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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安克走在南方青黄错落的稻田问，阴天午后的浑浊阳光漫过山梁上的茂密树林，洒在他留有泥渍的宽大T恤上。这个穿着廉价迷彩裤、踏着劣质塑料凉鞋、钥匙用白色尼龙绳串在腰间的瘦弱德国人，从背后看去，仿佛是中国僻远山村里赶圩归来的农民。
这是2007年9月5日，在广西东兰县一所山村小学义务当教师的德国人卢安克，走了三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到乡里能上网的地方下载了一个程序，再步行回学校。他所在小学的电脑出了问题，他希望能快点解决。
深山里的小学没有通网线。卢安克问过电信部门，回答是——要有五个以上用户申请，他们才会把网线拉过来。而在这里，凑齐五户人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在卢安克的摆弄之下恢复了正常。下午已过，黄昏来临，宁谧的山村里升起白色的炊烟。
卢安克到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小袋花生米，回到宿舍炒熟了，再煮上一小锅饭，这是他的晚餐。餐桌上方，有不少苍蝇嗡嗡盘旋。在同一间屋子里，同宿舍的几位老师喝着乡间自酿的糯米酒，盘子里是油腻的五花肉。
并无宗教信仰的卢安克不吃肉不喝酒，口渴了，直接把嘴往水龙头一凑，“这里的自来水比商店里卖的纯净水还好喝。”
吃晚饭时，夜色渐浓的窗外有一群孩子在打篮球，嬉闹声和叫喊声混杂着，四散开去。孩子中有三个卢安克以前的学生，去年小学毕业后进人初中，由于表现非常“糟糕”，这个学期被拒收了。
这三个孩子告诉过卢安克，他们不喜欢被人讨厌，“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定下来了，”卢安克说。他希望人们对这三个孩子的看法能够改变。
他更希望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改变。为此，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城市人难以忍受的简陋生活，坚持做他的教育研究。
因为不喜欢甚至害怕露面，他拒绝了无数次采访要求，但他的模糊形象还是通过媒体的只言片语得到了广泛传播，“活雷锋”、“白求恩”、“感动中国人物”……无数顶“帽子”飘落到他的头上，但他并不喜欢，并对一切称谓敬而远之。
2006年，卢安克再次被媒体推上话题浪尖，他希望加入中国国籍而未获批准的事被炒得沸沸扬扬……
签证到期的卢安克在争议还没结束时便离开广西，回到德国。8个月之后，他再次返回中国，遁隐广西山村。
“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这次离开中国前，他和学生拍摄了一集全由乡间孩子真人演出的“电视剧”。
卢安克自己创作了充满魔幻色彩的剧本。在剧情中，孩子们从“魔法世界”进入“技术世界”，最后“解放世界”。
卢安克的同胞哥哥卢安思是摄影师，在收到弟弟求助的电邮后，正在泰国工作的他来到中国的大山里，并从当地电视台借来设备，协助弟弟拍这部“电视剧”。
孩子们刚开始对剧本不感兴趣，他们最希望做的，是像香港武打片那样表演武功。卢安克不喜欢港片的暴力，但为激起孩子们的兴趣，他还是设计了些武打镜头。
拍电视剧的过程并不轻松，学生不认真，道具很容易被破坏，“电视剧”拍完之后，卢安克和哥哥并不满意最后的完成片。但孩子们看了片子之后很惊奇，并为自己当初的不认真感到后悔。
卢安克还是觉得学生会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应该多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发掘人的创造能力，正是卢安克教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做事情的大方向是和华德福教育一样，但是具体做法不同。”
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是由德国教育家鲁道夫·施泰纳创立的一种已有80多年历史的教育体系，强调从头、心、手整体出发，培养和谐完整的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华德福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甚至说过：“如果我有一个学龄孩子，一定送他去华德福学校学习。”
卢安克和哥哥卢安思是一对双胞胎，两人小时候性格孤僻，不愿意和人接触。周围环境对兄弟俩并不包容，许多孩子看不起他们，他们为此而自卑。
为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放弃了收人优厚的工程师工作，到一所华德福学校当老师，然后用华德福的方法教育儿子，使他们受益。
十几年前，被远东的神秘所吸引的卢安克来到中国留学，发现了这个国家对于“华德福”的陌生，他觉得这里的孩子需要这样的教育。
卢安克选择农村作为他研究教育的基地，他认为，农村孩子可借助的力量较少，从他们身上更能看到教育的实际作用。另外，亲近自然的孩子比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生活的孩子更有想象力。
当他在东南大学无法获得接触农村的机会时，他转学到了广西农学院，在那里，他开始认识中国的山村，并用自己的言行对人们讲述什么是“华德福”。
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说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己去考察，然后一起设计游泳池。
等到动工的时候，许多学生的家长来帮忙，这么一来，学生什么也不敢做了。
“这里的大人认为不可能和小孩在一起工作。”卢安克说。
卢安克觉得这样失去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便不让家长继续参加。大人走了，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这样的情形才是卢安克希望看到的，他需要孩子们自己亲自参与到创造过程中。
“我们是为了做，而不是为了有结果。”卢安克说。
东兰县一所中学的老师韦天钰参与了这个游泳池的修建，他为卢安克对孩子动手能力的要求感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卢安克住到了深山里学生的家中。这段宁静日子里，他又翻译了施泰纳的一些教育理论著作。这些年，卢安克已经写作和翻译了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他把这些文字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www.jlaoyu.org)，供人免费下载。
但卢安克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力量，“我讲课时，学生随意打闹，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甚至为此感到困扰。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有学生问卢安克：“什么最幸福?”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
他的幸福观，更多来自他的家庭。
卢安克兄妹四人，只有弟弟生活在德国。“他的工作是策划和组织大型晚会，他是全家挣钱最多的。”卢安克笑。
双胞胎哥哥卢安思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他并不参加所有绿色和平的活动，按卢安克的话来说——只有那些会被特警抓起来的他才参加。
2003年初，广西山村里的卢安克收到了哥哥从远方来的一封电子邮件：“1月24日，我在英国南安普顿登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我的工作，除了像其他人一样要攀爬到船上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之外，还担负着现场摄像任务。我 们直接把船开往南安普顿的马奇伍德军港去。准备攻打伊拉克的美国和英国军队正从这个港口运送武器前往波斯湾，其中有军用直升机、卡车和坦克……”
“这件事情很危险，但也没有伊拉克人活得那么危险。”卢安克非常支持哥哥。
如浮云一般行走世界的卢安思如今在埃塞俄比亚，帮助当地人拍摄反思当地文化的纪录片。
卢安克的妹妹也在非洲，她放弃了德国的优越条件，受聘于纳米比亚的一所幼儿园，领着一份并不高的工资。
卢安克最想念的是自己的父母。
每天清晨，卢安克的父亲按时起床，吃完老伴做好的早餐，听一段古典音乐，吹上一会儿黑管，然后与老伴两人一起去教堂。在教堂里，他们会和别人谈起卢安克在中国的点点滴滴。而别人一般会有两种反应：一是惊奇，为这对老人有这样的儿子而惊讶；二是喜悦——卢安克给偏远地区的人带去了爱。
从前，卢安克的父母对孩子也有一些传统的期望，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希望卢安克能有好的收入、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生活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不用受苦。
“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会让我失去理想。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对我们的所有期望。这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卢安克说。
渐渐地，他父母也开始这样想——这样做不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件意想不到、让人骄傲的事——我们的儿子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以前，卢安克还在另外一个山村时，村民们曾请他去求政府拨款帮他们建桥。
“他们以为我是个重要人物，只要我说句话，政府就会满足我的愿望。不过，我是走路的，政府官员是坐空调车的，我怎么去找他们?过了几年，倒是政府的人来请我帮他们找钱，但是我也不懂得怎么找，只好拿自己的稿费给他们。”
卢安克很容易被认为是在为贫困山区扶贫扫盲，但他坚持认为这些和他无关，“我是为研究在做实验。”
在他现在生活的广西山村，村民几乎已忘了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像对待村里人一样，和他打招呼、聊天、开玩笑。
在山村小学里，学生见到卢安克，经常是一起扑到他身上。每到周末或是假期，冷清的校园会让卢安克感到不安，他会住到学生家里去。刚过去的暑假，他只在学校里住了一个晚上。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我也需要家。我的家(学校)比较大，我的孩子(学生)比较多。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多年不回家，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暂时替代他们父母的人，他们那么靠近我，就是因为没有父母可以靠近。”卢安克说。
很多人觉得山村生活很苦，但卢安克却觉得舒服。去年，在离家多年后卢安克回到德国，没想到他已不习惯德国的生活了，吃东西拉肚子，很久才适应过来。
大城市的生活对卢安克似乎诱惑不大。“大城市一方面是花费太贵，在德国一个月要花相当于几千块人民币的钱，而我在这每个月花不到100块。另一方面是不自由，不能尽情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卢安克不是个愿意敞露内心的人，他敏感而腼腆，声音柔和舒缓，对人充满善意。“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山村里的一位朋友这样说。只有在讲述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他的教育心得时，他才会滔滔不绝。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真理”，这种“真理”类似老子的“道”，他最感兴趣的是研究能够通向“真理”的教育。
卢安克要求自己教书不领工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自由。“我只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他曾经拿过工资，他在汉堡美术学院读大学时，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但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选择。“做工业设计方面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来表现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他在德国做过装卸工这样的重体力活，他现在的生活费，部分就是当年他在德国做体力活赚的钱存到银行获得的利息，部分来自于父母的资助。
媒体报道让遥远的山林里多了一些陌生的访客，卢安克最害怕的，是总有女孩跑到山里表示对他的爱慕。
39岁的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女朋友。他一位朋友说，他肯定是喜欢女性的，但他性格太冷静，心动的感觉往往瞬间即过。
“如果我成家的话，就不好再做现在这些不赚钱的事了，我也必须挣钱。我认为做志愿者和成家是要做出选择的，不可能两样都选择，只能选择一个。”卢安克说。
据卢安克的朋友说，起码有十几个女孩曾跑到大山里说想嫁给他，有的甚至租下农民房，一住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碰见她们，卢安克只好躲到大山的更深处。
因为他的躲藏，一些女人很生气，有个北京来的女人居然在电视上说跟他生有四个小孩。这让卢安克哭笑不得。
他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些女孩的动机值得怀疑，其中多数人是想借他德国人的身份出国，而不是在山村里生活下去。还有人认为卢安克太古板，“纯属笨蛋”，并对他开玩笑：“她们来找你，你怎么不随便和她睡一觉，感受感受人生?!”
卢安克觉得，“这简直是乱来，和畜生有什么两样?”为了回避外界的干扰，更好地做自己的研究，这些年里卢安克常常住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大山深处。
2004年，卢安思来广西看他后，他送哥哥到南丹去坐车。在半夜返回山村时，他乘坐的农用车突然轮子脱落，车身从几十米的山坡翻滚而下，在只差两米就要掉入红水河时，被一棵巨树挡住。
卢安克和司机从变形的车身里爬出来，发现另一个朋友不见了，他们在暗黑的河边摸索了很久，最后在车底发现了他，朋友的脖子卡在车轮下，已经没气了。
走了很长的山路，他们才找到一处透着灯光的屋子，司机去寻求支援，把卢安克留在屋里，还不知情的主人请卢安克进屋看电视，他一动不动，脚上的一道大伤口正不断流血，他告诉主人“我不看电视，我的朋友刚才死了……”
这次车祸让卢安克的脊柱被压缩了三厘米。回德国后，妈妈心疼儿子，每日帮他按摩治疗，几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过来。
两个世界
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原因包括“要有中国籍配偶”、“需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4年以上”等等。
一些媒体为卢安克打抱不平，但一向心平气和的卢安克认为这事没那么严重，“不符合条件，没被批准很正常。我只想试一试，不行就算了。”
2007年4月份开始，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惟一的国际志愿者。“这对我开展研究非常好，限期一年，到明年4月份为止。”
未来会怎样?一个德国人在广西的贫困山区里待了十年，他会一直呆下去，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吗?
卢安克说他以前不会考虑未来，现在也不会。但他显然不想离开中国广西的这个小山村。“我喜欢这里的孩子，还有我的研究，离开这个地方就等于没我自己了。”卢安克低声说。
他还是会怀念德国。“那是另一个世界，是我的另一条生命。”
他曾是德国一家帆船俱乐部的成员，到现在已有十几年没碰过帆船了，那时他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中国前，他把那艘打工挣来的二手帆船卖掉了。
卢安克曾冒出一个想法，希望能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项目的志愿者。他当过教练，和帆船世界冠军比赛过，但一想到记者又会汹涌而来时，他又担心了：
“志愿者的事……还是算了吧。”也许，平静的生活才更珍贵。
这是2007年9月5日，在广西东兰县一所山村小学义务当教师的德国人卢安克，走了三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到乡里能上网的地方下载了一个程序，再步行回学校。他所在小学的电脑出了问题，他希望能快点解决。
深山里的小学没有通网线。卢安克问过电信部门，回答是——要有五个以上用户申请，他们才会把网线拉过来。而在这里，凑齐五户人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在卢安克的摆弄之下恢复了正常。下午已过，黄昏来临，宁谧的山村里升起白色的炊烟。
卢安克到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小袋花生米，回到宿舍炒熟了，再煮上一小锅饭，这是他的晚餐。餐桌上方，有不少苍蝇嗡嗡盘旋。在同一间屋子里，同宿舍的几位老师喝着乡间自酿的糯米酒，盘子里是油腻的五花肉。
并无宗教信仰的卢安克不吃肉不喝酒，口渴了，直接把嘴往水龙头一凑，“这里的自来水比商店里卖的纯净水还好喝。”
吃晚饭时，夜色渐浓的窗外有一群孩子在打篮球，嬉闹声和叫喊声混杂着，四散开去。孩子中有三个卢安克以前的学生，去年小学毕业后进人初中，由于表现非常“糟糕”，这个学期被拒收了。
这三个孩子告诉过卢安克，他们不喜欢被人讨厌，“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定下来了，”卢安克说。他希望人们对这三个孩子的看法能够改变。
他更希望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改变。为此，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城市人难以忍受的简陋生活，坚持做他的教育研究。
因为不喜欢甚至害怕露面，他拒绝了无数次采访要求，但他的模糊形象还是通过媒体的只言片语得到了广泛传播，“活雷锋”、“白求恩”、“感动中国人物”……无数顶“帽子”飘落到他的头上，但他并不喜欢，并对一切称谓敬而远之。
2006年，卢安克再次被媒体推上话题浪尖，他希望加入中国国籍而未获批准的事被炒得沸沸扬扬……
签证到期的卢安克在争议还没结束时便离开广西，回到德国。8个月之后，他再次返回中国，遁隐广西山村。
“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这次离开中国前，他和学生拍摄了一集全由乡间孩子真人演出的“电视剧”。
卢安克自己创作了充满魔幻色彩的剧本。在剧情中，孩子们从“魔法世界”进入“技术世界”，最后“解放世界”。
卢安克的同胞哥哥卢安思是摄影师，在收到弟弟求助的电邮后，正在泰国工作的他来到中国的大山里，并从当地电视台借来设备，协助弟弟拍这部“电视剧”。
孩子们刚开始对剧本不感兴趣，他们最希望做的，是像香港武打片那样表演武功。卢安克不喜欢港片的暴力，但为激起孩子们的兴趣，他还是设计了些武打镜头。
拍电视剧的过程并不轻松，学生不认真，道具很容易被破坏，“电视剧”拍完之后，卢安克和哥哥并不满意最后的完成片。但孩子们看了片子之后很惊奇，并为自己当初的不认真感到后悔。
卢安克还是觉得学生会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应该多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发掘人的创造能力，正是卢安克教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做事情的大方向是和华德福教育一样，但是具体做法不同。”
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是由德国教育家鲁道夫·施泰纳创立的一种已有80多年历史的教育体系，强调从头、心、手整体出发，培养和谐完整的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华德福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甚至说过：“如果我有一个学龄孩子，一定送他去华德福学校学习。”
卢安克和哥哥卢安思是一对双胞胎，两人小时候性格孤僻，不愿意和人接触。周围环境对兄弟俩并不包容，许多孩子看不起他们，他们为此而自卑。
为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放弃了收人优厚的工程师工作，到一所华德福学校当老师，然后用华德福的方法教育儿子，使他们受益。
十几年前，被远东的神秘所吸引的卢安克来到中国留学，发现了这个国家对于“华德福”的陌生，他觉得这里的孩子需要这样的教育。
卢安克选择农村作为他研究教育的基地，他认为，农村孩子可借助的力量较少，从他们身上更能看到教育的实际作用。另外，亲近自然的孩子比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生活的孩子更有想象力。
当他在东南大学无法获得接触农村的机会时，他转学到了广西农学院，在那里，他开始认识中国的山村，并用自己的言行对人们讲述什么是“华德福”。
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说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己去考察，然后一起设计游泳池。
等到动工的时候，许多学生的家长来帮忙，这么一来，学生什么也不敢做了。
“这里的大人认为不可能和小孩在一起工作。”卢安克说。
卢安克觉得这样失去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便不让家长继续参加。大人走了，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这样的情形才是卢安克希望看到的，他需要孩子们自己亲自参与到创造过程中。
“我们是为了做，而不是为了有结果。”卢安克说。
东兰县一所中学的老师韦天钰参与了这个游泳池的修建，他为卢安克对孩子动手能力的要求感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卢安克住到了深山里学生的家中。这段宁静日子里，他又翻译了施泰纳的一些教育理论著作。这些年，卢安克已经写作和翻译了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他把这些文字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www.jlaoyu.org)，供人免费下载。
但卢安克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力量，“我讲课时，学生随意打闹，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甚至为此感到困扰。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有学生问卢安克：“什么最幸福?”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
他的幸福观，更多来自他的家庭。
卢安克兄妹四人，只有弟弟生活在德国。“他的工作是策划和组织大型晚会，他是全家挣钱最多的。”卢安克笑。
双胞胎哥哥卢安思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他并不参加所有绿色和平的活动，按卢安克的话来说——只有那些会被特警抓起来的他才参加。
2003年初，广西山村里的卢安克收到了哥哥从远方来的一封电子邮件：“1月24日，我在英国南安普顿登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我的工作，除了像其他人一样要攀爬到船上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之外，还担负着现场摄像任务。我 们直接把船开往南安普顿的马奇伍德军港去。准备攻打伊拉克的美国和英国军队正从这个港口运送武器前往波斯湾，其中有军用直升机、卡车和坦克……”
“这件事情很危险，但也没有伊拉克人活得那么危险。”卢安克非常支持哥哥。
如浮云一般行走世界的卢安思如今在埃塞俄比亚，帮助当地人拍摄反思当地文化的纪录片。
卢安克的妹妹也在非洲，她放弃了德国的优越条件，受聘于纳米比亚的一所幼儿园，领着一份并不高的工资。
卢安克最想念的是自己的父母。
每天清晨，卢安克的父亲按时起床，吃完老伴做好的早餐，听一段古典音乐，吹上一会儿黑管，然后与老伴两人一起去教堂。在教堂里，他们会和别人谈起卢安克在中国的点点滴滴。而别人一般会有两种反应：一是惊奇，为这对老人有这样的儿子而惊讶；二是喜悦——卢安克给偏远地区的人带去了爱。
从前，卢安克的父母对孩子也有一些传统的期望，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希望卢安克能有好的收入、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生活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不用受苦。
“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会让我失去理想。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对我们的所有期望。这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卢安克说。
渐渐地，他父母也开始这样想——这样做不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件意想不到、让人骄傲的事——我们的儿子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以前，卢安克还在另外一个山村时，村民们曾请他去求政府拨款帮他们建桥。
“他们以为我是个重要人物，只要我说句话，政府就会满足我的愿望。不过，我是走路的，政府官员是坐空调车的，我怎么去找他们?过了几年，倒是政府的人来请我帮他们找钱，但是我也不懂得怎么找，只好拿自己的稿费给他们。”
卢安克很容易被认为是在为贫困山区扶贫扫盲，但他坚持认为这些和他无关，“我是为研究在做实验。”
在他现在生活的广西山村，村民几乎已忘了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像对待村里人一样，和他打招呼、聊天、开玩笑。
在山村小学里，学生见到卢安克，经常是一起扑到他身上。每到周末或是假期，冷清的校园会让卢安克感到不安，他会住到学生家里去。刚过去的暑假，他只在学校里住了一个晚上。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我也需要家。我的家(学校)比较大，我的孩子(学生)比较多。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多年不回家，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暂时替代他们父母的人，他们那么靠近我，就是因为没有父母可以靠近。”卢安克说。
很多人觉得山村生活很苦，但卢安克却觉得舒服。去年，在离家多年后卢安克回到德国，没想到他已不习惯德国的生活了，吃东西拉肚子，很久才适应过来。
大城市的生活对卢安克似乎诱惑不大。“大城市一方面是花费太贵，在德国一个月要花相当于几千块人民币的钱，而我在这每个月花不到100块。另一方面是不自由，不能尽情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卢安克不是个愿意敞露内心的人，他敏感而腼腆，声音柔和舒缓，对人充满善意。“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山村里的一位朋友这样说。只有在讲述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他的教育心得时，他才会滔滔不绝。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真理”，这种“真理”类似老子的“道”，他最感兴趣的是研究能够通向“真理”的教育。
卢安克要求自己教书不领工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自由。“我只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他曾经拿过工资，他在汉堡美术学院读大学时，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但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选择。“做工业设计方面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来表现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他在德国做过装卸工这样的重体力活，他现在的生活费，部分就是当年他在德国做体力活赚的钱存到银行获得的利息，部分来自于父母的资助。
媒体报道让遥远的山林里多了一些陌生的访客，卢安克最害怕的，是总有女孩跑到山里表示对他的爱慕。
39岁的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女朋友。他一位朋友说，他肯定是喜欢女性的，但他性格太冷静，心动的感觉往往瞬间即过。
“如果我成家的话，就不好再做现在这些不赚钱的事了，我也必须挣钱。我认为做志愿者和成家是要做出选择的，不可能两样都选择，只能选择一个。”卢安克说。
据卢安克的朋友说，起码有十几个女孩曾跑到大山里说想嫁给他，有的甚至租下农民房，一住就是几个月。为了避免碰见她们，卢安克只好躲到大山的更深处。
因为他的躲藏，一些女人很生气，有个北京来的女人居然在电视上说跟他生有四个小孩。这让卢安克哭笑不得。
他的一些朋友认为，这些女孩的动机值得怀疑，其中多数人是想借他德国人的身份出国，而不是在山村里生活下去。还有人认为卢安克太古板，“纯属笨蛋”，并对他开玩笑：“她们来找你，你怎么不随便和她睡一觉，感受感受人生?!”
卢安克觉得，“这简直是乱来，和畜生有什么两样?”为了回避外界的干扰，更好地做自己的研究，这些年里卢安克常常住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大山深处。
2004年，卢安思来广西看他后，他送哥哥到南丹去坐车。在半夜返回山村时，他乘坐的农用车突然轮子脱落，车身从几十米的山坡翻滚而下，在只差两米就要掉入红水河时，被一棵巨树挡住。
卢安克和司机从变形的车身里爬出来，发现另一个朋友不见了，他们在暗黑的河边摸索了很久，最后在车底发现了他，朋友的脖子卡在车轮下，已经没气了。
走了很长的山路，他们才找到一处透着灯光的屋子，司机去寻求支援，把卢安克留在屋里，还不知情的主人请卢安克进屋看电视，他一动不动，脚上的一道大伤口正不断流血，他告诉主人“我不看电视，我的朋友刚才死了……”
这次车祸让卢安克的脊柱被压缩了三厘米。回德国后，妈妈心疼儿子，每日帮他按摩治疗，几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过来。
两个世界
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原因包括“要有中国籍配偶”、“需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4年以上”等等。
一些媒体为卢安克打抱不平，但一向心平气和的卢安克认为这事没那么严重，“不符合条件，没被批准很正常。我只想试一试，不行就算了。”
2007年4月份开始，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惟一的国际志愿者。“这对我开展研究非常好，限期一年，到明年4月份为止。”
未来会怎样?一个德国人在广西的贫困山区里待了十年，他会一直呆下去，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吗?
卢安克说他以前不会考虑未来，现在也不会。但他显然不想离开中国广西的这个小山村。“我喜欢这里的孩子，还有我的研究，离开这个地方就等于没我自己了。”卢安克低声说。
他还是会怀念德国。“那是另一个世界，是我的另一条生命。”
他曾是德国一家帆船俱乐部的成员，到现在已有十几年没碰过帆船了，那时他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中国前，他把那艘打工挣来的二手帆船卖掉了。
卢安克曾冒出一个想法，希望能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项目的志愿者。他当过教练，和帆船世界冠军比赛过，但一想到记者又会汹涌而来时，他又担心了：
“志愿者的事……还是算了吧。”也许，平静的生活才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