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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一直是难以分开的话题。小微企业自身特征与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之间的悖论，使民间借贷拥有了需求的土壤；而正规金融体系所能提供的有限资金回报，使民间借贷的资金供给方逐渐形成。当经济快速增长、资金供给充足时，民间借贷风险可以隐藏，而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需要稳健货币政策调控时，一系列问题便显现出来。
民间借贷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
间接融资风险防范与信贷配给
民间借贷不是中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形式，事实上，发达国家如美国，依然有民间借贷的身影。而日本和台湾地区则将民间借贷以及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民间借贷逐步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具有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示范意义。
即使在没有政府管制、正规金融不够发达与开放的情况下，信贷配给仍然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配给如同劳动力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失业现象一样，表面上是由超额的资金需求供给引起（如同超额劳动力供给对劳动力市场），但更深层次原因则是长期失衡与短期失衡。
所谓短期失衡，是指经济受到外部原因冲击，利率具有刚性，在经济由失衡向均衡回复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信贷配给；所谓长期失衡，则是指正规金融信贷市场参与者间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市场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使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与贷款利率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单调递增关系，正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信贷配给保障自身收益。
商业银行的期望收益包括两方面：资金价格（贷款利率）和贷款风险（借款者违约概率）。理想状态下，贷款风险独立于资金价格，当市场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时，利率提高，商业银行会增加资金供给以提高自身的收益。但在现实情况下，商业银行难于观察借款者风险特征与投资风险，此时由商业银行决定的贷款利率具备两方面作用：第一，资金价格成为一种甄别机制，利率提高使低收益低风险借款者主动退出市场，这种逆向选择效应使资金价格与贷款风险一同上涨。第二，资金价格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利率提高迫使借款者选择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增加借款者违约的概率，因而利率对贷款风险本身具有激励效应。利率提高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均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反而降低了商业银行期望收益。基于这一悖论，商业银行会选择相对较低利率水平上的信贷配给，而不是市场出清。
民间借贷声誉机制与节约交易成本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会从两方面对小微企业进行约束：一方面是与授信额度相关联的实物抵押品（硬约束）；另一方面是申请程序、审批周期、还款期限等标准（软约束）。这两方面约束不反映在商业银行公布贷款价格中，但对小微企业来说，却成为融资成本的一部分。
而且对商业银行而言，小微企业克服交易成本越高，意味着对企业约束越严格，贷款风险越低，因此越乐于发放贷款；而当这一成本高于小微企业愿意承受的最大限度时，企业将放弃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设置“隐性约束”对小微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管金融体系有多么发达，商业银行多么乐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始终都有小微企业无法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支持的原因。这种企业与银行之间无法解决的悖论，是双方基于自身特征做出合理的个体选择之后最终产生的无理组合。
与商业银行“隐性约束”的挤出效应相反，民间借贷将人情、关系、面子等无形成本有形化，而地域、血缘、亲缘等先天关系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小微企业所有者或管理层的性格特征、行为偏好、财务状况等等信息体现在资金价格当中。民间借贷通过降低小微企业交易成本，减少了名义资金价格高于银行贷款的部分，反而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低于银行贷款。
“快、少、密、短”的小微企业融资
民间借贷与小微企业融资的契合不仅仅体现在交易费用的节省，还体现在民间借贷对小微企业融资特征的满足。小微企业经营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产经营机动灵活，时刻跟随市场变化，适应市场需要。二是没有较大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总资产当中占比不高。三是小微企业中大部分缺乏透明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除非与所有者和管理层熟识，否则难以获得真实准确的企业信息。四是小微企业生产周期短，资金流转迅速。
在这种情况下，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可以用“快、少、密、短”四个字概括：“快”是指资金要求快捷，只要有资金需求，一般都非常急切。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决定了这类企业筹资目的主要是用于资金周转，应付不时的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除非有明确且收益确定的扩张计划，这类企业一般不会进行融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偏好通过民间借贷等简便快速的非正规手段获取企业生产所需资金。“少”是指资金需求量小，与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并不需要大规模前期投资，也不需要购置大量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因而资金需求规模并不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仅仅通过民间借贷等规模有限的非正规手段就获得了企业生产所需资金。“密”是指小微企业或受规模限制、或出于成本考虑，并不会建立完成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出于保护家族利益，企业主并不愿意透露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更多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人际圈子。“短”与“快”相互关联，是指小微企业融资约定的期限很短或者很有弹性，甚至是隔夜或者隔天。如果没有特定的扩张计划，小微企业融资后很快就会归还，即使借入较为长期的资金，企业往往也会在资金宽裕时要求提前归还。
小微企业融资特点决定了以规范、技术等制式方法管理信贷的商业银行无法承受满足小微企业需求以后可能的各种风险，反而灵活、弹性的民间借贷成为符合小微企业融资特点的交易方式。当然，产业与金融互为匹配、互相支撑的一般规律表明，具备高成长性并承担巨大竞争压力的小微企业，往往需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金融创新相互支持。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间借贷是突破金融制度的交易行为，本身就存在很高的风险。
民间借贷风险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损害
民间借贷风险与小微企业融资的内在矛盾
民间借贷属于风险较高的金融交易，一旦风险爆发，将对小微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虽然民间借贷与小微企业融资存在高度契合，但民间借贷风险又与小微企业融资之间存在矛盾:
一是借款者资产信息变化与贷款者信用评价滞后的矛盾。民间借贷中借款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资金，就在于民间借贷的交易机制可以将借款者相关信息及个人资产转化为声誉，为借款者提供担保；而贷款者之所以愿意提供资金，则源于自己通过借款者声誉给出的借款者信用评价，如果信用水平和风险补偿符合自己的要求，则贷款者就会提供资金。这种内在逻辑帮助借款者获得声誉租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贷款者则获得借款者声誉担保下的风险补偿，并有可能收获人情、关系等隐性收入。但是，在缺乏信息强制披露的情况下，借款者有隐瞒声誉水平变化的动机和能力，而贷款者的信用评价发生滞后。
二是民间借贷资金筹集方式统一与资金用途异化的矛盾。民间借贷总是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诚然，小微企业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满足资金需求。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使获得的资金用途异化，而这些非生产途径获得的资金回报通过比价效应进一步推高资金价格，最终成为“高利贷”。试想，哪一个实际生产行业可以获得180%的年化收益率？资金用途异化爆发的风险又反作用于民间借贷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使其受到牵连，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三是民间借贷交易机制正常运转保障条件的矛盾。民间借贷正常运转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同时成立，即借贷双方的重复交易、借贷双方信息的有效传递以及借贷双方行为的可置信威胁。民间借贷中，可置信威胁往往来自于现有法律之外的其他手段，这就与法律存在冲突，保证民间借贷正常运转的前提反而有可能成为违法行为。而且在借款者相关信息及个人资产等声誉信息担保下，贷款者往往忽略借贷交易的重复性，出于“博一次”的目的追求一次性的到期还本付息。更为关键的是，贷款者在承诺高收益的诱惑下，忽略了资金风险以及借款者承诺本身的真实性。
四是民间借贷降低交易成本与易于暴发风险的矛盾。无论是数学推导还是案例分析，所能获得的结论始终是民间借贷一方面可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太过灵活和缺乏管理的交易方式会不断积累金融风险。事实上，民间借贷归根结底是资金试用权的让渡，如果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还省略必要的风险管理和行为监督，那么违约风险会随着资金和投资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民间借贷的有限理性和扩张边界
更为关键的是，以“人”为本的民间借贷，因为有限理性而存在扩张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爆发风险几乎是种必然。
基于声誉、信用约束风险的民间借贷，在理论推导看来完美，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改进方式。而且，在一定区域和时间限度内，民间借贷配置资金的效率非常高。但从一个更大市场空间和更长期限时间的角度，民间借贷爆发风险并不是新鲜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台湾地区曾经大面积爆发民间借贷风险。因此可以认为，民间借贷存在合理性的同时，还具有风险脆弱性。
首先是因为民间借贷双方在商议资金价格时，会受市场以外其他因素影响，形成较高水平的利率，而项目预期收益率与借贷利率间并非始终同方向变动，因而民间借贷始终都存在利率虚高的风险，即所谓高利率风险。
其次是民间借贷当中无节制的衍生使金融交易逐渐演变成为“博傻”行为。借贷双方商议的资金价格会受到市场以外其他因素影响，最典型就是在经济快速上升时期，借贷双方对未来好的预期会使资金价格偏高，吸引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如现金、活期储蓄和定期储蓄等）投入到民间借贷当中。然而一定时期内的金融资产总是有限，于是对经济“好”的预期会演变成为资金投机的“博傻”行为。
最后是市场内外部原因导致声誉、信用等民间借贷风险约束机制失灵。市场内外部各种原因，不仅形成民间借贷较高的资金价格，也对民间借贷风险具有抑制或扩大的作用。在经济快速上升期确定的资金价格，一旦遇到经济放缓或者突发的外部冲击，爆发风险也就属于预料之中了。
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民间借贷当中的声誉、信用等信息可以有效防范借款者的败德行为，降低风险，保证民间借贷的正常运转。但当民间借贷双方对未来持有好的预期时，只有不断攀升的资金价格才能保证供给方向需求方提供资金。“有限理性”将导致资金价格最终达到投资收益率难以支撑的水平，于是败德行为、放弃信用成为借款者的最优选择——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民间借贷从一个节约交易费用的理性起点，到达一个相互“博傻”的非理性终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间借贷风险爆发具有周期性，而且往往爆发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的调整时期——这对生产经营本身压力就很大的小微企业而言，无疑需要承担额外更多的金融风险。
解决问题“制度”胜于“数量”
事实上，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是一个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当中的制度问题，而不是流动性短缺或者资金短缺的数量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应采用的方式，“制度”手段优于“数量”手段。
民间借贷风险与小微企业融资难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
首先，民间借贷源自小微企业为减少交易成本，以声誉、信用等无形资产为担保，将交易成本转化为利差的资金借贷。这实际上是对现有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并非社会流通当中的资金短缺，而是现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产生的挤出效应。一言以蔽之，民间借贷风险与小微企业融资难，需要的是突破性的制度创新。
其次，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都是市场行为，需要市场机制而不是数量支援解决问题。解决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目前采用的策略多为依托商业银行展开。这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是市场行为，不是“扶贫”或“救济”，所以考虑收益和成本的问题。二是即使是“扶贫”或“救济”行为，也要考虑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而国有商业银行归根结底还是依靠政府信用担保。三是如果风险转嫁到政府，那么这既是对“投机者”的鼓励，更是对“老实人”的不公。更关键的是，民间借贷本身是为了谋取利益，是最典型的市场行为。市场的事情还是应当由市场机制解决，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支援。
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要依靠完善市场机制
一是应允许民间借贷浮出水面，发挥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特征的契合。正如前文所述，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小微企业融资特征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要求两者各自合理选择产生的无效悖论，而民间借贷则是与小微企业融资特征高度契合而产生的制度突破。而且民间借贷有内在的风险约束机制，按照笔者以前的研究，只要“交易重复、信息传递有效、可置信威胁”三者同时成立，那么民间借贷将声誉、信用等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的过程是有效的制度突破。
二是民间借贷本身能够生存并发展，在于能够将借款者社会属性和财产信息转化为声誉，提供资金担保。因此，控制民间借贷风险需要从信息传递和投资者教育等完善市场机制的角度进行管理。对于民间借贷及其风险而言，严格管制将对小微企业融资产生影响，放任自流又导致风险频发、影响恶劣，即“抓则死，放则乱”。所以控制民间借贷风险只能跳脱出针对民间借贷本身，从市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角度，尽可能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以知识普及、风险警示的方式对贷款者进行教育，减少交易当中的“博傻”行为，有效控制比价效应所产生的“高利贷”。
三是尊重偏好风险投资者的选择。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当中存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群体，而民间借贷的资金供给方正是这一类风险偏好投资者。民间借贷始终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要严格禁止，最终将演变成体外循环且积累巨大风险。因此，需要因势利导，逐渐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适时推出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当中风险偏好者的投资需求。
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需要政府高度智慧
对于这种完全市场的行为，严格的政府管理没有效果，因为这种市场行为本身就是制度突破的产物。真空的政府管理同样无效，因为市场永远无法达到声誉约束机制所要求的完美状态，所以，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首先，小微企业是弱势的市场主体，需要政府予以帮助。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需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发挥市场发现价值、优化配置的功能进行解决。但在开展这些工作之前，需要明确小微企业的市场地位。虽然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小微企业进行信贷配给是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考虑。但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小微企业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相同，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因此弱势的地位需要地方政府予以帮助。
其次，需要超然于市场的针对民间借贷资金用途异化可能的监督。民间借贷风险的爆发，主要是参与“高利贷”个人或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而将资金投入到实际生产当中的企业，虽有挑战但运转良好。这说明民间借贷风险并不完全在于民间借贷本身，资金用途的异化是更大的风险隐患。这就需要一个超然于市场的信息收集和提供方，保障信息的有效传递，并监督资金用途。
再次，小微企业支付的风险补偿不应超出合理范围，需要法律予以约束。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方愿意向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但要求一定的风险补偿。如果缺乏客观统一标准评判企业风险，这一溢价往往由借贷双方商议形成。在民间金融行为中，这一溢价会基于比价效应不断攀升，最终超出企业本身成长空间，形成“高利贷”。因此，小微企业融资中的风险补偿，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特别需要打击非法集资,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最后，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需要创新思维。在小微企业自身特征、资金供给方出于风险防范或是要求风险补偿的背景下，寄希望于传统方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困难。这就需要跳脱原先的制度框架，通过金融创新将小微企业以金融产品的方式推向市场。债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债券可以基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使小微企业实现资金“可得性”；另一方面，债券可以确定小微企业风险补偿的合理区间，避免风险溢价超越企业成长空间，实现资金相对的“低价格”。
无论是民间借贷行为还是风险，归根结底凸显了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与建设的滞后性。在民间借贷风险爆发的整个事件当中，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小微企业融资，均属市场行为，因而民间借贷风险本质上属于市场风险。要防范市场风险，终究需要完善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交易机制。对我们来说，民间借贷中蕴含的机遇远大于其风险本身。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信息研究部）
民间借贷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重要作用
间接融资风险防范与信贷配给
民间借贷不是中国甚至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形式，事实上，发达国家如美国，依然有民间借贷的身影。而日本和台湾地区则将民间借贷以及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民间借贷逐步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具有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示范意义。
即使在没有政府管制、正规金融不够发达与开放的情况下，信贷配给仍然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配给如同劳动力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失业现象一样，表面上是由超额的资金需求供给引起（如同超额劳动力供给对劳动力市场），但更深层次原因则是长期失衡与短期失衡。
所谓短期失衡，是指经济受到外部原因冲击，利率具有刚性，在经济由失衡向均衡回复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信贷配给；所谓长期失衡，则是指正规金融信贷市场参与者间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市场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使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期望收益与贷款利率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单调递增关系，正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信贷配给保障自身收益。
商业银行的期望收益包括两方面：资金价格（贷款利率）和贷款风险（借款者违约概率）。理想状态下，贷款风险独立于资金价格，当市场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时，利率提高，商业银行会增加资金供给以提高自身的收益。但在现实情况下，商业银行难于观察借款者风险特征与投资风险，此时由商业银行决定的贷款利率具备两方面作用：第一，资金价格成为一种甄别机制，利率提高使低收益低风险借款者主动退出市场，这种逆向选择效应使资金价格与贷款风险一同上涨。第二，资金价格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利率提高迫使借款者选择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增加借款者违约的概率，因而利率对贷款风险本身具有激励效应。利率提高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均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反而降低了商业银行期望收益。基于这一悖论，商业银行会选择相对较低利率水平上的信贷配给，而不是市场出清。
民间借贷声誉机制与节约交易成本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会从两方面对小微企业进行约束：一方面是与授信额度相关联的实物抵押品（硬约束）；另一方面是申请程序、审批周期、还款期限等标准（软约束）。这两方面约束不反映在商业银行公布贷款价格中，但对小微企业来说，却成为融资成本的一部分。
而且对商业银行而言，小微企业克服交易成本越高，意味着对企业约束越严格，贷款风险越低，因此越乐于发放贷款；而当这一成本高于小微企业愿意承受的最大限度时，企业将放弃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设置“隐性约束”对小微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管金融体系有多么发达，商业银行多么乐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始终都有小微企业无法获得商业银行贷款支持的原因。这种企业与银行之间无法解决的悖论，是双方基于自身特征做出合理的个体选择之后最终产生的无理组合。
与商业银行“隐性约束”的挤出效应相反，民间借贷将人情、关系、面子等无形成本有形化，而地域、血缘、亲缘等先天关系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小微企业所有者或管理层的性格特征、行为偏好、财务状况等等信息体现在资金价格当中。民间借贷通过降低小微企业交易成本，减少了名义资金价格高于银行贷款的部分，反而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低于银行贷款。
“快、少、密、短”的小微企业融资
民间借贷与小微企业融资的契合不仅仅体现在交易费用的节省，还体现在民间借贷对小微企业融资特征的满足。小微企业经营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产经营机动灵活，时刻跟随市场变化，适应市场需要。二是没有较大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总资产当中占比不高。三是小微企业中大部分缺乏透明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除非与所有者和管理层熟识，否则难以获得真实准确的企业信息。四是小微企业生产周期短，资金流转迅速。
在这种情况下，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可以用“快、少、密、短”四个字概括：“快”是指资金要求快捷，只要有资金需求，一般都非常急切。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决定了这类企业筹资目的主要是用于资金周转，应付不时的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除非有明确且收益确定的扩张计划，这类企业一般不会进行融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偏好通过民间借贷等简便快速的非正规手段获取企业生产所需资金。“少”是指资金需求量小，与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并不需要大规模前期投资，也不需要购置大量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因而资金需求规模并不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仅仅通过民间借贷等规模有限的非正规手段就获得了企业生产所需资金。“密”是指小微企业或受规模限制、或出于成本考虑，并不会建立完成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出于保护家族利益，企业主并不愿意透露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小微企业的民间借贷更多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人际圈子。“短”与“快”相互关联，是指小微企业融资约定的期限很短或者很有弹性，甚至是隔夜或者隔天。如果没有特定的扩张计划，小微企业融资后很快就会归还，即使借入较为长期的资金，企业往往也会在资金宽裕时要求提前归还。
小微企业融资特点决定了以规范、技术等制式方法管理信贷的商业银行无法承受满足小微企业需求以后可能的各种风险，反而灵活、弹性的民间借贷成为符合小微企业融资特点的交易方式。当然，产业与金融互为匹配、互相支撑的一般规律表明，具备高成长性并承担巨大竞争压力的小微企业，往往需要突破现有制度的金融创新相互支持。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间借贷是突破金融制度的交易行为，本身就存在很高的风险。
民间借贷风险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损害
民间借贷风险与小微企业融资的内在矛盾
民间借贷属于风险较高的金融交易，一旦风险爆发，将对小微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虽然民间借贷与小微企业融资存在高度契合，但民间借贷风险又与小微企业融资之间存在矛盾:
一是借款者资产信息变化与贷款者信用评价滞后的矛盾。民间借贷中借款者之所以能够获得资金，就在于民间借贷的交易机制可以将借款者相关信息及个人资产转化为声誉，为借款者提供担保；而贷款者之所以愿意提供资金，则源于自己通过借款者声誉给出的借款者信用评价，如果信用水平和风险补偿符合自己的要求，则贷款者就会提供资金。这种内在逻辑帮助借款者获得声誉租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贷款者则获得借款者声誉担保下的风险补偿，并有可能收获人情、关系等隐性收入。但是，在缺乏信息强制披露的情况下，借款者有隐瞒声誉水平变化的动机和能力，而贷款者的信用评价发生滞后。
二是民间借贷资金筹集方式统一与资金用途异化的矛盾。民间借贷总是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诚然，小微企业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满足资金需求。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使获得的资金用途异化，而这些非生产途径获得的资金回报通过比价效应进一步推高资金价格，最终成为“高利贷”。试想，哪一个实际生产行业可以获得180%的年化收益率？资金用途异化爆发的风险又反作用于民间借贷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使其受到牵连，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三是民间借贷交易机制正常运转保障条件的矛盾。民间借贷正常运转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同时成立，即借贷双方的重复交易、借贷双方信息的有效传递以及借贷双方行为的可置信威胁。民间借贷中，可置信威胁往往来自于现有法律之外的其他手段，这就与法律存在冲突，保证民间借贷正常运转的前提反而有可能成为违法行为。而且在借款者相关信息及个人资产等声誉信息担保下，贷款者往往忽略借贷交易的重复性，出于“博一次”的目的追求一次性的到期还本付息。更为关键的是，贷款者在承诺高收益的诱惑下，忽略了资金风险以及借款者承诺本身的真实性。
四是民间借贷降低交易成本与易于暴发风险的矛盾。无论是数学推导还是案例分析，所能获得的结论始终是民间借贷一方面可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太过灵活和缺乏管理的交易方式会不断积累金融风险。事实上，民间借贷归根结底是资金试用权的让渡，如果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还省略必要的风险管理和行为监督，那么违约风险会随着资金和投资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民间借贷的有限理性和扩张边界
更为关键的是，以“人”为本的民间借贷，因为有限理性而存在扩张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爆发风险几乎是种必然。
基于声誉、信用约束风险的民间借贷，在理论推导看来完美，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改进方式。而且，在一定区域和时间限度内，民间借贷配置资金的效率非常高。但从一个更大市场空间和更长期限时间的角度，民间借贷爆发风险并不是新鲜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台湾地区曾经大面积爆发民间借贷风险。因此可以认为，民间借贷存在合理性的同时，还具有风险脆弱性。
首先是因为民间借贷双方在商议资金价格时，会受市场以外其他因素影响，形成较高水平的利率，而项目预期收益率与借贷利率间并非始终同方向变动，因而民间借贷始终都存在利率虚高的风险，即所谓高利率风险。
其次是民间借贷当中无节制的衍生使金融交易逐渐演变成为“博傻”行为。借贷双方商议的资金价格会受到市场以外其他因素影响，最典型就是在经济快速上升时期，借贷双方对未来好的预期会使资金价格偏高，吸引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如现金、活期储蓄和定期储蓄等）投入到民间借贷当中。然而一定时期内的金融资产总是有限，于是对经济“好”的预期会演变成为资金投机的“博傻”行为。
最后是市场内外部原因导致声誉、信用等民间借贷风险约束机制失灵。市场内外部各种原因，不仅形成民间借贷较高的资金价格，也对民间借贷风险具有抑制或扩大的作用。在经济快速上升期确定的资金价格，一旦遇到经济放缓或者突发的外部冲击，爆发风险也就属于预料之中了。
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民间借贷当中的声誉、信用等信息可以有效防范借款者的败德行为，降低风险，保证民间借贷的正常运转。但当民间借贷双方对未来持有好的预期时，只有不断攀升的资金价格才能保证供给方向需求方提供资金。“有限理性”将导致资金价格最终达到投资收益率难以支撑的水平，于是败德行为、放弃信用成为借款者的最优选择——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民间借贷从一个节约交易费用的理性起点，到达一个相互“博傻”的非理性终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间借贷风险爆发具有周期性，而且往往爆发于经济快速发展之后的调整时期——这对生产经营本身压力就很大的小微企业而言，无疑需要承担额外更多的金融风险。
解决问题“制度”胜于“数量”
事实上，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是一个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当中的制度问题，而不是流动性短缺或者资金短缺的数量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应采用的方式，“制度”手段优于“数量”手段。
民间借贷风险与小微企业融资难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
首先，民间借贷源自小微企业为减少交易成本，以声誉、信用等无形资产为担保，将交易成本转化为利差的资金借贷。这实际上是对现有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并非社会流通当中的资金短缺，而是现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产生的挤出效应。一言以蔽之，民间借贷风险与小微企业融资难，需要的是突破性的制度创新。
其次，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都是市场行为，需要市场机制而不是数量支援解决问题。解决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目前采用的策略多为依托商业银行展开。这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是市场行为，不是“扶贫”或“救济”，所以考虑收益和成本的问题。二是即使是“扶贫”或“救济”行为，也要考虑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而国有商业银行归根结底还是依靠政府信用担保。三是如果风险转嫁到政府，那么这既是对“投机者”的鼓励，更是对“老实人”的不公。更关键的是，民间借贷本身是为了谋取利益，是最典型的市场行为。市场的事情还是应当由市场机制解决，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支援。
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要依靠完善市场机制
一是应允许民间借贷浮出水面，发挥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特征的契合。正如前文所述，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小微企业融资特征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要求两者各自合理选择产生的无效悖论，而民间借贷则是与小微企业融资特征高度契合而产生的制度突破。而且民间借贷有内在的风险约束机制，按照笔者以前的研究，只要“交易重复、信息传递有效、可置信威胁”三者同时成立，那么民间借贷将声誉、信用等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的过程是有效的制度突破。
二是民间借贷本身能够生存并发展，在于能够将借款者社会属性和财产信息转化为声誉，提供资金担保。因此，控制民间借贷风险需要从信息传递和投资者教育等完善市场机制的角度进行管理。对于民间借贷及其风险而言，严格管制将对小微企业融资产生影响，放任自流又导致风险频发、影响恶劣，即“抓则死，放则乱”。所以控制民间借贷风险只能跳脱出针对民间借贷本身，从市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角度，尽可能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以知识普及、风险警示的方式对贷款者进行教育，减少交易当中的“博傻”行为，有效控制比价效应所产生的“高利贷”。
三是尊重偏好风险投资者的选择。我们必须承认市场当中存在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群体，而民间借贷的资金供给方正是这一类风险偏好投资者。民间借贷始终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要严格禁止，最终将演变成体外循环且积累巨大风险。因此，需要因势利导，逐渐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适时推出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当中风险偏好者的投资需求。
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需要政府高度智慧
对于这种完全市场的行为，严格的政府管理没有效果，因为这种市场行为本身就是制度突破的产物。真空的政府管理同样无效，因为市场永远无法达到声誉约束机制所要求的完美状态，所以，民间借贷和小微企业融资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首先，小微企业是弱势的市场主体，需要政府予以帮助。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需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发挥市场发现价值、优化配置的功能进行解决。但在开展这些工作之前，需要明确小微企业的市场地位。虽然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小微企业进行信贷配给是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考虑。但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说，小微企业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相同，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因此弱势的地位需要地方政府予以帮助。
其次，需要超然于市场的针对民间借贷资金用途异化可能的监督。民间借贷风险的爆发，主要是参与“高利贷”个人或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而将资金投入到实际生产当中的企业，虽有挑战但运转良好。这说明民间借贷风险并不完全在于民间借贷本身，资金用途的异化是更大的风险隐患。这就需要一个超然于市场的信息收集和提供方，保障信息的有效传递，并监督资金用途。
再次，小微企业支付的风险补偿不应超出合理范围，需要法律予以约束。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方愿意向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但要求一定的风险补偿。如果缺乏客观统一标准评判企业风险，这一溢价往往由借贷双方商议形成。在民间金融行为中，这一溢价会基于比价效应不断攀升，最终超出企业本身成长空间，形成“高利贷”。因此，小微企业融资中的风险补偿，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特别需要打击非法集资,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最后，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需要创新思维。在小微企业自身特征、资金供给方出于风险防范或是要求风险补偿的背景下，寄希望于传统方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困难。这就需要跳脱原先的制度框架，通过金融创新将小微企业以金融产品的方式推向市场。债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债券可以基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使小微企业实现资金“可得性”；另一方面，债券可以确定小微企业风险补偿的合理区间，避免风险溢价超越企业成长空间，实现资金相对的“低价格”。
无论是民间借贷行为还是风险，归根结底凸显了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与建设的滞后性。在民间借贷风险爆发的整个事件当中，无论是民间借贷还是小微企业融资，均属市场行为，因而民间借贷风险本质上属于市场风险。要防范市场风险，终究需要完善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和交易机制。对我们来说，民间借贷中蕴含的机遇远大于其风险本身。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信息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