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声称“民以责为天”，招致质疑。无外乎提醒我，在民之上，还有“法”与“政”。对公民来讲，这是正确的社会意识层次。但对自然人而言，是强加于自我的外在负担。是人创造了这些身外之物，反过来，又让它拥有权力，名曰“管理”，实为统治。有个词，就是为此而造的，即“异化”。钱奴役了人，物役于心，及至，劳动不是生存的第一需要甚至是快乐的本能，政治不为民众服务而沦为官僚工具。这些，都被称作“物质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政治的异化”。归结为“人的异化”，痛斥的，就是人被自己的创造所统治。说句极致的话，你那么相信法制，愿意请一个警察或法官或检察官、乃至狱警，入驻你家，帮你确立法制观念、遵纪守法吗？
　　落实到人间社会，“中国好大爷”心中的“责”，高于“法”与“权”。否则，第一时间，他会报警；第二时间，他会向政府的喉舌讨公道；第三时间，他会“私了”，目标直指药费为代表的索赔。好就好在，他“无法无天”，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对他人免责，而非追究。整个时段而非第几时间内，他不是自己的“交警”、自己的“律师”、自己的“法官”吗？
　　这样说，不是说他如何高尚，只是说，他遵从内心的德行，只听凭自己的定律，对自我行为负责。因为，他感觉到，他真没有被撞到必须索赔的地步。上述人类为约束自己建造的这一切所谓“上层建筑”，于这样的德行，有意义吗？如果这样的保安，在我们的公民当中多起来，还有必要扩充高等教育的法学专业吗？还有“建设法制强国”的必要吗？反之，如果“彭宇们”遭遇的“恶老太”多起来，你就是给他们一人安一位执法者，你也约束不住她/他心中的“小人”、“罪人”。
　　发达国家公民教育，有《公民读本》。第一课通常是，你的责任与权利。其宗旨，不是告知，社会对公民要承担多少义务，而是相反，社会要求每位公民，对社会的担当，也就是对你自身责任的恪守。由此训练出来的国民素质，不是可想而知，是未经历过这类启蒙的国民，无法想象的。通俗地讲，合格的国民，对社会的贡献，小于对自己的约束；对自我责任的时刻履行，高于对国家的恭敬。言外之意，管好你自己，国家与社会即安定和谐。
　　对来自中国的“考生”而言，日本的交通路口，就是这类守责的考场。初见，惊诧不已，我未在交通岗看到过一位警察。在全部由信号值警的路口，因为赶路，面对横向无人亦无车通过的时空空白，我，总有冲动抑制不住。理由当然充分，太浪费了。终于，在一个夜晚，骑车驶入无人之境，还安慰自己：算是对日本人“死脑瓜骨”的开窍。但翌日晨光里，再次经过这路口，目击的还是佛像般伫立、淡定“挥霍”时间的他们时，我意识到，我有些野蛮。而这种野蛮，恰是依赖现代文明束缚的结果。是现代交通管理体制，养成了我被迫守法的惰性。离开这一体制的符号与化身，视野内没有警察，我就撒野。人就这样，以自由的名义堕落。从此，我肯于将时间交给暂时空旷的路口，时刻想到，爱护生命，要义是用来展示自身的文明。如若不信，读者可以从沈阳交通信号岗的监控里，找到我为自己当“交警”的身姿。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管住自己的言行。那些富了起来，有钱到处撒野、丢人丢到国外的文化意义上的“土著”与“土豪”，正是听任内心欲望的放纵者。他们以商品经济原则打发自己的责任：我花的钱里，有付给你们的清扫费，因此，我就可以在你的公园里刻字、吐痰、便溺，胡作非为。这是些为自己的责任买单的道德消费者，最终，用金钱驱除了良知，沦为社会的负担。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不麻烦他人与社会为管理我而操心。似乎这种境界，要高于社会普世原则，非一般人所能及。其实不然。以“中国好大爷”为例，例及“感动中国”的好人们，他们的高度，不是我们攀登的难度，恰是我们的空白。他们用自我约束的力量证明，简朴就是不奢华，高尚就是不堕落。
　　将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所谓道德，并非高不可及。那些低素质者，不是学不来，而是不来学，不学习如何管理自我，不学习如何使自己让社会省心。说到底，人性在走下坡路。因为，人类由臣服于大自然进而屈从于社会权威，绵延不断地缔造了奴性。摆脱奴性，作道德与良知意义上的自由人，就是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基础必修课。回到从前！古希腊人有权而且有能力轮流执政。“我的国王是自律，我只听命于它”，这种信念，就来自于此。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起责任来，就不会成为鲁迅先生痛心疾首的“坐稳了的奴才”，而是直立起来的“人”。
　　还有人挂在嘴上说：“我的国王是法律”。低俗！最好的法律，只是不太坏的。世界“大同”，不是同一体制，也非同一法律，而是同一境界，或达标于普世的道德，或独居于近乎完美的自律。如是，你就能作个“天子”，成为你的君子国的国王。如是，则天下太平。
　　本栏责编/王迅
　　wx@lnddgr.cn