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拍唐山大地震？其实这是我和唐山一个莫大的缘分。唐山大地震那年我18岁，家住北京。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忽然听到屋里所有东西都在响， 我被妈妈推着往外跑。当时从楼梯逃生，一步好几个台阶地往下奔，从没想过自己能跑那么快。后来，搭地震棚，别人家人手多，而我是单亲家庭，就妈妈、姐姐。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自己身为儿子，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些关于地震的深刻记忆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当时就有想把它搬上银幕的冲动，但这个项目需要巨额投资，一直没开拍。2007年秋，唐山市政府决定投拍一部纪念唐山大地震的影片，找到了我。当时，我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念头就是这部小说。
　　这是我拍得最累的一部戏。坦白地说，我不担心文戏的部分，因为剧本可以控制，最难的是怎么制作地震的特效。为此我找来了许多“外援”，技术顾问和制作团队来自韩国、英国、南非等国，剧组堪称微型的“联合国”。需要说明的是，《唐山大地震》不像致力于展示灾难性场面的好莱坞灾难片，片中地震的镜头只有四分半钟，但这四分半钟却拍了两个月。有些高难度的特效镜头，需要6次拍摄，才能将镜头合成出所需的效果。三维镜头对我们也是考验，比如老吊车倒下，钢缆怎么崩断，吊的预制板怎么靠惯性冲到房间里，把人撞出去；地裂开，旁边的环境会受到什么影响，人的重心会倒向哪……这在开拍前都要做精密的物理测试。结果是:搭建震前实景街道2000万元，地震特效3000万元，再连人带部队带道具，占到总预算的三分之二。我们使用了所有能用上的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要知道，我们拍的不是想象，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地震，如果拍得不像，整个故事就不成立了。
　　虽然有高超的特效，但我坚持认为《唐山大地震》是一部内容大于形式的电影。在表现灾难带来的毁灭性视觉震撼的同时，我们更着重希望让观众感受到地震亲历者心底的那道伤口。参与影片拍摄的群众演员，大多是唐山本地人。演员们错季节拍摄，只能穿背心裤衩，非常冷。有一场震后大雨的戏，群众演员们在雨里瑟瑟发抖， 有位母亲抱着孩子，不知道淋了多久。我对她说：“对不住你啊，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愿意让她淋这么久的雨？”这位母亲答道：“地震的时候我就像她这么大，才三四岁，我想让她跟我一起经历一下这种感觉。”在唐山，每到当年地震的时间，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祭奠方式：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烧纸钱，悼念地震中的逝者。电影里有场烧纸钱的戏，群众演员们一开始说话，就声泪俱下。他们那种哭泣都是真的，他们说的话，如果录下来，每句都是在戳人的心窝。当时，整条巷子一片哭声。拍完后，我喊了几次停，群众演员们仍停不下来。到最后，剧组里所有的人都陪着他们蹲在地上，守着火苗和纸灰，哭成一片。
　　很多看过电影的观众说，《唐山大地震》让他们几度落泪，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实际上，我在拍摄和剪片的过程中，一直试图控制影片的情绪。我想，观众的泪水是被影片里彰显的大爱所感动的，虽然看见的是一场灾难，但心却是温暖的。我一直痴迷于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我的影片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个核心一直不动摇。像《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等片子里，人物不管怎么调侃，怎么不着调，朋友之间和亲人之间的情感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流露出来。
　　（原载《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