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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党员干部在过了一次真正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后,深有感触地说:“违心的夸赞,看似你好我好大家好,实际上是需要成本的,自己的人品也蒙上了污点;对同志出于公心善意批评,对方可能脸上挂不住,却是对同志真讲情谊、真负责任,反倒有成就感。”
哲人有言:“做好人容易,做正直的人却难。”逢人只挑好话说,动不动就违心夸赞,在智者眼中从来都是一种拙劣品行。孔子以“乡愿,德之贼也”批判那些老好人。孟子认为这种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表面上看是个对别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实则混淆是非善恶,不抵制坏人坏事。上述那位党员干部的“人品成本论”,省悟到违心夸赞付出的品德成本,揭示出好人主義违背党性修养、将党员身份庸俗化的实质。
违心夸赞以人情世故为第一选择,还给党的肌体健康徒增风气成本。做了“好人”,就会丢了“主义”。毛泽东曾为好人主义画像:“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以当老好人为乐事,把党性原则、立场、制度、纪律、规矩丢在一边,这样的结果,不仅会使党内政治生活變得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还会掩护和纵容党内不良风气和错误言行,使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促进团结进步的能力大大减弱。
好人主义貌似对人友好,其实误己误人又误党。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犀利地写道:“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不被捧杀,正需要防范好人主义。许多干部刚开始犯错误时,如果有人及时拉拉袖子、扯扯耳朵,继而红红脸、出出汗,就不至于滑入错误深渊。
好人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官僚主义。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同朝为官意味着只有保持一团和气,才能结成同进退、共荣辱的利益共同体。好人主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关键就因为它被许多人视作仕途畅达的不二法门。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好人主义的俱乐部,党员彼此之间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像明哲保身、遇事皆好这样的庸俗哲学、虚伪之风,一方面需要令行禁止,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另一方面也需要营造严肃认真的批评氛围、清爽明朗的同志关系,用健康正派的新风涤荡政治空气。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这样强调。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敢于讲真话、道实情、提意见,使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严起来、习惯立起来,我们就能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哲人有言:“做好人容易,做正直的人却难。”逢人只挑好话说,动不动就违心夸赞,在智者眼中从来都是一种拙劣品行。孔子以“乡愿,德之贼也”批判那些老好人。孟子认为这种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表面上看是个对别人全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实则混淆是非善恶,不抵制坏人坏事。上述那位党员干部的“人品成本论”,省悟到违心夸赞付出的品德成本,揭示出好人主義违背党性修养、将党员身份庸俗化的实质。
违心夸赞以人情世故为第一选择,还给党的肌体健康徒增风气成本。做了“好人”,就会丢了“主义”。毛泽东曾为好人主义画像:“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以当老好人为乐事,把党性原则、立场、制度、纪律、规矩丢在一边,这样的结果,不仅会使党内政治生活變得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还会掩护和纵容党内不良风气和错误言行,使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促进团结进步的能力大大减弱。
好人主义貌似对人友好,其实误己误人又误党。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犀利地写道:“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不被捧杀,正需要防范好人主义。许多干部刚开始犯错误时,如果有人及时拉拉袖子、扯扯耳朵,继而红红脸、出出汗,就不至于滑入错误深渊。
好人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官僚主义。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同朝为官意味着只有保持一团和气,才能结成同进退、共荣辱的利益共同体。好人主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关键就因为它被许多人视作仕途畅达的不二法门。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好人主义的俱乐部,党员彼此之间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像明哲保身、遇事皆好这样的庸俗哲学、虚伪之风,一方面需要令行禁止,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另一方面也需要营造严肃认真的批评氛围、清爽明朗的同志关系,用健康正派的新风涤荡政治空气。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这样强调。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敢于讲真话、道实情、提意见,使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严起来、习惯立起来,我们就能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