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上个世纪初，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清王朝，已内外交困，摇摇欲坠。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中，原来弱小而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竟一举战胜号称强大而顽固实行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这给清王朝中一些有识者以强烈震动。他们纷纷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清廷从速实行君主立宪，一来可以抵制革命，麻痹群众，“永绝乱萌”，二来可以增强国力，加强统治。清政府的一些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朝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更联衔上奏，请行宪政，并要求派遣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史料记载，慈禧太后召见端方时曾问，新政已经实行，还有什么该办没办的。因为到了1905年，清政府已实行多项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制度。但端方直言说，还没立宪。可见立宪已成当务之急，在这种举国要求立宪的政治氛围促使下，光绪帝于1905年7月16日下旨：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圣旨中的这四位大臣，满汉各二，载泽、端方为满人，戴鸿慈、徐世昌为汉人；其身份有王公镇国公载泽；有廷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有封疆大吏湖南巡抚端方。其阵容可谓分布均衡。 此后，又于7月27日，下令补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最终成为五大臣出洋考察。
　　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一方面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批判清政府和保皇派的立宪伎俩，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但也有一些反清革命志士认为：上述两个办法虽好，但实行起来既遥远，又艰难。在他们看来，只有施行暗杀，在五大臣出国之前就从肉体上消灭，才能粉碎清廷的假立宪阴谋。这些主张暗杀的反清志士中就有年方27岁的吴樾。
　　吴樾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人，生于光绪四年（1878）。戊戌变法前，吴樾走的是当时一般旧式文人的道路。从12岁起，他年年参加童子试，年年落第。19岁以后，吴樾弃八股，爱古文辞，特别是好历史，据记载：吴樾“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逐渐萌生了最初的民族思想。1902年，吴樾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开始接触到《黄帝魂》、《警世钟》、《孙逸仙》等反清革命书籍后，特别是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鼓吹的革命排满文章后，思想上震动极大。从此，确立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立场。
　　1903年暑假，吴樾专程到上海狱中看望了因“苏报案”被关押的邹容与章太炎，并结识了陈独秀、张继等革命党人。当时在革命阵营中，暗杀之风盛行。这种风气也感染了吴樾，并由此结识了革命党人赵声。二人相见恨晚，“倾谈数昼夜，志同道合”。赵声介绍吴樾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少年中国强学会”，策划暗杀行动。一次，在保定酒楼上谈论军事行动与暗杀行动相比，哪个难、哪个易的问题时，吴樾问赵声：“舍生一拼与艰难缔造，哪个难易？”赵声答：“当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便说：“既然如此，兵革之事，请你担任。你为其难，我为其易。”慨然以暗杀自任，表示了牺牲自己的决心。他对赵声说：“我为暗杀死去。希望你们将来率领革命大军北上灭清，为我兴问罪之师。”
　　此后，赵声又介绍湖南的一位革命党人杨笃生来保定。杨笃生是《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其身份是在北京武学官书局工作，正在秘密从事暗杀活动的准备工作。他到保定后，与吴樾刺血订盟，成立了暗杀团体。就这样，吴樾一边刻苦学习爆炸技术，一边精心地寻找暗杀目标。先是发誓：不杀铁良，不足以言革命。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暗杀时代》，说明暗杀铁良的意义与决心，以备自己牺牲后留给后人。
　　但暗杀铁良始终未得手，故当吴樾听说清政府将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兴高采烈，宣布宪政时代即将到来，并以此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大肆攻击时，吴樾十分气愤。他在暗杀前10天，写了一篇《意见书》，下定必死决心，要以个人牺牲，与出洋五大臣拼命。在《意见书》中，他把所抱的愿望详细告诉了他的未婚妻，希望未婚妻能继承自己的遗志，继续投身反清的革命斗争，他日成为中国的罗兰夫人。准备工作和身后事安排好以后，吴樾慷慨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只身潜赴北京。到京后，他寄居前门外的桐城会馆，多方打探五大臣的出国日期，并写好给章太炎和致未婚妻的遗书数封，伺机而动。
　　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清廷选派的出洋五大臣将于这里乘火车离开北京。10时，五大臣带着大量随从与侍卫登上了火车包厢。来送行的朝官显贵挤满了站台，四周军警林立，岗哨密布。
　　吴樾怀揣炸弹，早早赶到车站。但这时车站内外，早已戒备森严，闲杂人等难以靠近。吴樾当机立断，临时买了一套无缨官服穿在身上，这才得以混入站内，挤上五大臣的专车包厢。但被站在包厢门口的侍卫拦了下来，询问他是哪位大人的随从。吴樾回答是泽公爷府里的。泽公即镇国公载泽，乃五大臣之首。不过卫兵觉得此人面生，便说道：“既然是泽公爷府里的，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啊？”吴樾说：“新进府的，你怎么认识。”说着就挤到了包厢前段的夹道之中。因车上来来往往的仆从，都是这样的穿戴，因此，谁也没有对吴樾这样一个生人加以注意，谁也想不到此人竟是一名身怀炸弹的刺客。
　　当吴樾在车厢夹道中，发现了出洋五大臣的座位后，正准备掏出炸弹投掷时，谁想到牵引这趟专列的机车正在与列车连挂，只听“咣当”一声，车身猝然被撞后退，车上人均为之倾侧。吴樾所用炸弹为撞针式的，其针因受到火车连挂中的撞击，未等吴樾随手抛掷，自动爆炸。只听轰然一声，铁片四散。吴樾的下半身炸烂，肠腹崩裂，手足皆断，面孔血肉模糊，难以辨认。除吴樾外，炸死3名侍役。五大臣因相距较远，仅绍英与载泽受些轻伤，徐世昌官帽及袍带被弹片炸破。送行的清廷官吏亦有人受伤。
　　对吴樾狙击五大臣案，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辰初（7时）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10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11时，相约登车。（载）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戴鸿慈的日记还记载：除绍英被送往医院外，其他几位大臣当即商定“改期缓行”。第二天，光绪再次召见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未受伤的考察大臣，询问当时情况。慈禧太后垂帘听纳，竟在大臣面前凄然泪下，感叹办事之难。这在戴鸿慈的日记中也有记载：“8时，蒙召见。……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狙击五大臣案发生后，清廷大为震恐，慈禧太后急忙下诏令京城巡警查究刺客究系何人，主使人是谁。一时京城戒严，巡警四出。五大臣出洋日期被迫推迟，王公贵族与达官贵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吴樾死后，因面目血污，模糊难辨，官府陈骨骸数日，也无人前来认领。
　　此后，清廷将吴樾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被认出为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吴樾。北京方面的侦探史某也从桐城会馆，最终查清这件震动全国的刺杀案，发难者正是住在这里的安徽桐城人吴樾。
　　吴樾的壮烈牺牲极大地激励了革命党人。女革命志士秋瑾写道：“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钢肠如火热。……爆血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吴樾牺牲后一年多，1907年4月，流亡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了临时增刊《天讨》，刊载了吴樾的遗文与纪念吴樾的文章。辛亥革命后，国人寻获到吴樾的遗骨，将其安葬于安庆平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