作品。他常常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失败，爱说“我也糟糕”。这话，从另一方面看，说明他是正直的和相当自信的人。他是凭自己的观察来判断是非的，决定取批判、鞭笞或者同情、歌颂的态度。随着思想的成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再不写那些单薄的理想化的人物，也不再用简单的杀富济贫或者铲除一两个混世魔王来解决冲突，他开始涉及复杂的社会现象，想从更深的历史发展中清理出一些头绪来，进而向旧的伦理道德、舊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和决定它们的社会制度进攻。他写人们的长处，也写短处，很善于用生动的语言和人物形象把那些最坏的、埋得最深的、最致命的弱点和劣根刨出来，剥给大家看。就像祥子一样，一方面，他写祥子的体面、要强、好梦想、坚强、伟大；另一方面，他又写祥子的堕落、自私、不幸，写他是个社会病胎里的产儿，是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最终否定了祥子，觉得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救，才能变得真可爱！
八月二十四日，当父亲在湖边坐着的时候，最折磨他的，与其说是皮肉的疼痛和人格的受辱，还不如说是不被人们所理解。经过一整天半个夜晚的思索，他的结论大概依然是那两句话：“我没有问题！”“人民是理解我的！”于是，他决心实践那向小孙女说过的“再——见”，向静静的湖水走去……
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那天，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的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
（原载凤凰网2016年8月25日，《收获》1985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爸爸最后的两天》）
责任编辑：蒋建伟
有一天，我们来到太平湖遗址，这是父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十八年前，在一个初秋的夜晚，我曾在这里伴随刚刚离开人世的父亲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十八年来，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因为那个永远难忘的夜晚永远装在我的脑子里。我害怕看见那里的任何东西。十八年前发生的事情比噩梦更不合逻辑，更令人窒息和不寒而栗。我倒盼望着它是一场噩梦，好终究有个结束。可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偏偏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我尝够了那事实带来的一切苦味，沉重的，只能认命的，无可挽救的，没有终止的苦味。
我还是来了，为的是留下一个让后人看得见的纪念。
这里已经大变样，找不到公园了，找不到湖，找不到树，找不到椅子。十八年前的一切，什么都找不到了。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地铁机务段，外面围着围墙，里面盖了许多敞亮的现代化的高大厂房。在原来太平湖后湖的地方，如今是一大块填平了的场地，铺设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铁轨，很整齐地通向各个车库，轨道总宽足有一百米。我们得到允许，在厂内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这片路轨旁。一挂崭新的地铁车辆正好由东边的库房中开出来，从我们身旁开过去，不一会，它便钻入地下，投入载客运转。看来，这儿是这些车辆的家和真正的起点。意味深长的是，这里就是父亲的归宿和人生的终点。
拍照这天，阳光很好，没有风，周围宁静，谐和，车开走之后，这里好像只剩下阳光和路轨，连城市的嘈杂都被隔离在墙外。我紧张的心情突然消失，我的神经松弛了。我倒愿意在这儿多待一会。我默默地立在阳光之中，看着这路轨，让它把我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大家都没有说话，张君默默地取了景，按了快门。王君却突然提了一个建议：“这里应该立一块永久性的石碑，上面刻着：这是作家老舍的舍身之地。”
他用了“舍身”两个字。
父亲名“庆春”字“舍予”，舍予是舍我的意思。王君的“舍身”两字应了“舍予”的原意。大概，王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脱口而出，此时此地此景被他的这两个字包揽无余了。“舍予”两字是父亲十几岁时为自己取的别名。在字面上，正好把自己的姓——“舒”字——一剖为二。他愿意以“舍予”作為自己的人生指南，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这个多难的世界，愿它变得更美好一些，更合人意一些。从此，他认定了“舍予”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整整一辈子。
父亲二十三岁那年，曾向比他更年轻的学生们发表过一次公开讲演。他说，耶稣只负起一个十字架，而我们却应该准备牺牲自己，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旧世界，另一个是建立新世界。这大概是他的第一个“舍予宣言”。
父亲自己确实提到过一块身后的小石碑，和王君所说的石碑相似，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情，不过，立碑是戏言，表达国难舍身是真意。
当时，国难当头，文艺家云集武汉三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肠和任劳任怨的老舍先生当选为总务部主任，相当于会长。有几百名会员的“文协”，专职职员一开始是萧伯青一人担任，后来是梅林一人担任，其余的人都是尽义务。大家除了写作之外，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要联络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成立“文协”分会，要编辑《抗战文艺》杂志，要出版诗歌专刊、英文专刊和抗战文艺丛书，要送通俗读物到各个战场，要义演，要出版《鲁迅全集》，要组织作家上前线……忙得不亦乐乎，干得有声有色。这个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恐怕称得上是文人们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跑路，开会，全是自己掏腰包，谁也没有半句怨言，看到这种生机勃勃的局面，父亲快活得要飞上天。当他以最多的选票当选为“文协”理事之后，他写了一份《入会誓言》。他庄严地向祖国宣誓，向人民宣誓，向热爱他的同志和朋友宣誓：“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但是，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
王君所说的小短碑上的“舍身”两字，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十八年前的太平湖畔。
坐在太平湖公园西南角的长椅上，面向东，夕阳照着我的背。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公园的终端，再往西便是另一个更大的湖面，不过，已经不是公园了，它们之间没有围墙，只有一条前湖的环湖路和一座小桥把它们相连，实际上，我处在前湖和后湖的交界线上。前湖环湖路外侧栽着许多高大的杨树，树下安设了不少的长椅。后湖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色，四周没有修整过的环湖路，也没有人工的岸堤，它荒凉，安静，带着野味，甚至有点令人生畏。湖边杂草丛生，有半人多高，一直和水中的芦苇连成一片。再往上则是不很整齐的大垂杨柳，围成一道天然的护墙。游人是不到这里来的，它几乎完全是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父亲便躺在这另一个世界里。
我回过头来，寻找草丛中小土道上睡着的他，不知道是阳光晃眼，还是眼里有什么东西，我什么也看不清，一片黄，是阳光的黄呢？还是一领破席的黄？我不知道。 向我移交的是一位市文联的年轻人，他的身后是父亲的老司机和他的汽车。他们都带着红袖章。显然，汽车的主人已经换成这位年轻人了。他们问了我的名字，还要我出示证件。其实，老司机是我家多年的熟人了。年轻人只向我交代了一句话就坐车走了：“你必须把他赶快‘处理’掉！”还是老司机临走时关照了一句重要的话：“这里夜间有野狗！”
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经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前两天，在成贤街的孔庙，他遭受了红卫兵的毒打。那一天，原定在这里焚烧京戏的戏装，无知的狂热少年们说这些价值昂贵的戏装都必须由地球上尽早地消灭掉，还要拉两三位文化局的领导干部去挨斗。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是近邻，拉文化局领导干部的红卫兵顺手牵羊，把市文联的已经被揪出来的文化名人也随便地装上了车。作为市文联主席的父亲看见所有的好朋友和领导干部都被点了名，他自己主动站了出来。他的正直，或许是他顶可爱的地方，但是这个顶可爱的正直要了他的命！一位在场担任指挥的学生发现了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其实，那时父亲刚由医院出来。入夏以来，他心情很坏，一天夜里突然大口吐血，总量竟有大半痰盂。我们半夜送他到北京医院，当夜被留下住院。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息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这一天便是他出院后上班的第一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孔庙发生的可怕事实，已被许多的受害幸存者作家们戏剧家们详细地追述过。我也不愿重述它们。总之，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副市长王昆仑先生，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形势完全失控，狂热的乌合之众就像那把狂舞的冲天大火一样，谁也不知道它会蹿向何方。父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闪着异样的光，这是一股叫人看了由心眼里发冷的光。他的脸煞白，只有这目光是烈性的勇敢的和坚决的，把他的一腔极度悲苦表达得清清楚楚。由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温文尔雅的中国文人的眼睛里闪出了直勾勾的呆板的目光，善良的人们全都害怕了。这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一个可怕的信息：他只要一闭眼，一低头，他便可以马上离开这发了疯的痛苦世界。
市文联的人被授意设法先期单独接回老舍。谁知此举竟把他一个人由这个大灾难推入了另一个更大更黑的深渊。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一位作家为了暂時的苟安，唆使无知的少年向父亲提了几个挑衅的问题。父亲冷静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当然是被认为毫不认罪的。于是，这些尊严的回答就如火上浇油，再次招来了更加残酷的肉体折磨。
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举起牌子来！”
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面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刻被吞没了……是的，被吞没了……
市文联的人想出一个“妙”计，想把他由红卫兵手中抢出来。他们说他这一死拼的反抗是“现行反革命”，应该把他交到专政机关去法办。于是，经过一番争夺，把他塞进汽车里，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丧失了任何理智的人群紧紧地包围着汽车，汽车寸步难行，无数拳头敲打着汽车的外壳和玻璃。然而，对这个“现行反革命”的称呼，不论是红卫兵，还是父亲本人，都认真地无误地领会了，无疑，它彻底地把父亲推向了另一个世界。尾随而至的少年们，其中不少女孩子，在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的阻拦又将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轮番毒打到深夜……
就这样，不到一天的工夫，人民莫名其妙地、突然地、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喜欢的，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作家。
母亲被通知将父亲接回家来。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家。临走之前，父亲被通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他的确按时去上班了，大概还拿了那个要命的牌子，不过，他没有到文联去。走出之后，他失踪了。
凌晨，入睡之前，在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长谈。实际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死之谈。父亲，死的决心已定，但是这一点不便对亲人直言。推心置腹的谈话被若隐若现的暗示搅得更加充满了诀别之情。当父亲脱掉衬衫之后，母亲看见他被打成这般惨状，有心放声大哭，可是她不敢，她知道，她应该动作，她的嘴也应该说话，而不是哭。她帮父亲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沾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找不准地方了，因为心颤，手也颤，浑身都在颤。她的心痛，心痛！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告诉她：“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吃了这么大的委屈，遭了这么深的折磨，奇耻大辱啊，他却说出了这么知己的话！
可天下，到哪去找，这样真诚而善良的朋友啊！
可天下，到哪去找，这样牢固而纯一的信赖啊！
父亲劝母亲去忙自己的事，不用管他，他绝不会出事。清晨，他硬是把她推出了门，她真的上班去了。母亲前脚走，不一会，父亲也出了门。
出大门之前，父亲走到我的女儿，他的三岁的心爱的孙女窗前，郑重地向她道别。当时，家里的亲人只剩下她一个，还有一名年迈的老保姆看护着她。爷爷把小孙女唤出来，俯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慢慢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女孩子奇怪地看着爷爷，不明白爷爷今天怎么了，干嘛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吐音…… 父亲，这是在向人间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向爱了一辈子和写了一辈子的老百姓告别。他把这句最后的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多么有人味的，善良的人！
我的女儿一点也不明白爺爷的用意。她应该拉住他，她应该大声地叫：“爷爷！你别走！叫爸爸回来！叫姑姑们回来！他们会把你藏起来！你别走！爷爷！”可是，我的女儿什么也没喊。就是不喊这些，也应该紧紧地抱住他，亲亲他，吻吻他……她对爷爷，真的说了“再见”，还向他摆了手。她太小了，她实在太小了！随着这一声“再见”，爷爷永远地走了，再也没回来，“再”也“见”不着了。
父亲喜欢这个小女孩，他们爷孙俩，一老一少，常在一起玩。小孙女是唯一可以随便走进老人书房的人，不论在任何时间，都是受欢迎的。有一次，爷爷接见两个英国朋友，小孙女在客厅里玩，老人坐在沙发上把孙女夹在两腿之间，用她的布娃娃轻轻地敲她的头，说：“将来，是属于他们的！”在他离家出走的最后时刻，他郑重地向小孙女道别，清醒而理智，心中充满了纯洁，因为，他直接在向“将来”道别。他或许在想：历史的篇章瞬间即过，一切憾事，一切烦恼，都会成为过去，自己的劫数已到，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吧。和小孙女拉了手，他走了。将来，是属于他们的。
父亲走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来的时候，家里大乱。由胡同口开始，直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到处还贴着大字报，他们是来找老舍的，因为他竟然没有到机关去。他们把家里的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我发现每间房的顶棚上的检查孔都被破坏了，他们以为老舍藏在房顶上，而且是由不到一尺见方的检查孔中跳上的！看来，藏是藏不住的，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鲁莾的少年们，眨着眼睛，终于感到事情有点蹊跷，纷纷溜走了。他们走后，我立即起草了一封信，草草化装了一下，拉着大妹妹，直奔国务院接待站。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我把上衣解开，露出见证——穿在身上的是父亲昨天留下的衬衫，还有被我缠在腰上的父亲昨天用来包头用的带血迹的水袖。他仔细听了我的陈述，接过信去，说：我们立刻报告上去，请你们放心。几小时后，总理秘书处打电话给母亲，说总理已经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一有消息一定立即通知，请等候。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音信全无。又一个上午也在等待中度过了。到了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文联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一趟。他们拿出一张证明信给我，上面写着：“我会（指北京文学艺术联合会）舒舍予自决于人民，特此证明。”他们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推敲定性，现在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无非是推脱责任了。让我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他们还说，最好不要把此事告诉母亲。看得出来，他们觉得事情严重。
当老司机嘱咐我当心有野狗之后，我向那位年轻人提出：请他们回机关后立即通知我母亲，说我在太平湖等她。于是，我便坐下来，一边看守死去的父亲，一边等母亲的到来。
父亲是怎样走到太平湖来的？一个谜；为什么要到太平湖来？又是一个谜。我坐在湖边，百思不解。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被发现的。一位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开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八二十四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打捞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老舍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市文联的人后来把制服、钢笔、眼镜、手杖都还给了我们，唯独始终没有让我们看过这些纸。
太平湖是个偏僻的小公园，没有名气，又不收门票，游人稀少。由父亲开始，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它竟成了殉难者的胜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太平湖没有进入过父亲的著作，我翻遍了他的书也没有找到，虽然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北京的实际地名为背景。但是，我知道，他熟悉这一带。一九二〇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九月，整整两年的时间，刚过二十岁的舒庆春曾任外城北郊劝学员，他的办公处就在德胜门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当时走遍了乡间各村。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就熟悉了太平湖呢？大概是肯定的。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的就是德胜门外。人和历史一样，有的时候，糊里糊涂，要走点小圆圈，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原处，虽然是螺旋式上升，但终究有点重演的味道。父亲是以写在德胜门外发生的故事而成名的，过了五十年后，他本人又还是在德胜门外，销声敛迹。
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父亲出身寒苦，幼年丧父，完全靠他农家出身的老母亲拉扯长大。老母亲不识字，靠给人家洗衣裳、做针线活、当佣人、当工友养活一家人。她咬牙把自己的小儿子庆春送进了小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的唯一识字的孩子。她还把自己正直、善良、热心、勤劳、朴素、诚实、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能吃苦、好强、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了小儿子。父亲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自己吃亏当成当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软弱，干事情都有一个基本的宗旨，什么事都能将就，可就是不能出了自己的界限，就是软中有硬。父亲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了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六十七年之后，父亲又回到了他的老妈妈的脚下，把生命奉还给她，是对她的生命的教育的一种感恩和总结吧。 父亲去世之后，立刻传出种种有关他的死的说法，对他的死的方式和他的死的原因也有种种猜测。日本作家对父亲死的悲剧极为震惊，认为是巨大的损失。在他们的笔下父亲仍然活着。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水上勉、井上靖等作家就已經公开写文章怀念他了。父亲的朋友，作家井上靖先生一九七〇年写了一篇叫作《壶》的著名文章，实际上是在探讨父亲的死。他的文章提到：日本老作家，尊敬的广津先生对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当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井上靖先生终于清楚地领悟了当年讲给他们听的这个故事中那个中国穷人的气质。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也专门写了一篇叫作《老舍先生死的谜》的长文。日本作家开高健以父亲的死为题材写了一篇叫作《玉碎》的小说，荣获了一九七九年度川端康成奖。他们都真诚地期望在父亲的悲剧里找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巴金先生多次在近年写的《随想录》中谈到父亲的死。他认为对老舍的惨死绝不能无动于衷，他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一定要从他的死中找到教训。”有一位好人对他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可是他却固执地说：“过去的事偏偏记得很牢。”巴金先生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巴金先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还说过：“虽然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我前不久读了黄裳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不久以前他和巴金先生谈天，他们又谈到老舍的死，黄裳说了一句：“换了我就出不了这种事。”巴金先生听了喝道：“你吹牛！”黄裳写道：“巴金先生说此话时，声音低沉而严厉，这是少见的。”
看来，关于父亲的死，文章还在写，讨论还在继续。
对于我来说，父亲的死，使我感到非常的突然，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使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没有怀疑过，对他来说，会有不同于太平湖的第二种结局。
十八年前，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就认了命，我深信，在“文革”中，对他来说，只能有这么个“舍予”式的结局。而且，就在我坐在太平湖的椅子上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找到一些事先的征候，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对待过它们。
记得，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曾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当时，“文革”尚处于刚刚发起的阶段，预见到它的恶果还十分困难，但是从父亲的谈话里已经可以听到不少担忧。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糟糕的事，绝大部分不幸被他言中。
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
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会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
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朋友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他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例子，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索。事后想起来，听者无心，言者却是动了脑子的。
更有甚者，父亲一九四五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乍一看，这些说法和模式的出现，只是表面的孤立的偶然现象，即使有相似之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些话和这些文字竟都出自他一个人的嘴和一个人的笔，我想，这只能证明，什么事情在他心里确实是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到了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而且，我以为，对父亲这样的宁折毋弯的硬汉子，就是躲过了八月二十三，他也躲不过九月二十三或者十月二十三，更不要说长达十年之久的大乱了。世界上，就有这样的硬汉和不可辱之士！我感到内疚的是：不管有没有用，我没能抓住那些端倪，说上哪怕一句开导他的话。我信任他，崇敬他，我没资格对他说三道四。看起来，我还是不完全了解他。这使我感到痛心，遗憾终生。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下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么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也许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予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的死的分量是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去世的前二十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八月二十三日的风暴，正是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说来奇怪，就父亲的作品而言，越是他偏爱的、珍惜的、下过大力的、有广泛影响的，受到的抨击往往越严重，大部分还是来自朋友方面，而且由来已久。在一般情况下，父亲总是自责，因为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不说什么过满的话，特别是对自己的作品。他常常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失败，爱说“我也糟糕”。这话，从另一方面看，说明他是正直的和相当自信的人。他是凭自己的观察来判断是非的，决定取批判、鞭笞或者同情、歌颂的态度。随着思想的成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再不写那些单薄的理想化的人物，也不再用简单的杀富济贫或者铲除一两个混世魔王来解决冲突，他开始涉及复杂的社会现象，想从更深的历史发展中清理出一些头绪来，进而向旧的伦理道德、舊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和决定它们的社会制度进攻。他写人们的长处，也写短处，很善于用生动的语言和人物形象把那些最坏的、埋得最深的、最致命的弱点和劣根刨出来，剥给大家看。就像祥子一样，一方面，他写祥子的体面、要强、好梦想、坚强、伟大；另一方面，他又写祥子的堕落、自私、不幸，写他是个社会病胎里的产儿，是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最终否定了祥子，觉得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救，才能变得真可爱！
八月二十四日，当父亲在湖边坐着的时候，最折磨他的，与其说是皮肉的疼痛和人格的受辱，还不如说是不被人们所理解。经过一整天半个夜晚的思索，他的结论大概依然是那两句话：“我没有问题！”“人民是理解我的！”于是，他决心实践那向小孙女说过的“再——见”，向静静的湖水走去……
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那天，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的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
（原载凤凰网2016年8月25日，《收获》1985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爸爸最后的两天》）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